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博大精深，地负海涵，不仅将中国传统的武俠小说提升到空前高雅醇厚的境界，而且越出武快小说的苑囿，集武侠、言情、侦探、历史、宫闱、传奇、志怪、风俗于一身，融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人类精神为一体，蔚成二十世纪华人文学之奇观。有言道：“有华人的地方，便有金庸小说。”正像唱起《国际歌》，就可以找到无产阶级一样，谈起郭靖、萧峰、韦小宝，就可以找到炎黄子孙的同胞。从乌苏里江到青藏高原，从红其拉甫雪山哨卡到南沙群岛钻井平台，从港台新马印度支那，到欧洲澳洲南北美洲，“金庸”二字都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华文词汇。金庸小说已经成为中华大家庭中各民族的共同文化财富。研究和探讨金庸小说方方面面的思想艺术成就，正在文学界学术界逐步展开并将走向兴盛，本文仅借“民族意识”这一视角，对金庸小说试做一番粗略的考察和挖掘，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是如何看待纷坛复杂的民族问题的。以下分六个方面进行评述。

—、如实描绘民族斗争的历史画卷

迄今为止，金庸小说共有长、中、短篇15部，塑造了数以千计的人物形象，其中至少有12部作品涉及两个以上民族的人物和关系，只有《笑傲江湖》、《侠客行》、《越女剑》三部作品不曾涉及或语焉不详。涉及民族人物最为众多、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当数130万字的巨著《天龙八部》，该书描写了大宋（汉）、大理（南诏）、吐蕃（藏）、大辽（契丹）、西夏（党项）、大燕（鲜卑）、女真等众多民族区域，加上摆夷人（刀白凤）、天竺人（哲罗星）等，涉及民族种类将近10个。金庸小说所涉中国古今民族共有汉、蒙、回、藏、满、维吾尔、哈萨克、契丹、党项、女真、鲜卑、摆夷、高昌、焉耆等十几个，加上外国民族如俄罗斯、波斯、葡萄牙、荷兰、比利时、天竺、孛泥、瑞典、通古斯等，共计20余个中外民族。

金庸是一位历史学家，尤对明史有精到研究。他所涉笔的这20个民族，是以非常严肃的历史态度、严格的历史眼光去描写的。他在《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中说：“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汉族和契丹、蒙古、满族等民族有激烈斗争。”金庸所描写的民族，从空间分布上看，主要是以汉族地域为中心，与汉族地域接壤的“华夏民族群”；从时间分布上看，主要集中在民族斗争激烈的宋辽金元、晚明初清时期。金庸直面历史，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勾勒出一幅幅壮观的民族斗争画面。他如实写出了汉族与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少数民族以及这些少数民族之间的明争暗斗。金庸的“现实主义”写作态度主要表现在，他高度尊重民族斗争史实，在重大历史事件上既敢于动大手笔，又不违背历史文献记载。凡遇读者可能在艺术创作与历史真实之间产生疑问之处，金庸都尽可能引用史籍，加以解说阐释。例如《碧血剑》第十四回写主人公袁承志去行刺皇太极之时，目睹皇太极被皇后的情人多尔衮刺死，随后多尔衮把持了朝政。在本回末尾，金庸注曰：“清太宗皇太极死因不明，”引《清史稿·太宗本纪》：“崇德八年八月庚午，上御崇政殿，是夕亥时无疾崩，年五十有二。”又引张煌言诗和孟森、胡适等人的考证，最后指出“北方游牧渔猎民族之习俗和中原汉人大异，兄终弟及，原属常事。清太后下嫁多尔衮事，近世治清史者大都不否定有此可能。”可见金庸的写作不是违背历史的已然性去“戏说”，而是在历史的可能性的缝隙中发挥他的超人想象，创造出艺术的必然性。

正是由于以坚实的历史材料作基础，金庸笔下的民族斗争场面才开合自如，引人入胜。他以一支凌云健笔，描写了宋金战争、宋辽战争、女真崛起与周边民族的战争，成吉思汗祖孙数辈开疆拓土的征伐战争，元末汉人反对蒙古统治者的战争，明末清初满汉两族的战争，等等。这些战争，既有气势恢弘的全景大场面，也有细腻入微的近景小镜头。从帷幄运筹到平野厮杀，从散兵游勇欺压百姓到万马军中生擒敌酋，写得回肠荡气，摇曳多姿，令人恍如置身其中。曾有学者认为金庸小说可做佛学的人门书，其实金庸小说也可以作为民族斗争史的人门书。读上几部金庸小说，心中就会自然展开一幅多民族大家庭的历史画卷。它会告诉你，今天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是怎么来的，它经历过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

二、歌颂捍卫民族利益的正义斗争

民族斗争并非毫无曲直可言的历史游戏，战争从来有正义的与非正义的之分。尽管“春秋无义战”，尽管从今天的眼光看来，民族斗争是民族融和的重要途径之一，但那些为保卫自己民族的生存和幸福奋起而战者，永远是值得敬仰的。金庸小说对那些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给予了高度热情的歌颂。

在《神雕侠侣》第二十—回《襄阳鏖兵》中，助守襄阳的大侠郭靖为救行刺被擒的武氏兄弟，与杨过二人勇赴忽必烈的蒙古大营。忽必烈借父亲拖雷与郭靖的旧谊，企图以言辞将郭靖罗致麾下。他指出“赵宋无道，君昏民困，奸佞当朝，忠良含冤”，然后叹惜郭靖“何苦为昏君奸臣卖命”？郭靖朗声道：“郭某纵然不肖，岂能为昏君奸臣所用？只是心愤蒙古残暴，侵我疆土，杀我同胞，郭某满腔热血，是为我神州千万老百姓而洒。”忽必烈又道：

