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越国女士的传说</h3>

公元前485年，薛西斯大帝即位之年。9希腊古典文明仍在兴起的前夜，而罗马更是蛮荒之地的蕞尔小邦。在东亚，扬子江出海口以南有一个叫作“越”的小国，它在很长时间内被北部的强大邻邦吴国奴役和掠夺。国王勾践看上去一向顺服于吴国的权威，但内心却矢志反击，然而他的军队的武器和训练却远不如对方。国王为此忧心忡忡。在这一年，一位穿着绿衣服的年轻女士从南方的森林地带来到越国的都城会稽，在宫廷中拜见勾践。女士告诉国王，如果他希望获得胜利，那么必须获得一样东西，叫作剑术。

“什么是剑术？”国王困惑地问。

“它的道理看上去微小而简易。”女士说，“但它的意蕴却很深远。道有大门，也有‘阴’和‘阳’，当开门关门的时候，就会产生阴阳强弱上的变化。用手来搏击的道理，在内部用精神来充实，在外部表现为确定的仪态。看上去像安静的妇人，出击时像凶猛的老虎。准备好形态，等待着气息，和你的意志一同前往……”

对这种空洞的言论，国王不免感到怀疑。女士似乎早已料到，补充说：“我说的真理，可以让一个人胜过一百个人，一百个人胜过一万个人。请您试验一下，就会看出它的威力。”

女士拔出宝剑，国王让宫廷的武士们和她较量，却都被这位女士用快捷巧妙的动作轻易击败。于是勾践衷心地感到佩服，任命她为教练，让她把剑术传授给越国的军队。在三年后，学会剑术的越国军队突袭吴国，攻破了它的都城，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吴国在不久后被灭亡，而越国也得以建立持久的霸权。10

这是剑术，或者更一般地说，武学（Martial Learning）在中国诞生的著名故事。这个故事中含有许多较晚时期的虚构，以至于已经很难还原出事件的原貌。但其中包括了不可忽视的真理：中国武术诞生于古代世界的军事活动中。这些活动的历史比越国的女士（the Lady of Yue）要古老得多。

在令人生畏的越国女士出场之前，独特的中国文明已经发展了数千年以上。在新石器时代末叶，中国许多地方已经发展出了定居的农业文化，若干讲原始汉藏语的族群从西部向东方迁徙，逐渐占据了华北地区，他们是后来汉民族的祖先。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一个叫作“商”的权力中心在黄河流域兴起，并不断向四周扩张，成为了第一个历史时期的王朝。11商王朝建立了壮观的宫殿和城墙，并提供了中国最早的文字记录：一种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祭祀文字。这些记录告诉我们商是一个好战的政权，频繁地和周边各民族交战，并将大量的俘虏用于祭祀。

但中国史书上第一场有确切记载的战争是公元前11世纪的商周战争，这场战争中，在关中平原兴起的周族在其领导人姬发的率领下向东方进攻，颠覆了已经存在了六个世纪的商王朝。决定性的会战在商都城附近的“牧野”发生，这场会战据估算发生在公元前1045年。据称商王武装了大批奴隶上战场，但他们被姬发的仁慈所感动，反过来向自己的主人开战，最后战场上所流淌的鲜血能够让木棒都漂浮起来。12

商周战争是中国文明最为古老也最为深刻的秘密所在。主流的儒家学者们热情歌颂它为得到“天命”的正义之师战胜邪恶暴君的典范；而在民间传奇中，这场战争却成为妖魔和神祇对抗的舞台，是血与火的角力，妖术和仙法的比拼。13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商周战争展现出中国文明的特质：强盛的王朝终将归于灭亡，但中国文明本身在不断的王朝更替中却能够展现自身的持续力量，甚至成为推动这种更替的动力。

在牧野之战中，出现了关于“剑”的最早记载。周族的首领姬发使用一种称为“轻吕”的武器击刺敌人，这是剑的最初名称。14这种双面开刃的刀具在突厥语中称为kingrak，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7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和黑海地区，经过数世纪的传播经由中亚草原到达中国。周民族很可能是在和西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学会了冶炼这种兵器。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剑是长度不到一英尺的青铜短剑，这一点已经被考古发掘所证实。15在马车的冲撞中，短剑不如可以够到较远敌人的矛和戈有用，但在近身格斗中却拥有惊人的杀伤力。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剑的应用随着战争的频密和步兵作战增加而变得日益普遍。

