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政治与社会转变；江湖与武术世界的形成</h3>

在后周世宗于959年死去后，只留下一个六岁的儿子作为继承人，他的将领赵匡胤在次年毫不费力地篡夺了帝位，建立了宋政权。宋朝（960年—1279年）最初看上去不过是自“五个朝代”以来的一系列短命王朝中的又一个，但它很快富有成效地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统治。赵匡胤对南方一系列分裂政权的战争都取得了胜利，从而将其版图扩大到中国本部的大部分区域。在北方，宋和刚刚崛起的契丹帝国（916年—1125年）也开始了持久的对抗，虽然没有取得其领导者所渴望的压倒性胜利，但契丹人南进的步伐毫无疑问被挡住了，这已经足够赋予宋以合法性。用不了多久，宋的臣民就意识到，混乱时代已经结束，中华帝国的秩序再次重建了。

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一个和以往都不相同的新秩序。为了避免武将篡位的悲剧再次发生，中央权力被大为加强了。自唐晚期以来的割据势力被扫荡一空，由帝国政府统一任命官员治理。各地区以前所未有的紧密性被连为一体。在这一基础上，再度出现了所谓的“江河与湖泊”的全国流动性区域。

作为严格的历史范畴，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武术世界产生于中国历史的“近世”（Modern Times）开端，亦即北宋时期。在此之前，仅仅有单独的武术家——游侠、刺客、僧侣或者军人——以及若干文化而非政治意义上的武术流派，而没有一个将他们联系在一起，让他们得以发展出诸多复杂互动形式的普遍关系网络和活动空间。

江湖或“江河与湖泊”，正如这个隐喻所显示的，既是关系性的网络，又是可供人活动的空间。虽然在上文中，我们追溯了其在先秦及唐朝的根源，但它第一次以成熟的形态出现于宋代早期。这主要得益于唐末农民战争对门阀士族阶层的消灭，结束了中古时代严苛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在宋代第一次建立了平民社会。在10世纪加强的皇权之下，原本分层的固定等级秩序被废除了，整个社会第一次成为一个相互流动的平面。契约化的租佃制关系，较宽松的户籍制度，城乡分治的行政体系，平民徭役的废除，以及科举制度的复兴，都赋予了宋代平民以远远超过前代的人身自由，为这种流动性创造了条件。77这种流动性既是纵向的，例如从平民成为政府高官，也是横向的，如佃农进入城市或者商人的跨地区贸易。特别是在横向上，手工业雇佣关系的普及、商业贸易的发达和全国市场的出现，构成了这种流动性的主要原因。78

在这一基本平面之上，在唐代仍然依附于军阀和寺院的武术家们，得到了可以由自己支配的领域。水上和陆地上的道路不再只是连通帝国不同区域的中介，而具有了独立的地位。正如“游侠江湖”“行侠四方”之类的短语所勾勒出的，部分人群通过在江湖世界的不断迁移，通过对流动性本身的隶属，创造了属于自身的社会维度。这一领域通过伸展到帝国各个角落的网络和节点，充满了诱人的可以利用的资源，而帝国的国家机器无力一一控制，因而成为武术家们角逐的场域。

首先兴起的是抢劫商旅和富翁的武装匪徒或“山寨（Mountain Stronghold）”，他们是一群罗宾汉（Robin Hood）式的亡命之徒，以外人难以进入的山林深处作为基地，控制各地方的交通要道，将武术最直截了当地运用于非法勾当，宛如依附在人肠道内壁的寄生虫。云州秦家寨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一山寨创立于北宋初期，建立在宋辽边境的太行山脉中，以世代相传的“五虎断门刀法”而闻名，宋朝向辽国输入的商品是他们的主要劫掠对象。

山寨的存在是悖论性的。它既依托于江湖网络，又威胁到了后者的存在。毕竟，武装匪徒的盛行会扼杀江湖体系的流动性，造成交通中断和商业萎缩，从而也否定了自己存在的根基。为解决这一悖论，大部分山寨采取了收取“买路钱”的方法，即过路者通过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以换取道路畅通和自身的平安。通过这种方法，就将一部分社会财富源源不断地转入武术家的手中。

