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你还挺幽默。
他严肃地说，这不是幽默，从这个角度说，你们要永远站在被告席上。
我说，照你这么说，受到历史审判的不是那些暴君或暴徒，倒应该是历史学家了？——也许事实的确是这样，我有个朋友是个记者，有一次，没经批准在网上发了一组灾难图片——你知道，在那次火药爆炸事故中，有几十个小学生被炸死。几天后，一帮警察忽然闯进他的住所，搜出了一包雷管——天知道它们是哪里来的。他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刑事拘留，虽然不久又被放了出来，可他失去了工作。
他说，是啊，我们的生活里有那么多好人好事你为什么不写？为什么偏偏要写这些乱七八糟鸡毛蒜皮的事情？一篇好小说，应该是光明的，向上的，要从大局出发。要讴歌，要礼赞。
我说，作家反映的是生活的真实，难道只许你做，不许我写？
他说，你看，你自己已经承认了。
我说，承认什么？
他说，你刚才说，“难道只许你做，不许我写？”这不正好说明，你写的就是我么？
我吓出一身冷汗。这时我才发现，我已经不知不觉接受了一个错误的前提，并沿着它笔直往前跑。我的处境并不比当年那个女作家好多少。我自己也不知不觉把对方和小说里的人物混为一谈了。这太可怕了。我赶紧问，你没录音吧？
他不动声色地笑了起来。
我心虚地说，这样的案子，法院是不会受理的。
他说，我会让他们受理。
<h3>大街上</h3>
那是个疯子。是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疯子，那要天分。有些人是注定要成为疯子的，而有些人永远不能。真正的疯子，从外面看上去，和常人没有区别，她的一切，都在内部进行。她紧紧地捂住自己，绝望和恐惧在手上闪烁。她简直不知道怎样藏起她的手。手啊。她已沿着寓城大街游荡多日。她可以没有行李，但不能丢下那只黑色包裹。它将纠缠她一生。现在，她来到了寓城南门新建的贸易市场外面。午后的微微倾斜的阳光顽强地射在她的脸上，刺激得她淌出了泪水。最能伤害眼睛的，不是黑暗而可能是光明。她站在发烫的水泥街道上一个椭圆形绿色垃圾箱旁边，拈花微笑，又似乎在想着什么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使得她不知疲倦，旁若无人？她离那个垃圾箱还不到两米，上面放着她的黑色包裹，包里是她的孩子。是的，她的孩子，不过，已经没有了生命。几天前，她来到了寓城医院。她排了整整一上午队（大家对医生总是寄予着很高的希望），在医院快下班的时候才挂上号。她在二楼一个拥挤的门前找到了妇产科。这里绿树掩映，生意兴隆，金属器械的碰撞、女人的痛苦呻吟和自来水的哗哗声穿梭交织。她一直等到了下午五点，这时她才发现身后空无一人。医生不易觉察地阴冷一笑，示意她走过去。检查？引产？刮胎？医生快速地摆动着手里的圆珠笔，不耐烦地问。我……我……引产……她支支吾吾。医生把笔叭的一放：引产！又是引产！她把头尽量地低下，以求医生能小点声。恐怕没那么简单，先住下再说吧。医生很快地写了张什么，让她到下面交了钱。然后有人把她领上三楼，打开一间房，扔给她一堆发着怪味的被褥之类的东西。然后又被领到一间嘈杂的病房里，那人指着一张黑乎乎的床对她说，这是你的。她顾不上脏，一屁股坐下，大口地喘着气。这时她才注意到其他人都在看着她。她微微低下头，但不一会她又忽然抬起来。床上的钢丝已断了一些，有锈，仿佛一团团的血迹。她突然捂住了自己的嘴巴。她在走廊里奔跑着，找不到卫生间，只得随地大吐起来。她在医院住了两天。她想早日卸掉身体的重负，重新回到阳光和爱情的世界里去。但医生就是不给她做。她去问，医生不耐烦地说：没家属签字我不能动手，你以为像吐痰那么随随便便么？