在牧野之战中也出现了战阵的应用。在姬发的战前誓词中，他要求战士们按照一定的步法和动作出击，在整个过程中必须保持一致。16周的军团所使用的可能只是简单的密集型方阵，战术目的仅限于形成牢不可破的正面以击垮敌军，但这一战士间密切配合、融为整体的精神将孕育出后世许多高度发达的复杂阵法。

在推翻了商王朝后，姬发和他的后裔们自称为“天的儿子（The Son of Heaven）”，将统治的合法性归结于天帝的眷顾。他们建立了比商统治地域更加广袤的西周王朝。接下去的几个世纪见证了一种与氏族宗法关系结合的复杂礼仪制度和文化体系的迅猛发展，在许多重要意义上这一时代都为后来中国文明奠定了基础，常常被后世认为是完美无缺的黄金时代。

西周的势力范围达到了大约一百万平方英里，由于其技术水平的限制，周的统治者并没有采用后来的官僚流动制度进行行政治理，而是将在其控制下的土地划分为数百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封地，由周的王室成员、贵族以及当地首领统治，在相当程度上允许其自治，但要求其对周王进贡和提供军队，这类似于欧洲中古的封建采邑制度。对于专制王权的统治而言，这种封建主义显然存在着潜在的弊端：随着时代的变迁，笼罩在周王头上的“天的儿子”的光环会逐渐暗淡，掌握了自治权的地方封臣会谋求更大限度的权力和威严，统治权的分散是不可避免的。

此外，虽然经常被描述为牧歌式的黄金时代，但周王朝自建立后仍然一刻不停地进行着高强度的战争。根据青铜器上的铭文得知，周一方面在扬子江与淮河流域征讨当地的野蛮民族，另一方面则为了守卫渭河流域而和西北的游牧民交战。因此在近三个世纪中，中国的战争艺术仍在继续演化，军事训练也成为贵族教育的一部分。

王室享有至高权威的西周时代结束于公元前771年的一次西北游牧民族入侵，周王朝的首都镐京被野蛮人夷为平地。古代历史学家们将这一事件归咎王上被邪恶的妃子所迷惑，将帝国的烽火预警体制当成取悦宠妃游戏，从而导致了防御体系的瘫痪。17但撇开周王宫廷中的问题不论，西周崩溃主要的原因仍在于被称为“猃狁”或“犬戎”的西北游牧民族长期的压力。18镐京的沦陷是华夏国家的都城第一次被北方蛮族所摧毁，类似的事件还将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发生。南方农业地区的定居民族和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的斗争自此之后从未停止过，可以说，这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古代历史运动的主旋律，主宰王朝的兴亡和文明的盛衰。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一斗争也塑造了中国武术世界的基本特质。

在公元前770年，周王朝在东部的洛阳地区得到了重建，但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荣光。黄金时代一去而不复返，一系列实力雄厚的诸侯国随之而兴起，试图掌握王室衰落后的权力真空。此后数个世纪，在数百个诸侯国间发生了数不胜数的兼并战争，直到只剩下最大的几个国家，越国与吴国的兼并战争正是其中之一。这一时期被诗意地称为“春与秋（Spring and Autumn）”，19它是军事活动高速进化和转型的时期。越国的女士就出现在这一时代的末期。她的出现意味着武术从其军事的母体中分离出来，雏形的武术家登上了历史舞台。

作战方式的变化是武术开始涌现的催化剂。在“春与秋”时代的大部分时期，主要作战方式仍然是以马拉战车的冲击为主。但在其后期步兵的重要性显著上升了，特别在扬子江流域，亦即吴国和越国所在的地区，由于众多的丘陵、河流与湿地存在，车兵的运用大受限制，较灵活的步兵更受青睐。步兵作战更为强调个人独立的格斗能力，成为孕育武术家的温床。为了提高士兵的作战能力，此时的佩剑进一步普及并且逐渐加长。出现了欧冶子等著名铸剑工匠，吴国和越国也制造了当时工艺最精良的青铜剑，但要训练士兵熟练掌握这种新兵器并不容易，其中的许多动作技巧具有相当的复杂性，难以让士兵自己摸索。学会了运用剑并发展出新技巧的武术家对常人占有决定性的优势，当这些技巧在军队中被普及后，甚至可以左右战争的结果，正如我们在越国女士的例子中所看到的。