当然，即使支付了相应金额，过路者的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特别是对于携带大批财货的富有商人来说。他们必须另寻对策。由此产生了保护商人或其他富豪的雇佣武师。成熟的商业性镖局在北宋时代尚未出现，但已经有许多武术家受雇于有需要的商贾或地主，成为他们的保镖或护院。很自然地，在这一长期结构性对抗中，非法的山寨和合法的保镖都需要稳定的武术支持，为之提供人力资源的武术门派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转而成为独立的武术家团体，并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逐步强化了对内部成员的控制，转变为较严格的准政治军事组织。

四川的青城派和山东的蓬莱派是最早崛起的两个武术门派，二者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宋代之前。青城派源自抢劫商旅的山寨，而蓬莱派则是唐代以来的道教派别，在宋代建立后，伴随着国家的统一和江湖世界的形成，二者迅速转变为近代意义上的武术门派，并趁着宋代统一后短暂的权力真空，在一定时间内几乎瓜分了东部和西部的武术市场，如同大航海时代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不可避免地，二者在扩张中发生了冲突并且开始了百年的仇杀，致使它们也像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样迅速衰落。

但秦家寨、青城派和蓬莱派只是庞大冰山的一角，在10世纪后半期和11世纪初期的中国，有成百上千这样的山寨、门派、帮会、家族及许多杰出武术家如同寒武纪生命爆发一样飞速涌现，抢占了各主要生态位，其中大部分在不久后就归于沉寂。但也有相当部分延续到几百年之后，分化发展出新的武术家组织，使得武术世界在进化中持续下去。

但在这一时期，无论是门派还是帮会都缺乏后来若干世纪中的严格性和压倒个人创造性力量的体制，相反，它们在很大意义上成为培养天才的个体武术家的土壤，也为这些杰出个人所控制。两宋时代的武术世界的鲜明特征之一，正是由从萧峰到王重阳，从郭靖到杨过这样的个人武术家的风格所左右的。在北宋时代，这些武术家之间在很大程度上还相互隔膜，譬如萧峰就几乎不知道逍遥派武术大师的存在，而在南宋时期，武术世界的交流活动进一步加强了，武术大师们之间也通过华山论剑这样的活动，形成了统一的体系。

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两宋时代的武术世界是一盘散沙，即使个人也是在其群体环境中涌现的，并且也一贯地按照其所属于的群体的价值观和利益而行动。因此，仍然可以对这一时期的武术世界进行群体性的论述和分析。下一节我们将看到，正是在11世纪，出现了以少林-丐帮联盟为核心的武术世界轴心。

<h3>宋代国际形势与武术世界轴心的形成</h3>

任何一位肯花五秒钟对比一下北宋全盛时期和唐代或元代版图的读者，都不难得出结论：宋代是中华帝国的严重收缩期，在各个方向上，它都遇到了强大的敌人而难以扩张。在唐帝国的废墟上，经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战乱建立起来的宋王朝，尽管在对其领土实际的控制和整合能力上胜过自玄宗时代以来的唐代后半期，但却从未恢复其鼎盛时代的荣耀。对西藏、新疆和蒙古地区，即使表面的宗主权也不复存在，甚至连北京和山西北部这样的传统汉族区域也被蛮族所占据。

而更为糟糕的是，宋朝发现自己面对着的各方向边境上的异族——契丹人、党项人以及重要性较弱的南诏人——已经并非草原上或森林中的野蛮部落，而是充分文明化，建立起城市和半汉化官僚体系的国家，使用汉字或类似汉字的文字系统，以其发达的军事实力，和汉族政权争夺东亚世界的正统地位。正如北宋怀疑主义思想家包不同（？—1094年）所哀叹的：“开运之后，已无华夏。”79

