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在日常生活中，对一个人的“关心”，也往往落实在对方的“身”上。比方说吃饭的时候给人家夹菜啦，天凉的时候提醒别人“加件衣服”啦。因此，关心又叫关怀、体贴，亦即“贴身”。身体相贴，体温相存，所以又叫“温存”。衣服穿在身上，其间当然有“温”存焉。就连小动物都知道，天寒地冻的时候，要互相依偎在一起。故而共衣便是体贴，体贴便是委身，委身便是交心。实际上，当一个人脱下自己的衣服，把它披到另一个人身上时，他们的心确实是“紧紧贴在一起”了。
与子同袍，能不是一种很重的情分吗?
衣人之衣，能不“怀人之忧”吗?
<strong>衣与依</strong>
其实，衣服衣服，衣与服，都有文化内涵。
先说“衣”。
衣是最贴身的东西，而贴身也就是“依”。依，它的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人在胞衣中成形。去掉这个人形，剩下的部分，便是甲骨文的“衣”字。所以，衣，最早是胎儿的胞衣，即“人之衣”。同时，衣也就是依，起先是胎儿之所依托，后来是人之所依。人们裹在衣服里，就像胎儿裹在胞衣中，衣服，岂是小看得的?
这样一来，共衣就是共依(共同依托同一对象，或互为依托)，而同袍就是同胞(好像一母所生，有了血缘关系)。两个人，如果既同火共食，又同袍共衣，那就既有同一生命源头，又有同一生命依凭，肯定会亲如兄弟情同手足，成为“穿一条裤子”的铁哥们。
其实，“衣”这个字，本身就有“相依”之意。衣字的字形，无论甲骨文、金文、还是篆文，都是由上下两部分组成。甲骨金文“象曲领，两袖中空，左右襟衽掩合之形”，看来真是上衣的形状。篆文却是上面一个“人”字，下面也是一个“人”字，许慎说“象覆二人之形”。覆即颠倒、翻动。这两个人在那里颠来倒去地干什么呢?当然是在“体贴”。后来这两个相互体贴着人的中间又多一个较小的人(大约是生了孩子)，就成了甲骨金文的“依”；孩子长大了站在两个人的旁边，就成了篆文的“依”。孩子总是要依靠、依赖、依傍大人的。可见，衣也就是依，就是相互依存，甚至相依为命。
这当然很重要。所以“依”这个字的使用频率便很高：依傍、依从、依附、依归、依顺、依随、依托、依循、依仗、依允、依照、依凭、依据、依靠，甚至依赖。这也不奇怪。依，首先是二人关系，或人际关系，或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以群体意识为思想内核的中国文化这里，当然是头等重要的关系。
依则恋。依恋是中国人所谓“人情”的核心。父母在，不远游，承欢膝下、绕行膝下等等，讲的都是依恋之情。恋家、恋国、恋父母、恋故乡，甚至恋古人，也都是中国人特有的情感。就说乡恋。中国古典诗词中描写乡恋之情的，真是何其多也。——“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刘皂)；“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高适)；“不用凭栏苦回首，故乡七十五长亭”(杜牧)；“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白居易)；等等等等，无不脍炙人口。
乡土尚且难离，何况最“贴身”的夫妻和情人?当然也是依且恋的。事实上，中国的男女关系，更看重的是“依恋”而不是“性爱”。西方人的两性关系，往往带有好奇和探究的内容，因此不惮于婚前性关系，也乐意于与不同的男女成为性伙伴，为的是多一些体验和经验。中国人的婚姻，却主要不是为了“一夜之欢”，而是要“相依为命”，“地久天长”。因此，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便是“以身相许”，定了“终身”的。如果被那男人“始乱终弃”，便会“痛不欲生”。像西方女人那样满不在乎另寻新欢的事，她们连想都不会去想。要想，也是“寻短见”。
其实男人也差不多。一个多情的男子，如果和一个女人发生了关系，哪怕这女人是妓女，也会产生依恋之情。“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晏几道)，其所念念不忘依依不舍者，不过只是“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的一位歌女，是否真有性关系都未可知。甚至只有“一面之交”，也能产生依恋之情：“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崔护)。
依恋之情既然如此之重，所以离别就是极其痛苦的事：“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一旦重逢，便喜出望外：“今宵剩(只管)把银釭(灯)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晏几道)。总之，依恋、眷恋之情是“人之常情”。一个没有依恋、眷恋之情的人，会被看作是“无情无义”，而一旦无情无义，也就“形同禽兽”，甚至“禽兽不如”。因为连阿猫阿狗、小鸡小鸭，也有依恋之情呢!
