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史诗般的逃亡历时一年多，行程为两万六千华里（约合6000英里），渡过了几十条湍急的大江，翻越了寒冷严酷的大雪山，经过荒凉的草原和沼泽地区。其行动的规模、路程的遥远、环境的艰苦和意志的坚强在人类历史上罕有其匹。两年后，长途跋涉的明军——此时只剩下三千多人——到达了远在西藏和新疆边界的昆仑山地区，将携带的“圣火”点燃在海拔6880米的布格达板峰上，并将其命名为“光明顶（Vertex Lucis）”。在此之后，光明顶熊熊燃烧的圣火成为每一个明教徒心中信仰的最高支撑。在这次远征中受到磨炼的一批青年战士，如阳顶天、殷天正等人，成为明教在下个世纪中兴的领导人物。

此时海都在中亚的反叛给了明教以喘息的机会。由于西北叛王在中亚的进攻，元军不得不临时将围攻光明顶的军队调到千里之外的塔里木河流域作战，直到1304年双方签订停火协议为止。明教趁机坐收渔利，迅速恢复和巩固了自己的力量。一劳永逸地摧毁明教的最佳时机一去不复返了。

忽必烈于1294年死后，他的孙子成宗铁穆耳维持了十一年相对平静的统治。1307年，在成宗驾崩后，帝国因帝位继承问题陷入了长期的中衰和不时的内战，在接下去的二十五年中，先后有八个皇帝登上帝国的最高宝座。在长期内斗中，帝国的统治机构日益溃烂，对其治下人民压榨的程度日益增长，但实际控制能力却不断减退。144南方汉人的抵抗运动在经过二十年的低迷时期后，再次逐步高涨起来。这对于武术界权力格局的结构性演变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14世纪前期，武术世界已经确立了以六大门派和丐帮为首的新秩序，尽管他们都曾以反元的民族主义口号为号召，但随着郭襄、无色等老一代宋朝遗民的先后去世，各门派新的领导人对汉族政权曾经的光荣已经记忆模糊。而当元帝国的统治日益巩固之际，赶走外来侵略者的希望也日益渺茫。这些变化使得他们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维护自己地位和利益的方面。推翻外族暴政是名义上的最终目标，但只是遥远的前景，目前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为自己的门派增添荣耀和权势，至多是有限的、个别的“行侠义”。于是，在种种响亮口号的掩盖下，一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了。这个集团必然与另一批不妥协的激进分子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些人大多数成为了明教徒，因为只有明教此时仍然在坚持进行实际的反元暴动。整个武术世界在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分裂。

明教实力的急剧膨胀破坏了原来的权力平衡，使得它与主流势力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在这一时期，二者之间爆发了一系列的冲突：1324年，阳顶天以一人之力击败了少林派最强的三名高手，并将其中一人的眼睛打瞎；两年之后，杨逍轻松击败了峨嵋派最负盛名的武术家孤鸿，后者不久就在羞辱中抑郁而终；同一时期，杨逍也在一次狭路相逢的格斗中杀死了昆仑派掌门人白鹿子。每一战明教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同时也把一个个强大门派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双方产生矛盾的本质在于：明教要实现推翻元帝国的梦想，就必须在武林世界中大为扩张，而这一扩张必然会与现存秩序发生激烈冲突。对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六大派及丐帮来说，维护自己在武术世界中的优势地位，比起推翻元政府的远大目标，是更为紧迫的任务。一名丐帮高级成员坦言：“鞑子是要打的，却万万不能让魔教教主坐了龙廷！”145在14世纪20年代，明教的壮大已经引起了主流势力的极度不安，如果不是阳顶天的突然猝死，以六大派和丐帮为首的主导集团围攻明教的战役可能会提前三十年爆发。

