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零 一】</h3>
我的一生都笼罩在一种怀旧的情绪中。
我第一次产生这种情绪是在我四岁的时候。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至今还记得那个阳光明媚的上午。窗外的阳光洒在一张棕色的三屉桌上。外婆一边在桌上包包子，一边给我讲故事。
“早先啊……”她说。外婆是河北保定人，因为长期在北京和重庆生活，口音怪怪的。她不说“从前”，也不说“过去”，总爱说“早先”。每个故事都是这样开头的：早先有一个国王，早先有一座村庄，早先有一只狐狸和一只狼，等等。“早先啊……”她说。我本来是听惯了她说“早先”的，可那天不知为什么，这两个字却让我产生了一种怪怪的情绪。让我想起了早晨、先前、红枣和仙女什么的。让我心旷神怡。让我怅然若失。山高路远。山回路转。山高水长。山清水秀。如诗如画。如梦如幻。如痴如醉。如雨如烟。当然，没有人会去理会一个四岁男孩的情绪。外婆照旧讲她的故事。我也很快就被她的故事吸引，把自己的情绪扔到了一边。但这情绪却从此不肯离开我，笼罩着我，缠绕着我，随我成长，伴我左右，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
我后来才知道这情绪就叫“怀旧”。但我至今也不明白，一个四岁的孩子有何“旧”可“怀”？满打满算，从一生下来就记事儿，拢共也没几年嘛。后来等我上了小学，才开始真正“怀旧”起幼儿园来。再后来又“怀旧”小学，“怀旧”中学，“怀旧”大学。一位从小同我一起长大的小姐姐嘲笑我说：“你这厮好像总在回忆往事嘛！”这位小姐姐自打十岁那年读过《水浒》之后，从此就按照宋朝江湖好汉的路子说话了，有一次她同我下象棋，一边抽我的车还一边念念有词：“不杀匪车不足以平民愤——”
好多年以后，我成为一个作家。怀旧的情绪依然笼罩着我。她像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常常不请自来地拜访我，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于是有一个时期我很想去写历史剧，或者干脆去做历史学家。我甚至已经为研究历史做了一些准备，但刚要入门马上又退了回来——因为实在太难了。
<h3>【零 二】</h3>
我觉得历史简直就像一座迷宫，你愈研究它便愈糊涂。
人们现在读到的历史大约有三个来源：一是本人亲身亲历，二是旁人所见所闻，三是后人引申发挥——依我看都不大靠得住。思想家鲁迅曾举例说：若是武则天当政，谁敢说“男尊女卑”？
——可见过去的历史也要为后来的服务。
历史学家顾颉刚认为：人们一边创造着当今的历史，一边也在丰富和延长着以往的历史，比如大禹治水，其实哪里有什么大禹？关于他的全部记载都不过是后人的想象——可见历史充满了后人的想象。
那么，后人说的靠不住，当时的人呢？
比如历代的史官，他的职责就是实录历史，我国又有“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想来该是比较可靠的吧？然而我还是有些信他不过。先哲有言：任何时代的思想都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他若不是表现好，若不是政治可靠，若不是和统治者一心一德，天底下那么些人，怎么偏偏他就吃上了皇粮、当上了史官？俗话说，吃谁向谁，他每月拿着皇帝家的工资，又怎能不向着皇帝家说话呢？
我曾翻阅过一份北平沦陷时期的日伪官方报纸，一版的大标题是《平市昨日第三次全城大搜查》，小标题是《北平全体市民一致称颂我军警宪特的果敢行动》，还配发有一张压题相片，相片上的日伪军警刚刚搜查过一家店铺，正在帮助店主把货品码放整齐，那店主也满脸堆笑，连连挥手，似乎是欢迎他们没事儿常来的意思——须知昨日的新闻就是今日的历史，这历史如何靠得住？
