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同一间教室里听过课，于是她就成了我的同学。因为是同学，于是就有了不好意思拒绝的心理定式。因为我的不好意思拒绝，于是她就很好意思地经常找我，没完没了地向我倾诉一些鸡零狗碎的无厘头琐事……
她受过高等教育，拥有一份只领工资而无须上班的稳定工作和一套联体别墅、两辆高档汽车、数量可观的银行存款以及一位对她体贴入微的做生意的丈夫。然而，所有这些令人羡慕的优裕生活条件，却无法阻止和替代她的另一种嗜好——无休止地抱怨。
简单地说，她的快乐与幸福是建立在对自己想象和杜撰的各种不幸之中。她会不知疲倦地向他人倾诉她的种种不幸，声泪俱下地指责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戚朋友对自己的不公，能清楚地记起五岁那年母亲曾把一个大苹果塞给了比她小两岁的弟弟，而扔给她的那个明显小许多。这给她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导致她长期怀疑自己是否是母亲的亲生女儿，直到她的长相完全变成妈妈当年的模样为止。她愤愤地告诉我：“这不是一个苹果的问题。我不在乎苹果的大小，而在意我在父母心目中的位置，他们重男轻女，从小就没把我当人看。”
她曾给母亲买过一件花衬衫，给父亲拿过一百元钱，这是她孝敬父母的铁证，至少跟我念叨了二十年。她还送给嫂子一双塑料凉鞋，这我也听了不下上百遍。她甚至还给弟弟家的小孩送过一件“顶高级”的新书包，“你凭良心说，我这个人孝顺吧，大方吧？就是嘛，做人不能不讲究！不管他们怎么对我不好，我都不计较。该孝敬父母就孝敬父母，该照顾弟妹就照顾弟妹。买衣裳、买凉鞋、买书包不得花钱呀，我心疼了吗？没有！我就是这么个人，不记仇，不跟他们一般见识，父亲说要治病了，我立马给邮去了一百块钱，没说过二话。为给我妈买那件花衬衫，我都快临产了还挺着大肚子满街转，累得我腰疼腿酸，差一点晕倒在大街上……”她的高尚与无私大方，总离不开衬衫、凉鞋、书包和一百块钱……
前年秋天，她母亲去世了，与头两年病死的父亲合葬于老家的祖坟上。她很伤心，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觉得自己刚过中年就成了孤儿。
“后事办得顺利吗？”我递给她几张擦面纸。
她揉了揉鼻子，瓮声瓮气地说：“不知道，我没回去！”
“为什么，你母亲去世了你也不回去送终？”我惊讶地瞅着她。
“我才不回去呢！他们太气人了，没有这么办事的，他们实在是太缺德太过分了！”她气得又哭了起来。
“他们是谁？兄弟姐妹？”我问。
“还能有谁？就是那群王八蛋！”她又抹了一把鼻涕。
“他们干什么事了，不让你回去奔丧？”
“他们可缺德了，在父母的墓碑上不刻我的名字。你说这叫什么事嘛，哪有这样办事的？”她气愤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问。?
“太不像话了！子女立碑怎么能把你排除在外呢？”我也替她抱不平。
“可不是嘛，说我没交钱。立块破碑要花两百块钱，还让我出二十，凭什么？我又没占父母的便宜，还给他们买衣服、凉鞋、书包，凭什么让我再出钱？这不是钱的事，是争个理儿！你说哪有这么不讲理的……”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不知是哪根筋出了问题，我猛地挥手抽了她一耳光。多年的同学，我怎么能动手打她呢？事后我有些后悔。
她一年多没再找我了。人都是有脸有皮的，我失去了一位老同学。
去年的正月，她突然打来电话，说是刚从医院回来，想找我聊聊。
“病了？没什么大事吧？”我关心地问她。
她在电话里哭了，说没病，是让大嫂给打了：“那个乡下泼妇太过分了，揪住我的头发就往石碑上撞，把我的额头撞了个大口子，流了大半碗血，这事没完，我没那么好欺负……”从她的哭诉中我理清了事故的大概经过：她春节期间开着宝马回老家给父母上坟，用事先准备好的铁锤砸那块未刻上自己名字的墓碑，正巧碰上了前来烧纸的哥嫂，于是厮打了起来，嫂子还用夺下来的锤子砸碎了宝马的车灯……
<h3>吴英的病</h3>
过了四十岁后，吴英只对健康和疾病的话题感兴趣。在与朋友和同学聚会时，如果不让她尽情地讲述自己多年来与各种莫名其妙的疾病作斗争的光辉历史，并送上一句“吴英要不是身体不好，咱们谁都比不过她”之类的感叹，她就会一脸的愤怒，甚至会愤然告辞。
