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黄帝内经》与道教的诞生</h3>

在毁誉参半的武帝时代后，汉帝国的荣耀仍然维持了几十年的时间，此后便是漫长的衰落。公元9年，帝国政权在动荡中被丞相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年）所篡夺。然而王莽本人的政府在全国性的起义中被推翻。在公元25年，一名叫刘秀（公元前6年—公元57年）的皇室远亲恢复了汉帝国的名号，但实际建立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政权，被称为后汉或东汉。刘秀被称为光武帝。在后汉的治理下，原来的由江湖网络构成的全国性平民社会消失了，随之兴起的是地方豪族统治的庄园经济。虽然商业网络仍然存在，但对于社会流动性只有微小的贡献。

这并不意味着后汉是一个较少变化的僵死社会，事实上，两种崭新的社会元素——道教和佛教——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并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嗣后的中国历史，武术世界的产生与之密不可分。我们将首先考察前者。

在光武帝和之后的几个皇帝治下，后汉一度达到了令人瞩目的繁荣与稳定。但自1世纪末以来，随着一系列无异于傀儡的孩童皇帝上台，帝国的政治中枢开始被皇后的家族和宦官群体两种势力所左右，在政局动荡中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控制，这使得地方豪族的势力在缺乏中央制约的条件下更为壮大。而随着帝国政治的腐败，被称为“太平道”的原始道教浪潮开始在华北蔓延。

道教源自道家学派，当武帝宣布皈依儒家后，这一学派成为官方的弃儿。但在官员和士大夫的生活中，这一学派找到了新的出路，在仕途上受挫的道家信徒们仿效劳西乌斯学派的另一位大师庄周，将道家的理念应用到内心世界，以寻求心灵的宁静。这一内在化的转向与阴阳家的学说逐渐融合在一起，成为新的人体科学诞生的温床。

在前汉帝国灭亡前夕，著名的学者刘向（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受政府的任命开始了一项浩大的宫廷藏书整理工程。他和他的同事们将所见到的图书分为六个类别，加以记录和说明，最后的成果是一本叫作《别录》的图书目录学著作。这部著作中首次记录了一部奇特而深邃的著作《黄帝内经》。这部作品据称是公元前27世纪黄帝和他的大臣岐伯的对话录，记载了关于人体的内在构造和医学的基本原理。

事实上在刘向之前，没有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提到过这部自称来自远古的对话录。因此，《黄帝内经》可能仅仅成书于晚近的一两个世纪，是当时迅速综合的道家、阴阳家和医学实践的学术研究成果。其中体现出这样的理念：人体是和天地相对应的小宇宙。在人体中正如和外在世界一样，同样有着江河流动，这就是被称为“十二经脉”的系统。经脉分为阴阳两种，分别传递阴气和阳气，阳气上升而阴气下降，作为生命运动所需的能量循环不息。48

这一划时代的发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为此后两千年中的中国人体科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蕴含了这样的理想：人体与自然界本身一样具有不朽的可能性，只要充分调和气息，发挥自己的潜能，就能够成为“真人”，获得永生。这些思想在此后几个世纪中获得了广泛传播，并成为道教的基础。

公元2世纪中叶，一种新宗教开始为越来越多的民众所知，其神学主张一种至高的真理或“道”在“气”的作用下产生了天地和世界万物，以及各种民间崇拜的鬼神。这一切据说来自一位叫于吉的神秘大师，于吉在2世纪上半叶编撰了一部道教经典《太平经》（The Bible of Peace），并影响了此后许多道教派别。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之一张角创立了“太平道”（Pacific Tao）并吸引了很多信徒。184年，太平道发动了“黄色头巾”（Yellow Turban）起义，给了衰落的后汉帝国以致命的打击——帝国此后数十年中崩溃瓦解，最终分裂为三个独立王国。于吉本人在政治上并没有张角那么大胆，他远离动乱的北方，逃到安定的长江下游，在那里享受被民众崇拜的晚年生活，直到公元200年被当地的军阀孙策斩首为止。

