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少林的衰落与全真教的崛起</h3>

在高宗广受诟病的投降主义统治之后，是他的养子孝宗赵昚近三十年的统治时期（1162年—1189年）。孝宗试图执行较为强硬的对外路线。1163年的北伐运动是自岳飞时代之后第一次试图收复北方的军事尝试，却不幸以失败告终，在金国的军事威胁下，宋金签署了第二份和约，此后半个世纪中，双方形成了稳定的实力均衡。公开的敌对行动基本停止了，和平成为时代的主流。北方的金朝在世宗（1161年—1189年在位）和章宗（1189年—1208年在位）的开明统治下，也逐渐实现了经济的恢复与繁荣。

在这一时期，受到重创的武术世界走出了本世纪中叶的低谷，在恢复和重建中逐渐形成了新秩序。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少林的没落与全真教的飞速崛起。

作为北宋时期最重要的武术派系，少林寺在南宋初期以来就显著地衰落了。虽然它仍然保有相当的声望和广泛的影响力，但是却已经无法承担武术世界领袖的地位。原因显而易见，在宋金交战和对峙时期，少林寺位于金统治区内，拥有固定的寺院和僧侣，难以像丐帮一样投入地下抵抗运动，因此不得不采取远离政治的策略。根据少林寺的铭文记载，在靖康战乱之后，少林也遭到冲击，最后由外来的僧人法和（1079—1157）继任主持，在金朝官员面前，法和“机关酬对，句裹无私。不露锋芒，正眼顿现”，111亦即委曲求全，保证了寺院的安全。此后，少林寺虽然与反金运动仍然藕断丝连，但避免再以武术世界领袖的身份出现。

1190年前后的火工头陀叛乱成为压弯少林的最后一根稻草，该年，一名在厨房工作的低级僧人忽然显露出暗中学来的高超武术造诣，杀死了达摩堂的主持者苦智禅师及其他一些僧侣，随后逃走。这位无名僧人开创了一个秘密的少林支脉“金刚门”。而因为这次事件，也使得少林内部矛盾激化，另一名少林首领苦慧在权力斗争失败后，带领弟子前往西域，或许是打算投靠其前辈虚竹子的逍遥派，但却一无所获，最后他们在新疆立足，创立了另一个少林支脉。112

但少林的衰落并不意味着武术世界的一蹶不振，相反，很快有一个新的宗教‐武术集团取代它曾经的位置。在12世纪30年代北方的汉族抵抗运动被镇压下去之后，苦难深重的底层民众需要一种新的精神寄托，抵抗人士需要一种便于利用的掩盖形式，金国官方也需要一种中介力量安抚他们所不熟悉的汉人民众。在这三种互不相同的需求的合力之下，被称为全真教（All True Religion）的一股新势力应运而生。

王喆（？—1197年），以王重阳的名字为后人所熟悉，堪称12世纪武术世界最大的传奇人物。他出生在陕西咸阳的一个汉人的富庶家族，在青年时代就是一名出色的武术家。大约在50年代，他曾经参加过金朝的武术科举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因为民族情感而很快与金廷决裂，投入地下抵抗运动。113在1159年，王喆在终南山建造了一个地洞，起了一个古怪的名字：“活死人墓”（Tomb of the Living Dead）。王喆住在其中，自称“活着的死人”，曾经写过一首诗称颂这个奇特的“坟墓”：

活着的死人，哦，活着的死人。

在活着的时候得到死亡，是好的开始。

在坟墓中一切空虚而宁静，

隔断了世上的凡尘。114

不过这种灰心丧气的隐居只是表面的掩盖，活死人墓事实上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地下工事，王喆及其部属在这里储藏了大量的军械和食品，以供在陕西地区发动起义所用。不幸的是，这一计划在不久后被金朝侦知，皇帝完颜亮（1150—1161在位）派遣了许多杀手来消灭这个棘手的敌人，王喆以高超的武术造诣保护了自己，然而其部属基本被歼灭，起义的计划变成泡影。完颜亮进一步命令金军占领终南山以摧毁活死人墓，但他在1161年的兵变中被杀，此后的政局动荡使得这个企图未能实现，王喆侥幸安然无恙。115

但抵抗运动的式微和部属的相继死亡使得王喆最终放弃了依赖活死人墓发动反金起义的设想。此后，他将活死人墓让给一位曾和他一同战斗，并有过桃色纠纷的女武术家林朝英，可能是作为对对方的分手补偿。他自己则正式成为一名道教修士，进行刻苦的修行，其道教头衔为“重阳子”（Master of Twofold‐Yang），即王重阳。王重阳将吕岩奉为祖师，他继承了吕岩以来的道教内丹理论并加以改革，他的道教修行事实上也是武学的提升。几年后，王重阳已经普遍被认为是其时代最杰出的武术家之一，但此时还没有人能想到，他未来将会开拓怎样的事业。