我还翻阅过一张1947年3月的《中央日报》，对当时胡宗南部占领延安的报道是这样的：
陕省我军解放延安！
延安上空国旗飘扬，延安军民欣喜若狂！
一老大爷高兴地说：八路可走啦！
一老大娘拉着胡司令长官宗南先生的手说：俺等了你们十三年啊！
文中的大爷大娘即或不是记者捏造，大约也只能代表个别被减了租息的老地主或老地主婆们的意见吧？
假如正史靠不住，那么野史吧？
也许是“二律背反”罢，野史虽然相对自由一些，不过囿于作者的学识经历，道听途说的东西也更多一些，因而就更加难免以偏概全、以讹传讹了。比如雍正篡位，野史记载他把遗诏中的“传位十四子”加了一横改作“传位于四子”，我从上中学起就对此深信不疑，后来才知道原来清代的诏书都要用满文的，可见这野史的作者竟连诏书的模样都没见过。再如光绪之死，怎么就那么凑巧死在慈禧的前一天？于是民间众说纷纭，都猜是老佛爷给他下了毒——好在大内中的脉案、药方至今尚存，据现在的医学家们的研究，他的确还是死于结核病的，外人的话哪里靠得住？
凡重要的历史人物，在他的青壮年时期，大都处在历史的漩涡中，哪里能够静下心来写文章？等到他退居了历史的二线之后再来回首往事，多半是年事已高，往事久远，尘封的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泥沙俱下，年轻人尚且眼花缭乱，何况一垂垂老者？于是张冠李戴，郢书燕说，虚虎鱼鲁，种种的笑话就都出来了。
就说义和团吧，按现在说法是属于“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了。50年代后期，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们从这一立场出发，对当时健在的一批义和团团民做了调查访问，时年八十三岁的三师兄张金才是这样说的：
我村南有个乱葬坑，凡是捉住直眼（教民）就在那里处死。郭村的左锡庆是个直眼，也是四十八村联庄会的会头之一，我们把他爷儿三辈都弄到王家院给杀死了……义和团不杀好人，只要有人保证他们不是直眼而是好人，义和团就不杀他们。光人命我就救了四十多条。有一次，为了救一个妇女（因为她被误为直眼），结果因保此妇女我被刘十九（义和团首领）打了一鞭，但终于把她保了下来。
须知这是为了说明“义和团不杀好人”而记录下来作为证明的，但仍然看得我触目惊心。他一人就救了“40多条”人命，那么被杀死的该有多少呢？就算某人是“直眼”又兼“会头”，难道他家里“爷儿三辈”都该被杀死吗？可见就连当时的大学生们也没有准确地理解这段谈话，否则也许就不会记录下来作为义和团滥杀无辜的证据了。
时过境迁。不仅在史实时，甚至在语言上，也颇有些隔膜了。
80年代，我到外地出差，从报纸上看到我一位朋友的父亲、曾任党政军重要职务的某公去世，便从邮局拍了一份唁电：“出差在外阅报惊悉某公去世，党失心腹，国失爪牙，君失慈父，吾失良师，不胜哀悼……”邮局的小姐死活不肯拍发，一定要我把“心腹爪牙”这四个坏字换掉——她哪里知道这在古代都是好字？“君之心腹国之爪牙”，几乎是对为臣者的最高评价了。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比如“难兄难弟”在古代也是难得的赞语，说是兄弟两个都很难得。
不要说古文，就是现代的白话文，如果年代稍远，在人们的理解上也会出现隔膜。有一次我偶尔翻阅北洋史料，读到孙中山致段祺瑞的一封电报，略谓他与段曾有一面之交，“伟人丰采，至今不忘”云云——我当时十分惊讶：中国的“国父”竟称“三一八”惨案的刽子手为“伟人”？后来史料读得多了，才知道当时所谓的“伟人”与现在的含意并不一样：现在的“伟人”几乎特指“伟大领袖”，后来因为反对个人崇拜，“伟人”一词在中国更几乎绝迹——而在民国初年，这“伟人”的含意却不过是“非同寻常之人”的意思，不仅孙、黄、宋常常被人们称作“伟人”，就如一个普通女子，如果有意从政，也常常会被人们不含贬义地称作“女伟人”的。甚至在宋案之后，袁政府还曾指责孙黄等是“伟人造反”，这“伟人”竟连一点褒意也没有了。
