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七君子”和“五君子”的过往，欧阳江河曾谈起过，但语焉不详，而另一个当事人孙文波则写出了《还有多少真相需要说明》一文，详细地谈到了其中的种种曲折。这中间掺杂着很多个人恩怨、误会和阅读趣味，因为这不是本文的论题，此处不再深谈。

在社科院，欧阳江河有了大量的时间阅读、写作，并开始接触古典音乐。那个时候，他已写出了《悬棺》、《手枪》等名作，名声响遍全国，有的诗坛骗子便利用他的影响，到各地行骗。有一天，欧阳江河接到一个来自陕西宝鸡的电话，叫他尽快归还60元钱。欧阳江河异常纳闷，说，我从来没去过宝鸡啊。对方说，不可能，我们在一起住了三天三夜，你走的时候我还借了60块钱给你。经过欧阳江河反复解释，再加上那人多方证实，才弄明白是有人打着欧阳江河的名号到陕西行骗。为了不再被人冒充，欧阳江河专门在《诗歌报》上发表了自己照片。

但发表照片并不能停止骗子们的行动。1987年，欧阳江河应邀参加唐晓渡等人在扬州举办的一个诗歌理论讨论会，然后又去了一趟上海，将近一个月没到单位。从上海回来后，欧阳江河发现，自己办公室的墙角上竟然堆满了各地的来信，都是各地见过“欧阳江河”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寄来的。欧阳江河赶紧回信澄清，但两三千封信如何能够一一答复？因此有很多来信都没有回，让一些人产生了误会。直到现在，翟永明都还保存着一封某个当时非常著名的诗人写给欧阳江河的信，说是当年那个人寄到她那儿，然后让她转交的，看来那“欧阳江河”对自己所要冒充的人的社会交往还是下过一些苦功的。

1993年，欧阳江河离开了社会科学院，也离开了他生活了17年的成都，去了美国。在美国期间，欧阳江河写下了他的另一批重要作品：《纸币，硬币》、《感恩节》、《那么，威尼斯呢》、《谁去谁留》等。这些作品与90年代以前的作品相比，世俗生活场景在增加，语气也有所改变，不那么优美凝重而变得活泼与调侃。

七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诗歌界异常活跃的年代，诗人们走南闯北，四处串联，而欧阳江河说，“五君子”的交往不同于当时“第三代诗人”中流行的那种“江湖”方式，而是非常魏晋文人式，除了诗歌什么都不聊。

那么，“江湖”方式又是怎么样的呢？从诗人们的叙述中，可以找到很多例子。

欧阳江河：北大的老木去成都和万夏等一帮诗人一起见面，第二天和我见面时说他被吓了一跳，当时的成都餐馆还有那种一张长条桌子、两个长凳子的格局，喝着喝着，这帮人全部蹲在了凳子上，有人敬酒的时候甚至是站在凳子上。这种生活方式在他们的诗歌写作上也留下了很深的痕迹。当时通讯不发达，朋友要跟你聊天就会直接去找你见面，所以，当你想认真发力写诗时，你就得玩失踪。

孙文波：记得80年代中期，我们在四川大学举办了一次诗歌朗诵会，朗诵会结束之后，二三十人到学校旁边的小酒馆去喝酒，很多人都喝醉了。醉了的人言行各异。有的人跑去学校的湖边，在一对情侣的旁边坐下，把别人吓一跳；胡冬翻铁门，翻到顶上的时候，卡在两根铁栏杆的中间竟然睡着了，身体一半门内一半门外地睡了一夜。最过分的是杨黎，他跑去敲女研究生的门，敲开了一间宿舍，一个女孩看出来他喝醉了，就给他搬了一把椅子让他坐在门口，他就一直坐在那儿，耷拉着脑袋，两眼发直。……万夏应是最深刻体验到江湖的欢乐与麻烦的人，当年万夏被称为“大侠”，因为他住在成都市中心，南来北往的人都会去他家里找他，其实他自己也是刚刚大学毕业没有工作，依靠母亲养着。1986年下半年的时候，万夏就躲在我那儿住了半年，我自己也是自从开始发表作品之后就不安心上班了，觉得当工人太委屈自己了，想想一个人如果一辈子重复几个动作，那太可怕了，所以三天两头地泡病号，和万夏一起在家里写诗。