<strong>衣与服</strong>
再说服。
衣服又叫“衣着”。着，就是“附着”，或“加上去”，比如着色、着墨，当然还有着装。所以，衣服也就是“依附”。
依附者是不能脱离被依附者的。没有被依附者，依附者就没有“着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身之不存，衣将焉附?所以依附与被依附者的关系，就是一种从属关系，叫做“服从”(像衣服从属于身体一样)。服从得好，叫做“服帖”(像衣服贴在身上一样)。服帖才会受到“体贴”(贴在身上)，才能被“关怀”(搂在怀里)，也才有可能“进身”(地位上升)。事实上，中国传统社会要求的，就是这样一种“人身依附关系”。每个人都依附于另一个人，或依附于群体，就像衣服之依附于身体：子女依附于父母，妻妾依附于丈夫，下级依附于上级，所有的人都依附于皇帝。皇帝似乎没有什么人要依附，因此是“孤家寡人”。其实皇帝也要依附的。他依附于皇权，依附于国家和民族这个群体。一旦失权亡国，那就“猪狗不如”，甚至只有“死路一条”。
可见依附者固然不能脱离被依附者，被依附者也不能脱离依附者。于是依附者也好被依附者也好，便都有义务来维系这种关系，只不过其义务各自不同。子女、妻妾、臣民的义务是“服从”。表现为道德要求，就是子孝、妻顺、臣忠。父母、丈夫、君王的义务则是“关怀”。表现为道德要求，则是君仁、父慈、夫爱。但服从是首要的。子女、妻妾、臣民如果不服从，那就等于当众剥掉了父母、丈夫、君王的衣服，是一种极让后者丢面子的行为，必将受到严惩。反过来，如果后者无法使前者服从，则等于连衣服都不会穿，同样是没有面子的事。所以，“怕老婆”是可笑的，而“怕丈夫”则被视为理所当然，不会成为笑柄。在中国的任何笑话集中，都决找不到一则“怕丈夫”的故事，因为中国人并不觉得那有什么可笑。
依附的对象并不限于某个人(父母、丈夫、长官、皇帝等)，也可以是某个群体(家庭、家族、团体、单位、组织、政府等)。直到现在，中国人如果有了什么“问题”，也仍然习惯于找“单位上”去“解决”；有了什么“想法”，也仍然习惯于找“组织上”去“谈心”。中国人似乎很少想到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成就某一事业，事实上认真做起来也有诸多困难，当然还是“依靠上面”来得便当。即便失误，也会有人替你担待，至少不必担心被“抓辫子”、“扣帽子”和“穿小鞋”。辫子、帽子和小鞋，都是特殊的“服饰”，过来人无不知道它们的分量。当然，有了成绩，也首先归功于领导和群众，自己则不过只是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情。结果，是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和各级部门像中国这样责任重大，任务繁多。不但每个人的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退，都要责无旁贷的管起来(管得不好群众还要“骂娘”)，而且一旦为了改革而“断奶”，还得教会大家如何去“自谋生路”。
依附的对象，甚至还可以是古人、洋人，是某种思想或某一学派。中国人说话写文章，过去是开口闭口子日诗云，后来是必先引用马恩列斯，时下则言必称弗洛伊德或海德格尔等等，只可惜老外并无“关怀”咱们的义务，所以也不见这样引用有什么好处。好在咱们这么说，这么写，主要还是一种心理需求。不这么说这么写，别人看了“不顺眼”(好像衣服没穿对)，自己心里也“不踏实”(好像脚下没穿鞋)。反正靠他人也好，靠组织也好，靠古人也好，靠洋人也好，总得“靠”着什么：“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大海航行靠舵手”，自己和个人是“靠不住”的。甚至就连上级，有时候也得靠下级。在中国，会做领导的，总是要在群众中发现和寻找“可靠分子”，以为“依靠对象”，否则便会变成“孤家寡人”，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于是，一旦依靠对象发生问题，便不知“何去何从”。何去，是“上哪去”；何从，则是“跟谁走”。跟着谁，就朝谁的方向走。所以“何去”取决于“何从”。“从”这个字，简化得实在好：一个人跟着另一个人。哪怕只是“跟着感觉走”，好歹也是“跟”。谁要是宣布“走自己的路”，没准就会被视为神经病。
总之，衣服就是依附。衣服依附于身体，自身依附于他人，由此构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里，每个人都如被熨斗烫过一样，“服服帖帖”。这大概也就是“圣王”们“垂衣裳而天下治”的秘密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