贵邦有一位老夫子曾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话当真有理。想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唯有德者居之。我大蒙古朝政清平，百姓安居乐业，各得其所。我大汗不忍见南朝子民陷于疾苦之中，无人能解其倒悬，这才吊民伐罪，挥军南征，不惮烦劳。这番心意与郭叔父全无二致，可说是英雄所见略同了。来，咱们再来干一碗。

郭靖却大袖一挥，将众人酒碗尽皆打碎，怒目痛斥道：

住了！你蒙古兵侵宋以来，残兵以逞，白骨为墟，血流成河。我大宋百姓家破人亡，不知有多少性命送在你蒙古兵箭之下，说什么吊民伐罪，解民倒悬？

郭靖的一番话，堂堂正正，大义凛然，代表了一个被侵略民族英勇不屈的心声。郭靖见忽必烈“气度宽宏”，良言相劝道：

我南朝地广人多，崇尚气节。俊彦之士，所在多有，自古以来，从不屈膝异族。蒙古纵然-时疆界逞快，日后定被逐回漠北，那时元气大伤，悔之不及，愿王爷三思。

侵略者不听良劝，果然不到百年，就被汉族人民“逐回漠北，元气大伤”，成吉思汗的全盛时期不可再现。金庸在“射雕三部曲”的第三部《倚天屠龙记》中，就描写了如火如荼的明末大起义，勾勒出一场轰轰烈烈的反侵略战争的壮剧。

在《书剑恩仇录》中，满清朝廷对天山回部的木卓伦部族横征暴敛，大肆欺压，劫夺部族圣物可兰经，激起该部奋起反抗。清廷派遣大军镇压，下面是清军使者到木卓伦部下书的一段：

那使者走到木卓伦跟前，点了点头，说道：“你是族长么？”神态十分倨傲。清兵无故入侵回部，杀人放火，回人早已恨之入骨，这时见那使者如此无礼，几个回人少年更是忍耐不住，刷刷数声白光闪动，长刀出鞘。

那使者毫不在意，朗声说道：“我奉兆大将军之命，来下战书。要是你们识得时务，及早投降，大将军说可以饶你们性命，否则两军后天清晨决战，那时全体诛灭，你们可不要后悔。”他说的是回语，众回人一听，都跳了起来。

木卓伦见群情汹涌，双手连挥，命大家坐下，凛然对使者道：“你们无缘无故来杀害我们百姓，抢掠我们财物，真神在上，定会惩罚你们的不义行为。要战就战，我们只剩一人，也决不投降。”月色下刀光如雪，人人神态悲壮。众人均知清兵势大，决战胜少败多，但他们世代虔诚信奉伊斯兰教，恋爱自由，绝不做人奴隶。

木卓伦部在黑水河英奇盘山脚大破清兵，并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黑水营之围”。金庸以浓墨重彩描绘了这场以少胜多、可歌可泣的反侵略斗争。虽然后来清兵大增，木卓伦父子力战而死，但他们“保乡卫土，捐躯疆场”的壮烈业绩，永远流传在各族人民的心中。

三、批判以强凌弱的民族霸权主义

歌颂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同时也就意味着批判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侵略战争往往就起于以强凌弱的民族霸权主义。忽必烈之侵略南宋，清廷之镇压木卓伦部，都是自恃军事力量的强大，要把自己的权杖强行压到柔弱民族的头上。对于这种民族沙文主义，金庸给予了有力的讽刺和鞭挞。

在中篇小说《白马啸西风》中，插叙了一个古代高昌国的故事。西域大国高昌臣服于唐，唐朝要他们遵守许多汉人的规矩，高昌国王说：“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意思是说，虽然你们是猛鹰，在天上飞，但我们是野鸡，躲在草丛之中，虽然你们是猫，在厅堂上走来走去，但我们是小鼠，躲在洞中啾啾地叫，你们也奈何我们不得，大家各过各的日子，为什么一定要强迫我们遵守你们汉人的规矩习俗呢？唐太宗听了这话，很是愤怒，认为他们野蛮，不服汉化，于是派出了大将侯君集去征伐。

侯君集俘虏了国王麦哲盛及其文武百官、贵族豪杰，回到长安，将迷宫中所有的珍宝也都搜了去。唐太宗说，高昌国不服汉化，不知中华上国衣冠的好处，于是赐了大批汉人的书籍、衣服、用具、乐器等等给高昌。高昌人私下说：“野鸡不能学鹰飞，小鼠不能学猫叫，你们中华汉人的东西再好，我们髙昌野人也不喜欢。”将唐太宗所赐的书籍文物、诸般用具以及佛像、孔子像、道教的老君等等都放在这迷宫之中，谁也不去多看一眼。

大唐帝国固然文化先进，但是硬要把自己的文化方式强加到弱小民族身上，结果只能征服其国，不能征服其心。此中的深刻讽刺意义对于今天某些财大气粗的推行霸权主义的民族，也是十分适用的。

以强凌弱的民族霸权主义表现在国家之间，造成文明的冲突与隔阂。如果表现在个人之间，则会造成个体命运的悲剧。《天龙八部》中有一个极为发人深省的事例，以汉人为主的大理国中有一个摆夷族，“族中女子大都颇为美貌，皮肤白嫩，远过汉人，只是男子文弱，人数又少，常受汉人的欺凌。”大理国君之弟、镇南王段正淳的夫人刀白凤便是摆夷人。段正淳天性风流，所到之处，与许多女子结缘生情，终于激起了镇南王妃刀白凤的反抗，她自言自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