她父亲曾对她母亲说过：“这丫头的病就是你给宠出来的。”就因为父亲的口无遮拦，让女儿至今怀恨在心。吴英三十多年没再搭理过爸爸，她早就发过誓了：“我一辈子不会再看他一眼，我没有这个父亲。到他死那天，我也不稀得掉一滴眼泪。我说话算话，否则天打雷劈！”
吴英聪颖而好强，自打上小学起一直表现积极，学习成绩在全班、全年级名列前茅，且好跑好跳，是学校体育比赛中引人注目的奖牌获得者。到了中学依然当班长，偶尔考个第二名或第三名，就歇斯底里地哭鼻子，把衣服撕得一条一条的，然后拿出塑料皮儿的日记本抄录一段段名言警句，并有感而发地写几句自我励志的狠话，诸如：“人生只有一个第一，没有第二”，“我的字典里没有亚军一词”，“不想当居里夫人的女人就不配做女人”等等。合上笔记本，她会大喊一声，在原地跳几跳，用力跺跺脚，然后昂首挺胸目不斜视地出现在同学们面前。
父母、老师都以吴英为骄傲，同龄人也把她视为典范和标杆。吴英当之无愧，信心满满，高中三年一般不正眼看人。有几个男生暗恋过她，但均未敢有进一步的表示，生怕吴英啐他一脸唾沫。“吴英的心在天上，居里夫人的眼里怎么会有居里？”他们私下里醋溜溜地谈论她。
高考结束后，吴英差一点走上绝路，若不是妈妈寸步不离地照看她，她肯定寻了短见。由于考试临场发挥不理想，吴英仅考上了一所不知名的大学，与她所设定的目标和同学们的期待相去甚远。她不仅不想读，也不想活了。母亲逢人便替女儿解释，说这孩子去考场时发着40℃的高烧，又赶上生理期，肚子疼得头上直冒汗，能咬牙坚持下来已经是万幸了。妈妈善意的谎言，多少替吴英挽回了些面子。她也渐渐顺着母亲编的故事讲下去，又增添了一些新的细节。讲的次数多了，她自己便信以为真，冲着父母理直气壮地叫：“发高烧、闹肚子、五脏六腑疼得钻心，没死在考场上就算命大了。你俩够有造化了！”
大学四年，吴英依然保持着过去亢奋向上的精神状态，除了各门功课成绩优异外，还担任学生干部，积极组织各类集体活动。同时抄录豪言壮语的笔记本摆了一摞。除了“存在先于本质”、“人与人是狼”之类的引进流行哲理外，还添加了“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竞争就是把失败的机会留给别人”等妙语。
但走别人的路，别人也不一定让你走。吴英毕业时本想挤进政府部门，实现其“撒切尔夫人”之梦，却未能如愿。又想去大型企业或外资公司狠赚一把，堆座金山银山，也没能成真；她还想了许多别人走过的成功之路，同样无法走通。于是，她回到家乡的县城在自己的母校做了一名中学教师。虽说有一定的落差，但吴英当时仍能以饱满的热情面对那些纯真的学生。这是她的母校，是她倍感骄傲与自豪的过去，是培育她自信和自负的一片沃土，如今她重新回到这里，在夏日的微风中，仰望着操场边那一排排参天大树，她激动得心潮起伏，泪流满面。
吴英挑起了高一班主任的重担，暗下决心要在两年内担任年级组长，三年内升至副校长，五年内主持全校工作，接下去则要越过教育局长，直接当主管教育的副县长，她推测，到那时她不应该超过三十岁。再往后，吴英没有清晰的岗位职务和时间表，但她有信心也有决心在四十岁前后成为同学们可望而不可及的人生偶像。
然而在三十岁生日聚会时，她哭得一塌糊涂。她向昔日的同学讲述了自己身体上的种种不适，头疼、腰酸、胃寒、肾虚、肺热、失眠、惊悸……凡是能想起的各种症状，她都一应俱全，所以她至今不仅未能当上年级组长，而且连做班主任也因体力不支而辞去了。有知情的同学私下说：“吴英啥病没有，尽是装的。”她很变态，一心想当官，既瞧不起校长，更瞧不起同事，人际关系极其紧张……
吴英一如既往地努力着。“在成功的路上，各种疾病蜂拥而至，围追堵截。同事们的嫉妒也与日俱增。”她自己在日记中写道。她屈身下嫁给了县医院的一位医生，这又是她“倒霉的开始”，“是一辈子的悲剧”，“是瞎了眼的结果”，她常跟同事们谈起这个“窝囊废”、“草包”、“饭桶”。
因为这位生性腼腆善良的男人整天围着她转，像呵护婴儿般小心翼翼精心侍奉自己心中的“公主”，而傲慢的“公主”却骂他根本不像个男人……
