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你,嘴唇动了动,(1 / 2)

没有人看见

灵魂总有栖身之所

在茂盛的黑暗深处

像一株麦穗,逃亡者倚住

窄窄的梯子,悄无声息地生长着

——《花卉的时间》(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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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寅

1962年生于上海,1984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诗集《王寅诗选》、随笔集《刺破梦境》等。诗作被收入《后朦胧诗全集》等大量选本。现居上海。

1999年4月16日至18日是诗坛一个里程碑式的日子,这几天,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室、北京作家协会、《诗探索》编辑部、《北京文学》编辑部联合举办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市平谷县盘峰宾馆举行。在这次研讨会上,中国诗坛潜藏多年的两种写作流向发生了激烈冲突,诗坛由此而划分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两大阵营,前者的代表诗人是王家新、欧阳江河、西川、孙文波、臧棣、张曙光等,后者则以于坚、韩东、杨克、伊沙、徐江、杨黎、沈浩波等为首。评论家程光炜、唐晓渡、谢有顺、沈奇等也都尽力为各自“阵营”摇旗呐喊。此前出版的《岁月的遗照》(程光炜编)和《1998中国新诗年鉴》(杨克主编)因被称为“导火索”而一举成为世纪之交最为著名的诗歌选本。

因论争双方都是“朦胧诗”后颇有影响的诗人,而且双方的诗学观念各有建树,因此“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两个概念逐渐被文坛接受。但严格地说,即使排除两大“门派”之间的口水仗和谩骂成分,这种划分也相当武断,不甚科学。虽然诗歌观念在分化,但诗歌说到底只有好和坏之分,命名只不过是为了方便记忆的外在之物,如同这次研讨会被俗称为“盘峰诗会”一样。后来“民间”也进一步分化,分为真民间和伪民间,由此也可证明两分法的片面性。由于大量媒体的介入,这种分类方式还对另外一些写作者形成了强大的压力,一批诗人开始另立门户,展开了“第三条道路”的大旗。

盘峰诗会后,一些因为各种原因而无法参加诗会进行“身份认证”的诗人也在读到宣传文章后自动“归队”,争当“知识分子”或“民间”的候补队员。2000年,我去外地参加诗会,由于生性喜欢扎堆,我在房间和两个诗人聊了十多分钟后,便跑到另一个据说住着“民间立场”代表人的房间认识新朋友。待我再次回到我的房间时,一个诗歌写得比较“知识分子”的诗人很不解地问我:“你到底是属于哪一边的?”我一愣,反问道,难道来这里玩也要“分边”吗?那个朋友有些不好意思,连忙解释“不是那个意思”。我自然知道他没有怪我的意思,但他潜移默化地认同了“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两分法是毋庸置疑的。可笑的是,当地一家电视台为这次诗会做的节目也口口声声“知识分子”和“民间”。不知是不是为了达到提高收视率的目的,该节目甚至安排了一个莫须有的对立面,说这次诗会由于“知识分子”诗人的集体拒绝参加而形成了“民间”诗人唱独角戏的局面。我在网上看到这个节目的解说词后,哭笑不得,然后是深深的悲哀。

我这样花了一大堆笔墨写一个诗会是有原因的。我想告诉人们:在“知识分子”和“民间”诗人之间,还有优秀的人物存在。

王寅就是一个。这个游离“文坛”的隐逸派大侠,是“用作品说话”的典型人物,他的《朗诵》、《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与诗人勃莱一夕谈》、《灵魂出窍》等诗歌和他一起,已经成为新时期诗坛不可或缺的存在。

1992年冬天,我从《诗歌报》上读到了王寅的随笔《复得的诗歌》,文中描述了一件小事:在扬州的一个书店,无意中从一本诗选中读到自己十年前写的《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仿佛第一次读到这首诗那样,其中的和谐与不足都令人感动。于是,诗人翻出自己所能找到的十年来写的诗,并为自己当时能够写出那样的诗歌而惊讶。

事实上,惊讶的何尝是王寅一个人呢?我想,凡是阅读过那篇文章的诗人也会惊讶不已,进而牢牢地记住了“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几个字。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关注王寅的创作的,此前虽然见过这个名字,但并不怎么在意,毕竟当时年纪轻道行浅,在阅读和写作上都只知道跟在别人的后面走,没有自己的方向。