占领蒙古、满洲以及华北北部的契丹帝国或所谓“辽朝”，是第一个进行二元统治的征服王朝，80自其建立以来就对中原的汉族政权构成了巨大的军事威胁，并曾于947年南下侵入到华北的核心区域，占领了当时中国政权的首都开封。在宋王朝建立初期，开国皇帝们曾雄心勃勃地对契丹人多次发起远征，试图夺回传统的十六个汉人州郡，以及迫使对方臣服在中国天子的传统权威下，但基本都以失败告终。由于传统的养马场地区被契丹人占领，以及内部旨在加强中央而削弱边疆防卫势力的军事改革所带来的弊端，宋王朝发现自己在和北方野蛮人的交锋中总是处于严重的劣势。直到1004年的澶渊合约，通过宋朝和契丹名义上兄弟关系的确立，以及宋朝每年向契丹进贡大量白银及布匹，才勉强维持了均势与和平。但这种事实上的南北对峙局面却无法更改，由此，宋朝很难像此前的汉与唐帝国那样，确定无疑地宣布自己得到了“天命”。

不用说，这种无奈的现实使得10世纪和11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到悲愤和屈辱，这也是现代“中国”概念的源起。譬如学者石介（1005—1045）在《中国论》中宣称，要让“蛮夷回到蛮夷，中国回到中国，彼此不相混淆”。81宋朝初期的中国学者们重新发现了两个世纪前的复古主义思想家韩愈，将他尊为中国正统文化的捍卫者，并在文化上努力重建“中国”的正统地位，由此出现了所谓“古文运动”的文化转型。

为了确保宋王朝的正统地位，统治阶层和社会精英还认为有必要对周边国家实行文化封锁。在宋代，向其他国家销售和馈赠汉文书籍，被视为一种犯罪。在1078年，神宗皇帝（1067—1085在位）颁布了一份命令：“在【和辽国的】贸易场合中，除了基本儒学经典外，不允许卖其他的书给外国人，如果私下这么做，将判处三年徒刑，如果严重的话，可以流放一千华里。”82

这一时代精神（Zeitgeist）也在当时的武术世界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中国武术被认为是和古老的中国文明一同衍生的伟大传统，是中国人祖先赐予后代的宝贵遗产，它体现了炎帝和黄帝后裔不仅在文化和道德上，而且在身体能力上的优越地位，外国人没有资格学习和觊觎。正是这种武术正统主义（martial orthodox）的迫切需求使得在11世纪初期——在蓬莱派和青城派短暂的争霸之后——武术世界第一个正统体系得以诞生，亦即以少林和丐帮为二元互补轴心的正统主义联盟。下面我们将分别探讨这二者。

少林寺自从达摩时代以来，就成为中国武术传统的伟大象征。在唐以后的诸世纪中，少林僧侣在粗陋的达摩武术基础上，通过神秘主义的禅宗神学，发展出了以《易筋经》和《洗髓经》为核心，以“七十二种独特武技”为主体的、繁复而精密的武术体系，在任何时期均拥有一支超过其他派系的庞大武术家队伍。在混乱的“五个朝代和十个王国”时期，少林寺为了保全自身，比以往更加强化了武术训练的地位，它拥有一支强大的僧兵作为自卫的武装力量。在947年契丹攻陷开封后，其先锋部队曾进入少室山进行“打草谷”的劫掠活动，被少林寺的僧人剿灭，令契丹人认识到了中国武术的强大，迫使太宗耶律德光决定退回北方。不久，耶律德光在栾城突然死去，据说就是被少林的重要武僧“十三绝神僧”所刺杀。