<h3>明教的分裂与转化</h3>

阳顶天在1327年忽然失踪（事实上是猝死了），留下了一个缺乏继承人的局面。其隐患早在阳顶天生前就已经种下。明教的急剧扩张并未伴随着政治体制上的同步改革，导致了其中枢的权力关系紊乱。明教的组织关系本来相当简洁：教主在理论上拥有几乎不受制约的独裁权力，在教主之下设有两名“光明使者”作为副手，以及若干低级的附属职位（如天地风雷四门），然后是以五大元素命名的五行旗地方负责人及其副手。但随着武术高手们纷纷加盟，明教的组织日益扩大，如何安排他们的职位就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阳顶天接纳这些来奔者的方式往往是加封“法王”、“散人”等头衔。“护教法王”并非“光明使者”这样在宗教经典中有明确依据的固定职位，而仅仅是一个品阶，并非常设，人数也不确定。诸如“白眉毛的老鹰王”这样的称谓仅仅是个人性的称号，没有任何可继承性，与波斯总部的“十二宝树王”完全不同。146在阳顶天统治初期，只有一个法王殷天正，后来随着谢逊、韦一笑、黛绮丝等武术家的加入，才不断有新的册封。既然并非固定的品级，法王们的权限实际上相当模糊。

至于“散人”，意思是“分散者（the Scatters）”，本身就表示了其并非明教体系内的职位。他们既可以只是名义上的顾问，也可以参与实际的政治决策，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在14世纪20年代后的“五散人”指的是加入明教的五个独立人物：“铁帽子修士”张中、周颠、冷谦、彭莹玉和说不得和尚。他们中既包括彭莹玉这样干练的革命宣传家，也包括周颠，一个武术高强的先天愚痴（有谣言说，他是周伯通的直系后裔）。他们的功能和定位并不相同，但没有加以更恰当的定位，这体现出明教在急剧扩张中的制度紊乱。

当然，只要阳顶天作为最高决策者的事实不改变，这一点也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但当阳顶天失踪后，这一隐患就成为突出的现实困境。各大势力并存，彼此互不相让，在一切问题上都争权夺利，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明教由此走向了漫长的瘫痪和分裂。这与不久之前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空缺时期不无相似。147

来自波斯的“紫色衣服的龙女王”黛绮丝首先叛教，和她非明教的丈夫一起离开光明顶。黛绮丝本身缺乏实际权力，无法竞争教主之位，但她的出走却也导致了光明右使范遥的离去，此人出身明教嫡系，与其他各派的关系都相当好，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教主人选。但范遥对阳顶天的忠实使他拒绝相信阳顶天已经死亡的猜测，黛绮丝的离去也让他心灰意冷，无意继续留在光明顶教廷，不久后也离开了光明顶，在元廷中从事卧底工作他的缺席导致杨逍、殷天正、韦一笑等派系之间缺乏了缓冲和调和的纽带，使得他们之间早已潜伏的矛盾迅速导向了难以挽回的公开冲突。

另一个教主的候选人“金绒毛的狮子王”谢逊在不久后也离开了光明顶。根据三十年后发现的阳顶天的政治遗嘱，谢逊本来是阳顶天内定的继位者。虽然资历尚浅，但谢逊得到了五行旗等地方领导人的支持，在下层教众中相当受支持。148他在1327年年底离开光明顶，可能是因为阳顶天的失踪和高层斗争的日益明朗化已经在明教基层中引起了骚动和不安，需要一位重量级的领导人去加以安抚。他可能是去争取五行旗使等地方领导人对自己继位的支持。但此后谢逊陷入和其老师成昆的仇杀事件中，再也没有返回光明顶。

以上人物离场后，光明顶教廷就处于杨逍、殷天正和韦一笑“三巨头”的共同秉政和长期内讧之中，史称“前三头”时期。下面分别论述这三个方面。

首先，作为光明左使者，杨逍本来是教主之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在教主并没有其他安排的情况下，由他接任教主之位是正当的。但问题在于，明教上下最初没有人知道阳顶天已经死去，而只是认为他暂时失踪，并盼望他尽快归来。因此，在程序上，杨逍无法自动接掌教主的宝座。当然，随着时间不断流逝，阳顶天始终没有再出现。人们意识到阳顶天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但是并没有相关的规定来启动教主继承程序。

另外，作为一个唐璜式的风流人物，杨逍虽然令不少女性神魂颠倒，却缺乏能慑服其竞争对手的政治魅力，他的文人习气同尚武的各法王、旗使都格格不入，即使五散人也不喜欢他的习气。可以说，杨逍适合于一个高级智囊，却并不适合成为政治上的最高领袖。但是历史却把他放在了这样一种尴尬处境之中：在阳顶天失踪后，杨逍成为光明顶日常工作的主持者。由杨逍直接发号施令，无疑更令他的政治对手们感到愤愤不平，而或明或暗加以抵触，这使得他所能控制的实际范围十分有限。

