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某些现在看来不值得一提的原因，我曾以为，想要写完一本早已放弃的书，唯一的办法是搬去底特律生活。还在罗马的时候，我就有了写这本书的念头；它将是一本关于古迹废墟的书，而我自己却渐渐成了废墟。我无法阅读，无法写作，无法做任何需要集中精力的事情。我总是被很多事情干扰，一件接着一件。所有的一切都互相抗衡互相毁损。没有一件事情是令人满意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正常的。在外面的时候，我想回家；待在家里的时候，我又想出去。最极端的时候我会想，我得坐下，但等我一坐下，又会想，我得站起来，然后等我一站起来，我又想再坐下。我成天就这么坐立不安。我觉得自己正在变成特洛伊，那个我在修习所里遇到的小伙子，他的坐立不安曾给我带来很多消遣。我静不下来。就算我真的坐下来了，就算我坐下来并且意识到，坐下就是我想做的事情，不出几秒钟，我还是觉得再加点别的事情会让坐下更惬意。我可能会觉得，坐着干点什么事情会更好，比如喝杯茶，读一段叶芝的诗，或者听听音乐。刚坐了三十秒，我又会起身，去厨房泡杯茶，或去书房，在那里，别的东西又会让我分心，我可能又会开始做别的无足轻重的事情，很快又会再次放弃。这样，等我再次回到沙发前，那个时刻——想坐下的时刻——又过去了，我就不想坐着，我又会起身，去洗手间确认水龙头是不是拧紧了；或者去厨房开窗户，再关上，然后打开卧室的窗户——我又关上，再去厨房开窗户。或者拿起电话，确认之前是不是把听筒放好了。我越来越习惯于这种心烦意乱的状态，根本不再多想什么。然后，我读到《草地上的影子》中的一段话，作者伊萨克·迪纳森(1)讲述了一位画家在一战期间经历的一次精神失常：“我在画画的时候……觉得应该去银行存钱。在银行存钱的时候，我又觉得应该去散个步。然后，等我从家走出去五英里之后，我意识到这个时候我应该在画布之前。我四处游荡，自我放逐。”

不止一次，在被某种家用炮弹震荡症或和创伤前压力紧紧攫住时，我意识到自己还在继续运转——更确切地说，是继续不良运转；我已经精神失常了，却一直没有发现自己精神崩溃了。我说的都是真的。一切早已变得零散、破碎。我无法集中注意力。每一天都碎成了一百万片。一天不是二十四个小时，而是八万六千四百秒，它们不会累积——不会像字母组成单词进而组成句子——因此，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任何事情。每一天我都有无数的想法，却无法变成现实。十个小时根本不够干什么的，因为它并不是真正的十个小时，只是几十亿个小小的时间碎片，每个都短得什么也做不了。肯定是因为这样，我才会经常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确认所有钟表显示的都是同样的时间，有时候我还会从头再确认一遍，因为我会忘记考虑从厨房经过客厅和书房到达卧室造成的时间延迟。我的脑袋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乱窜，甚至比乱窜还要糟糕。乱窜指的是许多动物朝着一个方向奔跑；而我脑袋里的东西则朝着四面八方。混沌理论(2)、宇宙大爆炸理论(3)、熵(4)——这些物理、化学或者什么别的东西，都一直在我的脑袋里来来回回。最微小的挫折都会让我陷入盲目的恐慌。我没有惊恐发作(5)——我一直处在惊恐之中。并不是说我集中不了注意力，我是被与集中注意力相反的力量控制了，一种引发不可抗拒的分散感的离心力。

只有在有了去底特律生活这个念头的时候，我才又燃起了写那本关于经典古迹的书的希望。我从来没有在那里居住过，也早已经放弃了写那本书的所有希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直觉是准确的——不过就在我失常的期间，我的确去过那里，参加第一届底特律电子音乐节，停留的时间很短。我的旅途开始时糟到不能再糟。我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出门的时候——却找不到太阳镜了。我四处都找遍了，在脑子里一遍遍回忆最后使用它的场景，还给有可能把它落下的地方打电话，即使我知道我根本没有把它忘在那些地方。等到放弃寻找的时候，我的公寓已经一片狼藉。我发现了一个不容置疑、简单而可怕的事实：我弄丢了太阳镜。说这件事对我是个打击，都有点轻描淡写。我爱这副太阳镜。按医生处方制作的镜片偏光很严重，还有一层淡淡的红色，让一切看上去都好多了——更清晰、更梦幻、更明亮——比起不戴的时候。十年前，我在新奥尔良的时候配了这副眼镜，从那时起，所有强烈的阳光下的东西，我都是通过它看到的。我对回忆不感兴趣——连相机都没有——但我真的需要进入这个梦幻空间，让世上的一切看上去都差不多。没有它，底特律——不只是底特律，整个世界——都会是一片灰暗和阴沉的地方。