鹅卵石街道湿漉漉的

布拉格湿漉漉的

公园拐角上姑娘吻了你

你的眼睛一眨不眨

后来面对枪口也是这样

党卫军雨衣反穿

像光亮的皮大衣

三轮摩托驶过

你和朋友们倒下的时候

雨还在下

我看见一滴雨水与另一滴雨水

在电线上追逐

最后掉到鹅卵石路上

我想起你

嘴唇动了动

没有人看见

上面这首《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堪称“一出现就成为经典”的诗篇,它已经与“王寅”这个名字具有等同的分量,甚至可以相互混用。在诗歌界,只要一说起“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人们马上会想起“王寅”,反之亦然。

如题目所言,这首诗写的是电影内容,言辞间也颇有画面感。这部捷克电影是哪一部呢?据诗人小引介绍,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但这部影片是南斯拉夫的而不是捷克的。后来我又看到南斯拉夫和捷克拍摄的《萨拉热窝谋杀事件》的简介,似乎也符合这首诗的内容。而据王寅发给我的邮件,这部影片是完成于1960年的《更高原则》,他并非不记得片名,而是当时受美国诗人勃莱和赖特的影响,偏爱用很长的陈述句作为标题而已。这几部电影我都没有看过,诚为遗憾,好在不管标题如何,对我们理解这首诗的内涵都不太重要。

前两句“鹅卵石街道湿漉漉的/布拉格湿漉漉的”有两个作用,首先,是客观地写景:整个画面的底色是“湿漉漉的”,一派阴森肃杀;其次,是为了与紧接着的第三、四五句衬映。

“公园拐角上姑娘吻了你/你的眼睛一眨不眨/后来面对枪口也是这样”,高危环境下的爱情之火,并没有因为环境的阴沉而改变。由此带出了这首诗的主题:战争、信仰与爱情的关系,同时强调了感情的力量。

紧接着,镜头更换,气氛更为紧张:“党卫军雨衣反穿/像光亮的皮大衣/三轮摩托驶过。”对恶的描写,简洁,坚硬,对应了统治者和国际机器冷酷无情的性格。而“雨衣反穿”,既对应了天气的“湿”,也表现出了党卫军飞扬跋扈的嘴脸。

因为战争,死亡已不可避免,诗人把笔对准了一个细节:“你和朋友们倒下的时候/雨还在下/我看见一滴雨水与另一滴雨水/在电线上追逐/最后掉到鹅卵石路上。”写的是雨,也是另一种液体——我们回到诗歌的开头,那一再强调的“湿漉漉”,何尝不是受欺压者的血和泪?

最后三句,“我想起你/嘴唇动了动/没有人看见”,里面的“我”,比前几句有了更宽广的阐释价值。“我”既可以是诗歌中幸存下来的恋人中的一个,也可以指作者本人。一切都在宁静而不为人知中进行着,包括爱恋、杀戮与缅怀。本来,按照常规,经历了如此大劫难的人,表现会极为冲动,即使稍嫌夸张也能为旁人谅解,但“我”没有这样,只是把巨大的激情深藏在胸中,表情平静无比。然而,尽管仅仅是“嘴唇动了动”,而且“没有人看见”,但因为有了前面的多角度的铺垫,读者足以感受得到蕴涵其中的情感强度。在写作技巧上,诗人也表现得极其机智,利用含蓄而高妙的文字,将惨烈而沉重的题旨看似不经意又精心地刻进读者的心壁。因此,诗歌虽然短小,却容纳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如此笔力,非一般作者能为之。

整首诗,诗人惜墨如金,句子短促、简练而富有力量,表面上似乎是单纯的写景,实则情在景中,意在言外,充满暗示。诚为佳作。

关于王寅的经历,我能够查阅到的资料,只有王寅与诗人杨子的对话文章《我又一次说到风暴》以及陈东东在《收获》、《天南》杂志发表的相关回忆文章。杨访谈中的许多内容,都是第一次披露,因此可以想见,它将成为研究王寅的生活和创作的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资料。作为后来者,我自然也无法绕开。

据这篇文章介绍,王寅很早就表现出了卓越的写作才华,在读中学的时候,就用赋的形式写过一篇文章给爷爷看。爷爷看后,很是惊讶,就回信说,没有想到你还是很有写作天才的,但是考虑到以后的生计,你还是要学好数理化。而王寅则认为自己数学成绩太差,不可能把数理化弄上去,他想,既然要考大学,还是读文科更有把握一些。于是,在读文科还是读理科方面,王寅与家里的长辈一直有分歧。直到王寅考上了上海师范学院(后更名为上海师范大学),家人的心才放下来。