她气坏了，花十块钱在街上拉了个人来做了家属。医生让她躺下，在她腹部狠狠扎了一针。金属和钙质摩擦的声音十分难听。她想，这一针一定扎在孩子的头上。她忽然意识到，作为一个母亲，应该尽力保护自己的孩子。她忽然苏醒了。她有些愤怒地盯着医生的手（它们白皙纤小，蓝色的血管如海底的水草），骂道：操你娘的王八蛋！你说什么？医生没听懂。她重复了一遍，医生剧烈地颤抖起来，说你冷静点吧，冷静点。她用力一推，医生后退了几步碰着了墙一屁股坐下来。但针头还竖在女人的肚皮上，像逃出圆圈的直径。医生挣扎着，想把它拔出来，可女人迅速地裹紧了自己，逃往门外。
随你跑，看你有多大能耐！医生自语道。但她马上扶着墙站起来——这样很危险，那女人会和她的孩子一起暴死街头的。她立即追了下去。妇产科医生在大街上的匆忙行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不安。很久以来，孕育不过是爱情咀嚼过后的排泄物，而她这个妇产科医生不过是下水道的清洁工。她仔细寻找着，希望发现那个女人。但一连三天都没有结果（可以想象那里积聚了多少等待刮宫引产的女人，院长大人正在大发雷霆）。她想那个女人也许正蜷缩在寓城的某个角落痛苦地呻吟，感染在伤口蠕动，眼里盛满悔恨的泪水。有一次，她下班很晚，在大街上忽然无路可走。她的四面漂浮着幼小的成形或未成形的尸体，他们挡住了她的去路。她高声喊叫直到天亮。这时，早晨的雾散去，她惊讶地发现那个女人——居然还活着！女人坐在一家商店门前的台阶上，怀里多了一只黑色包裹。医生为找到了她终于舒了口气，可这时那女人也转过头来看见并认出了她。她尖叫一声，医生顿时脸色惨白嘴唇哆嗦起来。本来，她想走近她，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叫她注意。可那个女人误解了她。是的，她这一生孽债深重。她的双手血迹斑斑，甚至养不活盆里的花草。她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了，有时在大街上走着会忽然跪下来。她一跪下来，立时觉得轻松了许多。而那个急待引产而又幡然悔悟的女人，带着催产针从医院里逃出来，十数个小时后，孩子开始苏醒。孩子就要破土而出，菜油的清香在夜晚的街道流淌，红色的野花盛开。孩子已经复活，她却要死了。她睁开眼，看到了花丛里的孩子。她抱起孩子。孩子快活地眨着眼睛，像布满星星的天空。她乳房胀痛，忽然有了哺乳的欲望。她掏出其中的一只送到孩子嘴边，可里面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她换了一只，还是这样。她急得要哭，狠狠地捶打它们。这时她忽然看见了那个妇产科医生。别过来！她恐惧而绝望地抱紧她的孩子，大声喊叫。她匆忙抱起孩子，沿着大街继续逃走。她很快就迷了路，在同一个地方跑来跑去。她紧抱着她的孩子，两眼闪闪发光。她闻到了来自体内的一股异香。现在，她终于来到了寓城南门的贸易市场。寓城是一座坟墓，她带着她的孩子，急于从里面逃出去，大街在身后呐喊。这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房子里的人们在午睡。零星的树荫像稀薄的什么，毫无羞涩之感……妇产科医生已很久没和男朋友做爱了，肌肤之亲使得她扒住床沿，不住地呕吐。她习惯于把两手放在打来的清水里，独自入睡。但第二天，一切照旧，她又怎能清洗得了呢？同时，她的男友开始四处猎艳，然后，怂恿她们来找她。她觉得躺在她对面的是她自己，于是流下了泪水。她给自己做着手术，机器的轰鸣在伤口里疼痛无比。她对自己充满了诅咒，她说你怎么也落得了这一步呢，对面却骂了起来：你这个虐待狂，想整死我啊。她愣住了。那时，她以为妇产科医生是一门多么高尚的职业啊！