在无数种容易丢失的情形下，我都做到了没有弄丢它。我戴着它环游世界好几次，从来没有差点丢失它的时候。它跟我一起去过迈阿密、罗马、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巴黎、黑岩城、利比亚……我可能并没有一直戴着它，但停留在这些地方的某个时刻里，我肯定都戴过它。说从来没有让它离开过我的视线，也只是稍稍有点夸张。但它的确让我形成了存放眼镜的基本原则：眼镜如果不戴在脸上，就应该在眼镜盒内。我时时告诫自己这个原则并切实地实行。我构想过无数可能丢失它的情形，然后做出相应的计划。我从来没有像照顾这副太阳镜一样照顾过什么东西。而现在，就在英国，我居然弄丢了它。到底怎么丢的？我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是怎么丢的，就会知道他妈的它现在在哪儿，不是吗？它是从我身边被人拿走的。

这里面有着某种寓意。或者不是寓意，而是事实。东西会丢失。它们只是消失了。你竭力不弄丢某个东西，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克服了重重困难后你还是把它弄丢了。你越是贪恋一样东西，它就越有可能丢失，你受到的打击就越严重。现在就是这样，这就是我眼中的世界——闪闪发光的，不能聚焦的，刺眼的，模糊的——我像个鬼魂一般穿行在其中。从来没有照片能拍出我透过那副眼镜所看到的世界。这个损失是独一无二的。后来我试过其他镜片，没有一副有它独特的深度与清晰度。戴上它，就好像吃下一剂药，立即揭掉那幻觉般的庄严的面纱。我将再也看不到透过这副眼镜看到的世界。

从底特律机场到酒店的途中，我意识到，它不只是一副太阳镜；它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一种感觉，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

第二天清晨，我恢复了体力，却依然悲痛于太阳镜的丢失。我开车去了底特律美术馆，这是一座华丽的建筑，塞满了汽车城昔日繁华时期的劫来品。主要的展出是一场大型的凡·高自画像展出，有些画像还惊人地有着柯克·道格拉斯(6)的风范，而所有的画像，就连最沮丧的，也鲜艳得好像整个艺术史上最快乐的时期。我感觉我以前可能看过大部分画像，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里，尤其是在阿姆斯特丹（不只是跟迷糊和阿姆斯特丹的戴夫一起吃了迷幻蘑菇那一次，其他时候也去看过）。除了自画像，也有一些黄色花朵的画。现在想起来，我觉得那个展出不怎么像自画像展出。或许它只是一个从各种渠道各个地方搜集而来的凡·高画作的展出，其中大多数画作是自画像。那也没关系。对我来说，那个下午，重要的不是凡·高，而是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7)。那幅画叫作《海边的叙利亚》（1873），画的是沐浴在落日余晖中的圆柱遗址。旁边的简介说，这幅画表现了“遗址中的文明，屈从于大自然的力量。衰败的建筑，长满了植物，标志着大自然的力量超越了人类及其建筑”。

从底特律美术馆驱车前往密歇根中央火车站（在旧的底特律老虎体育场附近）的途中，这幅画一直停留在我心里。在我看来，丘奇的作品里可能有一点道林·格雷的影子——画中城市的灭亡换取汽车城的永远繁荣，最后却变成了底特律衰败与沉沦的寓言或预言，这种衰败和沉沦的典型就是密歇根中央火车站。

火车站建成于1913年，是一座巨大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十五还是十六层高。它是一个已经被废弃的火车终点站。入口处被科林斯式圆柱围起来了。每个窗户都是破的，说明这个建筑余下的能量——还有很多——都将用来目睹自己的衰败。我在站前停下车，走过去跟几个正在拍照的人交谈。

“哦，我们只是在这里照几张相。”那个女人说，“正想要人停辆白色汽车在画面中央呢。”

我看着我的车。停的位置可真够蠢的。我急着想跟人搭话，就说，“其实，我是为了你们才停那儿的。”

“是吗？”