罢了罢了，后人的引申发挥靠不住，旁人的所见所闻靠不住，就是本人的亲身亲历，也还要打上许多的折扣——那这历史还怎么研究呢？
于是我终于放弃了成为历史学家或者历史剧作家的幻想，一心一意地还当我的“喜剧作家”。
<h3>【零 三】</h3>
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地写喜剧一直写到凌晨，接着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已经是中午了。
我开始按部就班地起床、漱口、刮脸、洗澡、更衣，穿插着烧水沏茶和整理房间，一切都进行得井井有条。我一向觉得自己是个很有条理的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条理不成作家。
一小时后，我穿着浴衣，捧着一杯刚刚沏好的热茶，舒适地坐到沙发上——接下来我按惯例打开睡前关闭的寻呼机，查看在我睡眠期间是否有人呼我。
寻呼信息只有一条，却让我吃了一惊：
奶奶于今晨六时五十分病逝于华东医院通知在京亲友速来上海
姑妈
我六岁半时曾被送往上海，在爷爷奶奶身边度过了两年，一年上幼儿园大班，一年上小学一年级。多年以后，当我回首童年的时候，眼前总浮现出各种各样的颜色：六岁半以前在北京生活时是一种苍白的颜色，八岁半以后由上海返回北京时则变为一种血红的颜色，只有在上海的那两年，交织着许多许多灿烂明媚的颜色，这些颜色融到一起，飘然而来，随风而散，最后留给我的只是一种湿润的感觉，一种温暖的气息，和一种早春的、小雨中的、青草地上的味道……
在我写的“通俗喜剧”中，一般像我这种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一旦遇到例如祖母去世这样的噩耗，通常要走出屋外在蒙蒙细雨中徘徊一阵，或者猛然打开窗户让窗外的凉风吹散自己的沉思，最低限度也应该在屋里来回走两圈儿才说得过去——而我现在却依然稳稳地坐在沙发上，唇边甚至还掠过了一丝淡淡的笑意。
想起年初，有一位年近百岁的著名老作家先我们而去，有人撰文悼念说是“惊悉”，我当时十分地不以为然：人活百岁终有一死，怎么就“惊”着您啦？一个活了一百岁的人死了有什么好“惊”的？她要老不死才让人“惊”呢……如今我八十多岁的老祖母也随她而去，可见这些神灵是有的不是？我现在要说我是“惊悉”吧也有点儿自己抽自己的嘴巴，不如就照老北京的风俗，也别悲痛了，就自欺欺人地说是“老喜丧”吧。
这时，我的眼前又浮现出许多许多的颜色，是变幻多姿的颜色，是飘忽不定的颜色，如诗如画，如雨如烟，似有似无，时浓时淡……许多琐碎的、不连贯的童年往事一起涌向眼前，我几乎要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转圈儿了——转念一想，既然是“老喜丧”还有什么好悲痛的，就在沙发上踏实坐着吧。
我想起刚上小学的时候，每天早晨保姆送我上学前，我总要想出各种理由走进爷爷奶奶的卧室，或拿铅笔，或找橡皮，或者忘带了课本，奶奶被我吵醒后总会迷迷糊糊地问我一句：“梁左，你要上学去啦？”我便心满意足地答应一声，这才肯去上学——多年以后，我看到一篇回忆鲁迅童年的文章，说他小时候每当经过祖母的房门时总要假装跌倒，祖母便大叫“阿宝当心衣服不要弄脏”，他便心满意足地走了——我想小孩子的心大概都是相通的吧？
我想起奶奶当年每天下班后都会给我带回一样好吃的，或糖果，或点心，或者是橄榄蜜橘之类，永远不会重复，对这份礼物的期待和猜测便成为我从下午到傍晚一个人在房间里做作业时的精神支柱。
有一天，奶奶下班后从皮包里掏出的是一包牛肉干，她笑着说：“梁左，我今天实在想不出给你买什么来吃了，你牛肉干肯吃的吧？”奶奶的笑容很像一个做了没把握的事情等着大人来评判的小姑娘……
我从小就没有什么乳名爱称之类，奶奶就叫我“梁左”，一直到大。我不记得在上海的两年中奶奶曾抱过我、亲过我，也不记得奶奶曾训过我、骂过我，她就永远是那样和颜悦色的，那样从容镇静的，那样不悲不喜的——奶奶不到二十岁就做了小学教师，不到二十岁就参加了上海地下党，明朗的校园生活，严酷的对敌斗争，在她身上竟达到如此和谐如此完美的统一……
