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节选）

虽然“青春年少”，但因为被“扔在等待上”而具有了成熟的模样；虽然是“女人”，但她“惊醒”了。这种惊醒不仅是日常生活上的惊醒，更是诗歌意识的惊醒。自然，这“房子”不仅可以用来饮食起居，还可以安妥灵魂，所以，它是“一座移动的房子”，或者它就是诗人的人格本身。诗人“开天眼”了，她看到了缪斯的手指。

在对某些诗歌文本的阅读中，人们常有这样的感受：惊讶于作者的才情，却总静不下心来读完它们。这里面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呢？我想，除了读者应该检查自己的阅读心态是否浮躁，还需要具备“慧眼”，揣测作者的意图以及写作的规律，毕竟诗歌无法避免潜意识或有意为之的成分。“书写始终是一种实验，我时常由于语言本身的指引而道出一些我不曾想到的东西。我使用了一些奇特的词，因而受到人们的指责。但我仍然要求自己的作品避开词的通常用法，并具有新颖独到之处……诗人必须努力表现纯新的东西。”（埃利蒂斯：《光明的对称》）安琪的写作似乎正好暗合了埃利蒂斯的理论，从她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她对诗歌语言的重视与尝试。她遣词造句的能力常令读者耳目一新，这是因为她孜孜以求于某个最贴切的词语：

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

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爱人

明天爱人经过的时候，天空

将出现什么样的云彩，和忸怩

明天，那适合我说的词将由我的嘴说出

——《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

那么，我们在阅读时能否打破原有的惯性，让思维活跃一些，试着跟上诗人的节奏？就像法国诗人布勒东所说的：“静静地，我步入了前人没有走过的地方，在你的指引下——亲爱的语言！”

安琪是刻苦的，她在一次次地寻找，又一次次将寻找的成果安置于作品中。她深知“诗在语言上的成功取决于组词的方法……诗歌必须产生令人惊讶的效果”（埃利蒂斯：《光明的对称》）。她希望看到人们这样的反应：“看哪，过去从来没有人想到把这些词放在这个位置上！”（同上）因为找到“这个词”很困难，而且在不同的作品中“这个词”也各不相同，所以实验成为日复一日的劳动，相应的结果是日益变化着的风格，于是有了某些诗篇的澄明或混沌，甚至败笔。

无需对结局揣测过多，艺术会对它的热爱者做出筛选，“终成正果”者只能占其中一小部分，如果每一首诗歌都能够找到贴切的“词”，或者找到对每一首诗歌都贴切的“词”——“那适合我的词将由我的嘴说出”（《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散乱的沙砾就成了真正的金子。然而正如安琪所担心的：“善良的人并没有得到好的报应。”（《任性》）失败的可能性同样存在，更多的诗人面对琳琅满目的材料，却无法将它们组合成一件完美的艺术品。从《任性》看来，安琪已经找到了一些“词”，但仍然“在路上”。诗歌是一生的事情，我们无法知晓安琪已经找到的词与最理想的词之间还有多大的距离，但即使是为了她的诗歌理想，我们也应该心存敬意。

时间这条老狗，它不会让我梳妆打扮的

我将老去，但会赶在“老”之前，我善于制造事件

——《出场》

《中间代诗选》和《中间代诗全集》出版后，安琪由于对“中间代”的主动宣扬而备受瞩目，她对这一命名的情感深厚到有时候听不进别人的“异见”的地步，许多人因此将她当作一个诗歌活动家。对于安琪“制造事件”是为了“公利”还是“功利”，众说纷纭。我不知道安琪对那些“评语”的想法如何，但她肯定心有感触。在一篇文章中，安琪发表过这样的见解：“诗人有埋头案上琢磨诗艺不理窗外事的，有一手抓创作一手抓活动的。前者当然获得赞扬，因为他们‘不浮躁’、‘耐得住寂寞’；后者呢，则黑锅一口又一口地背着。但是你想想，诗歌现场如果存在的都是前者的话，谁又来为诗歌做具体的事务呢？前者固然可嘉，后者也不应该被贬讽，而且后者也常常在做诗歌事业的同时把前者恭敬地‘端’出来，可谓两全其美。”（《我眼中的广西诗人》，见诗歌民刊《漆》2002年总第6期）可以把这段话当作安琪的自况和对流言的辩驳。众所周知，正直而有公心的活动家不仅不会贻误诗歌的正常发展，反而能让诗坛更丰富多彩。没有庞德·艾略特就很有可能不是今天我们熟悉的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然而在中国，“活动家”却不是一个好听的词语，在许多人眼中，他们是“投机分子”，“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也就怪不得安琪要站出来为这一称谓正名了。

安琪太直率了，不善于也不屑于掩饰内心的喜恶。其实，只要“为诗歌做具体事务”确实是出于公心，那么不妨对流言报以一笑，时间长了，它自然就会如风中尘埃，无可奈何地仆倒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