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

那段日子住在乡下，宿舍以及工作单位都是平房，我的生活中还没有出现楼梯，也就没有出现恐惧。

这段文字写于两年前，是我的一篇小说的开始部分。它涉及到十五年前，我短暂的乡下教书生涯。比如“平房”这个词，就十分准确地概括了当时的生活状况。当然，那段日子留在我记忆里的最顽固的东西，还是半夜响在我宿舍玻璃上的敲击声。那种声音如一块不规则又坚硬的物质落入一杯清水中，轮廓清晰地卧在杯底，一直没有被时间融化掉。两年前的文字没能公开发表，那个关于楼梯的恐怖故事只被我一个人读到了。之后，它便如泥沙一样沉到了我书桌的最底层。

我并不特别怜惜它，像一盘做得不太对劲的菜，没有吃，却也没舍得倒掉，它被放在冰箱里，不知该如何处理。我想等着它自己发霉，然后理由充足地倒进垃圾袋。但这些天，我忽然想起了那篇东西。至于为什么，我想和文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几个词语——楼梯、恐惧、黑色——有关。于是，在一个光线烂漫的午后，我从一大堆手稿中艰难地找到了那篇小说并重读了它。

那段日子住在乡下，宿舍以及工作单位都是平房，我的生活中还没有出现楼梯，也就没有出现恐惧。恐惧是从楼梯的积尘中衍生出的怪物。它从灰尘与阴暗潮湿中获得了生命后就迅速长大，然后从楼梯上一阶一阶地慢慢爬了上来。从楼梯上爬起来的恐惧是一个高大的黑影，它立在我的面前，张开手臂拦住了我的去路。那是晚上九点以后，微弱的月光将人涂成黑色，而其他物体都反射着月亮的白光。人是吸光的，只有强光才能把人照亮。被涂成黑色的无疑是个男人。我同这个黑色的男人在楼梯上相持了近三十分钟……

从这段不足三百字的叙述里，“楼梯”一词出现了五次，“黑色”出现了三次，“恐惧”出现了两次。

“楼梯”在这里被安排了一个重要角色，也就是承载一个恐怖故事。它同“黑影”、“黑色”、“恐惧”等可怕的词语一同被我投到一口冒着气泡的锅里，然后我在锅下加了燃料，并利用风力使它们猛烈地燃烧，然后我用力搅拌，使锅里的物质黏稠得像一锅米粥。我看到“楼梯”这个原本什么味道也没有的词语经过这一番煮熬粘满了浓稠的恐怖的汤汁，使我再也无法辨认出它原来的，也就是三十年前它刚刚出现在我的生活中的纯洁模样。我在一篇题为《楼梯》的散文中对楼梯做过这样的描述：大约是我八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到城里的姑姑家串门。我被大人牵着一只手，走着那完全陌生的水泥楼梯。我记得那楼梯间是黑暗的，在大白天也几乎伸手不见五指。而我却能感觉到脚下的起伏，我多想看清它们的样子。在那样的黑暗里，我并不完全明白，我正在被楼梯一阶一阶地推离地面，它们毫不费力地就抵御住了地心对我的缚力。

当我走到姑姑家的窗前向外望时，我看见了柳树的梢头，也就是一棵高大的柳树正被我俯视着。而在八年的生活经验中，从未从这个角度看到过一棵柳树，我总是在它的树阴下，围着它粗壮的树干玩耍。我在一瞬的惊异之后，马上明白了是那些黑暗中的楼梯将我托举到一棵柳树之上。我又看见了道路，行人以及行进中的汽车，它们在我的俯视下，都奇迹般地缩小了，变得不可怕了。而在此前，我是多么害怕一辆正在行驶的汽车，它在一个八岁的幼童的眼里，是一头怪兽。

也许那时，我就隐隐地感到了恐惧和距离的奇妙关系。又八年后，我将自己从乡下连根拔起，移植到城市的楼梯上。我的根须带着乡下潮湿而富含营养的泥土，在城市的楼梯上艰难地成活。我的柔软的，习惯于同样柔软的泥土的根须，是如何在冰冷坚硬的水泥上扎下根，只有我自己知道。水泥上长不出任何一朵花，我从来没能使自己的根须伸进水泥哪怕一厘米。实际上，我被迫变成了一株攀缘植物，被迫长出无数吸盘，我凭靠着它们的力量牢牢地贴在城市水泥的表面。春天绿，秋天红，我装饰着一堵灰色的水泥墙。我的十几年的读书生涯是不是为了最后的与楼梯生活在一起？那一年我十六岁，楼梯在我的脚下就像冲浪的人脚下的海浪，它们给了我俯视的高度，梦想和激情。

