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么全心全意地待你，你……却全不把我放在心上。你有了一个女人，又有了一个女人，把我们跪在菩萨面前立下的盟誓全都抛到了脑后。我原谅了你一次又一次，我可不能再原谅你了，你对我不起，我也要对你不起。你背着我去找别人，我也要去找别人。你们汉人男子不将我们摆夷女子当人，欺负我，待我如猫如狗、如猪如牛，我……我一定要报复，我们摆夷女子也不将你们汉人男子当人。

伤心愤怒之下，这位王妃竟然随便委身于一天夜里偶然路遇的一个丑陋污秽、浑身脓血恶臭的叫花子，后来生下了书中主人公之一段誉。而那个叫花子原来是前朝被弑国君的皇太子段延庆，他在重伤之际得此奇遇，精神大振，后来成为天下第一大恶人，使段誉吃尽了苦头。而段誉又与段正淳情人的几个女儿分别产生情愫，回环纠缠，最后段正淳和刀白凤以及他的几个情人同时惨死，剩下段誉与段延庆父子相对……这一切可以说都起因于段正淳对于身为少数民族的王妃刀白凤的极端不尊重。陈墨先生论道：“段誉既是他父亲的情孽受害者，同时又是段延庆夺权的对象之一，还是乃父的情人的复仇的对象。”（《新武侠十二家》第111页）若从民族关系的角度说，段誉的痛苦灾难也是民族沙文主义不经意所造成的恶果。不论从国家利益还是个体命运着眼，金庸小说都在批判以强凌弱的同时，昭示出民族平等的极为重要。

四、精心塑造少数民族的英雄儿女

金庸小说对“少数民族”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偏爱，在他所涉笔的每个少数民族中，都塑造出一至数个不同凡响的人物，或则胸襟博大，或则武功神奇，或则侠肝义胆，或则深谋远虑。仅从纯粹正面的意义讲，就有木卓伦、霍青桐、喀丝丽、阿凡提、哲别、九难、何铁手、.萧峰、段誉、完颜阿骨打、赵敏、小昭等十几人。其中金庸笔下的第一英雄——萧峰，第一美女——香香公主喀丝丽，便都是纯粹的少数民族血统。

《天龙八部》中的萧峰，本来是中原丐帮帮主乔峰，他武功盖世，义薄云天，豪爽豁达，智勇双全，是江湖上人人仰慕的英雄好汉，把丐帮治理得井井有条，成为江湖上最兴旺的第一大帮。然而祸起萧墙，突然有人拉出最权威的证据和证人揭发他不是汉人，而是契丹人，于是他被逐出了丐帮，此后受到一连串的阴谋诬陷，落下“杀父、杀母、杀师”的罪名，和“忘恩负义、残忍好色”的考语，被视为魔鬼一般的“大恶人”。在查寻自己身世，洗雪自己冤屈的过程中，乔峰经历了数不清的身心痛苦。为了给一个叫阿朱姑娘的治伤，乔峰孤闯聚贤庄，受到中原各路武功高手的围歼。他奋起神威，杀得血肉横飞，自己也几乎丧生。后来他与阿朱产生了真挚的爱情，并得知自己确是契丹人的后代，本来姓萧。萧峰于是决心与阿朱离开中原，到塞外去过自由的游牧生活。不料阿朱为了不让萧峰在仇杀中遇难，化装成萧峰的仇人，竟被萧峰一掌误毙！萧峰伤心欲绝，但阿朱临终嘱他照料妹子阿紫。萧峰为给阿紫治伤，流落到女真部落，在打虎时结识了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后又义释契丹贵族耶律基，与之结为兄弟。而耶律基原来竟是大辽国皇帝耶律洪基，在萧峰又一次助他平定叛乱、化险为夷后，他封萧峰为南院大王，负责攻打大宋。萧峰虽忠于祖国大辽，但对养育他的大宋怀有深厚的感情，尤其从自己的悲惨身世和所见所闻出发，不忍眼看两族人民互相残杀。耶律洪基见萧峰抗旨，便将他囚禁。.中原及其他各族群雄救出萧峰，在雁门关下，萧峰逼迫被俘获的耶律洪基折箭立誓，终其一生，不许辽兵侵犯大宋。萧峰然后以箭穿心，自杀以谢天下，用自己的生命换得了民族之间的和平。

萧峰这一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是全部中国文学史中最伟大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这一形象足以改变一般人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偏见，使人超越到民族界限之上，对一切民族的英雄豪杰给予崇高的敬仰。