她不由得对那些装模作样找上门来的女人充满了厌恶。她们恬不知耻地躺在那儿，叉着两腿，等待着她戴着橡胶手套的手的进入。她看着自己的手，觉得它们是那么陌生，她开始有意无意地藏起她的手——不，甚至不配称作手，只能叫作上肢。她几次请求院长给她换个工作，可院长不肯。院长说你的手艺这么好……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已经过去，太阳把树的影子渐渐拉长，像一条可以喘喘气的狗舌头。女人终于又一次走近绿色椭圆形垃圾箱。她一靠近，垃圾箱上便轰地腾起一团蓝色的烟雾，遮住了天空。她仓皇地挥着手，阻止着苍蝇们的再度落下。她一层层解开那只黑色包裹，孩子终于露了出来。女人端着一碗清水，一口口地喂着孩子。她一定为自己没有乳汁而羞愧万分。啊，喔，啊，喔，她想逗孩子说话。她骄傲地想，这是她的孩子，任何人都不能夺去她的孩子。可孩子为什么还哭丧着脸？哦，要是天下场雨就好了，孩子就会舒展一些鲜亮一些了，可这个季节为什么老不下雨呢？没有来自天上的雨，人间万物又拿什么去滋润呢？但孩子刚一睡着，她又立时把他摇醒。她想，孩子在她的手里长时间地睡着，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她抚摸着孩子的头发，捏他的鼻子。苍蝇铺天盖地卷土重来，她抵挡不住，慌忙把孩子放回包裹，严严实实盖住……
对面的女人终于结束了她冗长的叙述。我朝车外望去，那个抱着死婴的女人正向着车子走来，我看见，对面的女人开始痉挛。她的手纤小白皙，蓝色的血管水草般茂盛。她紧张地盯着那个女人，后退着，从另一个车门下了车。我忽然发现，她手里也紧攥着一只包裹。另一个女人平静地上了车，并在我身旁坐下。我不由自主地把身子往里挪了挪。她接着打开了包裹，立时有人捂住了鼻子。
——是一个漂亮的布娃娃。
<h3>杀 手</h3>
现在，他上路了。
他怀揣着一张皱巴巴的地图。上面有人用红铅笔画了一些线条。读书时，他的地理就不太好。他一直在逃避地图。可没想到，他还是没有逃掉。就好像他并不能完全从生活中逃掉一样。
他把箱子放好，在长途汽车的豪华铺位上斜躺了下来。他照例从包里拿出一本《福尔摩斯探案集》。与别人不同的是，他从来不假想自己是福尔摩斯或他的助手华生，而假想自己是作案者，如何巧妙地逃避福尔摩斯的侦破。
与丰富的现实相比，福尔摩斯其实是多么的机械单调啊。有些案件是无法告破的。每每路过陌生的城市，他都有一种抑制不住的跟福尔摩斯挑战的冲动。
父母死后，抚养小弟和养活自己的责任便完全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小弟填高考志愿时征求他的意见，他说，你就读警官大学吧。
这样，就有意思了。
望着那个像剪刀一样飘远的背影，他终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现在他才知道，当初他出人意料地给了他们一笔钱是为了什么。那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她，还有那个乡巴佬，感恩戴德几乎要给他下跪。
他当时给他们那笔钱的时候几乎是当着全市媒体镜头的面。有一个自由撰稿人还把这件事写成了一篇煽情文章发表在一家畅销刊物上，标题是《义薄云天，百万富翁善待红杏出墙之妻》。
的确，在遥远偏僻的乡下，那笔巨款足可以招来杀身之祸。让溺水的人死得更快的最好办法是，给他们一袋金子。
第二天上午八点，他在××市下了车。然后继续坐车往一个县城。红铅笔的线条到此戛然而止。按约定，那个人明天十二点会在市里的××宾馆××号房间等他，他在如数递上那人需要的东西后，便可带上支票迅速离开。