比越国的女士更早一些出现的是被称为“刺客（assassins）”的职业杀手。第一位有记载的“刺客”，亦即第一个脱离军事的武术家，叫作曹沫。他是一个善于格斗的士兵，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的鲁国，其格斗才能被鲁国大公所赞赏，从而被拔擢成为将军。在与齐国的战争中，鲁国被迫投降并割让大片土地。在签订和约的会议现场，曹用一把匕首在各国首脑面前劫持了齐国的统治者桓公（公元前685年—公元前643年在位），迫使他放弃对鲁国领土的要求。当桓公被迫在口头答应他的要求后，他平静地扔掉匕首并走下台阶。愤怒的桓公想要立刻撕毁口头承诺，但他的丞相管仲却看出曹沫具有再度冲破卫士的保护圈且杀死桓公本人的实力，最终劝说他正式同鲁国签订了条件温和的协议。20

如果说曹沫并未真正刺杀桓公，那么在他之后出现的一系列刺客则真正符合了这个名称。刺客专诸在公元前515年用藏在鱼肚中的一把匕首刺杀了吴国的国王僚。几年后，一个独臂剑士要离刺杀了僚的儿子庆忌——后者本人也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格斗家。大多数刺杀都发生在偷袭的情况下，刺客设法接近目标，在必要的情况下取得其信任，然后将其狙杀而死。但也有例外：在公元前397年，一名持剑男子公然闯入戒备森严的韩国宰相侠累的官邸，在冲破层层关卡后杀死了侠累本人，又击毙了几十名卫士后自杀身亡。几天以后，这名刺客被人认出是著名的勇士聂政。即使从最严苛的标准来看，这位聂政都是一名令人生畏的武术家。21

刺客的出现意味着武术已经脱离群体的军事行动而具有了独立的形式。这首先依赖于格斗技术的发展，使得格斗能力远高于一般士兵的职业武术家出现，在这种条件下，刺杀国君或大臣才是可能的。不仅如此，刺客的出现又刺激了武术的进一步发展：为了防止被刺杀，国君和重要官员必须要配备更训练有素的贴身卫士，后者本身可能也是专业的武术家。而这也对刺客提出了更高的职业要求。在这种进攻‐防御的游戏中，武术也在飞速进化。但在这一时期，武术家显然还谈不上拥有独立活动空间，刺杀仍然是军事行动的一种特殊类型，而武术仍然是世俗权力的附庸。

但越国女士的故事却是一个例外，她并非将武术用于格斗本身，而是当成一种技艺传授给他人。诚然，她的剑术是传授给越国的军队，并用于之后的吴越战争。但故事里的年轻女士并非出身军旅，而是来自南方森林的居民，据说她豢养了一头猩猩作为宠物，并从后者的敏捷动作中学到了剑术。显然这不再是被动的经验积累，而是主动的创造过程；最后，虽然曾经教授越国的军队，但越国女士并非越王的臣属或将领，而拥有自由身份和独立的人格。在教会越国的军队学会剑术之后不久，她就离开了越国的宫廷而不知去向。

在各种意义上，这一传奇的女士都与被豢养的刺客迥异，而符合此后几百年中“游侠”的标准。或者她本人就是最早的游侠，或者她是早期游侠所信奉的一位女神。无论如何，对于之后的武术家们，越国的女士一直是一个不可磨灭的象征，其所代表的理念是：武术家的价值在于帮助国家和君主实现正义的事业，但却不受政治权力的摆布。

<h3>江河与湖泊：诸国混战时代的社会流动者</h3>

如果曾在公元前485年到访越国宫廷的女剑术家确实存在，那么她无疑认识勾践最重要的参谋范蠡。据说正是后者向勾践引荐了这位神秘的女士。查良镛博士指出她是被英俊的范蠡吸引才来到会稽。但因为吴国的美丽王妃，也是越国的女间谍施夷光占据了范蠡的心，而令她伤心地离开了。22但据说在公元前473年吴国的都城姑苏被越国攻陷时，越国女士曾经再度出现在范蠡身边并见到了施夷光。此后，吞并了吴国的勾践开始为范蠡的过大权力以及与女剑术家的可能联系而感到不安。为了预防来自国王方面的加害，范蠡很快也离开了越国。越国女士此时是否陪同在他身边则不得而知。根据司马迁的记载，范蠡“乘着小舟，在江河与湖泊上漂浮着”，23顺利地脱离勾践的掌握，前往北方。

