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采访宏志班这期节目时发现，好多日子过得不如意的人们，大多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如果民族前进的脚步风调雨顺的话，原本凭他们的能力和干劲，是可以过上更好一些的日子，然而……

这批人长到十一二岁，正是该长身体的光景，却赶上三年困难时期，营养的极度缺乏，使他们在人生的最初就走上了与别人不同的道路。

到了十六七岁，该上大学，到了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候，然而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从天而降，生命的脚步突然走上岔路，这之后，几千万人上山下乡，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正常的梦想戛然而止。

二十来岁，正是情窦初开的时分，然而不分男女着装一片灰绿蓝，男女性别意识淡化，竟有许多年轻人在广阔天地的苦苦劳作中错过了爱情与性的启蒙。

到了二十七八岁，怎么也该谈婚论嫁了，然而浩劫结束，新的选择又意外地出现在眼前，是继续耕田做工，还是拿起书本走进大学？队伍分化了，一部分幸运儿在三十而立的时候走进大学重新当上学生，而更多的人则不得不错过这突然而来的机会。

结婚、生子、回城或是继续扎根农村，时代的戏剧性大变迁把相当多的人悲惨地丢下车，贫困注定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人过三十想多生个孩子又赶上计划生育，人到四十，上有老下有小，重担都压在自己身上，竞争时代不可避免地开始了，经过了那么多折腾的人拿什么和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竞争呢？再然后，是下岗，是孩子到了上高中上大学的时候，一切都要自费，学费那么贵，钱从哪儿出？

一大批人让自己的命运被浩劫与风波随意地旋转着，今日的贫困难道要从他们自己身上寻找全部的原因吗？

这是一到两代人的命运，对于他们的贫苦，历史是要承担责任的。

而在改革二十年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人被快速旋转的车轮抛进贫困的生活中，从下乡到接班招工到停薪留职下海经商，再到后来的下岗再就业，生存规则快速地变化着，相当多的人还来不及准备就被放在了路边。而改革本身必须付出代价，国有企业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受害的自然是为厂子付出半生心血的职工；改革向纵深发展，对员工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些错过人生最佳学习时机的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长江后浪推前浪”。

因此从某种角度说，今日城市中相当多的贫困人口，正是改革的代价，正是他们用自己的贫困，为改革向前承担着阵痛。这个时候我们还能轻松地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吗？理解了之后，仅有同情是不够的，面对今日城市中相当多的贫困人口，我们必须痛苦地检讨：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社会保障这个巨大的安全网编织得晚了！如果这个安全网能早日开始编织，那么今日贫困人口的生活处境可能会好得多，社会的稳定也不会像今天这样让人担忧。

但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在改革到了今日这样一种局面，下岗职工还会增加，相当一部分人也许暂时还得过着不如意的日子。而我们如何更好的用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的适当高速来为更多的贫困人口创造改善生活的机会，是中国改革必须首先面对的事情，否则，事倍功半。

如何面对贫困，是我们要学的第一课

从城市到乡村，贫困这两个字真实地存在着，改变贫困需要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可以说，我们能改变的只是绝对的贫困，而相对贫困，也就是贫富差距似乎还有越拉越大的趋势，因此在这样一种局面下，我们该以一种怎样的心态来面对贫困就显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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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北京城里有很多不被我们注意的城市贫困人口，另一方面是北京私家汽车的急剧增长，甚至达到成“灾”的地步，于是，1997年年初我们做了一期《新闻调查》节目叫《公交优先》，希望公交优先后，挣钱不多的人也能上下班便利。

1996年12月31日晚上，因为制作《走进1997》这档节目，我在上海采访，采访地点之一是离外滩很近的一个著名迪斯科舞厅。

因为是新年夜，迪厅的票价很高，一百八十元一张票，但打扮得极其入时的青年男女们似乎并没有畏惧这样的高价，夜幕刚刚降临，迪厅就已爆满，强劲的舞曲节奏震动着周围的土地。

受不了里头的吵闹，我来到迪厅的外面。

在迪厅的门口，有一个中年男子胸前挂着老上海常见的那种箱子正在叫卖香烟，偶尔有人出来光顾他的生意。我相信，即使这个晚上他的生意比往日好得多，但他挣的钱肯定也不够买一张迪厅的票。

门里门外，反差就是如此强烈，我很能想象这位卖烟人内心的冲突。

果真，和我聊了一会儿，他就开始回忆毛泽东时代，他固执地认为，那个时候，虽然大家都穷，但心情还不错。

我能理解他此时的心情，却恐惧他的回忆。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这位历尽坎坷的中年人能高觉悟地超越自己生活的困苦为改革分担阵痛，但面对他，我不能不想：虽然和别人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可只要能让他的日子一天好过一天，也许他的抱怨就会少一些。

