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你,嘴唇动了动,(2 / 2)

人们普遍欣赏那些以小见大、结构精致、讲究技巧的短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王寅的诗歌却让我们看到了一块银币的反面,它随意、率性、“以小见小”,不大讲究技艺上的繁文缛节——这或许是更高妙的技艺?《朗诵》是“以小见小”的代表:

我不是一个可以把诗篇朗诵得

使每一个人掉泪的人

但我能够用我的话

感动我周围的蓝色墙壁

我走上舞台的时候,听众是

黑色的鸟,翅膀就垫在

打开了的红皮笔记本和手帕上

这我每天早晨都看见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冬天仍然爱一个诗人

这首诗只有十行,语言平和,内容也不突兀,没有大话和套话,如同朋友在身边淡淡低语。但因为语音真诚,我们被打动了。我相信这首诗是直接从心里流出来的,无需经过柔肠百结的“情感酝酿”。因此,我们得到了阅读的快感和心理上的惊喜:一首好诗也可以写得如此自在!诗歌的最后两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冬天仍然爱一个诗人”,我相信所有诗人读了之后会心潮起伏,感慨万分。它触及了一个群体中每一个人的内心隐秘,并反证一个时代的辉煌与没落。我曾经在很多次讲座中引用并朗诵了这首诗,每一次都换来很多掌声,看来,只要真诚,一首诗的现场感和“煽情作用”,不会比一次优秀的演讲更少。

关于王寅的诗,梁晓明认为,有一个冷静的身影和一副沉稳的眼光在王寅作品的旁边,“旁观者”的描述和态度使得王寅的诗歌显得超然而迷人。而林贤治则认为,王寅把里尔克式的沉思、卡夫卡式的荒诞、萨克斯式的孤独,在一致的命运中结合起来,构建自己的主题和形式。生存的不安全感这类“世界性主题”在此前近百年的中国新诗中从未有过,所以是开拓性的。也许,林贤治读到了王寅的另一首短诗《闯入者》,这首意在言外的小诗,揭示了小人物生活中的“不安全感”,是王寅对于诗坛的一个贡献。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类似的诗意在“第三代诗人”中并不鲜见,周伦佑、孟浪、欧阳江河等诗人的作品都有所涉及,只不过王寅表达得较为含蓄,而周伦佑等人则相对激愤一些。

在对王寅的评价中,“打分”最高的应属《齐人物论》的作者庄周,他认为王寅是一个“大诗人”,王寅的作品“多是以倾诉式的戏剧独白,语言极富张力。漫不经心的家常语和凡人琐事,鲜活的感觉辅以高超的意象转换。隐逸表象下的自主人格,以及似有若无却更本真的象征旨归,显示了诗艺臻于无技巧的素朴境界……他的诗歌把现代汉语的表现力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庄周说中了王寅诗歌的特点,特别是关于王寅诗歌中“戏剧性独白”的发现,是很多批评家所没有注意到的。事实上,在某些时候,一本正经的王寅还会一脸狡黠,感兴趣的读者不妨读读他的《英国人》,包管你莞尔一笑。

2003年元月初,浙江诗人梁晓明从网上发来消息,说王寅准备近期到桂林看看,让我接待一下。但我等到2月中旬,也没见他的影子。我想,我是过于急切地想会会这个“海上诗群”的“代表人物”了,尽管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想象中的王寅个头不高,偏瘦,不喜欢穿西装。这样的印象当然来自于他那些短小精辟的作品。后来我才知道自己对王寅的想象出现了多么大的偏差。梁晓明告诉我,王寅身高1.78米,风度翩翩;柏桦说,王寅是他认识的诗人中最有气质的一个;诗人杨子更是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如果我们开动宣传机器,王寅也许会成为诗人中的明星,因为他的人和他的诗一样漂亮……”

前面谈及的基本上是王寅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在我看来,尽管王寅20世纪90年代以来仍坚持创作,但作品不多,而且没有贡献出像《朗诵》、《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那样反响巨大的作品。当然,不能把过错推给诗人,我们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也难辞其咎。在写下上面这些文字的时候,我随后翻开2003年某期《书城》杂志,读到了王寅的诗作《我敬仰作于暮年的诗篇》,一个相对陌生的影子在眼前游动:

