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历程:从现实中逃离的方法之三(1 / 2)

痛并快乐着 白岩松 4984 字 2024-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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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口琴,我这个爱乐人是再无乐器天赋的,照片上投入地弹钢琴纯属摆样子,但如果人过三十仍可学艺的话,我将在空闲一点的时候开始学钢琴,因为爱乐但却不能自己演绎,那是一件让人十分遗憾的事情。

音乐历程:从现实中逃离的方法之三

岁月如歌

人们习惯于把人生和音乐连在一起,比如“岁月如歌”这四个字。

岁月如歌,生命的前进如同起伏的旋律,有激昂处的振奋,有低回时的消沉,但人生正是如歌般地从第一个音符开始便不间断唱到尾声,然后在歌声散尽后,仍在世间留下一些回响。每当我们发出岁月如歌的感慨时,多少也夹杂着一种对人生充满些许浪漫的优郁,歌是美而短的,人生不也正是如此吗?总是在不经意间一切都已流逝过去,最美的东西往往不可救药地留在记忆里。

好在音乐能帮我们回忆。

岁月如歌对我来说绝不仅仅只是一种比喻,它有着更真切的含义。

回忆中的生命之路,总是要有很多路标提醒你:在那个路段上曾经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和曾经拥有怎样的心情。音乐就是这样的路标。

一段熟悉的旋律或是一首好久不唱的歌,一旦不经意地在身边的哪个角落响起,我脑海中便很快浮现出与这段旋律相对应的岁月和心情,然后沉醉一会儿,晃晃脑袋从记忆中退出,再慢慢地上路。在这个时候,音乐于我,是生命回放的遥控器,而且屡试不爽。在音乐这种路标的提示下,回忆很少出错,几乎可以密不透风地把我这二十多年的人生经历很快串联起来,然后让我也能拥有岁月如歌的感慨。

每当《祝酒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洁白的羽毛寄深情》这些歌曲的旋律飘来,我马上就会让思绪飞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时哥哥去北京上大学,家里就我和母亲相依为命,妈妈下班的时间总要比我放学晚一些,于是在东北严寒的冬夜,由于我不会生火,家中自然很冷,我缩在收音机旁听着这些歌曲等母亲回来。在那样的冬夜里面,这些歌曲天天温暖着我,成了呼吸都会产生呵气的屋里,让我不再孤独的朋友,而当时,我不过是十多岁的一个少年。

邓丽君在泰国离世,好多中国人会心头一紧,因为她的歌声陪着我们从精神的荒芜中慢慢走出。我也一样,邓丽君的歌声一响起,我就能记起旧的大墙刚刚倒下的岁月里,偷听邓丽君的有趣故事。在那时,不知翻录过多少遍的磁带,由于上面录的是邓丽君的歌,因此依然被当做宝贝。和同学互相交流收听“澳洲广播电台”中文节目的感受,因为在那里每天都可以听到邓丽君、刘文正的歌。当然邓丽君的歌声响起,也马上能想起身边手提录音机、穿喇叭裤、戴麦克镜的年轻人。在当时,我猜想,自己心里是羡慕他们的。可能正是这样的相依为伴,邓丽君的唱片成了中国市场上的长销货,她身边的歌手不停地变换,而她依然跨越岁月在那里忧郁地微笑。似乎每天都会有男男女女将她的歌声再度领回家中,去重温多年前的一段旋律,重温自己成长中的一段记忆。我也是如此,在告别邓丽君十几年之后,又买了一套她的全集,偶尔听听,回忆的底片便会泛黄。

而一唱《我的中国心》,我就马上想起1984年那一个除夕,吃完年夜饭,我急匆匆地到邻居家里在那个不大的黑白电视机前过了第一次没放鞭炮没在雪地里疯玩的除夕。也就在那一天,认识了张明敏,熟悉了《我的中国心》,然后在之后很长的时间里,嘴里哼的都是这首歌。

到1985年上大学后,同学之间传唱的是周峰的《夜色阑珊》和苏芮的《是否》、《一样的月光》、《酒干倘卖无》。上了大学要显得比中学时成熟得多,苏芮的一身黑色行头和与众不同的声音很符合我们的口味,更何况“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这样的唱词,让我们意识到生命已经进入到思考的季节。

