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平凡而阴溼昏暗的冬日早上，空气冷冽，行人稀少。在德国曼因斯（Mainz）小镇的教堂旁广场上，太阳突然破云而出，本来暗淡冷清的广场一角剎那间充满了金色的温暖，教堂的尖顶和十字架也图画一般投影在黄澄澄的广场地上。广场边上的咖啡店里穿着制服和围裙的男侍者好像瞬间有了精神，他轻快地走出来，吹着口哨把本来倒放在桌上的棕色椅子一张张拿下摆好，路边的咖啡座立刻有了一种敞臂邀请的诱人姿势，而座位旁本来瑟缩的盆花也在阳光的轻抚下有了灿烂明亮的色彩和表情。

一位两眼惺忪、缩着脖子、抽着菸、无精打彩走在路上的少妇，穿着长及脚踝的暗红色大衣，拖着一只有轮子的空买菜篮，本来大概是要去买菜的吧？当她看到阳光在广场带来的舞蹈气氛，心情忽然也开朗起来，她立刻在路边咖啡座选了一个洒满阳光的座位坐下来，点了一杯咖啡，男侍着也带着轻快的脚步和轻佻的言语，为她端上了一杯又黑又浓的咖啡，又在一旁摆上牛奶和糖罐，咖啡杯上冒起裊裊的白烟，而香气也立刻就充满了阳光明媚的广场一角。

在一旁有一位异乡人，无意间看见突然变得生气勃勃的这一切，对阳光所带来的快速而巨大的改变感到惊奇。他来自每天阳光泛滥成灾的亚热带国家，女人们甚至习惯打着洋伞遮蔽太阳，大家也习惯尽量避开与强烈阳光相见，躲到树荫或室内，他从来不知道阳光可以引发那么明显的生之欲望。

看到这里，你们当然已经知道，那位异乡人就是年轻时期的我了。我想也不用在这里详述，我为什么挑这种时候来到这样一个地方，却又无所事事。总之，在阳光洒下广场的那时，我若有所悟的，或者说，有点受到鼓舞的，我也暂时停下原来的计画，挑了一个晒着太阳的座位坐下来，点了一杯咖啡，享受这个德国冬日上午突如其来的温暖太阳。

我其实不习惯什么事都不做，我来自晕眩忙碌的发展中国家，每一天都像云霄飞车一样疯狂地上下奔驰。对我而言，什么都不做，好像是一种生活上不可原谅的奢侈。现在就这样静静地坐着，啜饮着热腾腾的咖啡（并不是怎么了不起的香郁，却又是那么滋味动人），晒着太阳（也不是怎样了不起的温暖，郄又是那么舒适放松），看着云影流动，看着世界旋转，看着人群行走，看着时间流失…。我彷彿领悟了点什么，得到某种非常舒畅的感觉，却又十分不自在，我很想把书包里的书本和笔记本拿出来，至少我得做点什么事…。

但我斜睨不远处，那位身旁放着空菜篮满脸沧桑的棕发妇人，她就真的什么也没做，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抽着一支菸，吐着烟圈，凝视着前方，好像想着什么事，也好像什么都不想。她早已不举起咖啡杯了，可能是喝完了，或者咖啡已冷，她也不要喝了…。

也许是一个钟头过去，或者更短暂一些，乌云移动，再度遮住了太阳，阴影迅速掩盖了广场，天色再度变得灰沉昏暗，地面上黄澄澄的光亮和教堂的倒影消失了，咖啡座也失去温暖的魔力。棕发妇人皱了一下眉头，菸灰缸里捻熄了抽了一半的香菸，放了一张纸钞在桌上，站起身理了理衣服，拖着那只空菜蓝，头也不回地大步穿过广场，喀喀喀消失在街道的另一端。此刻空气再度变得冷冽刺肤，小镇广场也再度回到先前的暗淡冷清，蓬勃的生气一下子又消失了。而我也彷彿已经明白了这一切，我坐直身子，把桌上余温未消的咖啡端起来一饮而尽，我知道该是起身去参加凡夫俗子工作的时候了。