西川：我们去圆明园诗社社长戴杰家里聚会。戴杰有一个一居室，外屋谈买卖，里屋谈诗歌。谈诗歌的房间里有一种灯可以拉下来，大伙儿围着戴杰，戴杰把腿往凳子上一搁，把灯拉到鼻子那儿，从怀里掏出几千元往桌子上一扔：“这就是我们的活动经费！”其中有一个叫刑天的，头发烫得跟个印第安人似的，他倒腾服装也写诗。当时全国人民都倒腾生意。他吹嘘自己是打架的好手，如何地一个拳头打好几个人，然后他拉着我说：“西川，你要是有了三长两短，就找兄弟我。”我当时立马觉得有人给自己撑腰了。……所谓“第三代诗歌运动”开始时，我没有意识到这是“运动”，但是全国性地都很兴奋，一会是上海编个杂志让你邮寄诗歌，一会儿又是四川人跑来要跟你见面，弄得你家鸡犬不宁。

杨黎：现在在网络上搜索马松的资料你基本找不到我所说的那个诗人，而是另一个主持人和另一个画家，但这很乖的家伙在1982年突然变成了流氓，整日寻思着打架喝酒，然后装疯，还伙同万夏等人跑到精神病院强烈要求医生开精神病的证明，在休学半年之后，79级的数学系学生马松如愿以偿地留级为80级，可以继续和中文系的诗人们厮混了。……成都很多高校诗社的成员认为应当联合起来（当时还都是极年轻的愣头青，16—20岁左右），“肯定能和朦胧诗打上一架”，后来又汇合了南充、重庆的人马在1982年的国庆兼中秋议事，又是当衣裤卖手表地筹备，结果各方面吵了起来，差点打了一架。

前面写的都是别人的“江湖经历”，下面讲几个我亲身经历过的“江湖”片段。

2001年11月初，任洪渊来桂林讲学，他的学生、广西青年评论家黄伟林教授带领我们一干青年文学爱好者在龙隐路一家饭店替其接风。任洪渊酒量不大好，喝了几杯就脸色通红，而我们几个陪酒的男青年也酒量一般，至于女生，就更不用提了。于是，喝到后来，男人们好不容易将自己分内的酒喝完，三个女生皱着眉头望着眼前尚朱完成的“任务”，不知如何是好。黄教授提议让我们几个男青年代喝，男青年都成了缩头乌龟，不敢做声。这个时候，本已有些醉意的任教授挺起胸膛，大声说：“全部给我喝！”有好事者以为老诗人在开玩笑，便故意将三个女士的酒倒到他的杯里，老诗人二话不说，端起酒杯咕噜一声就将酒干掉了，令我们几个旁观的男士汗颜无地。饭后有人提议去跳舞，老诗人满口答应。

2004年5月12日至22日，第14届全国书市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批诗人云集桂林——李亚伟、张小波、宋炜、马松、万夏、叶匡政、臧棣、蔡其矫、林贤治、向阳、符马活……他们中有的是出版社工作人员，有的是作为书商参加书市，有的是被出版社邀请到桂林签名售书或做讲座，有的则专程赶来买书。

张小波创建的共和联动公司摊位巨大，这是一个豪华套间，从走廊到房间里都摆满了装帧精美的图书。张小波与他的妻子异常繁忙，不时在屋角数钱，偶尔和朋友聊几句。与一些小书商先发货后结账不同，据说共和联动策划的一些书是要先付款才发货的。我没有打搅他们，转身去找李亚伟、万夏、叶匡政、马松等人的摊位。在叶匡政处，得到了两厚册《中间代诗全集》。

因为从未和马松有过联系，到了马松处，我很虚伪地开玩笑：“请问马松老师在吗？”马松见我如此礼貌，以为是粉丝，便也很认真很礼貌地用四川普通话回答：“我就是马松。请问你是……”我忍不住笑起来，说，我叫刘春，写诗的。马松大乐，很豪爽地过来一拍肩膀，用四川话说，我还以为是哪个呢，刘春嗦，啷个搞那么严肃？然后，指指身边一瘦人：“这是某某，《成都粉子》就是他写的。”

当天晚上，近20个诗人在桂林市东区的一家小酒店聚会，喝桂林产的漓泉啤酒及桂林三花酒。除了符马活，其他所有人都喝酒。在酒店喝酒以及酒后到钓鱼台娱乐城K歌期间，宋炜好几次和马松发生“冲突”。其实说“冲突”也不大贴切，主要是宋炜单方面地一再对马松说很想揍他，马松则一脸笑意，不以为忤。到了娱乐城，要了一个豪华包间以及一大堆啤酒，打开后才发现大家已消灭不了几瓶，此前在酒店实在喝得太多了。有几个弟兄失踪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回来，后来才知道他们去娱乐城里的“大学生聊天室”找女学生聊天了。