我永远不会忘记1966年的那个暑假，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前夜，奶奶果断地决定让我——一个刚刚八岁半的男孩儿——一个人乘火车返回北京。在火车启动的那一瞬间，我第一次感到奶奶的笑容中带着一丝惊恐和忧虑，一闪而过，稍纵即逝，却久久地留在了我的心间……
这时，我又产生了一种站起来在屋里转两圈的冲动，我点燃一支香烟，尽量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一边心里暗笑——可见说了别人坏话的人总归要遭报应的！假如我当初不是那么不厚道地嘲笑别人因为老作家之死而表现出来的悲痛，那么如今从小把我带大的我自家的老祖母死了，我别说在没人的地方转两圈儿，我就是跑到人多的地方哭两声，又有什么不应该的？你们谁还能说我什么？
镇定了一下情绪，我开始考虑对策：姑妈让我通知“在京亲友”，而所谓“在京亲友”其实也只有我们一家，其余的都分散在全国各地以至国外，估计全部赶到上海至少需要三四天的时间，葬礼最快也要拖到那个时候才能举行，所以我完全不必“速来上海”，三天以后再动身谅也不迟。
主意打定，我随手翻开记事本，一边在三天后的日程中记上了“赴上海奔丧”，一边查看自己这两天的日程安排。看着看着，我忽然发现，不光今天，未来几天的日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虽然安排得很满，但都很乏味——
今天晚上是两场饭局，一是一家小报的总编，一是一家公司的老板，前者是想约我为一位刚刚走红的女影星写一篇捧场文章，后者是想商谈拍摄产品广告事宜，都是我不感兴趣而又不得不去应酬的——我原计划先赴总编的约，提前退席后再赴老板的约，估计饭后老板还会安排歌厅桑拿之类的活动，这样我将很轻松也很无聊地混过一个夜晚；
明天下午要和深圳一家什么娱乐公司的总裁商谈一个合作项目，由他们摄制发行、由我策划编剧一部百集的轻喜剧，我对这次合作压根儿不抱什么希望，我觉得那位总裁完全像一个商人而且还是个奸商，哪里配搞艺术？
——晚上是一位朋友的生日聚会，饭后肯定又是牌局，无论是麻将牌还是北京最后流行的“锄大D”，都曾使我短暂地着迷过一阵儿，但我现在早就都没有兴趣了；
后天晚上是一次中学同学们的小型聚会，为着欢迎一位回国探亲的女同学——我当年对这位女同学倒是很有几分好感，私下里也常偷着叫“姐姐”的，二十多年不见，算来她现在也是四十岁出头的中年妇人了，岁月无情，不聚了也罢？况且我现在在中学同学中算是混得不错的了，大家嘴里不说心里一定是不平衡的，除非我插科打诨、赔笑服软、掏钱买单才能找回这种平衡——你们平衡了那我怎么办？我是该你们的还是欠你们的？
接下来的几天中还有一位女演员的婚礼，一座饭店的开业，一家电视台的现场采访，还有一位长期在国家机关里工作的老领导想约我去谈谈当前的影视创作问题——我大学刚毕业时就是分配在他手底下工作的，据说老领导参加革命前也是酷爱文学，现在离了休，想必天天在家靠电视打发日子，难怪能发现什么“影视创作问题”呢！
我合上记事本，突然感到一阵厌倦和迷惘。
难道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寻呼机。寻呼机静静的。朋友们大都知道我晚睡晚起的生活习惯，所以通常要到下午甚至晚上才会有人呼我。现在只有姑妈留下的那条信息孤零零地显示在那里：奶奶于今晨六时五十分突然病逝……奶奶突然病逝……奶奶病逝……
不用再犹豫了！我果断地拿起电话，拨通了我在那里挂名为“总监”的好来西影视策划公司，通知司机立刻开车过来，送我去飞机场。
做出了这个决定，我感到一阵轻松。我于是开始整理行装，这其实也是一件非常轻松的工作——我有一张根据多年出差的经验反复修订过的“出差必备物品一览表”，只要按照表中的要求，把所列的物品一样一样地放进密码箱中就可以了。
