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大喜，当即签字，签完忽然良心发现，转头问梅先生——月涵，我是坐过飞机的，我不怕，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梅先生笑得不变，摇摇头，又点点头。两个人就上飞机了。那一次，平安而返。

梅先生事后在回忆录中写到，当时他并不愿意上飞机，只是没有人陪客人，面子上实在说不过去，这才硬着头皮登机，感觉像是去鬼门关转了一圈。

作者点评——一位澳大利亚居民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的中国邻居在“非典”期间还敢接待来自中国的亲友。“要是我，”他说，“一定坚决拒绝他们进入我的房子，无论是谁。”

澳大利亚人说的话很科学，所以他不明白。

看了梅先生坐飞机的感受，我知道这个澳大利亚人为什么不明白了，实在因为他不是一个中国人。

另一段和梅先生的话题根本没关系，是悼念汪曾祺先生的一篇，《斯人也而有斯文》。里面提到汪先生最爱写与他老家高邮有关的文字。并引用了一段纪实体小说《大淖记事》，写挑夫人家的勤快，写锡匠手艺的精巧，写小锡匠十一子和巧云好，写巧云被刘号长污辱了，十一子和巧云反而更加好；写刘号长把小锡匠十一子打得快要断了气，也没法逼十一子告饶；写锡匠们顶炉告状，终于赶走了刘号长。

这个时候，汪先生写了一小段文字，写为了救活十一子，巧云按照土方喂他喝尿碱汤。

这段文字是这样的——

巧云捧了一碗尿碱汤，在十一子耳边说：“十一子，十一子，你喝了。”

十一子微微听见一点声音，他睁了睁眼，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

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

“她自己也尝了一口。”据说写到这里，汪先生流了泪。

我读到此处，又何尝不是如此。

忘了说，前面那一篇写梅先生的，名字叫做《到底是中国人》。

<b>后记：</b>时代不同了，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或主动或被动地去做过种种未必那么厚道的事情。然而，我一直觉得，我们中国人在心中，总是梅先生，是巧云，是十一子。

这种与生俱来的东西，我们想改，大约也是改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