凌晨一点，十余人东倒西歪，唱歌跑调，说话结巴，我则见了酒就想呕吐，只好趁着还能走动，撤离现场。我去结账，小姐说有人先结了，我想，应该不是李亚伟就是张小波结的吧，江湖老大就是老大，懂得爱护小弟啊。宋炜觉得不过瘾，还是要找马松打架，马松仍然不接招。各自打车回宾馆。我和漓江出版社的胡子博殿后，在娱乐城门口发现宋炜，也许是因为马松不接招而内心郁闷，不想那么早回宾馆，只想独孤求败一把。我和胡子博苦劝不住，只好由他。第二天，传来消息，在我们离开后，宋炜不知因为何故跟出租车司机辩论了起来，而且据说还有些言语冲突。直到第二天下午他仍然无法回忆起自己怎么回到宾馆，也不知道身上携带的钱包、手机等物件是如何失踪的。

那次书市，福建老诗人蔡其矫也来签售自传《少女万岁》，我们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门口见了一面。蔡老身体有些发福，脸上挂着菩萨般和蔼的笑容，很有亲和力。据说《少女万岁》里记载着不少诗坛秘闻，特别牵涉到一些有影响的“朦胧诗人”，应该算比较有卖点。尽管如此，蔡老面前读者队伍还是比旁边的叶永烈等人的短了长长一截。“朦胧诗”以后，诗人相对于叙事文体作家，早已毫无优势可言。我在一旁溜达时，突然见到本地一个老作家和他的小侄女也在排队，于是我向蔡老介绍了他们。20岁出头、身材丰满的小侄女提出要和诗人合影，诗人一把搂过她的腰，两人紧紧地贴在一起，任我随意“咔嚓”，动作之潇洒娴熟，是我前所未见。后来读北岛随笔集的《青灯》，里面写到蔡其矫当年和熟悉不熟悉的女孩子们“疯狂”的种种趣事，觉得这个老人实在不简单。

八

《玻璃工厂》之后，1988年，欧阳江河写下了组诗《最后的幻象》。这是欧阳江河少量纯抒情诗之一，也是我对欧阳江河的印象“加分”的作品。十二首短诗，如同闪着寒光的玻璃，有一种彻骨的优美和撕裂的疼痛。据西川说这是欧阳江河“告别青春”之作。此后，欧阳江河诗风有所偏移，世俗场景和叙事手段变得繁复，诗行的长度也在增加，然而，即使是两年后出现的《傍晚穿过广场》也不能阻挡“幻象”对读者的诱惑。

组诗中遍布传诵一时的名句：“蝴蝶是一天那么长的爱情，/如果加上黑夜，它将减少到一吻。/你无从获知两者之中谁更短促：/一生，还是一昼夜的蝴蝶？/蝴蝶太美了，反而显得残忍。”（《蝴蝶》）“我不知道正在消逝的是老人还是孩子。/死亡太高深了，让我不敢去死。/一个我们称之为天才的人能活多久？”（《彗星》）“下雪之前，没有什么是洁白的。”（《初雪》）……这些诗句已经成为一种“营养”，多年以来，我从大量诗人的作品中捕捉到了“蝴蝶”的影子，看到了“彗星”的灵光，嗅到了“草莓”的芳香，包括一些几乎与“第三代”同时成名的诗人。有的模仿者只“参考”其中的一两句，有的则更为大胆，组诗中的每一首都要挑几句出来“学习”。我也间接受到过影响。说“间接”，是因为后来我发现：那些影响了我的某些诗篇竟然是由《最后的幻象》“借用”而来的。比如我曾非常喜欢的一个中原地区诗人，他在《诗歌报》上发表的一组颇受好评的诗歌，就明显地模仿了《最后的幻象》。现在想来，这样的“隔代影响”反而挽救了我的写作，它没有使我沉迷于“蝴蝶”和“雏菊”撒下的花粉中不能自拔。毕竟，一个只知道对老师亦步亦趋的学生永远不会有大成，而只能成为老师的气味和投影。