而宋朝人更为熟知但又讳莫如深的，是少林寺和开国皇帝赵匡胤之间的关系。在许多民间传说中，赵匡胤在少林寺学习武术，并创建了著名的拳法“太祖长拳”。83这一说法并无确凿依据，但至少这套拳法来自他本人在军旅生涯中对少林拳术的改良，被公认为属于少林武术的支脉。84但在赵匡胤登上帝位后，这些并不体面的历史渊源无人敢于在公开场合提及。无论如何，这些真假难辨的说法进一步神化了少林寺的地位，让它在新兴的江湖世界中处于无可动摇的核心地位。而在江湖网络形成后，少林寺的武术——至少其中较为通俗的部分——通过一代代学徒进入江湖网络而被传播到中国各地，许多支系门派应运而生，他们也或真或假地奉少林寺为自己的祖源。这使得少林寺事实上成为了中国武术世界的核心。

虽然少林寺处于武术世界的核心，但也有自身显而易见的弱点。作为一所佛教禅宗思想主导的武术学院，它缺乏全国性的组织（仅在福建莆田有一所管理独立的分校），不参与实际的军事作战，也不公开谋求政治权力。它直接控制的势力范围甚至不超出嵩山地区，这使得它更多地处于精神领袖的地位，而难以直接出面凝聚武术世界的主流势力投入反异族斗争，但丐帮的诞生正好满足了这一需要。

丐帮，正如我们在上章所提到的，虽然可以上溯到唐末的流民战争时期，但真正形成稳定的组织是在北宋初期。乞丐的存在是跨文化的普遍现象，但乞丐帮会则依赖于一系列具体社会条件才可能出现：首先，需要有大量人口脱离农业，进入城市；其次，它只能存在于一个贵族等级结构解体，政治权力控制松散的平民社会，否则大量乞丐很容易沦为私人的部曲或奴隶；再次，这个社会要相对比较富裕，以至于可以供养一个庞大的行乞阶层，当然也不可能太富裕，否则乞丐也就不复存在。

宋代完全符合这些条件，事实上也是第一个能够符合这些条件的中国王朝。中古士族社会的崩溃和平民社会的形成为江湖世界的出现提供了平台；工商业的繁盛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其上层成为官员和商人，中层成为工人和仆役，下层则沦为乞丐。虽然他们已经失去土地，但却惊喜地发现在大城市中行乞也胜过在家乡进行辛劳而收获微薄的耕种。

在此需要稍微提及城市结构的变迁。在宋以前的社会，主要城市是由戒备森严的里坊结构组成，一座城市由若干不大的里坊组成，每一个里坊是由高墙围城成的方块，内部有街道和居民，在街道中心有警戒塔楼，每天击鼓实行宵禁。不用说，在这种严密的控制下，即使有个别乞丐的存在，也难以形成庞大的帮会势力。在宋代初期，统治者试图照搬之前的城市方案，但很快在新兴的商业化浪潮前崩溃，坊墙被拆除，如今天城市一样的沿街开设店铺成为常态。85最终形成了人们在《清明上河图》所见到的城市景象，这种新的城市结构也成为丐帮等城市帮会兴起的依托。

乞丐帮会本身在理想上是乞丐的互助组织，一个孤立的乞丐是社会的最底层，可以被他人随意欺凌。但如果加入帮会，则会得到来自其他乞丐的庇护，但需要从行乞收入中缴纳一定的比例给帮会组织，如果遇到雨雪天气，无法行乞或濒临冻死时，帮会也会提供一定的衣食。每个城市中的乞丐头目，俗称为“团头”，倚赖其他乞丐的供养，有一定的资金和田产，生活条件较一般乞丐为优裕。86