在1167年，王重阳离开陕西，前往山东地区传播他的新道教学说，即所谓的“全真道”。他很快有了第一个追随者：宁海州的青年士绅周伯通，周伯通是一个狂热的武术爱好者，他追随王重阳的理由与其说是为了宗教，不如说是被他的武学造诣所吸引。周伯通并未拜师，也从未正式成为道教修士，而是和王重阳以兄弟相称，但他在经济上的大力资助成为王重阳在山东地区收获的第一桶金。很快，王重阳有了第一名正式弟子马钰，不久又有了谭处端、丘处机、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和孙不二（马钰的妻子）等六名弟子。他们合称“全真的七位大师（Seven Masters of All‐Truth）”，成为全真教的柱石及此后大半个世纪中中国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

在接下去的近三十年里，王重阳和他的七大弟子不遗余力地在中国北方传教，宣扬三教合一、性命双修的新颖理论，建立了三教金莲会、三教平等会、三教玉华会等诸多零散的修道组织，这些早期组织不仅研究出世的道教哲学，并且抚慰人心，赈济灾民，很受士绅和民众欢迎。它们形式灵活，关系松散，有利于逃过金廷的注意，在后来逐渐成为统一的全真教团的一部分。116

随着教团组织的发展，全真教逐渐从纯粹的宗教组织发展为北方汉人民众的互助组织，最后兼具有抵抗组织的性质。关于全真教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反金性质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无疑全真教在其大部分历史中都和金廷及后来的蒙古政权保持了相对暧昧的关系，否则在其一开始就会被无情剿灭。全真教也从未以自身的名义发动过反金暴动。但全真教大师们在武术世界多以抵抗者的面目出现，他们偶尔的侠义之举，总被诠释为和女真政权之间不妥协的对抗。毫无疑问，全真教的出现在南宋放弃北伐之后，给了北方汉人民众以新的希望：一种夹杂着出世主义和弥赛亚主义的期冀。而他们作为中介力量的出现，即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女真统治者的管理也迫使他们做出一些让步，而中国社会就在这种合力中蹒跚而行。

<h3>南宋‐金对峙下的武术世界格局</h3>

在1190年代，亦即第一届“华山论剑”前夕，在信徒的捐助下，全真教已经在终南山建立了庞大的道教庙宇，并在陕西、河南和山东地区的许多地方建立了稳固据点，在很多方面都盖过了少林。特别是在上述的火工头陀之乱后，全真教无疑已经取代少林，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武术势力。

除了少林和全真教的此消彼长之外，在南宋中期还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现象。首先，丐帮出现了意味深长的变化。丐帮是从北宋时代以来硕果仅存的武术家群体之一。尽管这一昔日的庞大帮会在宋金战争中损耗巨大，但其本身的性质就有利于招募和组织流民，大批流亡的人民以乞丐的身份出现，事实上也相差无几，但如果有需要，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可以很快变成强韧的战士。在南宋初期北方义军的斗争中，丐帮起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战争也导致了丐帮性质的重大转变，它由北宋时较为纯粹的乞丐行会，变成了一个汉族的民族主义组织。抵抗运动成为重点，是否行乞在此只有形式上的或次要的意义。战争中，大批并非乞丐的一般武术家和民众投入丐帮，为抵抗运动奉献自己。但当战争告一段落和个人境况改善后，他们就不愿再过传统的乞讨生活。此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具有了显赫的帮会地位，脱离丐帮是不现实的。他们更倾向于穿着干净整洁的衣服，住舒适的别墅娶妻生子，过正常人的生活，但是同时保有丐帮中自己应得的地位。因此，他们号召对丐帮源自乞丐生涯的一些“不体面”的陈旧传统进行革新。

这种倾向很快受到了保守派的抨击。这些人是北宋时期的丐帮的旧势力或其后裔和弟子，在帮会中本来已经有了崇高的地位。为了和蒸蒸日上的新贵们对抗，他们团结在传统的口号下，要求丐帮成员必须衣着污秽，生活艰苦。这与其说是内心的需求，不如说是象征性的口号。背后起作用的实际上是新旧势力的冲突。当然相对而言，出于明显的理由，保守派更受底层帮众的拥护，他们称自己为污衣派，而改革派则自称净衣派。二者很快发展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117

因此，在12世纪中叶后，丐帮越来越被两派分化的问题所困扰。问题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消解，其本质在于丐帮作为乞丐行会和汉族地下抵抗组织两个性质的矛盾在整个异族统治时期都普遍存在。因此，丐帮的繁荣也正意味着其长期衰落的开始。