《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喀丝丽，是木卓伦的小女儿，美貌盖世，天生异香。回族青年男子视她若天仙，清军数万官兵见了她，“无数长矛都掉下地来”，以至大将军不得不下令退兵数十里。香香公主是天生的“和平女神”。她与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相亲相爱，多少次共同出生入死。木卓伦兵败后，喀丝丽被俘入宫，献给乾隆，但她不论威逼诱骗，宁死不从。后来陈家洛为了策动乾隆——他本是汉人后代、陈家洛的亲哥哥一驱除鞑虏，恢复汉家河山，忍痛劝香香公主顺从乾隆，喀丝丽为了陈家洛所说的“天下大事”，含泪答应。但她发现奸险的乾隆是在骗陈家洛，就借口到清真寺做祈祷，用短剑在地下暗划了“不可相信皇帝”几个字，然后“将短剑剌进了世上那最纯洁最美丽的胸膛”。她用鲜血向心爱的人发出了最后的警示。当她的姐姐和陈家洛等人血战突围之后，去移葬她的遗体时，却发现坟中空空如也，只有阵阵幽香，众人都道香香公主必是仙子下凡，现今又回到了天上。香香公主和萧峰一样，都是为了千万百姓的幸福安宁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他们是少数民族英雄儿女中最杰出的代表。

五、深刻反省汉族文化的各种弊端

《书剑恩仇录》中与木卓伦部这一少数民族群体形成对比的是红花会这一汉人武装群体。红花会志在推翻满清统治，人才济济，组织严密，但最终却一事无成，豹隐回疆，这与他们的文化观念有着极大的关系。红花会得知乾隆皇帝本是汉人之后，便天真地幻想依靠这位当今天子，驱除鞑虏，重整河山。他们千方百计向乾隆证明其身世，又将乾隆囚禁于杭州六和塔，由总舵主陈家洛利用同胞兄弟之情百般劝说。陈家洛劝说的理论基础一是华夷之辨，二是忠孝观念，三是劝业思想。他说：“你是汉人，汉人的锦绣河山沦人胡虏之手，你却去做了胡虏的头脑，率领他们来欺压咱们黄帝子孙。这岂不是不忠不孝，大逆不道吗？”又说：“你一样做皇帝，与其认贼作父，为后世唾骂，何不奋发鹰扬，建立万代不易之基？”说到底，红花会要改变的只是一个“名分”，重虚名而轻实务，这是汉族文化发展到后期的一个重大弊端。陈家洛几次有机会杀死武功高于自己的朝廷鹰犬张召重，但由于“不是大丈夫行径”的念头作怪而都放弃了，这实际上是守小义而舍大义。在陈家洛身上，顾虑重重，矫情狭隘的汉人书生特点表现得十分典型。在儒家思想熏浸之下，他们想爱不敢爱，该恨不能恨。表面上潇洒大度，内心里百鼠交战。陈家洛本与木卓伦的长女、智勇双全的霍青桐两心相许，但因曾见霍青桐与一少年神态亲密，便不敢打开心扉，反而有意疏远。后来才知那少年是女扮男装的李沅芷，愧怍之下，仍故作平静，使霍青桐伤心成疾。陈家洛与香香公主喀丝丽相爱后，曾痛苦地思考：“我心中真正爱的到底是谁？”想到霍青桐谋略出众，文武双全时，他终于发现：“唉，难道我心底深处，是不喜欢她太能干么？”心惊之下，他自遣道：“陈家洛，陈家洛，你胸襟竟是这般小么？”可是最后，他连香香公主也失去了。他不知道，即使乾隆真的接受了红花会的方略，以皇太后为代表的满族统治集团也会除掉乾隆，另立一个满族的皇帝。满族人之所以做了汉族人的皇帝，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汉族文化存在着诸多重大弊端，君昏臣佞，上欺下瞒，人心险恶，自大虚伪。其实，只要国富民安，为什么皇帝一定非是汉人不可呢？陈家洛总体上不失为一位有才干、有血性的民族英雄，但他的思维方式中深深积淀了许多汉族封建文化观念的糟粕。

在这个问题上，《鹿鼎记》中有许多情节可与《书剑恩仇录》参照。康熙皇帝对韦小宝说道：

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现下三蕃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规复朱明，难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统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