在于吉和张角在东部活动的同时，另一名道教缔造者张陵和他的家族则在西部的汉中地区秘密缔造他的宗教王国。与很快覆灭的太平道不同，张陵以一种天才的方式使得他的教派成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宗教势力之一：他要求入教者捐献大约四十千克的大米作为费用。用这种方式他迅速屯积了大量的粮食，并以此救济了很多贫民，从而令自己声名远扬。张陵的家族靠囤积的大量粮食轻易控制了帝国西南部一个省份的经济命脉，他的孙子张鲁（？—216年）建立了政教合一的道教王国。张鲁在215年向控制华北的曹操（155年—220年）投降并受到礼遇，此后他的宗教传播到帝国的各个省份，并以“天师道（Heavenly Master Tao）”之名为人所知。张陵的后代世袭了“天师”的职位，在每一代都得到政府的册封。

天师道因其对符咒的重视而闻名，他们宣称能够通过在黄纸上书写类似文字的符号召唤鬼神和避免灾祸，为此他们编造了繁复庞杂的神灵系统以服务于他们的召唤。由于对外在神祇的依赖超过了对身体修炼的要求，这一最古老的道教派别并未在武侠史上留下深刻痕迹。但道教的精神已经被这些早期流派传播到帝国的各个角落，在3世纪初出现了许多奇特的道教法师：如左慈、甘始、郄俭、费长房和华佗，他们据说长生不老，拥有神奇的力量，能施行各种幻术并能预见未来。49这些人中大多数是道教的修行者，深谙《黄帝内经》，通过艰深繁复的修炼过程开发出自身的各种潜能，在民间传说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这些道教法师采用了多种有趣的修炼方式，其中很大一部分为后来的武术家所沿袭。譬如静坐以及用特殊的方式呼吸，食用用水银和铅制成的液剂和药丸，或者在性行为时用意念控制射精，保持阳具的长久勃起（中国人称为“房间中的艺术（arts‐in‐the‐chamber）”）。更为重要的是，华佗发明了一种模仿五种动物动作特点的健身体操，被认为对后来的武术有重大的启迪作用。

这些修炼方法的效果究竟如何？由于史实已经湮没在许多明显荒诞的传说中，对此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如下一些描述：他们具有超常的移动能力，即使骑马也难以追赶；他们刀枪不入，不为任何打击所伤害；他们能够施行多种魔法，譬如点石成金和分身万千；他们驻颜有术，甚至能够死而复活。无论在这些传说中有多少夸张和误解的成分，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些道教法师和几个世纪后武术大师的相似性。后者往往也是通过同样的方式开发出超人的内力、轻功和感官的敏锐，以及某种控制心灵的幻术。

但在这一时期，这些新发展出来的人体科学仍然尚未和古老的武术技巧相结合。3世纪最著名的武术家几乎都是军人，譬如号称“与万人相匹敌”的关羽和张飞，他们拥有冲入一支军队杀死其主帅，而自身毫发无伤的能力。但他们既不理解修仙的神话，也未曾梦想过利用道教的修炼方法增加自己的战斗力。道教法师们则与之相反，醉心于飞向天国的美梦而对单纯的格斗能力不屑一顾。譬如，对人体科学有深入了解的华佗毫无武术根基，只是一位有神秘色彩的医生，并且最终被曹操杀死了。在许多世纪之后，我们所追踪的这两条线索才会合二为一，令宏伟而瑰丽的武术世界得以出现。

<h3>佛教的传入；及其对武学理论的重要性</h3>

如果与从西方传来的另一种福音相比，甚至打垮了汉帝国的道教也不免相形见绌，此即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佛教。这一信仰创建于公元前6世纪，并在此后许多世纪中不断向外扩张。在公元初年中国人通过中亚接触到了这一宗教。当地国家在长安的使节们或许开始劝说他们的中国保护人接受释迦牟尼的真理。公元64年，光武帝之子、汉明帝刘庄（57年—75年在位）梦见了金色的神在他的宫廷里飞翔，一些可能已经知晓佛教的大臣竭力将其归为佛陀的显灵。于是皇帝派遣两名使者到西方去探求这一陌生信仰的真谛，他们带回了一些佛教僧人，并在洛阳建立了一座寺院。这就是佛教征服中国的开始。50

在3世纪之前佛教的传教事业并未取得明显成功。佛教寺院主要服务于从中亚来的外国人，除了作为贵族和一些知识分子的新奇玩物外，这一异国风情的信仰对于民众来说仍然是陌生的。但从2世纪末期开始，战乱和饥荒显著地增加了中国人的宗教需求。

