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特别看重朋友间没有任何事务性内容和实际利益的聚会。每当朋友聚会，他会一改不苟言笑的常态，因为瘦，我常说他笑起来满脸大括号。尽兴时，他唱京剧、平剧、越剧，唱民歌洋歌，只要地道他都喜欢，唱得最动情的是河北民歌《小白菜》：小白菜呀，地里黄呀，两三岁呀，没了娘啊……他的嗓子不好，声音小而颤，但唱这首歌恰到好处。

我很情愿买酒做菜，也习惯于操持这样的聚会。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妻子都像我一样，反正我是这样，我愿意这样。这种时候，我感到幸福，也许是我对幸福的理解太浅要求太低，或者就是我孤陋寡闻，我觉得这是一个女人真正的幸福，这是我真正的幸福。现在他的照片挂在我的房间，挂在我的床头，独自一人时我凝视着他，首先想到的是他在朋友中间的形象，他笑，他唱，他侃侃而谈，他自言自语，他高兴起来笑出来的“大括号”，他激动起来神经质的嘴唇……他指着我对大家说：“这是我老婆……这是我老婆腌的雪里红，我老婆做的鱼头汤，看家的本领，在别处肯定你吃不着……”这时我会想，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愿意用二十八岁的热情加四十岁的理智重新理解他、爱他，即使他生病时间再长，我也甘愿留在这个位置上，做我该做的，做我能做的……我真的常常这样想，不管别人相信不相信，我常常想，如果时间可以倒流……

其实他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由于身体不好，他非常好静，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后，他变得更加沉默。没有客人时，他经常长时间一言不发。回到家，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音响，他只听古典音乐，勃拉姆斯、比才、柴可夫斯基，也听贝多芬、肖斯塔科维奇。三年多住院生活，真正陪伴他的是我弟弟送的激光唱盘单放机、立体声单放机、收录两用机。只要身体允许，他会找个棋友下围棋，尽管棋艺不高长进不大，还是当个事儿似的买来不少围棋书，并且以会下围棋为荣。他可以长时间地阅读，而且读书的速度很快，阅读的面也很广，令我这个中文系毕业的望尘莫及。住院期间朋友们来看他，唯一的要求是要书看，紧着找还总是供不应求。他喜欢独处，即使是在人多的场合他也总是沉默，沉默是他自卫和进攻的武器，便利而有效。在一次对峙性的谈话中，他曾经三个小时一言不发，真正的一言不发，对方也真正地奈何他不得。他生病之后我为他整理过早年的情书，寄自南方，出自同—个女性的手笔，一个小有名气的业余作家，信写得浪漫而深情。我把几十封信排列起来，发现从头到尾都在抱怨他不回信。我理解一个恋爱中的女人得不到一封回信、一句回答时的无奈和无助。结婚之前，我们曾有过一次几乎导致分手的冲突，和大多数试图与情人重归于好的男人不同，他始终苍白着脸，紧咬着牙，不求不劝不哄不说一句好话，单单执著地到我单位门口去等，而且回避着不让我看见，我的矜持最终扛不过他的沉默。结婚以后，对于他的“铁嘴钢牙”我有了更多的领教，只要他不愿说话，任你怎样地软硬兼施都无济于事，用不理他的办法和他睹气算是上了他的当，如果你能坚持十天不和他说话，他一定会坚持二十天来回敬你。对朋友他可以一味地违背自己宽容无边，对我则是苛刻到底。

说来好笑，我们婚后第一次吵架是因为一个不足一两的面团。包完饺子剩了几个皮儿，我做成了面条，连续两天都没机会煮了吃，天气热面发酵了变黑了，我扔进了垃圾筒，他指责我浪费粮食，我认为他小题大作，结果吵得不亦乐乎。他的节俭常常到了让我无法忍受的地步，最使我觉得不可理喻的是他病倒后的一件事。