在王寅的记忆中,作为中学老师的父亲和他的关系相当有趣,他一方面反对儿子写诗和看文学书,自己却也喜欢阅读。他经常买文学书回来,其中包括大量的外国文学书籍。这样一来,王寅往往可以先睹为快。

尽管反对王寅写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寅的父母还是逐渐理解了儿子。当王寅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送给父母的时候,父母非常高兴,要儿子在扉页写字。王寅有些不好意思,说:自己人还写什么字?父母说:你不写,人家还以为是我们从店里买来的呢!

读大学的时候,王寅对诗歌异常疯狂,“除了吃饭、睡觉,看书也是跟诗歌和文学有关,不做其他事情”。当年王寅喜欢或模仿过的诗人有不少,希腊诗人埃利蒂斯的作品的出现,令他眼界大开,但在我的印象中,王寅的诗歌风格与埃利蒂斯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埃利蒂斯的影响,更多地出现在王寅的同学陈东东身上。那时候,王寅模仿得比较多的是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和詹姆斯·赖特。这些诗多以中国古典诗作为题材,而又让中国古典诗中“烂掉的东西又焕发出生机”。(以上内容见《我又一次说到风暴》)

读了《外国文学》上王佐良翻译的勃莱和赖特的诗歌之后,王寅还专门找了他们的英文原诗来对比,发现这两个诗人的诗歌标题都非常长,大多是一个很长的陈述句。受他们的影响,王寅也写下了一批标题挺长的诗歌,比如《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考完修辞学坐在鞋匠的板凳上修鞋》、《你告诉了我死者的形象》等。

短诗《与诗人勃莱一夕谈》,完美地展示了一个中国诗人对一个外国大家的推崇以及心灵的交流:

夜色中的草很深

很久没有人迹

很久没有想起你了

你的孤立的下巴闪烁

像天上那颗红色的星

除了夜晚还得在深草中静坐

交叠手指

以便忘记黎明来临

忘记已告别书本多年

一匹白马迎面奔来,一只白蝴蝶

踏过虫声萤光

诗歌勾勒了这么一幅场景:“我”在夜晚的草地上静坐,突然想起了一个自己非常喜欢的异国诗人,他有着智慧的表情,孤立的下巴像天上闪烁的红星。我就这样在草地上静静地怀想着,物我两忘,直到黎明。

前两句“夜色中的草很深/很久没有人迹”,是对环境的客观描写,十三个字,交代了时间、地点、环境背景,以及没有出场但可以感知得到的人物。可谓着墨不多,而又尽显风流。

在这样的情境中,怀念不期而至:“很久没有想起你了。”紧接着,另一个人物出现了:“你的孤立的下巴闪烁/像天上那颗红色的星。”“孤立的下巴闪烁”,精妙绝伦的句子,如同线条严谨的工笔,一个隐士或思想者的形象跃然纸上。“天上那颗红色的星”则是对这种形象的深入强调,请注意这三个词:天上、红色、星。这几个意象无一例外地显示了思想者的智慧、伟岸与高明。

第二节,“除了夜晚还得在深草中静坐/交叠手指/以便忘记黎明来临/忘记已告别书本多年”。追慕智者,仅仅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夜晚)是不够的,还需要融入一种熟悉的情境中(在深草中静坐)。交叠着手指,静静地坐着,以便让自己神游物外、视通万里,忘记周围的环境,也忘记黎明即将来临,甚至忘记了已告别书本多年。这种追忆是自足的,最初的冲动可能来源于书本,但随着思想的深入,书本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思想的真诚与脾性的贴合。

最后两句中的“一匹白马”和“一只白蝴蝶”,可以说是黎明的光亮,也可以说是灵感之光。在一夜的冥思之后,诗人的脑子灵光一闪,找到了诗歌之魂。由此可见,这里的“一夕谈”,不是面对面的交谈,而是一种心灵上的沟通。

显然,《与诗人勃莱一夕谈》与勃莱的名作《菊》是“互文”之作:

1

今夜我奔驰在月光下

深夜才跨上鞍

马自己找路穿过荒芜的耕地

漆黑的影子引导着它

2

离院子一里路马就直立起来

它太高兴。漫无目的地

穿越田野,无所事事,真叫人舒服

肉体活着,就像一株花草

3

从淡色的道路上归来

晾着的衣服多么安静

当我走进书房,门边

白色的菊花在月光下

这首诗也写了夜晚、月光、野外、草地等,也给出了一个安静的环境。通过两首诗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异国诗人之间是如何相互交流和影响的。

如果说王寅受到勃莱的影响,那么勃莱这首《菊》,则是受到了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的影响,《菊》一诗的副标题就是“为爱菊的陶渊明所作”。

柏桦在《旁观与亲历》中这样论及王寅与勃莱的关系:“《菊——为爱菊的陶渊明所作》借菊花之意象,把勃莱和陶渊明联系在了一起,颇似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诗友语调,它呈现了叙述者与倾听者之间的特殊关系,或是深厚情意,或是文化和思想上的相通态度。同样的,王寅的这首诗也启动了这种语调,他将勃莱看作是自己的诗友,诗题中的‘一夕谈’和诗文中的‘很久没有想起你了’,这样的字眼已经清楚地传达了这种关系。所以,我们首先可以把这诗看作是一种自我认同,即勃莱追求的那种道家隐逸精神也为王寅所接受和认可。再次,王寅的这首诗显然重新复活了勃莱诗文的意境,我们注意到在这两首诗中有许多共同的意象,比如‘夜’、‘马’、‘草’、‘书’以及颜色‘白’。夜中驰马,并于暗中见到白色,这是一种何等不同凡响的飘逸和灵动的启悟境界。”

这种中外诗人跨越时空的“交流”,使优秀的诗歌走出了国界,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在这里面,已经不存在谁影响谁的问题,而是谁更懂得开发和利用传统的宝藏的问题。

王寅和陈东东是大学同班同学,而且住一个寝室的上下铺。这让我想起了一首流行多年的校园民谣《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我想,仅仅因为这所学校(上海师范大学)出了陈东东和王寅,它就应该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新时期诗歌的一个重镇。更何况这所大学还向诗坛贡献了陆忆敏等优秀的诗人。更令我惊讶的是,王寅竟然影响过陈东东的写作,而且两人的诗歌风格差别很大,却一直“相安无事”。

关于王寅与陈东东最初的交往,陈东东在《它们只是诗歌,现代汉语的诗歌》中回忆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诗人了。我刚开始写诗时受到的影响都来自他,来自他抄录在一个红色塑料封皮的笔记本里的聂鲁达、泰戈尔、艾青、维尔哈伦、蒙塔莱、庞德、阿莱桑德雷和艾吕亚。我也是从那本本子上第一次读到北岛、江河、舒婷和顾城的。我几乎照单全抄了他那本笔记本里的翻译诗。后来,在另几本笔记本里,则汇集了我和他从各种新老期刊和书籍里抄来的我们认为值得抄录的翻译诗。这种来自王寅的抄诗方式最终成了我读诗的方式。好像这也是不少当代诗人共同的方式……除了交换抄来的翻译诗,我和王寅在一起做的更重要和更有意思的事情是交换各自新写的诗作,谈论甚至在一起修改它们。这使我获益匪浅……”

一段时间以后,王寅与陈东东有了新的同伴——陆忆敏和成茂朝,后者和王寅同一个班。大学二年级时,四个人开始办诗歌民刊,刊名很奇怪,第一期叫《作品1号》,第二期叫《作品2号》,依此类推,一直出到《作品20号》大学毕业。这个用最原始的油印机印刷出来的民刊每期只印三十多本,所用纸张从上海徐家汇一家小店里以两毛钱一斤的价格买来。有一次,陈东东还和王寅到学校印刷厂偷了一大摞纸,然后用自行车把它们运到陆忆敏家藏起来。说到此事,陈东东幽默地说:“那感觉,有点像是在办《挺进报》。”

别小瞧这个只油印三十多份的小刊物,后来成为名作的王寅的作品《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与诗人勃莱一夕谈》、《朗诵》,陆忆敏的作品《我在街上轻声叫嚷出一个诗句》、《美国妇女杂志》和陈东东的《诗篇》、《语言》、《远离》等,都是在上面首发的。在那两年中,这个油印的诗歌民刊上还先后刊发过贝岭、苏童、韩东、严力、孙甘露等人的诗歌作品。(详见《它们只是诗歌,现代汉语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