收拾好行装，我看看还有几分钟时间，于是又重新整理了一下房间，把办公桌上的物品码放整齐，把喝剩的茶水倒掉，把杯子洗干净——我希望远行归来后一进门就有一个清洁的环境来迎接自己。最后，我检查过煤气水电，关好门窗，穿一件银灰色的夹大衣，提着密码箱飘然走下楼去——正像我估计的那样，我下楼后不到一分钟，司机已经把车停在了我的身边。
在去机场的路上和起飞前的一段时间里，我用手机一连打了二十几个电话，首先以“奔丧”为理由取消了一周内的所有约会；接着把奶奶去世的消息和自己的行踪通知了“在京亲友”即我的父母弟妹们；再下面的电话就都是打给上海的了：请上海电影厂的朋友派车来接站并帮忙代购一个花篮，请上海电视台的朋友帮助联系一家三星级以上的宾馆并最好能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折扣，告诉姑妈自己当晚就到，通知上海的几位要好朋友自己将在上海滞留四五天，排出见面、吃饭、聊天、娱乐的时间表……
赶到首都机场的时间是五点多一点儿，我到售票处查询了一下，最近的一趟飞往上海的航班是国航六点整的，还有一班是东方航空公司六点二十分的，但后者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折扣，我于是略加考虑，选择了后者。
我故意延误到五点四十五分才去办理登机手续，因为飞机起飞前半小时停止办理登机，这样我就肯定是机舱内最后一两排座位上的最后一两位乘客了。只要飞机不满员，我旁边的座位多半会空着，这样我就会坐得十分舒适——另外据我研究世界历次空难事故得出的结论，一旦飞机失事，坐在中部的旅客死亡率最高，前面和后面的旅客逃生的可能性都比较大，但前面是头等舱，票价几乎要贵一倍，所以坐在后面是最合算的，况且假如旁边的座位又空着，其舒适的程度比头等仓也差不到哪儿去，何乐而不为呢？
直到飞机起飞后，我才算彻底踏实下来，拿出两本在候机室买来的软性杂志，有一搭无一搭地看着，后来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几乎在睡着前的最后一秒钟，我按动了扶手旁的“请勿打扰”灯，这样乘务员小姐在送饮料和点心时就会绕过我，使我可以一直睡到飞机降落。
<h3>【零 四】</h3>
料理完奶奶的丧事从上海归来后，我又一次陷入到深深的“怀旧”情绪之中。而且这位老朋友这一次的来势十分凶猛，平均每个星期都要来一两次，来了就不肯轻易离去。我被她折腾得不仅无法正常工作，甚至也无法正常生活了。
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一觉睡醒，她又毫无先兆地来了。
似有似无，忽隐忽现。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剪不断，理还乱，欲说还休。这时我已经快到四十岁了，人生的历程也算走完了一半儿，若真要“怀旧”可有得怀呢，不比四岁的时候，一混就混过去了。而且我写的是喜剧，也不比那些写历史剧的，正好借着“怀旧”的情绪信马由缰。于是我只好向这位老朋友疏通：你今天来得不是时候，你今天来得毫无理由。我昨晚睡得很好，我连梦都没有做。我现在生活得很好，我根本没必要怀旧。而且我很忙，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你走吧，改日再来，恕不远送——
我以为她同往常一样，只是临时性的拜访，于是起床后便自顾自地坐到电脑旁边，准备开始一天的写作——可是很奇怪，脑子里一点儿灵感都没有，全是一些乱七八糟的往事。我知道我的老朋友还没有走，她依然笼罩着我。她今天好像更为执着，不招即来，挥之不去。
