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共食与共衣</strong>
首先，衣服是最贴身的东西。
贴身又怎么样呢?最贴身的，往往也就是最亲密、最可靠、最放心和最有感情的。因为在中国人这里，“身”和“心”是一体化的(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说到)，所以“贴身”往往也就“贴心”。比如“贴身侍卫”，便不但最为亲切可靠，而且简直就是“心腹”。大宅门里的小姐太太，也多半会有一两个这样的“贴身心腹”。她们不但会把小姐太太的日常生活打理得舒舒服服，必要时还要替小姐太太们管闲事，办外交，甚至吵架，比如凤姐身边的平儿，探春身边的侍书，都是。
贴身，是不可以等闲视之的。
那么，什么是最贴身的呢?人之中，最贴身的是母子，所以“世上只有妈妈好”。其次是夫妻，所以“一日夫妻百日恩”。物之中，最贴身的是衣服；衣之中，最贴身的是内衣。内衣，古人叫“衷”。它不但最
为贴身，而且简直就是着衣者本人及其内心世界的代表，因此才有无动于衷、言不由衷、衷心感谢、互诉衷肠、道出衷情等说法，都是以衷衣代中心，以贴身代贴心。
衣既为人之最贴身者，自然也就往往被赋予情感的意义，或用来表现和传达情感，比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比如“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比如“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比如“想给边防军写封信，不拿纸笔拿起针”。中国古代的游子和战士，都喜欢穿母亲和妻子缝的衣，纳的鞋。只有穿着这样的衣，身上才暖和；只有穿着这样的鞋，脚下才踏实。
这样的衣服和鞋帽，当然不能轻易让给别人，就像老婆不能转让一样。即便那衣服是买来的，只要自己还穿在身上，也不能随便脱下来送人。尤其是内衣，倘若随随便便就脱下来送人，岂非轻率地“以身相许”?所以，尽管中国人喜欢聚在一起吃饭(共食)，却不喜欢和别人换衣服穿(共衣)，除非是战友或情人。
《诗?秦风?无衣》写的是战友之间的共衣。这首诗译成白话文就是：谁说我们没有衣穿?我和你共一件战袍!君王就要出兵了，整理好我们的长矛，我和你同一战壕!谁说我们没有衣穿?我和你共一件衣裳!君王就要出兵了，整好我们的刀枪，我和你同上战场!这实在是一种极重的情分。这种同袍共衣的感情，和同火共食是一样深刻的。军营里同火共食，出征时同袍共衣，上了阵就会同生共死，同心同德，同仇敌忾。因此我们不难体会，韩信说汉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红楼梦》第七十七回写的则是情人之间的共衣。这一回写宝玉偷偷去看病危的晴雯，晴雯先是咬下指甲，递到宝玉手心里，然后“又回手挣扎着，连掀带脱，在被窝里，将贴身穿着的一件旧红绫小袄儿脱下，递给宝玉”。这两个动作，很明显的有“以身相许”的意思。“宝玉见她这般，已经会意，连忙解开外衣，将自己的袄儿褪下来，盖在她身上，却把这件穿了。”这意思自然也很明白。所以晴雯才说：“今日这一
来，我就死了，也不枉担了虚名!”所谓“虚名”，即晴雯与宝玉有“私情”的指控。晴雯和宝玉虽然要好，却不曾像袭人那样，真的“贴身”过，所以是“虚名”。但如今，已用内衣为代表，相互“贴身”过了，所以不再“枉担”，也就死可瞑目。
看来，如果说“共食”者义同兄弟，那么“共衣”者则情近夫妻。的确，从身上脱下贴身内衣，带着体温，也带着体味，无论如何也都象征着穿衣人自己，若非极为亲密，岂能亲相授受。以中国人之内向，一般友人见面，不过鞠躬作揖，握手拥抱都不会，哪里还会“贴身”?能贴身者，无非夫妻、情人而已。即便夫妻，也要“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又岂能随意互换亵衣?看来。可共衷衣者，也就只有情人了。
其实即便是外衣，有时也能代表那穿衣的人。许多民族都有这样的习俗：死者的衣物，如不殉葬，就要分给亲友，以为纪念。这正如祭祀的食品最终要被吃掉一样，并非为了节约，而因为这些衣物中，残留着逝者的信息，睹其物如见其人，衣其衣如近其身。元稹悼念亡妻的诗云：“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表达的便正是这种情感。