他得的病叫作肠瘘，肠子黏在肚皮上，溃疡后在肚皮上穿了一个洞，任何食物吃进去后等不到被吸收几分钟就流出来。看着他一天天衰弱，生命一天天地从他的体内流走，我急得满城求医问药，终于在301医院得知某部队医院新近发明了一种口服营养液。炎热的六月，我独自一人站在医院的院子里，拿着医生开的介绍信，眼泪簌簌地往下流。药属于自费，但只要能治病在那种情况下谁会在乎花多少钱呢。第二天一大早，我骑车、坐地铁、走路，一个人跑到西郊买了三箱药，生平第一次自费打了辆出租车兴冲冲地赶回医院。我瞒着他不让他知道花了多少钱，可还是被别人说漏了嘴，他嫌我大手大脚死活不吃，我伤心得一个人在楼道里落泪。与此同时，他却拒不接受一个朋友送到医院还给他的一大笔钱，当时大家以为他这样做是不愿意让我插手男人之间的经济来往，后来他解释拒绝接受的唯一理由是，那个朋友还钱不是已经有钱，而是因为他生病凑了一笔钱。

他对物欲的蔑视对名利的淡泊赢得了很多人的尊重，我也自认为在这方面我们不会有什么分歧，可是在琐碎的家庭生活中却成了障碍。

婚后第六年，我们终于分到了一套两居室楼房，为了得到这套房子，我在单位上下游说，几个月坐卧不安，在公布方案前几天紧张得直失眠，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房子分到以后我特别兴奋，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窝，再不用为借别人的房而内疚，再不用为生不着炉子而犯愁，为冬天在室外洗衣服洗菜而发怵，我们快两岁的儿子再不用因为怕摔在炉子上碰伤而被栓在床上。他的放疗性肠炎引起长年腹泻，冬天夜里爬起来穿戴好了到胡同里去上厕所，一夜折腾几次冻得就别想再睡，夏天一蹲半个多小时被蚊子咬得受不了。这回他不用再为那倒霉的腹泻受罪。作为主妇，我希望把我们的家布置得漂亮而温馨，作为妻子和母亲，我愿意尽全力让我的丈夫和儿子生活得不比别人的丈夫和儿子差，我有什么错？他却说：“对我来说住楼房和住平房没有什么区别，住两居室和住阁楼没什么两样，我照样可以接待朋友，照样可以看书、下棋、听音乐。”我们没有彩电，没孩子以前我没觉得是个问题，孩子渐渐大了，要看动画片，我想买一台，他说：“我们小时候不是没有电视吗，照样长大长知识。”他反对我打扮，说：“你穿什么戴什么对我来说都一样，嫌你不漂亮根本就不会娶你。”我承认我不如他超脱，我比他平庸但我是女人，一心顾丈夫顾儿子顾家的女人，你付出的没有人接受，你的心愿没有人理解，总之没人领你的情，当然觉得特别委屈。我怨他怪癖、不近情理，恨他冷漠，无动于衷，我觉得他的小气与大方，褊狭与极端全是冲着我来的，全是为了折磨我。

如今当我把有关他的故事放在同一张稿纸上来写，把他的身体、他的经历、他的性格放在同一个屏幕上来看，当生命无可挽回地逝去，一切已经成为历史，坐下来从头到尾细细地读完他人生的全文，我发现其实这些不难理解。试想，如果他为名为利为金钱所累，他还是爱他的朋友们心目中的老周吗？如果他不把自己所看重的东西强调到极致，生活在分裂的时代怎么可能保全自己不成为一个分裂的人？一个男人，体弱多病饱受折磨，没有强健的体魄耀眼的成就，凭什么葆有尊严赢得敬重？当年我又为什么崇拜他爱他嫁给他呢？如果说他的淡泊、退避、极端是他赖以生存的策略——每个人不都有自己赖以生存的策略吗？我认为他是成功的。他站在社会的边缘，与现实的喧嚣、浮躁、委顿形成反差本身已构成了意义，并给社会提供了意义。当然他不是尽善尽美的，他选择传统中的光明也被传统的阴影所笼罩，他蔑视世俗却不能改变生活，如果有人因为把他看得尽善尽美而对他失望，不是他的错误。那么作为承受这一切的我，该抱怨什么，又能向谁抱怨呢？是的，生活在不断变化，不惜一切代价忠于一种观念已经使人疲惫不堪，我们不该固守陈规，也没必要总对往事耿耿于怀，但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男人和女人，老年人和中年人不都或多或少或心里或生理或内在或外表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吗？扪心自问，有多少人能把自己所尊崇的生活准则贯彻到生命的始终呢。