但无论如何，在12世纪80年代开始的洪七治理期间，丐帮看上去重新走上了兴旺之途。在吴长风和洪七之间的大约八十年的丐帮传承谱系已经失落，我们只知道洪七是第十八代帮主，这意味着其中又经过至少八代的传承，这一过多的帮主序列暗示我们，其中许多位帮主大概都殁于南北宋之交的宋金战争。当洪七继任帮主时，面对的是一个衰落中的庞大帮会，正在被内部污衣派和净衣派旷日持久的争端所困扰。

像大多数武术家那样，对洪七的早期经历我们所知极少，只知道他曾经是女真人的奴隶。他的名字提示出他可能尚有六位兄长，但他们或许都已经死于女真贵族的鞭笞之下。自青年时代起，他怀着对后者的深深仇恨投身反金运动。或许从前任丐帮帮主那里获得了指导，洪七以其天才成为一名卓越的武术家，为丐帮做出了许多贡献，受到丐帮帮众的爱戴而最终成为一帮之主。可以说在乔峰之后，丐帮还从未有过如此被寄予厚望的领导人。

尽管颇具有领袖气质和人格魅力，但洪七并不擅长处理繁冗的帮中事务，更难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派系纷争。在他在位期间，洪七实行“无为而治”的方针，将大部分帮务交给四名九袋长老处理，而他本人孤身东四处游荡，品尝美食，间或杀死若干臭名昭著的江湖恶徒或女真官吏，进一步弘扬自己的美名。事实上，他的行为更接近孤身的游侠，而非团体的首领。这对于他个人名声益处匪浅，对他领导的丐帮却很难说有什么帮助。118

虽然有各种缺陷，但在洪七治理时期，丐帮一直作为武术世界的一大支柱和北方抵抗运动的中坚力量发挥着作用。在这一历史趋势下，丐帮和全真教形成了松散的同盟关系，取代了已经中衰的少林‐丐帮联盟，成为第二个武术世界正统体系。这一联盟从王重阳‐洪七开始，一直维持到南宋的灭亡。

当绰号为“北方乞丐”的洪七声名鹊起时，其他一些令人瞩目的武术大师也相继涌现。

在东海地区，出现了“东方异教徒”黄药师。他的根据地桃花岛很可能是旧逍遥派的七十二岛之一，在逍遥派衰落之后得以形成独立的力量。在整个东中国海，黄药师和他的弟子们的名字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黄药师本人是一个离经叛道的反儒家人士，信奉随性妄为的非主流道家哲学，这和逍遥派的主张极为相似。虽然黄药师表面上是一个不过问经济问题的自由学者，但他大部分弟子都是强盗和窃贼，宋代发达的海上贸易可能成为桃花岛的收入来源之一。

与他们相对应的两位武术大师是“西方毒蛇”欧阳锋和“南方皇帝”段智兴。欧阳锋是从西域到河西走廊的霸主，以毒蛇养殖和毒剂提炼而闻名。他的领地白驼山位于东西方之间的古老商路上，每年白驼山都能从中获得巨大的利润。另一方面，段智兴是大理国的皇帝（1172年—1200年在位），也是宣仁帝段誉的孙子，他继承了大理段氏历史悠久的武学传承，广泛地参与到北方武术世界的事务中。虽然在这一时期，诸如“六脉神剑”等高深武术已经失传，但在宋金战争后的长期衰落中刚刚复兴的中原世界，除却上述的个别高级武术家外没有人能够与段智兴相抗衡。他很快不仅在大理国内，而且在宋帝国的几个南部省份确立了霸主地位。

虽然从未发展到丐帮的规模，但新兴的帮会铁掌帮的发展也相当令人瞩目。在北宋时期，位于两湖区域的铁掌帮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帮会。但在宋金战争中，处于战争边缘地带的铁掌帮吸收了大批流民和士兵，原韩世忠部下的将领上官剑南担任了帮主，加以整顿和改革，使之成为首屈一指的大帮会。在上官剑南的门徒裘千仞继任帮主后，铁掌帮击败了原来的地区霸主衡山派，从而掌控了整个两湖，成为中国中部举足轻重的势力之一。裘千仞也以“水上漂浮的铁手掌”的称号而享有盛名。

自1180年以降的武术世界，除了丐帮和全真教的主流地位逐步确立之外，最大的特征就是在东西南北各部上述武术家个人的崛起。与较为年长的王重阳不同，“北方乞丐”洪七，“东方异教徒”黄药师，“西方毒蛇”欧阳锋，“南方皇帝”段智兴，以及名声稍逊的裘千仞，当他们在武术世界的舞台上崭露头角时，只不过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但他们注定将成为未来大半个世纪中武术世界的主角。