于是，衣服就不简单地只是衣服了。它不仅具有物质的意义，也具有精神的意义。不仅属于肉体，也属于心灵。
<strong>身与心</strong>
衣是身的代表，身则是一个人肉体和心灵的总代表。
身的含义很多。首先是指身体。不过这“身体”，有时包括脑袋，有时不包括(比如“身首异处”)，甚至只算中问部分，也叫“躯”。但它的本义，却是“身孕”，——胎。它的字形，无论甲骨文、金文、篆文，都是像一个人怀胎之形。所以直到现在，我们还说一个女人怀了孕是“有了身子”。
怀胎，是生命的孕育，因此，“身”又引申为生命，比如献出生命是“献身”，放弃生命是“舍身”，丧失生命是“亡身”，将生命置之度外是“奋不顾身”。生命既然就是“身”，则生命的全过程也就是“终身”。不但肉体生命是“身”，社会生命、政治生命、道德生命等，也是“身”，如身份、身家、出身、进身(提高社会地位)、翻身(改变社会地位)、身败名裂(丧失社会地位)、身价百倍(社会地位大幅度提高)、人身攻击(侮辱人格，并非殴打身体)。实际上，肉体生命和社会生命、政治生命、道德生命有时也难舍难分。比如“明哲保身”，就很难说要保的是哪个“身”。
生命当然都只能是自己的。因此，“身”又指自己，所谓自身难保、身先士卒等是；又引申为亲自，如身临其境、身体力行、亲身经历；又引申为担任、承受，如以身作则、身受其害等。这可真是“怎一个‘身’字了得”。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第一，只有自己才能称“身”，叫“自身”；别人称“人”，叫“他人”。“身无分文”是自己没有钱，“人言可畏”是别人的话很可怕。与自身同义的还有“躬”和“朕”。躬指身体，如鞠躬；也指自身和亲自，如事必躬亲，躬逢盛世等。朕是自身，原是古人自称的谦词。秦始皇以后，规定只有皇帝才能称“朕”，结果谦虚变成了骄傲。“自身”既为皇上所独有，臣下当然也就“身不由己”，连衣服也不能随便穿了。
第二，生命既与身体同一，则灵魂也与肉体混同，或以肉体代心灵。比如意志不得自由，本是“心不由己”，却说“身不由己”；体验他人情感，本是“感同心受”，却说“感同身受”。看来，中国人的知觉、感受、体验、领会，都是先“身”而后“心”的，就连体验之“体”，领会之“领”，都与“身”有关。中国人从来就不相信不能用身体感官确定的东西，而只相信自己的“切身体会”。所以在教育上，言教不如身教；在认知上，耳闻不如目见；在学习上，心知不如力行；在事业上，立命必先安身。身不能安，则心不能定。于是就连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也不能叫“修心”，而叫“修身”。“修身”不是健美，不是体育锻炼，其实与“身”没多少关系。
当然，要说一点关系都没有，也不对。《礼记》就说“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这就是“修身”了。这门功课，从小孩子一生下来就要开始。具体的做法，是垫上尿布以后，用一块布先把婴儿的两条腿包起来，又用布带从上到下捆紧，使婴儿身体笔直，只露出脑袋，俗称“打包”，有的地方叫“蜡烛包”。据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孩子长大以后腿是直的，也才能保证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可见身心一体，心由身定。
一个人的“心”既然是由他的“身”来定的，那么要得到他的“心”，便必然在这个人“身”上打主意，甚至要在他的服饰上做文章，比如清人人关后之强迫汉人剃发易服即是。这些南下的征服者们坚信，只有当中原汉族在服饰上与自己“俱为一体”时，被征服者才会和自己“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不会再把满人看作“夷狄”，对于大清帝国的兴衰荣辱，也才会“感同身受”。果然，清王朝覆灭时，许多汉人都如丧考妣，坚决不肯剪掉头上的小辫子。反倒是“皇帝陛下”(溥仪)本人，带头革了那辫子的命，害得宫里宫外遗老遗少们，一个个都跟丢了魂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