吴英现已申请病退，在她发现自己已超过了升迁的年龄后，她又得上了若干种新的疾病。她守着当医生的丈夫，却四处求医。她说西医没用，都是唬人的，常以她丈夫为例，把医生贬损得一无是处。只要听说哪里有巫医神汉、和尚道士、看相抽签算命的，她必定前往叩拜……尝试了无数民间偏方，直至奄奄一息。她的丈夫一次次把她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换来的都是无休止的数落和谩骂……
只有当同学们去看她时说一句：“吴英若不是身体不好，我们谁也比不了她！”她的脸上才会露出些许得意的笑容。
<h3>无法唤醒的记忆</h3>
在老家闹哄哄的集市上，一个操着北方口音的年轻女子拽了一下他的胳膊，他与她说了几句话。她又拽了拽他的胳膊，他边甩边退。西下的日光不该那么刺眼，他回头望那个女人时，还用手在额头下搭了个遮阳檐舌，那逆光直刺而来，来不及避闪，雷电一般击中了他。眼前一黑，他倒下了。耳边有尖叫声、跑踏声，急促而混乱。他睁开眼睛，看到了一摊从肚皮里流出的肠子，又一黑，上下眼皮就紧紧地贴到了一起。
再次醒来时，他惊恐地仰望着正俯下身子为他擦脸的女人，只听到一声尖叫，那声音清脆刺耳，仓促地拖着长长的尾音，没有嘈杂的背景，单一直接，然后是哭泣，既悲且喜，像母亲拥着新过门的儿媳妇那样。
“你是谁？”他含含糊糊地问，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她，一眨不眨。
“死鬼，你连老婆都认不出了？”她双手捂着脸颊，眼泪雨水一般淌着。
“老婆？有点像。不是，你到底是谁？”他声音干涩细弱，吐词生硬吃力。
“是你老婆，不骗你！”她把脸贴向他的脸。
他试图转动脑袋，却力不从心。她用脸蛋蹭着他的脸颊，他慌乱地拒绝着，想推开她，但两手不听使唤，只勉强地动了动。
“这是哪里？什么鬼地方？”他有气无力地自言自语。
“是租住的地下室。”女人哽咽着说。
“地下室？为什么住地下室？新买的房子呢？”他的眼睛里有了光。
“卖啦！”女人用勺子往他的嘴里喂牛奶。
“卖了？为什么要卖？”他把头扭向一边。
“治病、打官司。”女人抹了抹眼角。
“治病？给谁治病？”
“给你治病。”
“我？我得了什么病？”
“植物人病！”
“植物人病？”
“对，你个死鬼，整整昏睡了两年，跟个木头似的。”女人抽泣着。
“躺了两年？为什么？”
“谁知道为什么，所以惹了官司。”女人又往他嘴里喂牛奶。
“什么官司？”他又把头歪了过去。
“嗨，说来话长，等你身体好点再说吧！”女人叹了口气。
“你是谁？”他一脸迷惑的神情。
“我是你老婆，又忘啦？”女人提高了嗓门。
“不，你不是，我老婆头发是黑的，你是花白的。我老婆皮肤白嫩，你的脸上全是褶子。”他的脑袋在枕头上左右摇着。
女人哭了，哭得很投入，悲伤而漫长。
他的体力渐渐恢复了，意识仍很模糊。
妻子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讲述着同一个故事，希望能唤醒他的记忆。
两年前，你回老家探望父母。下车路过农贸市场时，看到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被绊倒了，嘴唇磕了个口子，流着血。你把她扶起来，喊她的亲人。孩子的妈妈很快出现了。她从你怀里抢过孩子，一边哄着孩子，一边凶狠地盯着你。当你转身离开时，她上前拽住了你的胳膊，要讨个说法。你向她解释了事情的经过，她仍不依不饶，要你赔偿给孩子一千块钱。她不相信你的解释，更没有感谢的意思，而是一个劲地骂你推倒了她的宝贝女儿，还把她抱在怀里图谋不轨。你气愤地用力甩开了她，但只走了几步，就被她的丈夫，一个在集市上卖肉的屠夫猛扑过来，把杀猪刀捅进了你的肚子，接下来，你就倒下了，肠子流到了卖鱼大嫂的摊位前，让她呕吐了好一阵子。
开始打官司了，你在医院昏迷不醒，警察无法听取口证，只能任由那个小女孩的父母随意发挥了。开始时你家乡的父老有几个为你愤愤不平，但那个屠夫一一登门送了礼和钱，腰上还别了把杀猪刀。他们就改口了，说那天集上人多没看清……你是那村子里走出的大学生，他们都麻木得不认识了。
无论妻子如何提醒，他始终摇着头，表示一切都记不起了。后来妻子的目光呆滞了，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地喃喃自语。他无法核实妻子向他叙述的故事，只是不断地问她：“那个三四岁的小女孩长大后会有记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