这段话未必完全正确，但确实值得那些大汉族主义者思考。有趣的是，《鹿鼎记》中也有一个策动政变的情节。汉族最有学问的几个大知识分子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查继佐等，竟然一本正经地苦劝出身妓院、“不学有术”、专靠溜须拍马飞黄腾达的韦小宝去当皇帝。査继佐说：

绝不是开玩笑，我几人计议了几个月，都觉大明气数已尽，天下百姓已不归心于前朝。实在是前明的历朝皇帝把百姓害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可是清廷占了我们汉家江山，要天下汉人剃头结辫，改服夷狄衣冠，这口气总是咽不下去。韦香主手绾兵符，又得当今皇帝信任，只要高举义旗，自立为帝，天下百姓一定望风景从。

明知汉人自己的皇帝“把百姓害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却还要推戴一个最会搜刮民脂民膏的小流氓。假设韦小宝做了皇帝，百姓苦到什么程度，真是不可想象。汉族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一再推戴一些流氓式的人物做开国君主，实在是汉族文化中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金庸小说对汉族文化弊端的反省是多方面的，仅从上述就足见其深度。

六、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大同境界

武侠小说的基本要素之一是武功打斗，因此很多作品自觉地表现出欣赏乃至宣扬暴力仇杀的不健康倾向。金庸小说的又一伟大之处，就是在描写战争和暴力打斗的同时，表现出反战争反暴力的“神武不杀”的高超境界。

《天龙八部》所涉及的宋辽攻伐战争，已历100年，边疆之上，宋人辽人相见即杀。萧峰亲眼目睹宋军官兵掳掠契丹牛羊百姓，杀婴儿、侮妇女，美其名曰“打草谷”。他到辽国就任南院大王后，又目睹辽军对宋国百姓也如此这般“打草谷”。一时之间，萧峰思潮如涌。

若不是有人揭露我的身世之谜，我直至今日，还道自已是大宋百姓。我和这些人说一样的话，吃一样的饭，又有什么分别？为什么大家好好的都是人，却要强分为契丹，大宋？女真，高丽？你到我境内来打草谷，我到你境内去杀人放火？你骂我辽狗？我骂你宋猪？

“大家好好的都是人”，这句普普通通的话道出了人类最基本的公理。民族之间的战争仇杀，根源往往在于不同的文明方式、生活方式之间的隔阂。汉人自负是礼仪之邦，文明古国，视其他民族为蛮戎夷狄，非人之属。女真人、蒙古人自负勇焊无敌，欲凭金戈铁马征服天下，完颜阿骨打认为“辽人奸猾”，而“中原蛮子啰里啰唆，多半不是好人”。而辽国皇帝耶律洪基对汉人的看法是“南人贪财，卑鄙无耻之徒甚多”。这些似是而非的文化偏见加剧了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而且经常为那些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提供了冠冕堂皇的借口。

金庸小说对民族之间的战争从根本上是持否定和惋惜的态度的。《射雕英雄传》中的成吉思汗自豪于自己的铁骑横扫欧亚，威风不可一世。而在出身平民的郭靖看来，这种用累累白骨堆起来的功业，算不得令人尊敬的英雄行为。金庸用郭靖、黄蓉之死、萧峰之死、香香公主喀丝丽之死，用这些人类最精华的英雄儿女之死，对民族之间的兵戎相见表示了最大的哀痛。而在《鹿鼎记》中，金庸对清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一事用数万字的篇幅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写，特别强调“此约之立，使中国东北边境获致150余年之安宁”，突出康熙皇帝以战求和的总体战略意图。在《天龙八部》所涉众国中，大理国最为弱小，而金庸对大理国情有独钟，原因就是大理国尊奉佛法，爱好和平。保定皇帝传位给段誉时，叮嘱他爱民和纳谏之外，特别嘱他“更不可对邻国擅动刀兵”。总之，金庸小说从各族人民的幸福安宁出发，反对战争，歌颂和平。《天龙八部》中的天台高僧智光为了启悟萧峰，用生命给萧峰留下了32个字：

万物一般，众生平等。圣贤畜生，一视同仁。汉人契丹，亦幻亦真。恩怨荣辱，俱在灰尘。

这32个字可说是金庸小说赠给所有读者的启悟，各族人民特别是统治者若都能认识到这一步，大同世界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以上六个方面之外，金庸小说还努力挖掘了民族矛盾的文化根源，广泛展现了美丽的多姿多彩的民族风貌，热情谱写了民族友谊的团结赞歌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论述。至此亦足可看出，金庸小说民族意识的进步性、深刻性与超前性，在中华民族文学之林中的确是无人可与比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