作为地图的补充，是那个人在地图旁边写下的几个地名。下面他所做的，是用脚把它们串联起来，到达事情的终点。据对方描述，那是一间三层的红砖楼房，它在贫穷的村子里显得鹤立鸡群。村子里，大概还在流传着楼房的男女主人在南方的一段奇异经历。或许在他们看来，南方的那个老板是一个彻头彻脑的傻瓜。
那个人说，自从有了那笔钱，男人果然就开始游手好闲，他们经常吵架，完全没像人们预料的那样过上幸福生活。那男人每天在外面喝酒赌钱。
他眼泡浮肿，皮肤黝黑，眼睛陷在肉里，就像龙眼核。几年前，他决定由自己来安排生活，便娶了一个在他厂里打工的女孩为妻。他焕发了一段时间的青春。但后来他发现她一直在跟厂里的另一个男孩私通。他怒不可遏，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她说他们本来就是恋人。
他有些惨淡地笑了笑。他答应跟她离婚，并鬼使神差地给了她一大笔钱。
中午十二点三十分，他坐在一家饭馆里，炒了一个猪口条，要了一瓶啤酒。电视里正在播一个法制节目。一个村子里发生了投毒案，一个中年妇女成了怀疑对象，被派出所抓了起来。派出所的人说，只要承认了，便可以放她回家。于是她就承认了……
坐在电视机下面的一个人老是想跟他说话，故意把茶杯盖碰得叮当响。见他没理，便把茶杯盖磕得更响了，一边还自言自语。
正在这时，一伙人推推搡搡地进来了，找了一张桌子坐下。被围在中央的那个，长得方面阔腮。跟他相比，其他人都像是猴子。他们七嘴八舌地点菜，每点一道菜，便征求一下阔腮的意见。阔腮一律扬手表示赞同。大家欢呼起来。
那个人还在唠叨不休，后来竟把话明晃晃地指到那几个人的脸上，说，我天天在这里等你们，你们每干一次坏事，我就在记录本上画一横，那上面已经有十几个“正”字了，等凑满二十个“正”字的时候，我就把它报告给纪委。女服务员见怪不怪，在旁边捂着嘴笑。
一个人对女服务员说，哎，你们老板怎么有这么一个孬包哥哥。
女服务员说，有什么办法，我们老板每次把他送到那个地方，他总能偷偷跑回来。
菜上来了。他们说说笑笑，开始吃喝。
他来到大街上，在一个路口，问了一个教师模样的人。他在一辆写有开往××乡标志的中巴车上坐了下来。离开车还有一段时间。太阳照在身上有些燥热，他往旁边躲了躲，靠在座垫后背上打了个盹。
蒙眬中听到说话声。他睁开眼，是几个孩子。
他又想起小弟。上次小弟在电话里说，这学期他们在练习射击。
下午四点，他出现在一个小镇上。小镇在一条小河边，河水微微发烫。他在一家小店买了瓶水。老板说你也是来收古董的吗，刚才有个人跟你口音差不多，也买了瓶水。他的普通话总摆脱不了方言的尾巴。他想他迟早要栽在这上面。
他来到那个偏僻的小村子的时候，正是暮晚。他迅速勘察了全村的地形。他要找的那幢三层红色楼房很远就能看到。
他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躺下来休息了一会儿。
醒过来的时候有一滴露水正滴在他的脸上。天空布满了星星。他一骨碌爬起来，站立了一会儿，朝村子里走去。
远远看到了两个鬼鬼祟祟的家伙。他怀疑他们是小偷。正是这时，他忽然觉得自己要做的事好像有什么不对劲。但究竟什么地方不对劲他一时又想不清楚。石板路散发出微微的光亮。村前是一座石山，那些大小相间错落有致的青石板看上去像是从石山上潺潺淌下的。村里没有人知道，明天一早，他们将会发现一起惊天血案，那对有着传奇色彩的年轻夫妻倒在血泊之中。
门是虚掩着的。刚才还亮着灯，忽然熄灭了。似乎又感觉什么不对劲。不过已来不及多想。一切都在黑暗中进行。很顺手。
第二天上午十二点，他如约赶到市里××宾馆××号房间，敲门没人。他有些奇怪。敲门声惊动了服务员，她问，先生，您找谁？
他是从天上过来的。
让他仍然不明白的是，他到底是因为爱她才这样做，还是因为恨她才这样做？
