蠢行和感觉错乱不是通过一次提醒可以纠正的。对这种纠正举动我们只能重复居鲁士说过的一番话。有人在战役即将打响的时刻催促居鲁士[41]去激励他的军队，居鲁士回答说：“在战场上，士兵不会因一次精彩的训话立即变得英勇善战，正如人不会听一支美妙的歌立即变成音乐家。”学艺活动必须事先进行，必须通过长期的坚韧不拔的教育方能完成。

我们只应把这样的关怀给予自己人，只应对自己人作如此勤奋的纠正和教育，但去对过路人说教，对初遇的无知之辈或蠢人进行教育，这可是我最不愿养成的习惯。即使在同别人闲聊时，我也很少这样做；我宁肯放弃一切也不愿参与这种人为的专横的教育。我的脾性使我不适于为初出茅庐者讲话和写作。但对大家谈论的一般问题或别人正在谈论的问题，无论我认为多么错误、荒谬，我从不以话语和示意动作横加阻挡。总之，愚蠢而又沾沾自喜，自喜到超过任何正常头脑合理自喜的程度，这种愚蠢比任何别种愚蠢更让我气恼。

明智禁止你自足、自豪，而且在别人靠倔强和大胆而快快活活信心十足的地方，明智却让你非但不快乐而且诚惶诚恐，这是不幸。最不聪明的人才傲视别人，才在从战场归来时风风光光兴高采烈。语言的自负和面容的快活往往使人们面对听众时占下风，因为听众通常判断力较弱，不能正确判断和分清真正的优势。固执和热烈坚持己见是愚蠢的最可靠明证。有什么东西像驴那样自信、坚决、蔑视一切，那样一脸沉思、庄重、严肃？

我们难道就不能将朋友之间互相开心互相嘲弄时打打闹闹、亲密无间、快快活活的争吵和互相打断话语的闲聊掺进交谈和交往中去？我的快活天性很适于这样的锻炼；如果说这样的活动不如前边谈到过的活动紧张，严肃，它却同样富于洞察力，同样妙趣横生，也同样有益，吕库古斯便认为如此[42]。就我的情况看，我在这样的交谈会友中自由不拘多于机智幽默，快乐多于创造，不过，我的忍耐力是无懈可击的，因为我能忍受别人的反击，不仅忍受激烈的，而且忍受冒失的，只要对方的话没有歪曲我的意思。别人向我发起冲锋时，如果我不能马上进行凌厉反击，我也不会有兴致靠疲疲塌塌、令人生厌的争论去凑热闹，否则就接近顽固了：我让对方的冲锋自行结束，并愉快地低头，把制服对方的行动推迟到更合适的时刻。没有老赚钱的商人。在自己力量不足时，大多数人会改变脸色和声音，但如果愤怒不得当而使人讨厌，不仅不能报仇，还会暴露自己全部的弱点和急躁。在快快活活时，我们往往可以弹拨我们的缺点中的那几根秘密的弦，而在一本正经时，我们一触这些弦就得互相顶撞，而且也不可能互相有效提醒各自的毛病。

还有另一种打闹游戏，鲁莽而又粗暴，纯法国式的，我恨它入骨：因为我的皮肤娇嫩而又敏感；我这一生曾看见这种游戏埋葬了两位血亲王公[43]。在玩耍中打架是令人厌恶的。

此外，我想评判一个人时，我会问他自我满意到何种程度，他的谈吐和他的工作到何种程度才能中他的意。我希望能避免这种漂亮的借口：“我干这活是在闹着玩，

这活计还在铁砧上，

别人便已把它抢[44]。

——奥维德

我在那里呆了不到一小时[45]，此后再也没见过这活计了。”“可是，”我说，“让我们别去管那几件，您给我看能代表您全貌的那一件，通过这一件可以让大家衡量您的能耐。”这之后：“在您这件作品里，您认为什么地方最精彩？是这里？是那部分？还是那里？雅致吗？是材料好？是想象力，是见解还是知识出众？”因为我经常发现，人们不仅评判自己的作品有所失误，评判别人的作品同样有失误，不光因为有感情搀杂其间，也由于他们不具备对作品的认识能力和鉴别能力。作品本身的力量和机遇可以帮助作者超越自己的想象力和知识，使他走在想象力和知识的前面。至于我，我判断别人作品的价值并不比判断自己作品的价值更糊涂，我对《随笔》时而估计低，时而估计高，极不稳定，极不可靠。