“你会想起，在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8)的画作中，通常都只有一个物体，比方说，一个僧人，站在破旧的寺院前，或者——最出名的例子——站在海滩中央。小物体让德国浪漫主义深不可测的渴望有了一种聚焦的感觉。在现在这种后工业没落景象下，拍人像可能不太合适，但是一辆汽车——白色福特，会提醒你——或许这是你想要的，结构上和象征性。”

我刚从美术馆直接来到这里，所以这种谈话对我来说十分自然。它让我占领了“智慧高地”。不过，我却没有收复“基本礼貌的失地”。“我有一个办法，”我补充道，“我把车挪一下。”

我回来的时候，拍照者很高兴地休息了一会儿，告诉我是什么吸引他们来到这里的。

“想象一下，‘二战’的时候这里会是什么样子。”男人说，“军人和物资都从这里中转。这里的规模。人，汽车和卡车来来往往。火车……”

我试着想象这些场景，却做不到。

“废墟不会鼓励你老想着它们在辉煌时期、在它们成为废墟之前是什么样子。”我说，“罗马圆形角斗场或大莱普提斯的竞技场从来都只是遗址。它们是永恒的遗址。这里也是。沉浸在自己的静默之中，这座建筑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壮观。遗址不会让你想起过去，它们会指引你看向未来。这种效果几乎是先知性的。它就是未来的样子。未来总是会变成这样。”

拍照者们即使被这番口才及学识的展示吓到，也不会表现出来。他们还频频点头，仿佛某个人开车过来，连句“请勿见怪”都没有说，就来了这么一通复杂缜密的分析，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这是关于遗址的谈话，我只是机械地重复我在那本已经放弃的关于遗址的书中写到的内容。他们当然不会知道。他们能够这样从容地接受，倒是让我大吃一惊。

火车站仿佛被天空框住了——因为那些破碎的窗户——就好像是被天空戳破了：中西部独有的天空，大草原一般的天空，广袤无边的天空，看上去仿佛巡视了世界无数次的天空，永远无法参透的天空。一架飞机轰鸣而过。我心想，如果我有相机，肯定会把这架飞机和我的白色汽车还有火车站照在一张相片里，意思是各种交通方式汇聚在一起。我差点就要对他们说这些了。不过我却问他们是否知道卡米洛·乔塞·沃加拉(9)的作品，他曾站在现在我们站的位置与这栋建筑合影。他们说不知道。我很吃惊。我以为他们像我一样，来这里是追随沃加拉的足迹。我来这里是为了参加底特律电子音乐节，但我来得这么早，就是为了亲眼见到他拍过的实景，看一看他看过的地方。

沃加拉想要将荒废市区的某些地方保留下来，作为“美国的雅典卫城——也就是说，让现在这片充斥高楼大厦的废弃之地变成古旧的遗址公园”。问题是，这些大楼继续衰败下去——碎片开始从二十层的高楼掉下——会变成什么样呢？对沃加拉来说，它只是管理上的细节问题——定期的巡查可以找出问题，在有人受伤之前修好它们。他说，“这些大楼的外表皮可能要几个世纪才会剥落。在这个过程中，半覆盖的框架将会逐渐显露出崭新、令人惊奇的景观，展现出独特的美感。”他坚称，这个构想与市区的发展计划并不冲突——可以“在遗址周围进行，就像罗马一样”。

不幸的是，这个计划“被大多数人认为往好里说是误导人的计划；往坏里说是最残忍的玩笑”。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精彩的构想，而在音乐节开始前的这几天，我的行程大部分是根据沃加拉的照片制定的。许多废墟，例如布克·凯迪拉克酒店(10)和斯塔特勒·希尔顿酒店，在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堪比第一次到纽约的游客心中的帝国大厦或自由女神像。随后，告别了拍照者朋友——他们流露出想要自行游览，不想听这个无所不知的陌生人说教的情绪——我来到高地公园的福特汽车旧厂，从那里再到布拉什公园，它在新的老虎体育场以北几个街区，就在伍德沃德大街上。