但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他要彻底失去她了。
想到这一点，他觉得天空有了尖锐的重量，整个儿压在他胸口上。
这时他才忽然明白，正是对她的爱或者恨支撑着她，让他活了这么久。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她，他依然要过着那种活着和死了没什么区别的日子。
而现在，他真的要失去她了。
他忽然坐起来。他要把事情作一些修改。
他可以修改。他也完全有权利修改。
他走到那幢三层红砖楼房前，叫了一个女人的名字。显然，她没料到他来。第一眼，她甚至没认出他来。
她面色凝固了，说，怎么是你。
他说，谈一桩生意，顺路来看看你。
她说，有什么看的，我变老了。
他说，钱没让你幸福，爱情也没让你幸福。
她喊一个男人的名字。男人出来了。显然很吃惊。但没说什么。又能说什么？当初，他给他们钱的时候，这男人几乎跪了下来。
正是这一跪，使他感觉到她日后生活的危险。
他说，我要在你们家吃晚饭，你们准备准备吧。
女人叫男的去买菜。男的临出门却有些不放心地瞅瞅她和他。女人有些恼怒。
男人买菜回来了。女人不一会儿弄好了晚餐。他觉得菜有点变味。好像她的手艺不如以前了。
吃完饭，他对男人说，你还是去打牌吧，久别重逢，我总该跟她叙叙旧，等会儿有人来接我。
他掏出一沓钱来放在桌上，说，输了算我的，赢了是你的。
男人的手已经不像当初那么颤抖了，赌气拿了钱出去。从那时候起，他感觉形式上他是胜利了，可实质上他是失败了。所以他就想法子折磨那些钱，仿佛这样能反败为胜。
但男人出门时别有用心或自作聪明地把门留了一条缝。
不出所料，那家伙还是收起了钱。他不禁怜悯地看了她一眼。
她有些脸红。男人甚至都没瞧她，就拿起钱走了出去，让她受到了侮辱。
他也垂下头，默不作声。
吹进来一阵风。他拉灭了电灯。女人很温驯，竟然没有惊叫。
<h3>隐姓埋名</h3>
实在不好意思，打乱了会场的秩序，在此，我谨向大会主持人、各位尊敬的领导和与会者表示歉意。我的确很想参加这次大会。在一个人的生命中，这样庄严而意义重大的会议或许只有一次。我是幸运的。感谢读者这么多年来对我的厚爱，感谢评委会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如何参加这次大会，我想了很久，也作了充分的准备。我自以为，条件已经成熟了，我可以把这个谜底揭开了。当然，我说的条件成熟并非指我的功成名就和获奖，而是我有胆量和有能力说出这一切了。也许你们会以为我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并由此联想到荒诞或行为艺术之类。但我要说的是，我并不是有意在玩什么荒诞，而是为了生存，一个写作者的生存。
要说明的是，我的迟到并非故意。本来，我是完全可以在大会召开前，赶到会场的。但是，我所在的地方，交通还不是那么方便。从我们那个小县城到市里，要过渡。那几乎是长江流域最宽的渡口。洪水季节，渡船载着汽车和人，要在水上行走两三个小时，平时一般也要半个多小时。遇上大风大雾，就会停渡。渡口的管理很混乱，渡船愿开就开，不愿开谁也拿他们没办法。我动身的那天，本来是可以赶到市里过夜，然后坐第二天早上的火车的，但是那天下午，省里的一个什么检查团到达我们县城，为了让检查团满意，随时能过渡，县里做出指示，渡口停渡其他一切车辆。结果，那天晚上，我只好在县城过夜。
说了这么多，还没来得及介绍自己。其实不用说，大家或许也已经猜出了几分。在下正是乔秀竹。乔秀竹是我的笔名，或者说，是我妻子的名字。我的真实姓名是×××。那是一个你们十分陌生的名字。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也曾数次出现在一些刊物上。后来，就销声匿迹了。同时，一个叫乔秀竹的名字开始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出现。用当时评论界的话来说是一颗文学新星冉冉升起。为了文学，为了自己的文学之梦得以实现，我不得不把自己伪装成女性。