这种帮会组织往往是地域性的，但是宋朝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商品的广泛流通也催生了真正意义上全国性乞丐帮会的出现，即所谓丐帮。87由于宋代的学者‐官僚对于底层社会的漠视，这一当时新兴帮会的具体起源目前难以无从考证。目前所知道的最早的领袖是第五代的汪剑通，他活跃于11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很显然，如果汪是第五代领袖的话，那么之前四代，即使每一代的统治时期都有二三十年之久，也只能上溯到北宋初期，而事实上代际的变迁或许并没有那么缓慢——在汪剑通之后百年的洪七已经是第十八代了。或许真正全国性的丐帮只是在11世纪初才出现。无论如何，这和之前我们的论断是一致的：丐帮——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江湖世界——的兴起和宋代商业社会的形成有着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在丐帮流传的武术中，以“打狗棒法”（Dog‐Beating Stick Techniques）和“降龙十八掌”（18 Subduing‐Dragon Palms）最为著名，这二者都有浓厚的象征意义。“打狗棒法”是使用木棒对敌人和野兽进行打击，再明显不过地代表了丐帮的社会底层属性，反映出底层帮众和狼狗厮杀的经验，而“降龙十八掌”与之不同：它拥有高贵的起源，来自于古老而晦涩的《易经》经文，是地位尊崇的中国古典文明的产物。显然是中国文化精英的创造。由此表明了丐帮的双重属性：既是代表底层的民众和社会上层相对立，也是代表汉族文明和异族的威胁相对立。我们可以看到，在长时段上，这一双重特性贯穿了丐帮从宋朝到清朝的整个历史。

尽管丐帮的出现和发展对于政府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协调和管理数目庞大的乞丐，不让他们变成作奸犯科，甚至犯上作乱的盗匪，也有利于维持帝国统治，政府实际上也是受益者。因此总体而言，官方采取了默认和态度，在各大城市，允许“团头”的半合法存在。但是，全国丐帮帮主和长老这样的高位不受政府的约束，并不和官方发生正面接触，对于宋帝国来说，仍然是可疑的危险分子。

但在上述的民族主义危机面前，丐帮和政府的潜在对立关系变得次要，更重要的是双方作为岌岌可危的汉族政权的上层和底层，必须共同面对异族的敌人。在宋朝和契丹以及西夏的战争中，丐帮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如查良镛博士所说：

丐帮一直暗助大宋抗御外敌，保国护民，然为了不令敌人注目，以致全力来攻打丐帮，各种谋干不论成败，都是做过便算，决不外泄，是以外间多不知情，即令本帮之中，也是尽量守秘。88

查良镛博士认识到了丐帮和政府的秘密合作关系，但对此的解释可能是错误的，至少只是片面的。没有说出的隐含原因或许是更令人惊讶的：因为丐帮的成就被归为宋朝政府的军事胜利，使得政府获得合法性，将领和官员们也从中获利，以这种惨烈的方式，丐帮消耗了大量有生力量，也向宋朝政府表明自己并无威胁，获得了在法律边缘的存在和政府的不加干涉。当然对于丐帮的武术家来说，这种对国家表示忠诚的方式也是一种值得骄傲的荣耀，有利于他们在帮会和整个武术世界中提高和巩固自身的地位。这和12世纪初梁山系统的武术家在获得合法身份后投入和明教及契丹的战争如出一辙。事实上，丐帮和宋朝政府在对外战争中的合作关系一直维持到宋朝末期，在13世纪和蒙古帝国的长期战争中，丐帮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中两任帮主都死于襄阳战役。

而在少林与丐帮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竞争，但有合作的关系。少林向丐帮提供武术人才（譬如第六代帮主，著名的乔峰就曾是少林的学员），而丐帮则担任少林的外围警戒（譬如丐帮所积极参与的雁门关事件即是为了保卫少林寺），少林被尊为武术世界的精神领袖，而丐帮则负责实际的运作。少林不至于被架空，而丐帮也不会过分膨胀。这种既互补又制衡的关系令双方乃至整个武术世界都能从中获益。这也是和14世纪之后的少林‐武当关系的不同之处。

除少林和丐帮外，武术世界的正统势力还包括一系列中小门派、帮会、山寨、寺院及武术家族。如上面提到的蓬莱派、青城派，此外还有清凉寺、聚贤庄园以及慕容家族等等。他们至少在表面上公认上述二者的正统地位，同时也被承认为是正统的中国武术传承者。

在这些围绕着武术世界轴心运转的旁支势力中，最特殊的是云南的段氏家族，因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延续了三个世纪的国家——大理国（937年—1254年）。