有许多书都因为主题好而成为有益的书，但作者却并未因此而受到推崇，而且一些好书，有如优秀的工程，它们的作者还会为之蒙受耻辱。我在将来要写我们宴席的方式，写我们的服装，当然会写得毫无优雅可言；我今后还要发表当代政府颁布的赦令、公告以及传到公众手里的一些王公的书信”我还要缩写一本好书（一切好书的缩写都是愚蠢的缩写），这本书可能碰巧会砸锅，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后代会从这些作品获得奇特的益处；而我，如果这不是我的运气，又会是什么体面的事呢？大多数闻名遐迩的书都属此种状况。

好几年前，我读到菲利普·科米内[46]的文章，那当然是一位优秀的作者，我当时注意到了这句我认为不俗的话：“千万别为主人效力太多，多到妨碍你获得公正的奖赏。”我应当称赞这句话的创意而不称赞他本人，因为前不久我在塔西陀的作品里见到了下面这段拉丁文：“好事只有在得到回报的范围之内做起来才令人愉快；倘若大大超过了这个限度，仇恨便会代替感激[47]。”塞涅卡说得更加铿然有力：“以有债不还为耻的人愿意不欠任何人的债[48]。”西塞罗则从更宽松的角度看待此问题：“谁自认为没有还清你的债就不会作你的朋友。”

一本书的主题按自身的情况可以让人发现一个博学的人，一个记忆力强的人，然而要判断此人身上哪些部分更具自己的特点，更可贵，要判断他心灵的力量和美好之所在，就必须知道什么东西是他个人的，什么东西不是他个人的；而在不属于他的东西里，则应考虑书的选材、布局、华丽辞藻和语言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的贡献。为什么？因为援引素材而弄糟形式的情况屡见不鲜。我们这些人与书打交道缺乏经验，我们处于这样的困难境地：当我们在一位初露头角的诗人身上发现某种卓越的想象力时，当我们发现一位传道者的某些论据强劲有力时，在向学者打听那些东西是他们本人的还是外来的之前，我们不敢恭维他们：直到目前我都十分警惕这点。

我刚一口气通读了塔西陀的历史书（我从未这样读过书，还在二十年前我已没有连续阅读一个钟头的习惯了），我是听了一位贵族子弟[49]的意见才读这本书的，法国很器重这位贵人，为他本人的价值，也为这几兄弟身上显示出的恒久不变的才能和善心。我不知道有哪位作者能像他那样在政府文件汇编里搀进如此之多的对民风民俗的思考和他个人的爱好[50]。他必须专门注视与他同时代的帝王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生活以各种形式呈现出来的极度的多样性；尤其是他们残酷对待臣民的一些突出行为，因此，他有比一般战役和骚乱更重大更吸引人的题材供自己谈论和描绘，这一来他便一笔掠过一些人英勇赴死的事迹，仿佛他害怕此类事迹过多过长会使我们感到不快，这就必然使我经常感到他的作品枯燥无味，这似乎与他自己的看法大相径庭。

而这种撰史形式却最有益。公众的活动取决于偶然性的引导，个人的行为则取决于自己的命运。这本书与其说是演绎历史，无宁说是一种评价；其中箴言多于叙述[51]。那不是供阅读的书，而是供研究和学习的书；那里面处处有警句，所以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那是一个伦理和政治见解的苗圃，可以为操纵世界的行列中人提供储备和增光添彩的资料。它为谁辩护总有可靠而又强劲有力的理由，而且辩论措辞尖锐，洞察入微，并遵循那个世纪十分讲究的文风；操纵世界的人们喜好自我膨胀，因此，只要他们处理事务时措辞无法尖锐也无力洞察入微，他们便借助这本书上的一些话。此书与塞涅卡的作品有相似之处，它显得更厚实，塞涅卡的书则更激烈。这本书更适合为动乱频仍的病态国家所用，比如当代的我国：你可以常说，那是在写我们，那是在刺痛我们。怀疑此书忠实性的人正好暴露出他们对此书不怀好意。书中的见解是正确的，而且在罗马发生的各种事件里它都倾向于正确的一方。不过我也有些抱怨他对庞培的评价，他的评价比同庞培一起生活并共过事的好人们对庞培的评价更为严厉，他认为庞培与马略和塞洛[52]毫无共通之处，除非说他更为隐蔽[53]。人们并不否认他有野心，企图治理国家事务，也不否认他有报复心，他的朋友们甚至害怕他的胜利会促使他逾越理性的界限，但绝不会认为他会发展到丧失理性的程度：在他一生，没有任何东西让我们感到他有明显的足以威胁人的残忍和专横。没有必要以怀疑抵消明显的事实：要那样做，我是不会相信的。他的描述朴实而平直，他那样写史也许有他的根据，即这种描述并不一定全都准确符合他所作评价的结论，他作评价的依据是他个人立场的倾向，而此种倾向往往超越他向我们展示的素材，他从不愿以任何方式使素材适应他自己的倾向。他服从法律的指挥棒而赞成当时的宗教并无视真正的宗教，他没有必要为此而感到抱歉。这，是他的不幸，不是他的过错。