其实回忆中国历史，“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一直根深蒂固地驻扎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都穷谁都没话说，而你富了我还穷着，那可不行。如果我一直还富不起来，那富人就是我的敌人，最好能有谁来帮着我“杀富济贫”，或者重新回到大锅饭的年月。这种心态到今日也顽固地有市场。

而这种心态对于中国改革进程来说，无疑是一个可怕的反向力量。

如何让改革使更多的人受益，如何让富起来的人能够更多地为贫困人口做一些什么，如何在改革的同时让更多的保障给予生活不如意的人们，如何让我们更多的人能以一种同情和忧患的心情来面对贫困，已是今日和明日沉重的课题。

一些与此相关的决策、规则需要政府来制定，而我们普通人，又能为这样一种局面做一些什么呢？

先讲几个相反的例子吧！

在北京的一所小学里，全班大多数同学家境都还不错，但有一个小姑娘来自贫困家庭，上学的时候，她遭遇了这样一件事。

由于她家境贫困，因此常招来同学的嘲笑，最后竟发展到同班同学为她编了一个顺口溜，常对着她唱：“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烤鸭店在眼前，口水流下三千尺，一摸口袋没有钱。”小姑娘在给我讲述这件事的时候，我分明看到她委屈的眼神中还夹杂着一种愤怒，很容易想象她会以一种怎样的心情面对那些富裕的同学，随着年岁的增长，仇恨会不会在她的心中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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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太富裕的山村里，拍这张照片时我笑了，不知是不是因为这辆有些“现代”色彩的拖拉机？

还有一个中学生，老师在课堂上统计自行车的拥有量，“谁有自行车？”全班同学几乎都举了手，“谁没有自行车？”只有这一个同学举手，没有想到面对这名举手的同学，全班竟然哄堂大笑。

这位因没有自行车而举手的孩子该是怎样的窘迫呢？

当我写下这两个在我脑海中停留了很久的故事时，我有一种很大的担忧：如果在同样一个国度里，我们都是用这样一种心态来面对贫困的话，那将是一种灾难。

人们的遗忘能力似乎一直很强，其实在二十多年前，我们都还一样，都生活在贫困中，但是一转眼，相当多的人富起来，却忘记了自己从哪儿来，马上对自己身边的穷人采取了一种连同情都没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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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到现在为止，唯一一次进高尔夫球场留下的照片，但我以后怕是再也不想进了，一个会员证可能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取得一个打球的资格可能够贫穷的人活几辈子的，这让我进高尔夫球场有种心跳过速的感觉。

我去希望工程采访时得知，在几年的捐助中，伸出援手最多的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富裕人士，而是生活也很一般的普通人，这使希望工程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穷帮穷”的事业。平凡人的同情是最多的，但如果有更多的富裕人士和更多的企业拿出更多的同情心，贫困的孩子就会有更多走进课堂的机会。

因此，在我们身边生活发生急剧变化之后，也许我们面对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首先要学会的，就是我们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贫困。如果这种心态是正确的，那社会将多出一些稳定，贫困人口也将多出一种感动和改变自己生活的自信，因为他们会觉得：在人群中，他们并不孤独并没有受到歧视。

在即将结束我这段文字的时候，让我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吧！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去北京三里河的一家眼镜店配眼镜。在那家眼镜店的门口，我看见一个大约七八岁的小女孩拿着一叠《北京晨报》在卖，从她的穿着上看得出来她的家境不会很好。一张报纸五毛钱，我顺手掏出一块钱说：“买两张报纸。”然后悄悄地只拿了一张就进了眼镜店，可是过了一会儿，小女孩进了眼镜店找到我，小脸涨得通红，对我说：“叔叔，这是找您的五毛钱，我妈说了，不能多要别人的钱。”

接过这沉甸甸的五毛钱，面对离去的小女孩，我的脸开始涨红，不是因为窘迫，而是因为心里一种真实的感动。我知道，她们的家庭还有一段艰难的日子要走，但是有那样一位值得尊重的母亲和开始学会坚强的孩子，她们的日子会好起来的，因为靠天靠地靠别人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如何面对贫困，不是一个将要结束的话题，而是刚刚开始。不论对于政府，还是对于日子过得还不错的人士，还有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同胞，在新世纪的地平线，我们将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和方法来面对贫困，都和中国的未来有关，都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有关。

但愿更多的人都能参与到这个话题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