十九世纪末期，布拉什公园是整座城市最富庶的地区；现在，它只是一片废弃的维多利亚风格的豪宅。房屋和被烧坏、被抢夺的房屋废墟是那么单薄，让这片地区有了一些轻快的田园风情。许多墙壁上爬满了植物——就像丘奇画里的一样——几乎全被它们盖住了。一辆漆着斑马条纹的货车停在草地上，更让这里有了一丝简陋的狩猎公园的感觉。一个床垫被扔在路边。它习惯了慵懒的生活，现在躺在大街上，看上去格外地别扭。它被雨水泡透了，好像过不了几天里面的填充物就会掉出来，它也会很快变成碎片。几个流浪汉围站在火边。浓烟四处飘散，云彩也是。一个老人拄着拐杖，一条腿的膝盖以下被截掉。有人坐在门口读报纸，聚精会神的样子像一位学者在破译象形文字。这真是一个宁静的场景。我觉得自己像银行家一样显眼，于是锁上车，走到街角的商店——“乔治的超市”——不可思议的是，它居然还在营业。我买了一罐可乐，又走回到外面。半个小时之前，在高地公园，我看到一块牌匾上说，第一辆福特T型车于1913年驶下生产线。到1925年，每天都有九千辆T型车制成，“为二十世纪的生活建立一个丰富的模式。”而今，在二十一世纪，我坐在布拉什贫民区的马路牙子上，喝着可乐，看着人们推着购物车，仿佛这世界是个巨大的废弃的超市，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可买——除了在这最后一个文明的边缘，“乔治的超市”。布莱克的那句诗是怎么写的？（我曾在修习所里布莱克的全集中读到过。）“智慧在荒凉的集市售卖，却无人问津。”“乔治的超市”却生意兴隆。人们不停地来来去去，用现金购买100%的瓶装智慧。他们得到的却不是智慧，只是它那被人忘记的表亲——遗忘。

在这一切之下，遗忘的渴望在涌动。

我看着那个专心看报纸的男人，又看了看另一个人，他的双手正在火炉上烤火（那天不是很冷，但在这片废弃之地，你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取暖的机会）。我想，如果我最后变得像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一样，我也不会介意。真的，在这种生活中，发生什么事对你来说都无所谓。是什么让我跟那些老人不一样呢？一切。或许，我根本就跟他们一样。很明显，我租来的车就停在这里，我可以随时开回去，回到庞恰特雷恩酒店的舒适之中，或者开到机场。从那里坐飞机走，至于交通方式的选择，飞机是极限。但是如果要比灵魂和心灵的状态，我就不知道谁的更自由了。

坐在布拉什公园的荒地上，我好像有了点李尔王的感觉，但是那一刻，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可比性。谁更幸福？除了幸福的能力，还有什么可以衡量生活的吗？“他们想要什么，去奇异地区的那些人想要什么？”电影《潜行者》里面的作家问道。“幸福，最想要的就是幸福。”潜行者答道。被问到奇异地区会让哪种人通过的时候，他说，“我想它会让那些已经失去所有希望的人通过。不是好人或是坏人，而是可怜的人。”那么，我们通过奇异地区的机会，差不多是相等的。只不过，我坐在这里沉思我的可怜之处时，我其实觉得非常幸福——但那一闪而过的幸福感就好像在冬天晒太阳。走出阳光之地，你会觉得冰冻刺骨，除了把手放在火炉上烤火（我们绕了一大圈），没有别的办法取暖。在这幸福的表象之下，是冰冷的大地——夯实、稠密的绝望之地。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满足和平静吧。我不再对什么都看不顺眼，不再竭力让自己幸福，不再挣扎着想要从那说不清道不明甚至不知为何物的负担之下——或许是自我？——从拽我下沉的东西手下释放自己。我有些羡慕那些可悲的老流浪汉，他们梦想实现的一切都落空了。我本想立即与他们互换——不过我没有。

星期天早上——为期三天的底特律电子音乐节的第二天——下起了倾盆大雨。天气令所有人沮丧无比：组织者和表演者们比观众更受影响，不过我觉得很难找到比我更痛苦的人。当我的女友和我分手时，我觉得自己处在终生孤独的边缘。现在我不那么想了；现在我觉得，我正处在终生孤独之中。许多年来，我的自信都在最低潮。我本该幸福的——有人付钱让我来这里的——但是幸福可不会理会这种命令；对自己说你应该幸福并没有什么好处。

跟任何出差的人一样，在飞机上，我也很盼望在底特律能有艳遇。情形对我来说再有利不过了：我的所有费用都能报销，我住在庞恰特雷恩酒店，这是一家商务级别的酒店，就在音乐节举行地点的路边。音乐节会引来中西部甚至整个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情欲旺盛的狂欢者。我的位置绝佳。简而言之，很多条件对我有利，可是同时我也没有任何有利之处。而且，音乐节的第一天，就有很多事情不对劲。