我敬仰作于暮年的诗篇

我崇拜黑暗的力量

我热爱那些随风而去的灵魂

和英雄们罪恶的呼吸

等待受戮的皮肤变白了

没有什么能阻挡记忆

正如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明镜陪伴的余生

每天告别一项内容

飞逝的季节,归途的神经

把老年人培养成温顺的孩子

和上帝一起独自飞翔

暮年,最后的日子

昂贵秋天中的一块丝绢

疾风改变了无香的芬芳

也改变了悲剧的方向

我从中看到了平淡、慨叹与对生活看似和解实际上是一种无奈的妥协。这是一首真正的诗,尽管它有些疲倦。生活太沉重了,每个人都有在低谷叹息的时候,但愿这仅仅是诗歌中的表达而不是诗人的人生写照。

在我的心目中,天才的王寅是不会停止歌唱的,他曾经写下了誓言般的词句:“是歌唱的时候了/是抛下铁锚的时候了/是举起右手的时候了/我已不能缺席”(《我已看见了上帝》)。然而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听到王寅的声音。20世纪90年代,上海的“第三代诗人”,除了陈东东在刊物上露面较多,其他——宋琳、孟浪、王小龙、陆忆敏、王寅——出国的出国,停笔的停笔,或者写了作品也不发表,“该出手时不出手”。我对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先锋们的整体沉默遗憾不已。而供职于《南方周末》上海记者站的王寅,虽然仍然是诗歌圈子中最受尊重的人物之一,但他更多的是另一种面目出现:《韩剧砸了台湾艺人饭碗?》、《中国电影,自己玩着乐?》、《许鞍华:电影不是唯一表达方式》……观点新颖,文采斐然,但这个时期的王寅已经不是诗人王寅而是记者王寅。平心而论,作为记者的王寅在媒体圈内仍然堪称独树一帜,我还是想说:十个记者王寅也比不上一个诗人王寅。

一个有心人一直关注着王寅。——我说的是著名学者、出版家林贤治。那是在2004年,我将一本刊载有包括王寅在内的多个诗人印象性短文的民刊《扬子鳄》寄给林贤治,一个星期之后,林贤治收到民刊,我们在电话中聊了十余分钟,其中林贤治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得:你对王寅的评价显得低了,他和多多都很优秀。接着我们又谈起了多多、周伦佑和孟浪,彼此都对他们有好感。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林贤治正在酝酿替王寅出版诗集。2005年1月,花城出版社以“忍冬花诗丛”的名义推出了《王寅诗选》和《多多诗选》,这是王寅创作二十余年来第一部正规出版的诗选。在随后几年里,林贤治又策划出版了周伦佑、陈建华、杜涯、郑小琼等人的诗集。

《王寅诗选》的出版,使我得以较为系统地阅读到王寅的作品。读完后,我感到震惊,其新作质量之高,已超过他20世纪80年代的那些代表作。比如《直呼其名吧,泪水》:

直呼其名吧,泪水

直截了当的呼唤,不会使泪水

夺眶而出

别害怕说出,这生活早已让我

无动于衷,痛苦早已习以为常

害怕不会消除积存已久的心事

害怕不会使青春在穷街陋巷疲于奔命

害怕如同生活不是职责

但却时时存在

直呼我隐藏已久的一面吧

阳台面对无树的街道

书上满是露水

让我在辞世之前

继续在穷街陋巷疲于奔命

直呼其名吧,春天,为了这不死的季节

流亡,直呼其名吧,流亡已成命运

内心的放逐和躯体的流亡融为一体

和悲伤的时间作最后的吻别

这首诗被置于《王寅诗选》的开篇,可见作者对它的珍视。如同诗歌所写,曾经,生活将我们打磨得圆滑光亮,对很多事物失去了关心和耐心,因为害怕,因为有心事,所以对痛苦习以为常。但最卑微者也会成为最有勇气的人,诗人在承受了这一切之后,深刻地意识到,“流亡已成命运,内心的放逐和躯体的流亡融为一体”,不可分离。于是他挺身而出,正视现实,对痛苦、折磨与泪水“直截了当”地“直呼其名”。

诗歌激愤而自省,激情洋溢,呈现出一种担当气质。虽然表现手法和《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截然不同,但其中的坚决和无畏却一脉相承。

相比之下,王寅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末、直到新世纪才发表的短诗《情人》却展现了诗人难得一见的柔情:

我们到海上了,亲爱的

岸上的灯火已经熄灭

海马的笛声婉转悠扬

我们到海上了

我打开你的盒子

把你撒下去

小块的你

比粉末更慢更慢地

在水面上斜斜地落下去

我把你全都撒下去了

你使海水微微发红

你使海洋平静了

如同你活着时

午夜的雪降落在

展开的手上

我把天空给你了

把海洋也给你了

都给你了都给你了

我把装你的盒子

藏入怀中

我把我装入你的盒中

我在你的梦里了

诗歌写的是“我”把情人的骨灰撒到海里的过程,并由这一过程产生一种倾诉与想象。王寅把撒骨灰的细节描述得缓慢而细腻,这种缓慢,与当事人痛苦的心情相一致;这种细腻,则是诗歌技巧的需要。

越痛苦的时候就越节制,就能在最大程度上感染读者的心情。当我从《星星》2008年第4期读到这首诗时,禁不住长叹几声,不仅因为诗中刻骨铭心的温情,还为王寅的笔力。有了《直呼其名吧,泪水》、《情人》这样的作品,王寅在新世纪前十年可以称得上“丰收”了,加上20世纪80年代的那批力作,王寅作为诗人的形象就开始厚重和丰富,不仅仅是一个天才诗人,还是一个具有普通人的亲和力的诗人。

张宇光在《诗人王寅》中曾这样写道:“在俗称的‘第三代诗人’中,王寅属于‘沉默者’——成名后即归于沉寂,再没有制造过什么‘诗歌事件’,也没有发表过什么‘诗歌宣言’。在闲谈中,他从未提及这些,仿佛那一切都与他无关。”而作为有二十年友谊的好友,王寅和张宇光真正与诗有关的交谈,竟然只有四句。一次是张宇光在电话里问王寅是否还在写诗,王寅回答:“写呀!”另一次是两人在寺院里喝茶,王寅说他每年写诗的时间只有两三周,写完就丢到一边,甚至忘了。

也许正因为如此,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王寅一度被人们忽略甚至遗忘,现在看来,这种忽略和遗忘恰好表现出当今社会的冷漠与功利,人们已经没有耐心等待那些精心打磨的艺术品,他们更注重喧嚣和热闹,“赶场子”。

即使王寅新世纪以来没有写出《直呼其名吧,泪水》这样的作品——更何况他写出了——他仍然值得尊敬。文坛永远不缺乏这样的现象:某些曾经“著名”过的诗人,因为在创作上没有突破,写不出作品,又怕被读者遗忘,便用上了文学之外的因素,丢了“架子”,改了以往的冷漠,或上网,或电话,或书信,或托人写评论,四处找朋友,称兄道弟。“找呀找,找呀找,找到一个朋友,敬个礼来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于是又开始热闹,好像仍然辉煌着,好像很有味道,实际上把锅盖一揭,仍然是二十年前那道剩菜。因此,每当我看到初入文坛者写文章说谁谁谁“和蔼可亲,没有名家的架子”,心里就忍不住好笑:他还有摆架子的勇气吗?对于你的采访他求之不得呢!这样的状况下,耐得住寂寞而冷眼观潮者值得尊敬。是啊,我们曾经“红火”过,也得有容许别人“红火”的雅量。王寅无疑是有雅量的诗人,20世纪90年代,他的作品大幅度减少,身上的光环也今不如昔,百晓生在《诗坛英雄座次排行榜》中说王寅“不会打家劫舍,又不懂风花雪月,渐隐于无形”,他仍淡然处之,不以为意。“打家劫舍”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混子干的事,“风花雪月”是小资们的喜好,一个真正的诗人不会为这类面上的东西迷惑,不会为了虚名与俗众勾肩搭背、“打成一片”。

尽管近几年王寅重新回到人们的眼前,但我们仍然可以将他列入“隐逸者”的行列。——他一直在场,而在各种争吵论辩中,我们看不到他的身影,他只是悄悄地写,偶尔抛出几首,真正关心他的创作的朋友于是知道了他的坚持。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大写的人不是为“声望”、“名利”活着的,而是为或隐或现的知己存在。有人说“王寅陆忆敏的隐逸既是对诗歌的虔敬,又是对诗坛的厌恶和对诗歌权力机制的藐视”,很有道理。

其实,即使排除这些因素,王寅“渐隐于无形”本身也是一种正常现象,它体现了一个诗人发自内心的坚定不移的自信。对于一个曾经成熟的诗人来说,自信太重要了,有了它,即使在“冬天”,有心的读者“仍然爱一个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