“江河与湖泊（rivers and lakes）”或“江湖（rivakes）”，并非某种偶然的指称，而是形象地指出了在这一时代逐渐形成的、覆盖中国本部的水道网络。在依赖人力和畜力进行交通时代，水以其流动性和浮力对于人群的交通和货物的运输有可观的优势。在勾践与越国女士见面的同时，吴国正在开凿一条沟通扬子江和淮河的运河，以便吴国运输军队到达北方。吴国被消灭前夕，这条运河已经建成，被称为邗沟。范蠡可能就是通过太湖、扬子江和邗沟到达北方的齐国。不久后他就在齐国成为一位著名的商人，其贸易范围远达南部的楚国。24

覆盖全国的商业贸易的兴起更加依赖于江河与湖泊，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的《禹贡》中不厌其烦地勾勒出全国的水道体系及各地货物的运输方式。25在长年的旅行中，商人及船员成为了农业社会中第一批脱离土地的人群。对于他们来说，“江河与湖泊”不只是到达目的地的工具，而本身就成为了生活居所与生存方式。在一两个世纪之内，更多的人群开始沿着江河与湖泊的网络在各个方向流动，一个广袤的社会空间开始形成。

吴越战争结束之后，政治和社会的巨变仍然在继续。通过“春与秋”时代的兼并浪潮，在公元前5世纪末叶，西方的秦国，东方的齐国、北方的燕国，南方的楚国以及中部的韩国、赵国和魏国等七个强国主宰了中国的文明地域（但勾践的越国不在其列，它在公元前306年被楚国所灭亡了），国家间的吞并暂时中止，而代之以两个多世纪间七个强国之间不厌其烦的边境战争和反复无常的外交，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的统一为止。这一时期被称为“诸国混战时代（warring‐states period）”。

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战争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全面化，过去几千人的贵族战争游戏已经完全消失，而代之以动辄几十万人的、动员全国各个阶层的全面战争。其间的差距可以比拟为从普瓦提埃（Poitiers）到凡尔登（Verdun‐sur‐Meuse）之间的距离。26

这一时代的中国仿佛是一场绵延两个世纪的血腥战场，但另一方面，有许多商业和文化兴盛的迹象向我们表明其和平与繁荣的一面。正如17和18世纪频繁的欧洲战争不能掩盖商业贸易的增长和随着封建制度被君主专制取代，各主要国家内部和平的实现，同样，在公元前4世纪和3世纪的中国，七个主要强国的竞争在扩大战争规模的同时，也减少了战争的数量；另一方面，贵族的封建采邑制度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也使得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平民社会的雏形。牢固的上下等级秩序融化在增强的社会流动性里，工商业在迅速发展中；战争和商业的共同需要建立起庞大的国际交通网络，令人民、商人和知识分子能够相对惬意地在各国间往来。在“江河与湖泊”中畅游的人士日益增多。

自“春与秋”时期以来，社会地位下降的底层贵族和提升的上层庶民，逐渐融为一个新的阶层，亦即“士”。这一阶层缺乏世袭的政治权力，在经济上也并非富有，但通常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以担任一些事务性的公共职位，或者充任君主和上层贵族的顾问，他们是后来帝国时期的学者‐官僚（士‐大夫，scholar‐officials）的雏形。但与统一帝国时的学者‐官僚不同，他们并没有效忠某个特定政权的义务，而能够在不同国家间流动，选择自己所喜爱的君主侍奉。士的主要成分是知识分子或文士（men of letters），但武士（warriors）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在这一时期，大量的武术家也以士的身份出现，他们虽然往往充任宫廷的高级武士或贵族的近身仆从，但是已经越来越多地脱离了军事领域。