我开始想一些高兴的事情。我想象我站在蓝天白云之下，高山大海之间。登高一呼山和水应，举头四顾海阔天空。树大全凭根深，枝繁自然叶茂。一了方能百了，一通才会百通。心不再寂寞，人不再忧伤。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伊。过尽千帆皆不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终于，我失败了。她战胜了我。她使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过去的、琐碎的、不连贯的往事。她使我无法正常写作。她甚至使我无法一个人呆在家里。我翻开通讯录，开始给一些熟悉的朋友打电话，问他们星期天在做什么，问他们是否愿意和我共进午餐，我请客，您说去哪儿咱去哪儿——没有响应。星期天大家都愿意待在家里尽享天伦之乐，谁稀罕去蹭你一顿饭？
一小时后，我独自出现在潘家园的旧货市场中。我别无选择，怀旧嘛，不去旧货市场还去哪儿呢？
这个市场据说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旧货集散地。举头望去，比四个足球场还要大的售货棚里摆满了各种旧货，从旧字画、旧家具、旧瓷器直到吴钩越戟、秦砖汉瓦，甚至当年小脚女人穿的绣花鞋，简直应有尽有。我原先一直怀疑这么些旧货怎么一夜之间都冒了出来？当年“破四旧”的时候它们挨哪儿藏着来的？逛得次数多了，才知道所谓“旧货”其实大多是“新货”，不仅有仿古的，还有仿洪宪的，仿康德的，仿民国的，甚至连“文革”都有仿的——市场经济嘛，还能拦得住人家造假？偏偏在旧货市场里还不许说这“假”字，你要敢说“假”他敢跟你急：我这青花碗怎么就是假的？它是碗不是碗？能使不能使？所以只好以“新旧”来代替“真假”：
“您这红木条案是新活儿还是老活儿？”
“您看新就新，您看老就老。”
“我看着可像新活儿——”
“没有您不圣明的，昨儿刚请木匠打出来的——”
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在出售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旧相片呀，旧报纸呀，旧书旧笔记本呀，堆了一天一地。这倒绝不是假的，一看就是从收购的废品中挑拣出来的。我走过去，信手拿起其中的一个硬皮本儿来翻了翻，原来是一本破旧发黄的纪念册。时间是1946年，主人是北平小学的一个女学生，上面记着她小学毕业时全班同学写给她的赠言。五十多年了。半个世纪了。那时的北平还有城墙。那时的街上还跑着人力车。那时活着的人现在大多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人那时大多还没有出生——
老农索价十元，我没有还价，立刻买下了这本纪念册。心情也变得快乐起来——五十多年啊！就算一年一块钱的保管费，也值五十多块呀！倘若一年算十块钱的保管费，就值五百多块啊！我才花十块就买下了——是不是他们淘换古董的管这就叫“捡漏”呀？我于是也无意再逛市场，一心回家去研究纪念册，倒要看看五十年前的小学生们都写些什么。在回家的路上，我又觉得自己的快乐有点儿不健康：这好像不仅是“怀旧”的快乐，也不仅是捡了便宜的快乐，是不是还掺杂着一点儿偷窥别人隐私的快乐啊？而且还是女孩儿的隐私——尽管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女孩儿。
<h3>【零 五】</h3>
这个女孩叫淑英。
她念书的学校叫北方小学。
她毕业的时间是1946年夏天。
纪念册上的毕业赠言是她的同学们一张张写在活页纸上，完后再由她装订成册的。我翻了翻，敢情那年头的小学生们说出话来跟现在不大一样，可能是因为他们上学比现在晚，年龄比现在大，一个个都有点儿老气横秋的：
淑英同学留念
一技之长 终生事业
静贞 1946.5.28
以伟大之思想 养伟大之精神
淑英同学存念
生安 五.二十八
淑英学友惠念
志量如海水盛 文章似涌泉丰
世桂 涂于北方
淑英同学留念
慎勿言人之短 切勿矜己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