和契丹相似，大理国的建立同样是在唐朝覆灭和宋朝兴起之间的半个世纪，缔造者是段思平（893年‐944年），他是一名原南诏官员，但在南诏的一连串政变中获得了权力，成为皇帝。这一段姓家族可能源出汉族的段氏，也可能是当地的白族土著冒认祖先以增加自己的声望。89无论如何，在中国的衰落和内战时期，大批汉人南下流落到南诏地区，参与了当地政权，是可以肯定的事实，而段氏家族也从中学到了高深的武术，此后以“一阳指”和“六脉神剑”获得了极大的声名。

大理国的疆土来自于自唐以来长期独立的南诏王国，和宋王朝之间很少领土冲突，并且谦恭地向宋朝朝贡。90因此宋朝居民对它没有敌意，相反，因为普遍认为其王室是来自中国本部的汉人武术家，却有特殊的亲切感，类似于今天中国人对新加坡的亲近态度。对于段氏家族而言，声称是汉族后裔有助于提高自己的身份，而由于段氏家族的巨大影响，正统势力也很愉快地接纳了这个宋帝国边境之外的同行。大理国的王室成员经常到宋朝境内学习和游历，并结交当地的武术家，以及邀请无量剑这样的正统武术流派到大理国驻扎，这些举措使得大理国如果不是在政治上，至少是在文化和武术上，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位游历者称大理人：“尊重儒生，礼拜佛教，居住在城市里，和汉人没有区别。”91这和下面要论及的各非正统势力是很不相同的。

<h3>武术世界的非正统势力</h3>

相比于日后诸世纪，11世纪的武术世界，最大的特征或许是其开放性。这与北宋王朝本身的对外封闭形成强烈的反差，同时又是后者的直接后果。以少林‐丐帮联盟为核心的正统派，其势力范围显然止步于宋国边境之内，即使在较为友好的大理境内，也罕见丐帮的分支，更不用说在长期敌对的契丹、西夏和吐蕃疆土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武学体系本身的边境。

事实上，当武学通过江湖网络的传播，在中国内地繁荣兴盛时，虽然正统势力千方百计加以遏止，其相关资源向周边地区的流动仍然是难以彻底禁绝的。上述的大理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武术昌盛的时代，如果漠视这一方面，结果将是致命的。不久后，契丹人和西夏人也利用国家资源，建立了他们的御用武术家集团，如果说在民间由于其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无法出现活跃的武术江湖，那么至少在宫廷中，他们拥有能够和汉人匹敌的强大武装。

由于史料稀少，我们目前只能从宋代的汉语文献中窥知其武术家系统的一鳞半爪。譬如，在契丹的皇家卫队“斡鲁朵军”中，聘用了许多汉族武术家，组成特种部队。他们和丐帮曾经多次交锋，并擒获过丐帮第五代帮主汪剑通。92而在西夏则在枢密院之下设立了被称为“一品堂”的官方机构，主要向中国本部地区招募肯为他们效力的武术家，不用说，其中大都是凶恶的亡命之徒，诸如臭名昭著的“四个邪恶之徒”。93

在吐蕃地区，此时一度强大的吐蕃帝国已经分崩离析，远离中国本部的地理位置和恶劣的高原条件使得吐蕃人不必担心来自中国本部的进犯。但中国武学也辗转传播到了这里，和来自印度的“脉轮”学说相结合，也催生了贡却鸠摩（Könchog Gyalpo，1034年—1102年）这样著名的吐蕃武术大师。贡却鸠摩的早年生活不详，据说可能与逍遥派方面有所接触，他于1073年在喜马拉雅山之麓建立了知名的萨迦寺，从而创立了吐蕃的萨迦派佛教，并因为被认为拥有无边智慧而被尊为“鸠摩‐智”。他被处于青海的唃厮啰国（Rdzong Kha）聘为王室教师，这一政权自认为是古代吐蕃帝国的直系后裔，依然梦想着统一吐蕃全境和征服中国。在贡却鸠摩的帮助下，唃厮啰国在11世纪末逐渐成为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