显而易见，楼梯的出现，给我带来了激情和希望，它几乎是以一个天使的完美形象出现在我二十年前的生活里。乡下的生活，我的双脚可以向前走，向后走，还可以向左走向右走。而城市的生活，也就是有了楼梯的生活，使我能够向上走，竟然还能向下走。这种走路方位的改变和拓展，无疑会震荡我的思维，并在某一时刻使之突然发生转向。

仅仅是几年的时光，楼梯已不再通向欢乐和希望，而是埋伏着恐惧和杀机。

当我洗好那些衣服，准备往回走时，已是晚上九点以后了。洗好的，潮湿的衣服被我包好抱在怀里。那是很大的一包。因为宿舍没有洗衣机，我把被罩，床单什么的一起拿到同学家去洗。楼梯间很暗，墙上方形的窗子透进一块月亮和街灯混合后的光线。那包衣服仍抱在胸前，它挡住了一部分视线致使我的步伐偶有磕绊，一直无法流畅。即使如此，要不了五分钟，我也能走完通向我宿舍大门的所有台阶。然而，阻碍是突然出现的，像草丛中突然昂起的蛇头。他迫使我停了下来，而且停留了三十分钟之久。

三十分钟，如果是坐在藤椅上喝茶，沐浴着午后温暖的日光，听着身后绿色藤萝的攀爬声，它的长度相当于从茶杯中升起的一团水汽，然后在空中翻卷着消散；如果是手负重物站在夜半黑糊糊的楼梯上，它的长度就如用冷水去融化一块冰。

对于即将发生的三十分钟事件，我一点预感都没有。一切迹象表明，这是平常的一天，而且接近尾声。回到七楼宿舍后，一个冗长的睡眠将使我跨过明天的界碑，且不会留下足迹。

其实，事情的开端当追溯到二楼，那不是个该引起注意的事，仅仅是从我身边匆匆走过去一个男人。那人步伐极快，只几秒钟就从我的身边、甚至是视线之内消失了。接着听到他在我的头顶发出鞋与楼梯的摩擦声。在他经过我身边时，我还向一侧靠了靠。我们谁也没有停下脚步。他一步两台阶，走得极为轻盈。

事情的变化也是突然的，像魔术师手中的木棒瞬间就变成了蛇。当我走到三楼转弯处时，那个已从我的视线之内消失的人，又从他消失的地方出现了——他又从上边下来了——和我形成了相向的局面。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不是怀疑）。没听到他敲哪个门，开哪个门。以他的速度是刚到四楼马上就下来了，没在任何一扇门前停留一秒钟。他极像是走错了单元，而且这个错误是走到四楼才发觉的。当他又一次与我擦身而过时，我忍不住开了口：你找谁？

这句多余的话证明我当时心情挺好。心绪不佳时，谁去理会一个陌生人遇到了什么困难。这是单位宿舍，大部分住户我认识。我很可能帮得上他。因此，我的语气非常友好。

就找你。这话是他说的。语气顽皮还带着一丝凶狠。而这丝凶狠是在他转到我的身后敏捷地抱住我的腰又捂住我的嘴之后才分辨出来的。

我木然站着，挺了有十秒，并未听见他爆出大笑。这不是一个玩笑。我被一个陌生男人劫持了。时间是晚上九时三十分左右。地点是我宿舍楼三楼转弯处。目的尚不清楚，但抢劫、杀人、强奸，再没别的了。

我陷入了困境。这和六十年前，我母亲遇到的麻烦极其类似。而我母亲最终有惊无险，化险为夷，这在今天看来我母亲的经历更像一段传奇：

那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叶，母亲十六七岁。日本人还没有完全撤离，但苏联红军已经来了。母亲的家住在古城乌拉街，但在乡下有些田产。显然母亲的家是个地主。地主的第三个女儿，也就是我的被唤做三姐的母亲在春天的时候想到乡下的老家玩几天，也许只为取一副鞋样。就在她去乡下的路上，迎面遇上了一位苏联骑兵。这个高大的同东北农民迥异的苏联骑兵并没有骑在马上，而是牵着马在走。他走得很慢很悠闲。他可能也是想看一看异国土地上的景色。中国东北松花江流域的春天同顿河以及伏尔加河的春天有哪些细微的差别。当时的母亲已从乌拉国民优级学堂毕业，但她不知道苏联红军远征的意义。她读的书上没有对苏联红军提过一个字。她先读私塾后又读日本人的小学，读过四书五经和《红楼梦》，在日本人接管的学校接触了数学。会唱日本歌，说日本话。日本人杀中国的大人，却耐心细致地教中国的小孩唱不知其意的日本国歌，也是用心良苦。