距离可以使事物变得清晰，可以使人变得柔情似水。然而当时我却执著地试图改变他，如同他执著地试图让我适应。长久的冷战把我们搞得两败俱伤，两人的自信都被打击得一败涂地，我更是疲惫得安静下来，再不指望把什么说清楚。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讨论分手，又千次百次地搁置下来。在一次冲突之后，终于，决定先尝试分居。

那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我骑着自行车想着我们这些年共同度过的苦日子甜日子，想着他离家之后为了才两岁的儿子我们将如何相处，心里特别凄凉。他还没有走，已经整理好的旅行包放在脚边。我等着他说点什么，怎么能指望一个不承认女人也需要哄需要劝的男人在这时候说点什么呢？我流着泪转身走进隔壁房间，站在窗前茫然地看着街上的行人和车辆。世界再大和我无关，生活再美于我无补，朋友再多对我无助。我觉得脚下是：—片废墟，眼前是无底深渊，身后是两个人的世界——两个人的世界没有语言没有笑声，两个人的世界战争连绵。“你不再爱他了？”我问自己，“你不能再爱他了，你承受不了这份爱。”我对自己说，否则我们将一块毁灭，连同以往的柔情和爱意。

最终他没有走。我们注定了不会分手，不该分手，就像两根铁轨，注定了永远同行，也注定了彼此永远对峙。

不久他住进了医院，两个月后因为治疗无效出院回家。那时候我穿梭于北京各大医院搜集他以往的X光片和病历，托熟人找关系，试图查明病因。同时想尽办法做他能够接受又易于消化的食物：试图通过食疗使病情出现转机。为让他配合，朋友们在史铁生家里商量如何使他接受每日十餐以至更多的少食多餐的饮食方式。四月的北京乍暖还寒，我们这个终日不见阳光的家暖气停了之后尤其阴冷，他和儿子在隔壁的房间里已经入睡，我坐在灯下给他写信：“就算是我强加于你，试一试，听我一回，说不定这是最后一回，等你好了以后……”整理遗物时我找到了这封长达六页的信，不会再有回信不会再有以后，不会再有怨恨、冷战和恐惧，也不会再有期待、幻想和希望，一切都因为生命的结束而成为往事，往事令人心酸令人心碎……

从此他一病不起，在朋友中间几乎成了一个持续了将近四年的事件。最初半年需要二十四小时陪护，大家一天三班倒轮流值班。人手最紧的时候，史铁生年迈的父亲为他做饭。史铁生摇着车送到医院。其中有三个月，他出院回家，由桂桂在家里给他打点滴。那时候她在通县上班，晚上下了班赶到我家，第二天早上五点多钟就得爬起来去赶班车。因为严重营养不良，再加上长期静脉注射，很难找到可以用的血管，好容易扎上了不是鼓就是漏，我经常半夜里把她叫醒。鄂复明除了值班每周或隔周必去医院，三年多从未中断。家里有过重病人的人应该能体会，即使是亲人做到这一切都很不容易，在人情越来越淡薄的今天意味着什么。一九九三年元旦，二十多个朋友在病房里陪他过节，从美国回来的程玉还带了她的两个小儿子。大家带了食品和一次性餐具，搞了一次名副其实的自助餐，医院里的这种餐会恐怕是前所未有的。过春节孙立哲派车把他接到铁生家，让他也吃上一顿过年的饺子。

常常有人问我：一个上幼儿园的孩子，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你又没有足够的收入，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我回答说靠朋友帮助，很多人不相信，但事实的确如此。没有朋友们精神上的支撑，没有国内的以及在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瑞典、日本的朋友们经济上的资助，我早就垮了，我们这个家庭早就垮了。朋友们给予他的给予我的，不论怎样估价都不会过分。