<h3>第一次华山论剑及其后果</h3>

据《射雕的英雄：一部传记》（The Condor‐Shooting Heroes: A Biography）记载，在1195年，举办了一次被称为“华山论剑”的高级武术比赛，这是一系列类似会议的第一次。发动这次比赛的缘由是为了争夺新近出现的，上一代武术家黄裳的著作《九阴真经》。

在比赛之前，因为《九阴真经》的出现，已经导致了武术世界的大规模动乱。上百名武术家为了争夺这部据说能在短时间内大幅提高武术水准的神奇著作而殒命，并进一步引起了大量次级的火并和仇杀。直到王重阳和其他武术世界巨头们也先后加入竞争的行列，并通过举办武术比赛的方式来决定《九阴真经》的归属。

黄药师、洪七、欧阳锋和段智兴都受邀参加，另一名受邀请者，铁掌帮的帮主裘千仞则因故缺席比赛。不过武术评论家一般认为，他因为实力较为逊色而不敢与会。比赛进行了七天，据在场的王处一回忆，其过程异常艰辛。最后王重阳击败了所有的对手，无可争议地以中国武术冠军的身份成为《九阴真经》的拥有者。而其他人也并列亚军，被称为“五绝”（Top Five）。

华山论剑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武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举行在整个已知世界范围内的武术比赛，以此解决重大争议，这也意味着武术世界自身的发展，已经由原始的开放模式走向相对的封闭体系。

可以将此与少林寺之役进行对比，后者聚会的初衷只是少林和丐帮的争端，并非整个武术世界精英之间有组织的峰会，诸如萧峰和慕容复这样被认为是水平相当的武术家，最后却被证明是差别很大的。同样，萧峰也不知道儿童婆婆、李秋水或剑神卓不凡等杰出武术家的存在，即使知道，进行较量也缺乏现实性。但华山论剑却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让已知世界的武术大师们能够一较高下，争夺的不仅是现实利益，也是中国甚至世界武术冠军（武功天下第一）的崇高名号。此后的七八个世纪见证了一系列重大的武术比赛，常常都是以类似华山论剑的模式进行的（见附录二）。

当然，华山论剑并非一般性的武术比赛，但如果仅仅将华山论剑的性质视为对《九阴真经》之类武学资源的争夺，仍然失之肤浅。无可否认，参与论剑的武术家都在某种程度上醉心于《九阴真经》的高深理论，但争夺这部典籍却有更为现实的原因。正如现代世界的军事技术一样，一部精湛的武术著作将会大大提高研读者的格斗能力，从而对现存的武术世界秩序构成威胁。为此，必须对这一危险倾向予以限制。争夺《九阴真经》的目的本质上可以视为现存秩序防止这一危险技术扩散的措施，事实证明这一措施是卓有成效的。这一实质意义也可以从如下事实中看出：最终获得本书的王重阳几乎没有读过该书，更没有练习其中的武术。武术大师郭靖后来对此有准确的评论：“他要得到经书，也不是为了要练其中的功夫，却是想救普天下的英雄豪杰，教他们免得互相斫杀，大家不得好死。”119在此意义上，“五绝”们对《九阴真经》的争夺可以视为对现存秩序的确认和维护。按照东西南北中等不同方位的名号，昭示了其瓜分势力范围的意义。

同时必须注意到，“五绝”体系也有其时代的鲜明特征：构成这一体系的基础，乃是武术家的个人力量，而非如后来的武林体系那样，奠基于个别武术家所隶属的武术门派。诸如少林、武当、峨嵋争锋的门派政治，要到一个半世纪后才会出现。这一时代虽然已经有武术门派的出现和繁荣，但许多情况下都只是作为武术家个人的附庸，而非独立的政治运作单位。黄药师——这位天才武术大师因为信奉激进的社会原子主义而提出对儒家价值观的质疑而闻名——他的悲剧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盛怒中打断了自己所有学生的腿并把他们赶走，从而自己扼杀了自己刚刚缔造的门派。同样的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在那些历史悠久的门派中。在那些地方，制度的约束总是大于领导人个人的意志。以明朝时期的雪山派为例，当掌门人白自在陷入颠狂而残酷地对待自己的学生时，他们毫不犹豫地禁锢并废黜了这位滥用权力的大师。120

在“五绝”体系确立后不久，又由于王重阳在1197的突然死亡而导致这一新秩序的第一次危机。这一危机可说是由于五绝体系自身的不平衡性造成的。

“五绝”体系表面上是以王重阳（及全真教）为首，东、西、南、北四位武术大师为辅的五方关系，来自于古老的五行学说。但事实上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之间并非完全平等，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另一个潜在结构：即全真教‐丐帮‐大理国的“南北”联盟为主导，而对东、西方的黄药师和欧阳锋集团加以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