那时的母亲不甚明了，日本人和苏联人到自己的家乡来主要是干什么？十六岁的母亲心里没有国际形势，那时母亲接触不到广播和报纸。但母亲心里应该有刚刚萌生的爱情。爱情是不需要广播和报纸的，甚至不需要文明，它与生命同在。

十六七岁的我的母亲走在一九四几年北方春天的乡村路上。柳树一定是绿了，还有江水，流得很急，若说野花的话，应该只有蒲公英开放了。东北大地随处可见的细碎的蒲公英的黄花在母亲绣着牡丹花的鞋边摇曳。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位苏联红军，手里牵着一匹高头大马。苏联红军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独一无二的骑兵和他的马将母亲的去路拦住。他站在母亲的面前看了一会，母亲是那种细眉细目苗条又丰满的女子。苏联红军对于这种同他们民族的高鼻大眼的姑娘截然相反的女子产生了兴趣。据我母亲讲他几乎什么也没说，就突然伸出了手，一下将母亲的外衣拽开。衣扣噼噼啪啪地迸落，灾难已成定局。就在这时，应该叫千钧一发之际，母亲命运中的保护神，飞抵母亲上空。于是出现了奇迹：那匹一直沉默的、冷眼旁观的战马，突然一声长嘶，然后忽地飞奔起来，并将那骑兵一起拖走。原来，马的缰绳不是牵在手上而是挷在了手上。母亲僵僵地站在那里，被撕开的外衣里是一件火红的毛衣。那毛衣像火焰一样在春天上午的光线里闪着夺目的光芒。那战马就是被这突然出现的红色火焰吓惊的。

这个故事由母亲讲述，我相信它是真的。我还相信所有的故事都是真实的。它不是已经发生，就是将在以后发生。虚构并不存在。虚构是暂时的。人世间装得下所有故事。

六十年后，我遇到了同母亲一样的事情。

牢牢地抱住我的男人手里没有牵着马，也许有一把短刀藏在衣袋里。我手里抱着的衣服“砰”的一声落到了地上，溅起的灰尘像水波一样荡开又如花朵一样开放。

这是一声闷响，地面给予包裹的反弹力如一片细嫩的禾苗被重重地压在一块石头下面，发不出一丝声音。这个沉闷的声音对于我的精神是一记重击。它像一声雷，接下来的是大雨。而对于他则刚好相反，它是明明白白的催促，奔马耳边的鞭响。

那个包是我的，它一直被抱在胸前。里边包着我的毛衣和裙子。它们被洗了又洗，纵横的纤维里充满了洗涤剂的香味。它们是不能挨近灰尘和泥土的。灰尘是它们的敌人。我的使命就是用身体的高度将它们托离地面，远离尘土。它们是那样潮湿，易于被尘土污染，像婴儿易于被病菌感染。

此刻，它掉到了地上，在它们湿漉漉的时候，掉到了可怕的尘土里。我觉得是自己“砰”的一声滚了下去，顷刻间被尘土包裹。我身上的水珠召唤着尘土，它们是天然亲和的。我不知道能不能将自己从泥土中重拾起来。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人的胸前，等待着奇迹发生。过了有十秒钟，我失去了信心，我命里没有守护神。

我的脸的二分之一被他的手捂住。还好，鼻子被留在了外边。就他手掌的宽度来看，完全可以连鼻子一同捂住。他是有意留的，这说明他不想置我于死地，还说明他是个有经验的家伙，做起攻击女人的事儿来有条不紊，进退有度。这个细节，他一定是事先考虑过了。留鼻子和不留鼻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需要事先决策。我就听说过一个关于鼻子的故事：说是战争年代，一支部队的保育员（女性）在敌人逼近他们的藏身之处时一个孩子哭了起来（可能十分幼小），保育员迅速捂住了那张哭泣的小嘴还有小鼻子。目标终因保育员奋力按住了哭声还有呼吸而没有暴露，但那个孩子再也不能哭了并且再也不需要氧气了。那个动作迅速、机敏的保育员就是忽略了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操作上较我遇到的这个人要缺乏经验和常识。