四年后,当然是在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和齐秦的《大约在冬季》中从校园中出走。我奇怪的是这两首一动一静一个愤怒一个感伤的歌,为什么能如此协调地在那个夏季为我们送行。我猜想这两首歌和那段岁月的联系,在我同龄人的记忆中都是相似的。

当童安格的《让生命去等候》随风飘来的时候,我正在北京的周口店乡锻炼,当时的状态何尝不是让生命去等候!与此同时,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也开始让我们反思走过的一些道路:莫非付出了激情的一些举动都是梦一场,莫非我们正值青春便游戏人生?

然后是黑豹、唐朝,那重重的敲打和高亢的呼号竟成了我去电视台之前那一段日子的背景音乐。迷茫,希望看到更好的未来,周遭沉寂的世界开始慢慢苏醒,人们心中开始有话要说,唐朝与黑豹的声音成了表达我心情的最好替代品。

再然后,是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悲怆)的第一乐章。那是1994年冬天,我正在采访十二位中国知名的老学者。天天准备到夜里一两点,眼前的故事都是些历史片段,十二位老学者,十二座人格的碑。那段准备采访的日子竟怎么也不能和老柴的《第六交响曲》分割开来。看到老学者的名字就想起老柴,听到老柴的曲子就想起采访老学者的那段日子,回忆和音乐就是如此奇妙地交织着。

人过三十之后,是巴赫的《平均律》,是舒伯特的钢琴曲……我将用更长的岁月去填上这省略号代表的部分。

而以上这些只是回忆中的几个片段,动用的路标还很少,没有提起的旋律和岁月太多了。我相信每一个心灵中,如此的旋律性路标都有很多。比如我发现,当苏联的一些老歌旋律唱响的时候,母亲的神情就会与往日不同,该是在熟悉的旋律中,母亲又回到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活了吧?而当妻子听到郑智化的歌时,她的话就比平时多一些,因为在她毕业时,校园里的流行旋律就是郑智化唱出的。

谁的岁月中都有歌,不管你是喜欢音乐还是不喜欢。当然喜欢音乐的人回头时,旋律会更丰富一些。想一想也算幸福:一路艰难的奔波,在回忆时总有一些优美的旋律陪伴着,行走的也就不算孤独。音乐就是这样一位不动声色的朋友,不打扰你却暗暗地抚慰你,怕你忘掉什么因而时常用自己的旋律提醒你,一路行走,岁月中有歌,路,艰难些,也还算好走。

用摇滚向日世界发言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想和摇滚脱开干系那是不可能的。从某种角度来说,在中国,摇滚就是为我们准备的。因为抒情、颂扬、流行、麻醉之后就注定是呐喊出一代人的声音,恰到好处,摇滚从《一无所有》中走出了。

崔健在工人体育场第一次唱出《一无所有》的那个历史时刻,我本该在现场,当时我们几个人从学校赶到现场,可在工体门口,看到了我们另外几个同学,手上的票显然不够,总得有人忍痛割爱,最后是我这个音乐迷和另外几个同学发扬了无私奉献的精神,起身返回学校。然后一直后悔到今天,这就是做好人的代价。

同学们回来后就开始兴奋地议论崔健和他的《一无所有》,我知道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很快地,一些这样的歌曲来到了我的眼前,崔健的《一无所有》和《不是我不明白》快速地在校园中流传,我自然是推销这些歌曲的积极分子。由于当时广播学院的广播站由我们几个人主持,因此隔三差五,全校的学生就会在崔健的歌声中进午餐和晚餐。

很自然的,崔健成了我们当时的英雄,各种版本的崔健故事在我们中间流传,利用广播站的条件,我还费了很大的周折给崔健打了采访电话,放下电话,那种激动的感觉持续不停。崔健当然记不起那采访电话,但对于我来说,那个电话却很难忘,以至于很多同学会追问我电话采访中的细枝末节,让我很是得意了一阵。现在回头看,那一段崔健热,也正是我们这代人追星的时代。但更重要的是,在崔健的摇滚乐中,我们听到了我们自己心中的声音。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年少却学着别人的腔调说话,用别人用滥了的词,有怀疑,有愤怒,有希望,却不知道该怎样表达。直到听到崔健的音乐,我们知道,我们终于有了面对这个世界的语言,我们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发言,我们和崔健虽不能算是太近的一代人,但彼此的灵魂在废墟上终于独立站起,这一点是共同的,于是我们就注定了和摇滚的血脉相连。