后汉帝国在“黄色头巾”起义后，陷入了近四十年的内战，并于220年分裂为三个部分，这一过程中其人口已经从超过6000万下降到不到1000万，人口损失是惊人的。在公元280年的短暂统一后，从4世纪初开始，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涌入中国内地，汉族政权再次向南方退却，历史进入了约三个世纪的南北分裂时期。这几个世纪见证了华北地区被战争和动荡所蹂躏，社会各阶层都无法享有安全感。佛教由于宣称要将一切人从痛苦中解救出来，比道教更出色地适合了民众的需要。因而，在基督教征服罗马的同一时期，佛教征服中国的伟大历程开始了。

在佛教日益进入中国的同时，它也迅速被卷入中华帝国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活中。由于大批中国民众和精英的皈依，佛教攫取了惊人数量的社会资源，当佛教僧团大张旗鼓扩张时，不免与帝国相冲突。5世纪的魏太武帝（423年—452年在位）和6世纪的周武帝（561年—578年在位）都曾经进行过声势浩大的反佛教运动——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皇帝都是虔诚的道教徒。这些运动并未摧毁佛教在民间的根基，但却有效地遏制了佛教试图独立或凌驾于帝国权威的任何努力。

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佛教最终通过融入和攫取江湖网络的方式，至少部分地脱离了帝国的控制。首先，佛教徒对于统治者的平等意识（他们曾宣布对于帝王不需要礼拜），对于世俗生活的唾弃以及寺院经济的独立组织形式使得他们在一切帝国臣民之中最不依赖帝国政府的管理。在帝国的政治版图上，各大寺院如同白纸上一个个不透明的黑点，虽然单独而言全都处于帝国的阴影下，但一旦江湖网络被建立起来，就成为其中重要的节点，为其提供稳定性的支持；另一方面，江湖的流动性也使得寺院能够彼此联络并相互庇护和应援，从而提供了对抗帝国的可能基础。事实上寺院不仅仅是僧侣的庇护所，也在慈善的名义下，为一般的平信徒、商人、行吟诗人和知识分子提供暂时性落脚和居住的场所，这无疑有利于它汲取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源。

更重要的是，佛教也在武学的产生和发展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正是佛教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促进了真正意义上的武学在公元6到7世纪的诞生。这听起来有些奇怪，因为佛教一向以对虚无的追求和非暴力主义而闻名，这似乎与武学的宗旨——在格斗中战胜对方——格格不入。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何在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最初几个世纪中，并未和武术的发展有明显的联系（与上述近似武术家的道教法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要理解佛教与武学的内在联系，我们必须深入到佛学理论的若干基本概念中去。

佛教的基本信念是将宇宙视为因果联系的网络，任何事物都产生于因果联系中，并在因果联系中消灭。显然，人类的痛苦都产生于与自然、社会和他人的因果联系中，在其中也形成了虚构的自我概念。因此从这种联系中解脱出来成为佛教主要关心的内容。现代人认为人的自我死亡就是这样的解脱。但是佛教徒却被“灵魂转世（reincarnation）”的学说所困扰。他们认为灵魂自身中有一种力量，能够在人死后保持自身的存在并将自身带入一个新的身体。因此，真正的解脱必须脱离转世轮回（Saṃsāra），这就要求在人生前就通过对宇宙与自身真谛的认识消除灵魂中固执自身存在的力量。

在佛陀死后的最初几个世纪，佛教徒所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解放或者涅槃（nirvana）。但在公元后兴起的“大乘佛教”却嘲笑这种幼稚的思想，称之为“小乘”：亦即没有办法带其他人上路的单座车。真正的涅槃，他们认为，并非刻意去追求涅槃本身，因为任何去刻意追求到的东西都并非真正的涅槃。涅槃必须要摆脱执着于涅槃的状态本身。因此“菩提萨埵（Bodhisattva）”或者“菩萨”就代替了佛陀成为新的目标：重要的不是自身脱离轮回，而是救助他人脱离苦难和不幸。为此，人们必须积极地参与到世间生活以及轮回中去，在其中体验万物的空洞性本身。