重病期间他所受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两次手术失败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把最平凡的生活品得有滋有味的人将被长期绑在床上坚持无望的治疗；一个最最不能容忍麻烦别人的人失去生活自理能力；一个最克俭的人每天消费几百元维持生命……而这一切都是由于误诊，无法判断是标本或化验单被搞错了，还是显微镜出了毛病，三十多年后，用蜡封保存下来的标本切片重新检验的结果表明，耸人听闻的淋巴肉瘤实际是一个发炎的淋巴节，何等横蛮、冷酷而又无理，可是让他去向谁质问，向谁抗议呢？他只好认命。

营养液、白蛋白、血浆、鲜血一滴滴一瓶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流进他的体内，可是身体仍然不可遏止地衰竭，每一根神经都异常地敏感和脆弱，每一个细胞都奄奄一息。他总是说：我没劲，我累。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疲倦，严重时手臂、腿脚、脖颈甚至眼皮、手指每一个常人察觉不到的动作对他来说都是负担。没有注射高营养时，他的体重只有四十多公斤，但他承受不了自身的体重，一个一米七五的男人承受不了他自身的体重，躺着好像要漂浮起来。只要我在医院，就得不停地为他按摩，从头到脚到指尖。我想那样他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手术前，饥饿但不允许进食，几乎有半年时间他没吃任何东西，实在受不了了给他含一块水果糖，用纱布挤西瓜汁再用匙子一口一口喂给他喝。手术后允许进食却不想吃，吃了会感到恶心想吐。还有腹泻，每天十次八次，不管吃不吃东西都一样腹泻，我举着吊瓶送他去厕所，听声音根本分不清是大便还是小便。不止这些，还有没完没了的浮肿、头晕、心动过速……

最使人尴尬的是肚子上的伤口，张开着像一只只血红的眼睛，总是流着脓水，一天换好几次纱布衣服还总是脏的。女士觉得害怕不敢目睹，男士觉得太惨不忍睹。

最难忍受的是说不清原因的高烧，持续不断且愈演愈烈，最后半年热度几乎从没退过，早晨是三十七点五度、三十八度，下午升到三十九度多，有时是四十度，天天如此谁都习以为常了，连我也习以为常了。每次我例行公事地为他作酒精浴物理降温，然后喊来护士给他打退烧针，用退烧药，守着他直到出一身大汗降到三十八度左右，用热水给他擦了身再离开医院。我并不怕在医院过夜，最初一年我经常连续好几个晚上不回家，但是后来不管多晚总是回家，我不知道留下来还能为他再做什么，我只好扔下他走，事后又因为没有陪着他而后悔。

最令人绝望的是那些长长短短的管子，最多时全身插着五条。往主静脉里插管一是容易感染导致败血症，二是容易伤了肺出现气胸，这两种情况都不止一次出现。第二次手术后，感染加气胸同时出现，我亲眼看着医生抢救时把像毛衣针粗细的针头刺进他的前胸，当时只觉得腿直发软。事后我哭了，那是他得病的第三个年头，我已经不会再哭，但是那次我哭了。我为他委屈为他不平，就因为他坚强所有的灾难就都该落在他一个人头上吗？我觉得上苍太不公道。

最糟糕的是，没有人能改变这种状况，金钱、医术都无能为力。眼看着他被囚禁在病床上，没有人能真正帮助他安慰他，面对每时每刻每天每月每年都面临着新的痛苦新的折磨新的选择，人，健康人的语言变得空洞而虚假。有的朋友不常去了，不是缺少同情，而是面对一个从不接受同情的人不知怎样施与同情；不是冷漠，而是面对一个渴望活着又明明垂死的人无法冷漠。他在病床上躺了三年多，神志清醒，肢体没有障碍，但他软弱无力，疼痛万分。忍受已成了他的习惯，他的性格。在安乐死和与疾病斗争两者中间，他选择了后者——用勇敢和尊贵的方式与疾病周旋到底。精神好点的时候他能看看书，差点的时候就听耳机，再差一点就闭起眼睛。他总是静静的，没有人听到过他喊叫或者呻吟，“打碎门牙往肚里咽”是他的看家本领，让所有的人都走开一个人静静地待着是他的拿手好戏。那时我之所以有时候要一天三次往医院跑的原因之一是知道他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轻易喊医生或护士，常常是高烧三十九度还没人知道。下胃管对于他好像是吃面条，不管什么样的治疗，不管是年轻大夫，还是实习护士，他总是说：来吧，没关系，一次不行再来第二次，第三次……他手臂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新来的护士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病人那么特殊，不是他听护士的而是护士听他的。医生告诉她：这个病人特别能忍，如果他说疼就一定是真疼，给他用止疼药用不着请示。为他做手术的副院长说，行医四十多年没见过像他这么坚强的病人。