毕业后做报纸工作,等于有了自己的阵地,摇滚不仅仅是欣赏还成了一种责任下的推广。不管黑豹和唐朝最终出了多少盘专辑,但至少到现在为止,他们第一张专辑的震撼力才是最大的。听着黑豹和唐朝,在笔下写着有关的文章,然后在报纸上登出来,一段时间里我自己竟有了摇滚圈中人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我们是站在一起的,内心深处是一样的呐喊和渴望改变。

唐朝录制他们第一张专辑时,我一直在现场。由于我的朋友替他们当助理录音师,因此整个录制过程我印象深刻,几个长发的青年很健康很投入很有激情地做着他们的音乐。于是我知道,我必须支持他们,写文章,拿他们的歌曲小样在电台节目中做推介。这一切都做得很自然,因为那是一段属于摇滚的年代,从崔健到唐朝、黑豹到更多的摇滚乐队,曲折的创业之路被执著的人们艰难地走出,一种新的声音在一种新的状态和新一批人的推动下发出了。

然后摇滚在不正当地压抑下很火暴地轰动着。几年的工夫,热潮过去了。

很高兴,自己能和中国的摇滚一同成长,今日的摇滚不像最初时那样让人热血沸腾,但众多的乐队仍在生存状态的艰难中坚守着一种珍贵的东西,这种东西是在商业包装下的流行歌坛不易见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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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听懂老柴的《悲怆》,就是在这个音乐环境中,墙上的卡拉扬并不是我最喜欢的指挥,但实在因为照片很好,因此挂到现在,而照片中的这一套音响也早已落足人家,对我这个发烧友来说,面对音响是喜新厌旧的,这也能帮我在其他方面忠贞一点。所以,朋友到家中,音响角总是照相的最好背景。

摇滚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反动和具有破坏力。好的摇滚是一种有责任感的音乐,他们像这个社会的清醒者,永远不会对现状满足,在他们的头脑中,前面永远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今天的许多东西是应当改变的。做摇滚的大多是理想主义者,也正因为他们的理想主义,他们是痛苦的,很少被人理解。于是一些让我们更不理解的丑恶行为,比如吸毒等就在他们中间出现了。但当我看到他们中的有些人和这些行为沾边时,我看到更多的是他们痛苦后的脆弱。

而在同时,摇滚乐又是真实的。当周围的人们虚伪的风花雪月时,摇滚乐直面着并不乐观的人生,说着真话,唱着真实的心情,这种真实在实话难说的时代中如何珍贵,我们自然知道。

千万别忘了感谢他们,他们总是在努力唱出一代人的声音,唱出阳光灿烂下的一种怀疑,唱出明天应该更美的一种希望,唱出外表疯狂而骨子里却很执著的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与其说他们是在破坏不如说他们是想更好的建设。

当然,以上说的都是优秀的摇滚乐,然而现如今,摇滚乐正快速地流行化、商业化,哥哥妹妹的相亲相爱也成了摇滚的内容。我悲哀于这种变化,然而当我想到“诗人已死”,摇滚的局部下滑又有什么大惊小怪呢?更何况在这种商业化的背后,我仍然清晰地看见,真正的摇滚仍在夹缝中顽强地生长,我就快乐地知道:摇滚精神并不会死亡,它一定会在哪一个春天卷土重来。

我猜想,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摇滚精神已经深入骨髓,虽然不会拿起贝司、吉他或是敲鼓的木棒,可我们正在另外的舞台上摇滚着。因此我一直觉得,虽然摇滚世界里有歌者有听者,但有缘聚合在一起的人们,心灵是相通的,我们不过是不同舞台上的呐喊者而已。

生命是首无词歌

人们习惯于将音乐分为流行音乐、民族音乐、古典音乐和世界音乐,不过我不太喜欢这样的分类,音乐就是音乐,不同的心情下不同的音乐会给我们相同的安慰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