还有我的腰，被他的另一条胳臂紧紧地箍着，我的两条胳臂也在里边。他显然是个干活利索、手脚麻利的人。对付我这种如被风吹乱的一堆柴草似的人，他三下两下就撸顺了我的胳臂腿，然后一用力，就捆结实了。

我对于这种突然的攻击，没有本能地呼救和挣扎，而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惊异于自己的冷静，我的腿一点都不抖动，还有身体，没有打颤。

他抱住我腰部的胳膊还有捂在我嘴上的手，都用了很大的力气。它们用在没有反抗的我身上，如用一只巨大的铁笼子装了一只小猫，而它原来是装狮子用的。那些用来应付我挣扎反抗的力气，没有找到对手，正焦急地左冲右突，显得狂躁不安。它们是一只从他体内出发应战的军队，出发前已接受了十分具体的战斗任务，个个全副武装，准备打个漂亮的胜仗回去，可当它们冲到前线后，意外地没有找到敌人，没用出击就夺取了那块据说有重兵据守的阵地。它们十分颓丧，军容如吃了败仗一样萎靡。

我在这突然的攻击面前保持着沉默，保持着束手就擒的态度。只有我手里的湿衣服滚落时发出了一些声响。除此之外，就是——就找你，三个字的余音在我的周围弥漫。尖叫以及挣扎扭动都没有出现，而它们是应该出现的。

看来，那是我的黄金时代。我微笑地面对一切，甚至包括强奸犯。据说，一个看不见危险的人，是可以过悬崖如履平地，涉火海如同散步的。我曾经是一个看不见火、刀、悬崖的人。可我是什么时候从那个黄金美梦中醒转过来？是谁，用什么样的尖锐的声响吵醒了我？我不会愿意醒过来，一定是受到了超强音量的摧残，使我成了一个能将细小的危险放大无数倍的可怜的人：此刻，还没有到来的黑暗已经提前将我包围，我努力突破黏稠的黑暗，要回到我那窗上安了铁网，门上有暗锁的家里去。这时，我的身后响起了啪嗒啪嗒的脚步声，它不紧不慢地一直响在我的身后，越来越像夜半门插被从外面剥落的声音。我的心跳开始加快，呼吸变得急促，我无法忍受那个声音响在我的身后。我无力将它熄灭，但我似乎还有余力让它响到我的前边去。我蹲下身，佯装弄裤脚和鞋，而眼睛却盯向身后发出可疑声音的物体。我保持着那个闲散实则警觉的姿势，那实际上是个百米起跑的姿势。我看着发出声音的东西从我的眼皮底下爬了过去，像一条蠕动着的有着鲜艳毒刺的毛毛虫。那是个背着鲜艳书包的孩子。他的衣服是羽绒的，样子斑斓而臃肿。这段文字真实地记录了我被粗暴吵醒后的生活。实际上，即使是大白天，如果我身后走着个陌生男人，我就立刻紧张起来，我坚信不疑他的衣袋里藏着一把刀。他也许什么都不为就会杀死我。也许只是想试一试他的那把新买来的还没杀过人的刀是不是锋利，是否得心应手。

他说完就找你之后，也沉默着。我没动，他也不动，形成了一个僵持的局面。但他的最终目的不应该是只将我固定在楼梯上，他应该还有下一步骤。显然，目前的这个僵局是暂时的。他一定得事先想好，先怎样，然后怎样，最后怎样，出现这样那样的意外情况怎样，如突然遇到第三人怎么办，对方拼命挣扎怎么办，等等。这是几套方案，一系列的动作，已事先编好了程序。但，百密一疏，他没有想到我会不反抗。像1+1等于几的问题出现在考大学的试卷中。谁都不会认为它是2，然而它就是2。这个考题使精于数学的人在他的等号后边犹豫了很长时间。看来问题的难易取决于它在什么时候出现在什么地方。他就停在了一个简单的问题面前，不敢相信那个同样简单的答案。这导致他一系列动作间出现了空白。对于这突然的断链，他不知如何续接。于是那段空白就如浅水中的鱼，被我毫不犹豫地看到了，并且抓在了手中。