陀斯妥耶夫斯基曾说过：“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可以说，他配得上他所受的痛苦。恐怕不止我一人从他身上懂得了一个人的自尊是怎样确立的，尊严又是如何获得的。几年来，我上千次地出入于病房，等待我的总是医生护士和病友们热情而真切的关注。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关心着我和儿子。无论他怎样消瘦得像个难民，他伤口怎样流得稀里哗啦，他呕吐得怎样的不亦乐乎，但我从没感觉到尴尬或难堪，我为我的丈夫有这样出色的表现而骄傲，我为我是这样的男人的女人而骄傲。

我没有研究过一个人性格生成的过程，我不知道是顽强的性格必然要面对痛苦的挑战，还是痛苦造就了顽强的性格。如果是后者，那人应该把痛苦当作教科书，因为顽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一种高贵的品质。虽然软弱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不可以被原谅。其实他并不是天生的强者，只不过他清楚自己的位置，懂得怎样成就自己，如同北岛懂得如何使诗句来得响亮，史铁生懂得如何把小说写得精彩；或者说，如同一个工人懂得如何把活干得尽可能漂亮，一个厨师懂得如何把菜尽可能炒得地道。他懂得对于那种不可避免地经受某种挑战的人生，尤其需要意志——强调到极致的意志。

我们都心照不宣地知道已经没有痊愈的可能，但他抵御不了生存的欲望。他有许多活下去的理由，比如为了他无比崇拜的母亲，在他的观念里，白发人送黑发人太残酷；比如为了爱他的朋友们，在有过一次死而复活的经历之后，他曾经发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绝不会再一次轻生。在最后的日子，他变得敏感而脆弱。他坚持要做第三次手术，第一次手术的成功率是百分之二十，第二次更是微乎其微，第三次应该说等于零。潜意识里他是不是希望手术失败得到解脱？他曾经答应过母亲，答应过朋友，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绝不再轻生。一个因为不能容忍说话不算话而敢于用刀子刺向自己胸口的人，是不会说话不算数的。以前朋友去看他总是他劝说别人不要为他担心，后来见到来人他经常落泪。我真是感激陈志伟，给老周带了“大悲咒”，还从头到脚为他按摩，用特别善解人意的方式不动声色地安慰他。身旁的田晓青把心提得老高，生怕他过于敏感或起疑心。但是他出乎意料地顺从，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像一个人临终时虔诚地面对一位牧师，使人感到死亡的脚步已经逼近。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出异常的烦躁。一九九四年春节，我为他买了一个最大号的红气球挂在病房的窗子上。春节过后落上了一层土，我把它扔了，他对我大发脾气，说明年还可以用不该扔，我说气球放不到明年就会坏，再说明年还不知道在不在医院过春节，何必现在操那么大心。我绝想不到这句话会伤他，他气愤地说：“是呀，明年还不知我是死是活，对不对？”从那以后我才意识到应该把他看成病人，一个垂危的病人。

四月，阳光正好，我们的小儿子推着轮椅。轮椅上，挂着乳白色的营养液，我们一家到医院的院子里晒太阳。他已经很久没有到过户外了，不断地说花真好，阳光真好，儿子真好。那天我特意带了儿子的跳绳，给他买了平时爱吃的白瓜籽，给儿子买了紫雪糕。他坐在樱花树下，看着儿子跳得脸红扑扑的，满头大汗，一边念念有词地鼓励他，一边嘱咐我要让他多锻炼身体。对于我们这个三口之家来说，那一天像一个真正的节日，在我的记忆里，只有在孩子一岁生日那天我们共同去过一次公园。也是春天，他让儿子骑在肩上，儿子眼睛瞪得圆圆的满脸惊慌。一岁的孩子没有记忆，这次在医院院子里将成为他和爸爸在一起春游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记忆。