冬日阳光乍现，暖烘烘的光线轻抚你的双颊，生活的周边也突然有了飞扬的气息，即使是路上每个经过的行人，都显露出舞蹈一般的节奏和活力。这时候，一杯咖啡端来，捧在手上有温暖从掌心通过血管一直透到心头，咖啡香气沁入你的胸腔脾肺，一个不期而遇的瞬间，一种突然得来的喜悦，啜饮一口咖啡如今好像触动了你所有的感官，甚至包括心情，不再只是口腔到鼻腔的局部滋味。

我也许就是在这一天早上懂得了喝咖啡的滋味。在人生路上一个偶然相遇的地方，和一个不曾预期的时刻，我从一场突如其来的阳光、和一位睡眼惺忪的陌生妇人身上，学会了咖啡与生活的关系…。

我曾经试图追求一杯完美的咖啡，香气与滋味都无懈可击。我曾以为那是最好的咖啡豆，加上适当的烘焙，再得到精心的冲泡，然后不要错过刚完成的第一口香气。譬如说你用来自牙买加最昂贵稀少、用麻布袋包装着的正宗蓝山，或者现在更流行的像法国红酒一样讲究「产地小气候」（terroir）的庄园咖啡；烘焙咖啡豆时，你又用了烘焙色卡色号做依据，那几乎可以得到科学方程式一样准确的结果；然后你又试了压力壶、虹吸式、或者最挑战的手冲泸泡式的煮法；你也可以尝试不同国家的调理方法，义式、法式、土耳其式…。

但这些入口香郁、余韵绕梁的咖啡，不管当时喝来如何印象深刻，只要过了两天，我几乎无法重新唤回那些滋味在舌尖的记忆。现在坐下来，我想搜索昔日咖啡旧痕，记得的反倒都是一些情境，何时，和何人，在某处，喝的某一次咖啡…。是那些周边的事物让咖啡的滋味有了记忆的座标，咖啡是否真的滋味无穷，倒是记不清了。

仔细想想自己和咖啡的交往，最美好的关系反而是最孤独的时刻。每天早上，我刚从昏沉的睡眠醒来，这时候天还未亮，天空还是深蓝带黑的，又像是梦游一般，又像是慎重举行仪式一样，我走到厨房的水槽边，把电动咖啡壶装满水，橱柜里取出圆锥形泸纸，再取出新磨的咖啡粉，一瓢一瓢装好咖啡粉，按上煮沸钮；几分钟的发呆之后，厨房立刻散发出新煮咖啡的香气。我在橱柜里找出一只自己喜爱的杯子（每一只都是旅行时买回来的，每一只因而都隐藏了一段旅程和美好时光），在杯中注满咖啡，捧在手中慢慢地啜上令人感动的第一口。这时候如果是冬天，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需要一点毅力，这杯咖啡不仅仅是清醒回魂的媒介，也是驱寒暖胃的灵丹，它更像是个守护者，在你昏沉无助之际做你忠实的朋友，我冒险（我总是在试新东西）买回来的咖啡不一定都味道宜人，但这样的关系永远是真诚的。

咖啡与生活应该有一种关系，美好生活与人生际遇也应该有一种关系。好的咖啡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不是咖啡豆加水煮沸就完成的，而是在某一种生活的氛围以及自我的状态之中完成的。年轻的我不懂得生活，浑浑噩噩，以为不断追逐新的可能就是认真追寻人生。某个冬日早上，太阳偶然露脸，一个行色匆匆的路人突然停下来喝一杯咖啡，我好像在那一场无意目击的人间戏剧里学会咖啡的生活。

咖啡是何时以及如何潜入我的生活的？现在的我，每天清晨以一壶新煮的咖啡为开幕仪式，白日在办公室工作进行时以一杯接一杯的黑咖啡为续航的能源，每餐饭后以咖啡为速食或慢食的句点，最后在夜晚结束时还以咖啡做为暖胃好眠的睡前安慰。但这些酗咖啡的柔情陷溺是如何开始的？