《草莓》是《最后的幻象》的第一首，也是这组诗中我最喜欢的一首：

如果草莓在燃烧，她将是白雪的妹妹。

她触到了嘴唇但另有所爱。

没人告诉我草莓被给予前是否荡然无存。

我漫长一生中的散步是从草莓开始的。

一群孩子在鲜红迎风的意念里狂奔，

当他们累了，无意中回头

——这是多么美丽而茫然的一个瞬间！

那时我年轻，满嘴都是草莓。

我久已忘怀的青青草地，

我将落未落的小小泪水，

一个双亲缠身的男孩曾在天空下痛哭。

我反身走进乌云，免得让他看见。

两个人的孤独只是孤独的一半。

初恋能从一颗草莓递过来吗？

童年的一次头晕持续到现在。

情人在月亮盈怀时变成了紫色。

这并非一个抒情的时代，

草莓只是从牙齿到肉体的一种速度，

哦，永不复归的旧梦，

谁将听到我无限怜悯的哀歌？

诗歌语言精妙，比喻奇崛，内蕴悠长，即使对诗意缺乏理解，读者也可以从优美的诗句中获得愉悦；而对于另一些不满足于文字表象的读者，则可以进入内核，领会到文字背后的深意。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是也。

诗歌的开篇就令人眼前一亮：成熟的草莓红得像要燃烧起来，而如果燃烧，“她将是白雪的妹妹”。一边是火般的红和热烈，一边是雪样的白与宁静，无论是颜色还是所表达的情感上都截然相反。这是诗人在故弄玄虚吗？不。诗人马上就用一句“她触到了嘴唇但另有所爱”来暗示“草莓”的形和神存在的反差，也暗示了下文即将表达的对初恋的期待以及对少年时期的行为的反思和否定。

诗歌暗含着叙事成分。第一节和第二节是对往事的追忆，从童年的无知、少年的盲从到年轻时对初恋的向往，过渡到第三节的询问。草莓的颜色从原本的“鲜红”变成了即将腐烂的“紫色”。对草莓的态度，也是从最初的想象到嘴上的感知（“满嘴都是草莓”），再到一种历经沧桑之后的理性认识（“草莓只是从牙齿到肉体的一种速度”）。在这个过程中，“美丽而茫然”的少年不知不觉中就成长为一个洞悉时代本质（“这并非一个抒情的时代”）的成熟中年人。诗人是清醒而睿智的，他走出了时间的阴影，看清了曾经的盲从与冲动是“永不复归的旧梦”。然而，更多的曾经“在鲜红迎风的意念里狂奔”的人不愿意醒来，他们“童年的一次头晕持续到现在”，沉湎于梦境的虚幻，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在这样的状况下，诗人只能无奈地慨叹：“谁将听到我无限怜悯的哀歌？”字里行间，无时不在提醒读者生活的酸楚、迷茫与疼痛。

1989年后，欧阳江河的诗风大变，几乎再没有创作比较纯粹的抒情诗，但人们不会忘记这一组《最后的幻象》，它的委婉，它的澄明，它对世间美好事物的挽留、追忆与眷恋，都深深吸引着一批“铁杆”读者。曾参加某诗会，一个大学还没毕业的“80后”诗人义正词严地批评抒情诗，等他说完后，我怯怯地问了一句话：你读过《最后的幻象》吗？他一脸傲慢：没读过，怎么啦？我说：那你先去多读一些书再来下结论好不好？这话说完，周围响起了一片不算太热烈但也足以让我脸上有光的掌声。看来，人民的眼光真的是雪亮的。

九

在引起广泛反响的论文《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中，欧阳江河这样写道：“对我们这代诗人来说，1989年并非从头开始，但似乎比从头开始还要困难。一个主要结果是，在我们已经写出和正在写出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大致结束了。”的确，上个世纪80年代，欧阳江河已经写出了堪称“天才之作”的《玻璃工厂》、《最后的幻象》等诗歌，这些唯美而带着淡淡的哲理的作品，给它们的作者在圈子内带来了极大的名声。在这一基础上，在诗艺上如何超越，成为一个难题。更何况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气候的变化，让书斋中的知识分子茫然失措、无所适从。不是有许多诗人进入90年代，就停笔了吗？而欧阳江河没有。尽管曾经有过惶惑和迟疑，但他在往更深处挖掘，直至捧出一批更为大气的作品。因此，欧阳江河博得更多读者尊敬的不是上面所言及的幻美诗篇，而是创作于1990年的更能体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忧患意识、反思意识和担当意识的《拒绝》、《傍晚穿过广场》等厚重之作。正是这些作品，奠定了欧阳江河在中国文学史的位置，它们与王家新、西川等人的部分佳作一起，使曾经饱受诟病的“知识分子写作”具有了真正的灵魂。