我最重视他的评价，同时又并非在任何地方都弄得十分清楚。比如提比略在耄耋之年体弱多病时写给元老院的信中有这样几句话[54]：“我给你们写些什么，先生们，怎样写，或者此刻不该写给你们的又是什么？诸神和仙女们要我死得比我每天意识到——如果我能意识到的话——的死亡更糟。”我看不出为什么作者要把这些话如此肯定地放在折磨提比略良心的令人心碎的悔恨上；起码在我有可能看出时，我也不去看。

在有必要说明他在罗马执政时期作过一些体面的事情之后，他接着解释说，他说这些话并非出于卖弄，我认为这似乎也不大可靠。这一笔似乎使这样的人物显得太怯懦了，因为不敢坦率谈论自己，这暴露了某种心病。凡判断事物鞭辟入里、高屋建瓴、正确可靠的人都善于全面利用自我和外界的一切实例，他会像说明别的事情一样说明自己。必须冲破礼仪的一般规矩去维护真理和自由。我不仅敢于谈自己，而且敢于只谈自己；我在写别的事情时却经常迷失方向并脱离主题。我对自己并非不分良莠什么都爱，我不会自我喜爱自我依恋到根本不能退后几步像邻人看我，像我看一颗树那样辨别自己审视自己的程度。看不清自己究竟价值几何，或谈自己的价值比别人看见自己的价值高，这两种失误不分轩轾。我们应给上帝而不是给我们自己更多的爱，而我们对爱知之甚少，所以谈得十分尽兴。

这部作品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那是一位大人物，正直而又勇敢，不是那种具有迷信色彩的英勇，而是一种旷达高贵的勇气。我们可能会认为他提出证词不免冒昧，比如，他说一个背负沉重木材的士兵双手冻僵了，粘在木材上的那双手已经坏死并从手臂上脱落下来[55]。凡遇这类事情我习惯屈服于伟大证人的权威。

书上还说，韦伯芗[56]托萨拉匹斯神[57]的福，在亚历山大城把唾沫涂在一个盲女人眼睛上从而治愈了那个女人[58]，还有别的不知什么样的奇迹。作者写史所遵循的是优秀史学家们的范例和历史家的职责：史学家记载所有的重大事件；在公众中发生的大事里还可以见到民间的传闻和舆论。史学家的职责是以照本宣科的方式复述普遍的信仰而不是调整那些信仰。调整信仰的工作属于良心的指导者神学家和哲人。不过，他的同伴，那位同他一样伟大的人说得十分明智：“实际上，我报道的事实比我相信的事实多，因为我既不能肯定我有怀疑的地方，也不能取消流传下来的东西[59]。”还有，这位说得也很聪明：“不必费力去肯定或反驳那些事实……应当信赖名声[60]。”塔西陀是在人们对奇迹的信仰已经开始减弱的世纪写史的，他说，他可不愿意把一些来自他十分敬仰的古代善良人士的东西写进《年鉴》从而使那些东西站稳脚跟。说得太好了。但愿他们为我们描述的历史根据自己得到的史料比根据自己的敬仰之情多。我是我自己写作素材的主宰，从不按别人的意思写作，但也绝不自负；我常常试着写一些幽默的俏皮话，但我自己都不相信那些话，我还曾尝试运用某些珠玑妙语，但我自己也对其嗤之以鼻；不过我听任它们去碰运气。我见有些人却以此类玩意为荣。这种事不该由我一个人去评判。我自己描绘自己既有站姿也有睡姿，绘前胸也绘后背，写左边也写右边，而且写我全部习惯的真实面貌。人的头脑即使能力相同，也并不一定在运用和审美观上都相同。

以上是我的记忆为我再现的大致情况，相当靠不住。一切大致的意见都不可靠，不完善。

[1] 见柏拉图著作一五四六年版《法律》卷十一，第八九一页和《普罗塔哥拉斯》。此思想经常得到古人的发挥。

[2] 原文为拉丁语。

[3] 见普鲁塔克著《监察官加图生平》第四章。

[4] 勃萨尼亚斯系十一世纪希腊地理历史学家，曾著希腊《游记》至今一些希腊考古学家还依据此作进行考古。

[5] 蒙田在此可能想起了他在意大利小住的情景。此外，此种看法也曾展示在斯特法诺·加佐的著作《世俗交谈》里。

[6] 蒙田曾把两端平衡的天平当作标记。

[7] 原文为拉丁语。

[8] 塞涅卡语。

[9] 西塞罗语。

[10] 此话摘自塞涅卡的《书简三十三》，原意为“打着外国幌子装饰自己”。蒙田在书的白边上写了引语的译文。

[11] 在此书的一五九五年版本里，此处为“完全没有”而不是“很少”。

[12] 此处指以厄提代姆斯和普罗达哥拉斯两人的名字作书名的两本对话集。

[13] 约生于公元前四六〇年的德谟克利特为希腊哲学家。此处根据公元前三世纪护教士拉克丹斯著《神的教诲》卷三，第二十八章。

[14] 阿尔西巴德（约公元前450—前404），系伯罗奔尼撤战争时期雅典的一个反复无常的将军。

[15] 在本书一五九五年版还在此加了一句：“了解他之后，如果值得，我会模仿他。”