那不会是来自我成长时的乡下农村，因为那里根本找不到咖啡。

在我已经咖啡中毒的成人时期，有一次回家过年，那大概已经是八十年代初期，大年初一早上起来，突然强烈地想要有一杯热腾腾的咖啡，我在乡下的家中遍寻不着咖啡的痕迹，老家的其他家人显然是不喝咖啡的。我走到街上想要找到一家咖啡店，但那也是徒然，那里会有这种东西？逛寻镇上那几条街之后，不料竟在某个街角发现一部卖咖啡的自动贩卖机，就是那种投币之后会自动转出纸杯、注入热咖啡的机器，真让我喜出望外。买到之后，我捧着纸杯就在街角蹲着喝了起来。

那部偶然救了我的命的咖啡贩卖机是哪里来的？我后来几次再回乡下，找回原来的街角，却再也找不到那部咖啡贩卖机，倒是在各处看到几部贩卖可乐冷饮的机器，可见摆一部卖热咖啡的机器原本是一场美丽的误会，那里紧急需要咖啡因的人大概是不多的。

等到我来到台湾中部大城读高中，我仍然只知道「冰果室」，不知道有「咖啡店」。或许也是知道的，我只是不记得了，我们可能都听说过「咖啡厅」，但那好像是提供女色的不良场所。我们会去的地方是第一市场卖「蜜豆冰」的摊贩，如果我们要去比较正式的谈话场所，我们会去外面用白色大字写着「冷气开放，内有雅座」的「冰果室」。冰果室我是熟悉的，即使是我出身的小镇也有一家冰果室，我们从未有机会登堂入室，但在门口买一支冰棒或雪糕的机会则是常有的，我们看着店老板从布满结霜管子的冰柜中拿出冰棒，冷风扑到脸上，这就让我们想像「冷气开放」的滋味或许就是这样。

有一次，我被班上同学派去邀请隔壁女校共同出游，我递了纸条邀请女方代表放学会面，约见的地方就在学校附近一家冰果室。容貌清秀的女方代表的表情比冰果室的冷气还要冷，等我表明来意之后，她横竖的柳眉才柔软下来，原来她误以为这场约会是冲着她本人而来，她对这位妄想吃天鹅肉的傻小子颇为不悦，等到弄清楚那只是两国交会的来使，她的防卫就大大解除了。冰果室里有没有咖啡？我倒也完全不记得，我在当时只知道又大碗又好吃的「刨冰」，对其他不能有饱足感的饮料是不感兴趣的。

高中暑假我到台北探视在中央研究院打工的姐姐，夜里跟着一群大学生去一家「海鸥咖啡西餐厅」。到咖啡厅的目的不在饮料、西餐，甚至不在交谊、聊天，那群「爱乐社」的大学生是去咖啡厅听音乐的。咖啡厅有百万音响为号召，专播古典音乐，大学生们把它占领了，拿出一份曲目，央请老板照单播放，俨然是一场自选曲目的音乐会。音乐是免费的，进场的来客都得点一份饮料，饮料的价格在我当时的认识当然属于天价，我还记得我点的是与那家店的摩登装潢完全不搭调的木瓜牛奶，够本土了吧？咖啡店里当然是有咖啡的，只是那时候我也还不知道要一杯咖啡来做什么。

当晚的音乐飨宴也是令人印象深刻，贝多芬的第五号交响曲〈命运〉在百万音响的播送下，听起来果然和家里那部古董唱机完全不同，每个乐器发声的细节清晰入耳，连演奏者的编组和位置都可以辨识，闭上眼睛，你就「看见」一整团的交响乐团就在你眼前。

但也许你我都不必为我错过这一次喝咖啡的大好机会感到惋惜，不要忘了喝咖啡本是「外来文化」入侵和「全球化」大浪潮的一环，这时候还只是七十年代的第一页，从后来的经验我可以知道，我们从来不是去找咖啡的，而是咖啡找上了我们。在我们仍懵懵懂懂的时候，「全球化」这个概念已经从远方虎视眈眈垂涎于我们，看了很多年了，很快地，我们将蜕去青涩，成为全球市场的一个标的，而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知识技能和劳动力︶也都即将成为市场中的一个「商品」。