在这一时期，各国的国君和高级贵族也热衷于招揽武士，观看他们的武技，甚至和他们比赛。齐国以招揽“技击之士”为其效力而闻名，被讽刺为不实用的作法。27而秦国的国王嬴荡（公元前310年—公元前307年在位）本人就是狂热的武术爱好者，他招募了任鄙、乌获、孟说等一流的武术家来到他的宫廷中，并赐给他们显要的官职，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御用武术家团体。武术家们也恭维他的武术天赋，让他也以武术家自居。公元前306年，他进行了一次武术表演，在举起一只青铜的大锅后，因为体力不支而倒下，随后死去了。他在死后被尊称为“悼武王”，意思是“悲剧的功夫之王”（the Tragic Martial King）。

比嬴荡稍晚的赵国国王赵何也是一名剑术爱好者。根据哲学家庄周的记载，在他的宫廷中一度有三千名剑术师，每天都进行剑术的较量，每年至少有上百人死伤。28在公元前3世纪，剑的长度已经和后世相似，最长的可以达到四英尺左右。这一时期的剑术必然也成为此后两千年中中国武术世界剑术体系的滥觞。赵国成为当时剑术发展的中心之一，司马迁告诉我们，他的直系祖先司马凯就是赵国的一位著名剑术家，著有目前已知的最古老武术著作《剑论》。29

很自然地，在剑术家和其他武师之间广泛存在着好斗的风尚，正如中世纪盛期的欧洲骑士一样。庄周说，他们一言不合，就相互怒视，然后拔剑将对方的脖子砍断，或者不幸地被对方刺穿肚腹。30在武术家之间并没有自治关系，武术虽然已经与其他领域区别开来，但仍然在相当程度上附属于政治和军事。武术家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恩主，但只向主人效忠，而对其他武术家毫无认同感，无论今天的人们对此怎么评价，这是他们获取个人尊严的方式。

但这一历史进程的另一方面也值得注意：在当时的“江河与湖泊”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初级的关系和组织。

庄周有过一个著名的比喻：“与其让两条鱼在陆地上用唾液来湿润彼此，不如让它们在江河与湖泊中相互忘却。”31无论作为事实的叙述还是作为哲学隐喻，“江河与湖泊”都意味着自由空间，其特性来自于水的流动性。这一流动性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作为水的运动，使人们摆脱了地域性的血缘宗族社会的限制；第二，作为液体的水，不受凝固的政治权力的束缚，因此意味着一个既不被血缘家族关系所限定，也不被各级政府所约束的特殊领域。在形成任何自身的秩序之前，这一流动性的特征就将这个在各国各地间不断往来的商人、知识分子和武士的交通领域和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区分开来。虽然大多数人只是临时性地进入这个领域，不久就复归故乡或是安身在君主的宫廷之中，但是也无可避免地形成一些临时性的关系，其中一些逐渐凝固为固定持续的互动模式。

进而在这一新的社会领域，人与人之间按照不同的立场和利益关系联合起来并进行互助，这就形成了不同的团体和派系。中国历史上人所熟知的“一百个学派之争论”，也应当放在这一视角下进行诠释。“一百个学派”并非只是单纯的思想学派，也并非只是政治派别，而是处于各国之间的江湖空间中相互斗争的力量。这一社会领域并非由武术家统治，但和后来的武术世界仍然不无相似。

在这一原始的江湖空间中，最为重要的或许是儒家，他们是伟大的贡福修斯（Confucius，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的传人，在古代的经典诠释和文化教育方面具有垄断地位。尽管一般说来，各国的统治者对他们的理想主义并不感兴趣，但仍然尊重他们的文化权威，而各级官员也有很多是他们的学生。这一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门修斯（Mencius），尽管几乎未得到任何国家的政府职位，却有充足的资金能够在各国间进行舒适的旅行，并受到国君和贵族的礼遇。32而门修斯仅仅属于儒家的八个支派之一。

与倾向于服务政府的儒家相比，墨家是更为纯粹的社会势力。墨家是一个严密的宗教性组织，创始于公元前5世纪的墨修斯（约公元前479年—公元前381年），在中下层的“士”中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它在很多方面可以和方济各会（Franciscan）相比，譬如对博爱的价值的强调，对于清贫生活的重视，对人文和科学的研究，以及互助的友爱精神等。与后者不同的是，墨家更热衷于参与俗世政治并推行其主张，必要的时候采用武力。墨修斯本人就阻止了楚国对宋国的一次侵略。但在墨修斯死后，这一组织分裂为三个派别。这一悲剧性的分裂令墨家的影响力大为削弱了。但即使如此，它仍然是和儒家并列的、影响最大的两大派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