除杨逍之外，距离教主宝座最近的就是“白眉毛的老鹰王”殷天正。作为当时明教领导层中资历最老的宿将，殷天正曾长期在江南主持事务，将前光明顶时代的明教残部变成了自己的私家军团，拥有庞大地方势力的支持。然而也因为如此，殷天正并非阳顶天的嫡系，和其他派系貌合神离，阳顶天不得不以“法王”的头衔笼络他，并设法将他留在光明顶，以防止他的地方势力过于膨胀。在阳顶天死后，已经无人可以制约殷天正，但他想登上教主之位，也难以得到其他派系的支持。

第四法王韦一笑（1303—1388），即“绿翅膀的蝙蝠王”，这个古怪的称号常令人感到恐怖。虽然在青年时期就拥有了法王地位，但在诸法王之中，他仍然是除了黛绮丝外资历最浅、势力最单薄的一个，也鲜有表现出任何突出的政治才能。虽然如此，在阳顶天失踪后，韦一笑却意外地获得了“五散人”的支持而萌发了政治野心。五散人并不依附于任何明教内部机构，在明教中枢，他们是较弱的一派，任何人都没有继承教主之位的可能，而所有人都面临着失去现有地位的危险，因此结成了紧密的政治同盟。为了在权力博弈中获得最大利益，他们选择了支持最弱小的韦一笑继位的策略。双方一拍即合。这一集团实力不能和杨逍、殷天正的系统比肩，但由于五散人广泛的关系网，无论在中枢还是在地方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恰是第三派系导致了明教的瘫痪，这是基于如下博弈原理：如果只有两个竞争者，总有一方会是胜利者，即使通过最激烈的火并也足以决定胜负；但在三强并存、彼此互不联盟的局面下，任何一方面的实力都不占优势，主动进攻者会遭到另外两方面的共同反击，胜利希望几乎为零，因而也不会轻易发动挑战，最终导致三足鼎立的权力平衡。

在1328年到1330年之间，元帝国因为泰定帝也孙帖木儿（1323年—1328年在位）死后的皇位继承问题发生激烈的内战。这本是明教反元活动的绝佳时机，但却因为内部斗争而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殷天正决意放弃光明顶而返回江南地区，组建反元力量。或许是为了摆脱对光明顶“圣火”的崇拜意识，殷天正逐渐发明出一种以“天鹰”崇拜为核心的新型教义，这为他招致了明教主体更大的不满。谢逊曾与之会面，但也因为无法接受殷天正的改革思想而与之决裂，事后对此也一直耿耿于怀。但殷天正已经无法再回头，他宣布原来的明教已经被黑暗所腐蚀，不再能代表明尊。随即，他自命为教主，成立了“天鹰教（Aquilism）”。

浙江和江西地区的明教教众，长期以来就处于殷天正的势力范围之下，他们在分裂中大多皈依在天鹰教的旗帜下。到1335年为止，天鹰教已经成为东南沿海最大的江湖势力。不可避免的是，在这一新生的阵痛中，天鹰教和昔日的教友们，特别是明教的五行旗系统结下了深仇大恨。

殷天正的离去对韦一笑集团来说弊大于利，这使他们面临着和杨逍的直接冲突，他们不得不在暗中筹建另一个改革派。五散人，特别是彭莹玉精心地将明王信仰和佛教教义结合起来，筹建了“弥勒宗”。这一派别仿效了唐代的摩尼教传统，精心伪装成佛教的一个宗派。事实上，由于说不得、彭莹玉等人固有的佛教背景，很难说它本质上究竟是明教抑或佛教。在弥勒宗中，圣火已经成为次要问题，由于明尊和弥勒佛被视为同一个实体，他们很容易将明教的经文和更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佛教教义结合起来。“弥勒宗”很快成为了明教最成功的派别。而相对宽松开放的教义也利于招揽白莲教、弥勒教等同样信仰弥勒佛的其他教派，他们往往换一个招牌，就成了明教的成员。这样一来，说不得、彭莹玉等人就迅速为自己聚集了一支可观的力量。事实上，明教的主要支系就出自弥勒宗系统。后来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曾被弥勒宗的教义所感染。149