那以后没几天是他的生日，我曾和儿子商量着买一台小电视作为生日礼物，他坚决反对，我只好作罢，买了红色的菊花带儿子去看他。接过花他哭了。以前我从没买过花给他，知道他不喜欢插在瓶子里的花，有时朋友买了花他会让我带回家，只有一次我的同学王艾从美国回来去看他，带的野花他喜欢。但这次他很高兴，连连说好，亲手插在罐头瓶里不断地摆弄。

第六天那束花枯萎了，叶子发黄，花瓣也干得卷曲了，一副凋零残败的样子。第七天清晨我接到医院的紧急电话。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那是一天中最令人振奋的时刻，那一刻人们正迎着阳光从樱花旁匆匆走过，不管是面带微笑，还是心存烦恼，每个人都拥有那一刻那一天，而他却死了。他属狗，他死于他的本命年；那天是他生日（后来他的母亲说，一九四六年阴历三月二十五日才是他真正的生日），他死于他的生日——该把这看成是偶然还是必然？命运又一次对他显示出神秘和残酷。没有一份遗嘱，没有一句遗言，没有一个告别的手势，没有一个会意的表情，他还不想远离年迈的母亲，远离幼小的儿子，远离在这个世界上让他以全部的善意爱着、恨着的一切，他还没有做好上路前的准备，没拿定主意与上帝和解——他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在场。

他去后不久，我生过一场病，高烧时觉得自己在一个巨大的平面上被抛来抛去，无遮无拦、无依无靠，恍惚中，我梦到他死而复活，告诉我他根本没有死，他已经一百天没吃饭，他吵着要回家……我想在最后的时刻，他一定也是这样被抛来抛去的，无遮无拦、无依无靠……那天，我接到电话赶到医院时，他已没有脉搏，我为他擦身、刮脸、换衣服，拉着他那由红变白变成灰白，像蜡烛一样半透明的手——我是多么熟悉这双手呵，苍白、干燥，骨骼和经络清晰可见，不只因为重病期间他虚弱得常常需要抚摩着手臂才能入睡，从十年以前我生病他把毛巾敷在我的额头的时候开始，从他帮助为我病重的父亲翻身、换衣服的时候开始，那时我们还不是夫妻，但我已熟悉这双手，并且自以为已熟悉他整个人。独自一人时，我轻轻地一遍又一遍地呼唤他的名字。他紧闭着倨傲的双唇，雪白的被单下几乎看不出他的身形，对一个视沉默如金的人来说，什么都不说比说什么都更好，没有人比他更加深谙无言之美好之深刻之高妙。

但是那毕竟不再是沉默。他死了，不是瘫痪，不是失明，不是变聋变哑，而是彻底地结束生命。作为他的妻子，我无法跨越他死时我不在场这一事实。

他是否呼唤着我的名字死去？在他弥留之际，是否想亲口对我说出他一生都没来得及说的话……我相信，或者说我宁愿相信，如果我在场，哪怕他已奄奄一息，但只要一息尚存，我一定能如愿以偿。或许他的声音微弱得让别人听不清，但我能听清。几年来，我常把自己幻想成一个沙漠中的旅人，用近乎自我欣赏的目光，自作多情地看着一个落寞、孤独而又自信的女人在最美好的季节里凋敝，她无时无刻不在破碎、不在七零八落、不在死亡。我以全部身心期待着，相信总有一天我们能在自我毁灭中达到完美，在创造自身中得到升华。这是我仅有的心事，这是我唯一的隐秘，不管这听起来多么不近情理，但是我必须承认，它对我的意义，甚至超过死亡本身……然而这一刻无可挽回地失落了，失落在一九九四年五月五日的清晨。从最后一次见面到他死这段时间，对一个满怀期待的女人来说，将不止是遗憾而是永远的无底深渊……

徐晓（1955—），生于上海，长于北京。198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9年起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和散文，著有《半生为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