大学时候，我来到台北，因为半工半读的缘故，很快地投入到杂志社的工作，厕身「文化圈」，成为其中边缘的一员。其实我真正的工作是担任杂志的美术设计，我的工作更像个工人，而不像文人。我要设计刊头，发排稿子，盯印刷厂，但并不决定内容，也不需要和任何作者接触。也许是看到我这种「封闭式」的工作型态的不忍，或者只是纯粹善意地要我多看看世界，办公室里一位资深编辑突然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一同去采访一位归国学者，我也很高兴地答应了。

访问正是在一家咖啡店进行，访问的对象是当时还很年轻、尚未写文章轰动台湾的留美经济学者高希均教授。咖啡店是当时很常见的装潢式样，厚重的棕色沙发椅，巨大的吧台，低矮的桌子，昏暗的灯光，以及穿着及地长裙的女服务生。访问不是我的工作，我从头到尾正襟危坐在一旁，一句话也不敢说。但我试着学其他人一样点了一杯咖啡，咖啡端上来时，黑色的液体冒着轻清烟，香气迷人，我又把一旁的奶精也倒进去，奶精在咖啡表面形成一个小小的漩涡，有一种梦幻不现实的画面，我也加了两匙糖，但它的滋味甜中带苦，还是一种陌生的、可疑的、不可轻狎的味道，我有点着迷于咖啡与牛奶相混时发出的香气，并没有立刻觉得这是一种可以亲近的饮料。

但毕竟我是来到文艺界了，在文艺界里不是每个人都喝咖啡吗？我不但坐咖啡店的机会愈来愈多，而且也开到几个有名的咖啡店，像是在台湾文学史上可有一席之地的「明星咖啡店」。走了进去，我会看到第一张桌子坐着埋首疾书的小说家段彩华，里面另一张桌子坐着黄春明，我还会看见高谈阔论的张默、洛夫以及各方人马；从明星咖啡店走出来，路边就看见摆摊卖书的周梦蝶…。

坐咖啡店变成了交际场所或生活仪式，但我和咖啡的关系还是不确定的。在明星咖啡店里，我一定点一杯它装在浅杯子里、味道清雅带酸的咖啡；然而在别的咖啡店里，我有时点咖啡，有时也点其他饮料。咖啡于我，在那个时候，并不是什么不可或缺的东西。后来，因为工作的缘故到了美国，可能因为异乡寂寥，也可能因为天寒干燥，每当坐下来，一杯咖啡在手，就感到身心安顿，不知不觉养成了喝咖啡的习惯。回到台湾，我还没完全意识到这个新习惯，有一天早上起来未喝咖啡，到了中午，右手不听使唤，激烈地颤抖不停，喝了咖啡才停止，这才知道已经咖啡因成瘾了。

我只是我已经陷进了咖啡世界，咖啡世界也侵入我的家乡。八十年代末期，中部地区掀起「庭园咖啡」风，在台中，一家比一家豪华宽敞的咖啡店在市郊冒出来。我在过年假期回到乡下，导演侯孝贤和几个朋友忽焉来访，我看到附近农田里有新的「庭园咖啡」营业，遂邀他们共同前往。只见农田之中，一座像「样品屋」似的建物立起，屋内有雕琢繁复的法式家俱，落地窗外不远还可以看见水牛耕稼，晒得黑里透红的农村女孩拿着厚重的菜单重重放在桌上，台湾国语说：「参考一下。」我看着这一切，突然有一点不知今夕何夕的超现实之感。

神户大地震之后，我心里惦记牵挂着，急着想再去看看那个美丽的港都城市是否无恙。等真正回到这个村上春树的故乡时，那已经是大震灾的第二年了。一开始我在市内闲逛时，大部分受损的建筑已经恢复旧观，人群熙来攘往，似乎也已恢复原有的生活，灾难好像是远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