我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不是一个早慧的作家。不能否认，作家向来是有这么两种，一种是一开始便写得很好，如××、××和××等等，还有一种是开始也许写得并不好，但他们会慢慢地越写越好，比如×××，刚出道的时候写得并不好甚至很差，但因为种种有利条件，他（她）不断地受到鼓励，越写越好终成大家。我大概只能属于后者。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有些同时代的人已经在文坛上十分耀眼了。但我遏止不住写作的冲动。我自信我将来也能写出好的东西。一个叫福斯特的英国人是怎么说的，他说，所有的作家不分时代和国籍，都好像是在同一间教室里做作业，并不因谁先交卷就会得分高。慢慢地，我的小说也得到了一些编辑和作家的喜欢。但后来，不知怎么的，文坛上的风气好像忽然变了。我的小说不再那么容易得到发表。有的说，你等一等，稿子很挤。有的说，我们现在比较侧重于发名家的，你的名气还不是那么响亮。有的说，哎呀，我们刊物已经改版了，专门发小品文了。有的说，这两期我们在做女性专号……
我难以忍受作品长期得不到发表的痛苦。我来到了省城，谋到了在一家畅销杂志当编辑的差使。可当了编辑才发现，假如你真的还想对文学有所贡献，那你最好不要当编辑。尤其是畅销杂志的编辑。
使我萌生改名的念头，是有一次，我把一篇小说寄给了××杂志的一位编辑，那是一个在全国比较有名望的编辑，培养了不少的作者，尤其是女性作者。他很快就给我回了信。他在信的开头热情地称我为女士（其实我的名字是比较中性的，或许是我细腻的文风使他产生了错觉）。他说他很喜欢我的小说，写得棒极了。末了，他问我的电话。我就激动地给他回信了。我在信里感恩戴德结结巴巴。在信后我还特意有些幽默地注明我不是女士而是男士。此后，他再也没有给我来信或电话。我等了大半年，很着急，便大起胆子去问，谁知他竟想不起有这么一回事了，嗯嗯啊啊了好一阵子，才说找找看。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打电话，他终于说找着了。我问什么时候能用出来，他说等等吧，我们刊物有自己的安排。后来我再也没有给他打过电话。我翻了翻新出的他编的杂志，的确，上面不是名家就是女性作者。
就这样，我冒出了恶作剧的想法。下一篇小说，我没署自己的名字，而用了我妻子的名字，也就是乔秀竹。没多久，果然收到了他的来信。他依然称赞了我的小说，并说尽快会用出来。又是要电话号码。我笑着把一切告诉了妻子，她没见过什么世面，吓得发抖。我说你放心吧，难道法院会判我诈骗罪不成？其实我想好了，就是法院判我诈骗，我也是心甘情愿的。因为这本身就是控诉。我模仿女性的笔迹给他回了信，并告诉他电话。电话响起来的时候，我让妻子去接。时间长了，她竟然也能进入角色。几个月后，我的小说就用乔秀竹的名字发表出来了，并且是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