[16] 指古代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

[17] 根据狄奥热纳·拉尔斯著《米松生平》卷一，第一〇八章。

[18] 提蒙（愤世者）系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哲人，由于祖国历遭劫难和他本人失去财富，他十分仇恨人类。

[19] 哲人德谟克利特主张人应从节制欲望中寻求幸福。

[20] 根据普鲁塔克著《应如何听》第六章和《怎样才能吸取敌人的有益之处》第五章。

[21] 根据普鲁塔克著《应如何听》第六章和《怎样才能吸取敌人的有益之处》第五章。

[22] 原文为拉丁语。

[23] 原文为拉丁语。

[24] 根据柏拉图所著对话集《戈尔吉亚斯》。书中谈到苏格拉底的理论在修辞学方面反对希腊诡辩家的修辞原理。

[25] 指宗教改革。

[26] 原文为拉丁语。

[27] 原文为拉丁语。

[28] 故事摘自普鲁塔克著《如何鉴别阿谀者和朋友》。阿佩尔系公元前四世纪希腊最著名的画家，曾画亚历山大大帝肖像。

[29] 原文为拉丁语。

[30] 蒙田摘自茹斯特·李普斯所著的《政治》。

[31] 根据普鲁塔克著《古代国王中之所谓显要者》。

[32] 原文为拉丁语。

[33] 原文为拉丁语。

[34] 原文为拉丁语。

[35] 普劳图斯（约公元前254—前184），系拉丁语诗人。

[36] 根据普鲁塔克著《该如何听》。

[37] 根据狄奥热纳·拉尔斯著《安提斯泰纳生平》。

[38] 此比喻来自普鲁塔克著《论苏格拉底习以为常的机智》。

[39] 西塞罗语。

[40] 即吹掉那个子（指国际跳棋中将对方能吃而未吃的己方子取出棋局）。

[41] 故事摘引自色诺芬尼著《居鲁士全书》。

[42] 吕库古斯（约公元前396—前323〉，演说家及雅典政治家，主持雅典财政。

[43] 指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在一五五九年的一次骑士比武中被对手长矛刺中重伤而亡。昂基安公爵于一五四六年在赌博时被从窗户扔进去的一只银箱击中身亡。

[44] 原文为拉丁语。

[45] 这令人想起奥隆德和阿尔塞斯特之间的对白：“再说，您该知道，我在市场上只呆了一刻钟”。奥隆德和阿尔塞斯特是莫利哀喜剧《愤世者》中的人物。

[46] 菲利普·科米内（死于1511年），系法国历史学家，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的宫廷顾问。

[47] 见塔西陀著《年鉴》。

[48] 见塞涅卡著《书简八十一》。

[49] 可能指蒙田的邻居和朋友特朗侯爵的三位公子当中的某一位。三位都于一五八七年在内拉克附近进行的蒙特拉波战役中牺牲。

[50] 见塔西陀的《年鉴》，

[51] 在此问题上，蒙田与让·波丹的观点不谋而合。波丹很欣赏醒世历史学家。

[52] 马略（公元前157—前86），罗马政治家和军事将领。塞洛（公元前138—前78），罗马军人和政治家。

[53] 这是蒙田引用塔西陀的一句话：“更为隐蔽，但并不更优秀。”

[54] 提比略（公元前42—公元37），罗马帝国皇帝。蒙田从拉丁文准确译出了这一段话。

[55] 故事摘自《年鉴》卷十三，第三十五章。

[56] 韦伯芗（公元7—79），罗马皇帝（公元69—79在位），曾以他的雄才大略恢复了罗马帝国昔日的辉煌。在谈到罗马的茅厕税时他曾说出“金钱没有气味”的名言。

[57] 萨拉匹斯神系希腊—罗马时期埃及的神灵，后受到希腊宗教的影响。据说埃及法老托勒密一世（公元前305—前282）为沟通其治下的希腊人和埃及人之间的关系，对此神倍加尊崇。

[58] 此情节摘自《故事》卷四，第八十一章。

[59] 见与塔西陀同时代的公元一世纪历史学家坎特·库尔斯的《亚历山大的故事》。

[60] 见底特·里沃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