当弥勒宗日益发展壮大后，五散人决定抛开光明顶单独行动。1337年春，他们发动了棒胡起义。“棒胡”的真名是胡闰儿，他是说不得的师兄，也是明教在河南地区的领袖人物，因为棒法高超而被称为棒胡，当时的一位江湖观察家称他“好使棒，棒长六七尺，进退技击如神”。150不久，棒胡便攻破归德府和鹿邑，点火烧毁了陈州城，并屯营于杏冈。震怒的元朝政府命令河南行省左丞庆图会合汝阳王阿鲁温一起讨伐。151

阿鲁温早已组建了自己的武术家集团，实力雄厚。蒙古军团和汝阳王府的武术家击溃了尚未壮大的明教势力，棒胡被捕后也被斩首示众。

这一起义的惨败为杨逍向韦一笑、五散人发难创造了良机。杨逍斥责棒胡擅自发动起义而没有向教廷报告；恼羞成怒的五散人却抨击杨逍不肯派精锐的“天地风雷”特种部队增援，导致起义军在孤立无援中被歼灭。最后，这场口水仗演变为真正的殴斗。先发制人的杨逍一掌将张中的肩胛骨击碎，另一掌导致了韦一笑的内出血。152此后韦一笑集团再也没有实力同杨逍对抗，被迫撤出光明顶，从此不能再支配教廷事务。韦一笑长期在西域地区养病，必须喝人血才能维持生命。而尚未丧失宗教热情的五散人则开始在中国腹地四处传教，让奄奄一息的弥勒宗得以死灰复燃。

虽然殷天正、韦一笑等人先后被赶下了光明顶，但杨逍却并未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在十年的时间内，随着核心一次又一次的分裂，各地的分支早已自行其事，光明顶已经成为仅具象征意义的“圣地”，而不再能履行领导者的职能。杨逍本人也成为了孤家寡人，从此沉溺在声色中。据说他经常诱拐和禁锢妇女供自己玩乐。在14世纪40年代初期，他在四川西部邂逅了峨嵋派的女学生纪晓芙，以“武术速成学习”的名义将其骗走，随后强暴了这位不幸的少女并将其长期软禁。他此外还有多少女人和私生子女一直是一个谜。不过，杨逍似乎再也没有找到纪晓芙那样理想的伴侣，因此当1352年，他们的私生女儿前来投奔他时，杨逍高兴地接纳了她。

从1338年—1357年的二十年间，由于明教的组织机构陷入彻底瘫痪，我们对其各分支的活动只能找到零星的记载。在14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刚刚在东南沿海立足的天鹰宗不幸因为王盘山事件（见下章）陷入孤立，遭到了各大势力的围攻；与之相反，彭莹玉和说不得等人在华北和华中一带的传教事业却成果丰硕，培养出了徐寿辉、刘福通、韩山童等一批重要骨干，这些“魔王”的名字将在此后二十多年中变得家喻户晓。

1348年，彭莹玉和师弟周子旺在江西袁州发动了一次重要起义，并在其初期阶段取得了很大的军事胜利。殷天正也在浙江展开了一系列军事活动，以声援被围困的周子旺部。但他们的合作只是半心半意的，殷天正自身也正面临武术世界的围剿，不愿投入太多的兵力，最终未能挽救周子旺覆灭的命运。

周子旺起义失败后的几年中，明教陷入了自阳顶天死后的最低谷，有组织的大规模反抗几乎销声匿迹。虽然其上层机构已经成为一盘散沙，但中下层的明教徒在14世纪50年代在各地方仍然有相当活跃，他们不断地将这一古老信仰以各种形式传播到全国各地。有史学家甚至大胆地断言，正是高层领导者的分裂和瘫痪使得明教基层摆脱了集权体制的束缚，从而焕发出更多的活力。

当帝国的国家机器日益腐朽之际，弥勒宗及天鹰教等明教各系统播下的火种正在悄悄地蔓延开来。表面混乱下的潜在结构正在生成，只要有适当的时机，就可以正式浮出水面。新教主张无忌（1337年—1358年）在14世纪50年代的出现则是让这场化学反应更快到达临界点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