音乐节在哈特广场举行，这个广场位于新建的市中心，在河边，正好在庞恰特雷恩酒店的对面。星期六下午我就到了那里。音乐震天响，但整个广场没有几个人，除了几个被摆成半圆形的移动马桶——这么摆放，仿佛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凸现它们的重要性。广场上有一些售卖T恤、书籍和唱片的小摊，还有几把咖啡馆的遮阳伞，上面印着“接受百事可乐之挑战”。广场地下的食物小摊也非常简陋、朴素、实用：花花绿绿的健康食品和纯素食的食品，与嬉皮士风格相差很远。

然后就是人群了——或者说，没有什么人。起初我还想，为什么那几个无精打采站着的孩子都那么矮。接着我才反应过来，那是因为他们的身体还没有发育完全。有些看起来好像根本没有开始发育。他们都穿着不可思议的裤子——宽度和长度一样——基本上代表了花哨时髦的美国狂欢者。我实在搞不懂这种裤子：怎么会有人穿这么肥大的裤子？它们基本上就是一种变异了的靴子。你不是在穿这种裤子，而是踩在它上面。每次我一看到这种大得要命、口袋多得要命、长得要命的裤子——长到可以住人的裤子，有人就会像蹚着水一样走过来，腿上的布块都可以当船帆用了。它们让我觉得苍老，那些裤子。那么地苍老。实际上，买了一件T恤后，我就回到了庞恰特雷恩酒店，在房里喝茶和吃饼干。

后来我去坐了捷运列车——环绕市中心行驶的无人驾驶高架列车。有些地方，列车经过时，离一些废弃酒店破碎的窗户和破烂的遮棚只有几英尺远。我在大剧场公园站下了车。这里仿佛是撼动整个城市根基的社会经济大地震的震中。我强烈地怀念着丢失的太阳镜，走到一个可以看到一片结构独特的建筑物的地方——联艺剧场(11)、美术馆、帕克大街、斯塔特勒·希尔顿酒店、沃利兹大厦、大卫·布罗德里克塔楼——每一栋都严重地衰败了。风雨在它们外面肆虐了半个世纪，又挪步其中，仿佛在里面安了家，却丝毫没有因此而维护它们半分。

看着空荡荡的大楼、生锈的混凝土和陡峭的木框窗户，我开始相信，这些建筑并不是单纯地衰败——而是它们里面的某些东西渴望衰败。人也一样。建筑的目的——哪怕是最典型的巴罗克风格，尤其是巴罗克风格——和药物一样，都是为了抵制崩塌的冲动。（或许应该用“掩盖”，而不是“抵制”。）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给它们涂上杂酚油，用健康和成功武装自己，努力让大雨、湿气和腐烂远离得久一些，努力延缓彻底崩溃和废弃的时刻，同样的理由，我们努力推迟每天第一次饮酒的时刻：因为时间越久，你会感觉越好。

即使这些建筑已经被废弃，即使它们不再适合商用、居住或任何用途，它们仍然没有真正倒塌。直到被炸药或破碎机弄倒之前，它们都会竭力生存。当其他一切都开始衰败的时候，它们会继续——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站在那里，困在自己的角落里。要么是因为不知道，要么是因为习惯——顽固的记忆——让它们对此无动于衷。

等我回去的时候，音乐节上已经挤满了人。移动马桶已经淹没在人群之中——老的少的、黑人白人、夜店族和广场族、瘦的胖的胖得吓人的——如潮水一般涌进广场。情形转变得如此之快，我着急地想要——实际上是极度想要——嗑药，但音乐节上没有人吸大麻，可能是因为那些警察。对此，我绝对忍受不了。

“不能吸大麻的音乐节，”我哀怨地对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少年说，“根本不是音乐节，而是展销会。”其实在庞恰特雷恩酒店，一个来自伊利诺伊的家伙给过我一点点大麻。他告诉我，这周围有好多警察，还有好多便衣。但是，吸了这一点点大麻之后，我还想再吸一点，同时，我还变得加倍多疑，并且比平常更加谨慎。我穿着前一天买来的黄色“底特律制造”T恤衫，四处寻找吸大麻的人。只要看到有人鬼鬼祟祟的，我就凑上前去看他们是不是在吸大麻，但是没有人，这让我更加绝望地想要找到吸大麻的人。大多数人都在跳舞，但我根本不在意音乐，全副精力都用在嗅出吸大麻的人。一个用过氧化氢漂白过头发的女人明显地蔑视我的细查。几分钟后，一个穿着塑胶狂人T恤的孩子同样充满敌意地瞪着我。考虑到这是一个音乐节，人们都不是非常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