此后，也许是虚荣心作怪吧，我就索性用乔秀竹的名字写作了。这个名字很快就有了影响。经常被评论家注意，或进入各种年度选本，登上排行榜。诸如此类。还有一家杂志，以前我也是屡投不中。不是我的稿子质量不过关。看我稿子的是一位著名的女编辑。当代文学的许多经典作品都是经由她手的。几乎我的每一篇稿子，她都送审了，但都是在终审那儿卡住了。她只好一再向我道歉，说领导对新作者的要求往往比名家高得多，务必请我见谅，并再接再厉云云。她当然不好说得更具体。但是说实话，虽然她没能把我的稿子发出来，我也还是很感激她。她对我的作品的首肯，已经给了我莫大的创作激情和信心，也许这比作品发表出来更重要。我完全信赖她。在此，我要向她表示我衷心的感谢，也要请她原谅。因为我后来用乔秀竹的名字直接跟他们主编联系了，稿子也很快发表出来了。在此，请允许我冒昧地说出她的名字，她就是××杂志社的×××老师。我从未见过她，我不知道她今天是否也来了，但我一定要说出我对她的感激之情。这是一个作者对编辑的最神圣的感情，我愿永远把它保留在心底。
——她没说出的话，我也知道。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文学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圈子。这当然不是指流派和风格，而是人际的圈子。有很多作家的水平其实末流，但是由于地利和人和的原因，他们进入了圈子，这样，他们的作品源源不断地得到了发表。久而久之，竟形成一种风格，评论家也开始注意了并搜肠刮肚地为之命名。不幸的是，他们的繁华不过是昙花一现，现在，事实早已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有谁知道，许多有个性和才情的作家却因此而被掩盖和扼杀掉了呢？这是令人惋惜和感到悲哀的。我似乎是换了一个名字就进入了那个圈子，一年之内，那位主编竟连续发表了我两部中篇和一个短篇。于是，我有些滑稽而心酸地看到，我正在出名或已经出名了。
我明白，我不能再在省城里待下去。迟早有一天会露马脚的。再说，我对所谓的文学界也实在厌倦了。于是，我回到了乡下。那里更适合隐居。听说有一次一个什么地方的编辑到这儿来找我。他先找到县文联，县文联说不知道这么一个人。他们说，早些年，我们县里搞文学的人倒是出了几个，但他们都已经在外面发展并且扎下根来了。他们说了几个名字，其中就有我本来的名字，但来人一律摇头。一下子没有了共同语言，县文联的人也有些无精打采。那个人只好怏怏而返。
事后他在信中向我抱怨，我只好向他解释我这人怕社交。并开玩笑说，目前的隐居说不定是为了将来给文坛制造一个惊喜，到那时，你也脱不了始作俑者的嫌疑。他只好笑着咬牙切齿道（我能想象他嘴角的笑纹是如何的向两边蔓延）：总有一天，要找你算总账。
其实，自从我用乔秀竹的名字发表作品后，类似的骚扰就一直不断。一家知名文学刊物的主编主动和我联系，说：××杂志算什么东西，不过是用我们的下脚料罢了，把你的稿子寄给我看看，我给你发个专辑。或者：好好干啊，什么时候，到××（市）来，我们好好谈谈。说实话，应付类似的骚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很吃惊于他们的下流无耻。
为了对付这种骚扰，我只能更加勤奋地写作。当我的名气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或许就不敢再来骚扰我，我也可以说出真相。这次大会，我之所以参加，就是因为我想借这次很有影响的大会，告诉大家真相。我是一个男作家，不是一个女作家。虽然对作品本身和将来的读者来说，作者的性别根本不重要。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不配得××文学奖。不是我的作品不合格，而是我的文学态度不虔诚。我有欺骗行为，我耍了手腕。而文学，永远是人类精神的圣地和灵魂的净土。我玷污了她纯洁的名声。因此，我希望评委会同意我的请求，剥去我的获奖资格。
我的发言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