我立即剪下一段我的精神和意志嵌进那段空白。这段有着我的属性的物质是黑色的。它不易被察觉，闪着煤的断面似的漆光。链条完整了。我的意志乔装进入到他的精神深处，将伺机干扰并打乱他的固有程序，进而左右整个局面。我将凭靠着它的能量拉动业已搁浅的大船。

你松开手，我不喊。那段黑色物质耀眼地闪了一下。发出了第一组信号，开始进入工作状态。

我是在他宽大的手掌里说这句话的。当那些对付我尖叫的士兵如潮水一样退却后，手掌与我的嘴唇之间出现了一丝空隙，我的声音得以从这空隙爬过。如一粒种子的幼芽蜿蜒地爬过压在它头顶的石头，从一侧将头探了出来。我的声音从他细窄的指缝中滑出，如饴糖一样扯成粗细不均的条状。

他的手开始放松，尴尬地下滑，最后垂了下去。我知道他的犹豫、担心还有吃惊。如果他作案多起的话，我肯定他从未听到“我不喊”三个字。他有力的手都是成功地将嘶叫和呼喊严严地堵了回去，甚至连同呼吸都一齐堵住。

我的呼吸终于得到了口腔的援助，变得从容起来。

我惊异于我超常的冷静，这种如巨石一样的冷静从哪里来，它是怎样在我的头脑中生成并且成长？我对付强奸犯并未有过经验，也没有过性经验。总之，在我被一个陌生的男人牢牢地抱住时，我对男性还几乎一无所知，我不知道强奸意味着什么，我仅有的一次经验也不足以证明男性有多么可怕。那是我第一次同我很喜欢的一个男人的拥抱。我们站在树下，暮春时节，风很暖，我们头上的柳树枝条又长又柔软。那是一株江边的古柳，它像一个巨大的水母，遮在我的头上。而此前，我从未接触过异性，因此，在我的想象里那应该是惊心动魄的。我倒是希望能那样，结果是我没能怎么样，当我睁开眼睛时，我看见我头上的星星还有月亮都完好无损地挂在那里。世界并未因此有一丝一毫的改变，我原以为它至少应为我摇晃一下的。

若干年前在松花江边抱住我的男人是我熟识的朋友。他是从我的正面侵入我的身体周围二十厘米内这个警戒空间的。他为进入这一空间，进行了漫长的准备。就像铺一条铁路，等路铺完了，他才像火车一样启动，然后轰隆隆地开过来。显然他是个只走铁轨的男人。而楼梯上的这个男人同我的这朋友不同，他选择从我的后面侵入我的警戒空间，并且是突然的，迅速的，不像火车那样，我远远地就看见了，那冲天的烟柱和巨大的声音。他什么声音都没有，他的脚几乎没有在楼梯上弄出一点声响，他是一架飞机，只与空气摩擦，而那个摩擦声又是我无法听到的。

虽然我在心里不认为从正面抱着就是善，从背面抱着就是恶，但在我的生活经验里，从背后被抱住这还是第一次，也就是说，我已习惯了面对面的拥抱，对于从其他角度接近我的肉体，我不但很吃惊而且很不习惯。

然而，意外情况突然出现了。那只从我的脸上垂下去的手并未闲着，他去支援了另一只手。两只手一齐向我的牛仔裤腰部扣子那汇合，最后一齐上阵解那个扣子。十个手指一齐工作反而互相牵绊，事倍功半。那是个难解的扣子，早上穿衣时，系上它就费了些力气。当时还想，这要是解开得更费劲。想不到这费劲的工作竟有人代劳。虽然那扣子以一将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誓死抵抗着。但扣子一定会被解开，我必须马上支援那只精疲力竭的扣子。

我有些着急了。至此，我才开始着急。我的两只手可以在一个有限的区间活动，够得到扣子。他正全力解扣子，对我的胳膊的看守明显放松，于是，我的两只手同时向扣子那集结。四只手将在那里展开一场混战。那只扣子所在的位置，将因这场战役而载入史册。

我是突然对他的两只手开始包围的。我的两只手紧紧地抱住了他的正在忙碌的手。我知道他力气很大，但我不能不反抗。如果说他抱住我的腰捂住我的嘴是边境上的挑衅及小规模侵扰，可以暂不理会，但解裤子上扣子的行为则是以重兵攻打我的国都，只要我这个国王手里还有一兵一卒，都不会坐以待毙。我用了所有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