佛教的大乘运动，使得它能够以一种更积极的方式参与和改变俗世生活。与此同时，从小乘时期发展而来的佛教心理学——这种心理学以经院哲学的方式将意识划分成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嗅觉和意念等诸多层次——被大乘佛教转化为对无意识或潜意识的研究。在对人类心灵的深层认识中，最为著名的是无著和世亲创立的瑜伽行派，这一派别提出，在意念之下有一个更基本的层次，被称为“末那识”，亦即自我意识最基本的层面。这一概念对西方思想来说并不陌生，我们的哲学家称之为“统觉（apperception）”。然而在末那识的背后，是更为本源的“阿赖耶识（Aṣṭavijñāna）”，这是一种甚至比自我意识更深层的结构，它蕴含着无数意识流的“种子”，被视为人类意识之执着的最终起因。这十分接近于弗洛伊德和荣格所提出的无意识（unconciousness），但西方思想对这一点的认识迟了一千五百年之久。

我们认为，正是佛教哲学对阿赖耶识等心理深层现象的认识开启了武学发展的新空间。正如导论中已经指出的，武学发展的源泉在于人类对自我身体的控制及对其潜能的开发，这必然依赖于对于心灵现象及其与身体之关联的深刻研究。关键在于设想出一种基本的活动模式使得人能够以一种最为有效的方式调动身体的每一块肌肉和骨骼。然而在西方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身心二元论却成为产生这一有效模式的最大阻碍。由于心灵和身体被简单地一分为二，唯一可能的身体运动模式只能是人的思维和意志对身体的控制模式。亦即由心灵单方面去操纵身体的活动。不断强化的意志控制事实上塑造出一个粗暴的心灵和一个被动的身体，而更为微妙和丰富的可能性就此被扼杀了。

在佛教和道教那里，心灵从未具有如此基本的地位。道教徒将心灵和身体统一归为“气”的运动，并且在修炼过程中不断抑制心灵的指挥欲望，让“气”自然地在人体内不断运行。而佛教更是不遗余力地要消除自我的痕迹，通过阿赖耶识的概念，佛教徒认识到一个深于自我意识的基本结构。因此，静坐和内省对双方来说都是最为重要的修行方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可能让躁动的心灵安静下来，聆听身体内在的呼唤。在此，一个心灵和身体之间的第三项呼之欲出。二者必然通过某种更基本的结构结合在一起，如果掌握了这一结构，就得到了生命的真正源泉。毫无疑问，佛教和道教对于心灵和身体的结合结构并没有任何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研究，但是却通过主观的意识体验接触并驯服了这一层面，这也成为他们可能对身体运用自如并调动人体最大潜能的关键所在。51

佛教对于潜意识的精神结构和道教对于经脉的身体结构的概念之间的融合正是中国武学诞生的奥秘所在。这一融合自从佛教和道教接触以来一直在发生着，但是公元5世纪与6世纪之交可能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伟大的佛教武学大师菩提达摩（Bodhidharma，？—535）和他缔造的少林学派。

<h3>达摩与慧可；少林武学的形成</h3>

菩提达摩，常常被简称为达摩，是从印度来华的佛教僧侣，他于5世纪末在广州登陆，首先在南中国活动，并曾经在南方梁朝的都城建康（今天的南京）和皇帝萧衍（502年—549年在位）讨论佛教教义。达摩是瑜伽行派的传教士，他依据一部叫作《楞伽经》的著作主张通过“禅定（Dhyāna）”的方法达到对阿赖耶识的体验，“禅定”是一种通过长时间静坐集中精神的方式，经过长期的练习可以产生出奇异的身体体验。为了达到最佳效果，达摩强调静坐必须对着空洞的墙壁，以免受到任何不必要的干扰。

达摩试图教导萧衍履行这种有效的修行方式。萧衍是虔诚的佛教徒，但他却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佛教的热爱：首先宣誓成为僧侣，再由大臣们从国库拨巨款，从佛寺中将他赎回，以此途径对佛教寺院提供慷慨的经济支持。这位甘于奉献自己的皇帝对达摩所提倡的坐牢式修行术却毫无兴趣。达摩受到了冷遇，不得不失望地离开浮华的南方帝国，到北方的魏国去传播他的新教义。据说他是站在一根芦苇上漂过扬子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