我不知道一个过去年代的广场

从何而始，从何而终

有的人用一小时穿过广场

有的人用一生——

早晨是孩子，傍晚已是垂暮之人

我不知道还要在夕光中走出多远

才能停住脚步？

还要在夕光中眺望多久才能闭上眼睛？

当高速行驶的汽车打开刺目的车灯

那些曾在一个明媚早晨穿过广场的人

我从汽车的后视镜看见过他们一闪即逝的面孔

傍晚他们乘车离去

一个无人离去的地方不是广场

一个无人倒下的地方也不是

离去的重新归来

倒下的却永远倒下了

一种叫做石头的东西

迅速地堆积、屹立

不像骨头的生长需要一百年的时间

也不像骨头那么软弱

每个广场都有一个用石头垒起来的

脑袋，使两手空空的人们感到生存的

份量。以巨大的石头脑袋去思考和仰望

对任何人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石头的重量

减轻了人们肩上的责任、爱情和牺牲

或许人们会在一个明媚的早晨穿过广场

张开手臂在四面来风中柔情地拥抱

但当黑夜降临

双手就变得沉重

唯一的发光体是脑袋里的石头

唯一刺向石头的利剑悄然坠地

——《傍晚穿过广场》节选

《傍晚穿过广场》约有120行，为节省篇幅，这里只摘引前四分之一，这首诗网络上能够找到，想看全文的读者可以搜索到。

如题目所示，诗歌写的是“我”在傍晚经过广场时的所见所思，融合着沧桑的回忆与对人生、现实、世事的思考。据欧阳江河说，这首诗带有一定的自传性，1990年他生日的那一天，他来到广场上，因为这之前好友骆一禾在广场上突然离世，让他经过广场时感觉自己和亡灵在一起；而“广场”具有公共性，也是一个带有某种历史象征性和政治意义的非常特殊的场合。在一个特定的时候经过特定的地点，内心自然会波澜涌动。而我们读了全诗，不难看出，作者在诗歌中思考的不仅仅是逝去的友人，还是更广阔更深刻的生活与制度。

与《玻璃工厂》、《最后的幻象》等诗歌一样，这首《傍晚穿过广场》同样佳句迭出，而且比前者更深刻，更震撼人心。即使仅仅将其作为一篇美文，也能够给读者带来语言和修辞上的收获。读者可以尝试从该诗的任何一段读起，相信都能得到极大的享受。当然，如果仅仅赞誉它语言的独到和修辞的高妙，那么《傍晚穿过广场》就不会是一首有重量的巨作，而只是一场组词表演了。

在《公共生活的个体立场》一文中，青年评论家一行对《傍晚穿过广场》进行过精辟的解读。一行认为，这首诗的标题，可以拆分为三个词语：傍晚、穿过、广场。“傍晚”引入了时间和死亡主题；“穿过”作为人在制度语境中的存在方式暗示着投身政治或对政治的冷漠；“广场”则隐含着公共生活和世界图景的各种面相。这是从诗歌的内容的角度而言的，在诗歌的形式与表达方式上，一行认为，诗的三种主导性的声音（语调）恰好与“傍晚”、“穿过”、“广场”三个词对应：哀悼的低音对应着“傍晚”主题；激情或对抗的高音对应着“穿过”主题；而分析的平静和冷峻则对应着“广场”主题。这三种声音的交替和交织使诗在智性和激情中达到了恰当的精神平衡，从而像广场包容各种不同节奏的步调一样包容了精神的不同样态。因此，《傍晚穿过广场》成功地回应了诗歌的现代性问题，在诗学方法（诗歌自身的现代性）和诗学材料（世界的现代性）两方面都体现了对现代性的反思。

北大的洪子诚教授在《中国当代新诗史》中，对欧阳江河进行了评价。洪子诚认为，欧阳江河的价值和成就，主要体现在惊人的修辞能力上，“他的诗歌技法繁复，擅长于在多种异质性语言中进行切割、焊接和转换，制造诡辩式的张力，将汉语可能的工艺品质发挥到了眩目的极致”。与此同时，洪子诚指出，这一特点，为欧阳江河赢得了声誉，也使他受到质疑：“炫技式词语的运用及表达经验的复杂，表现了处理这种经验时的智慧，也可能导致晦涩，以及批判向度的削弱。”

总的说来，洪子诚教授的论断并无多少可以指摘之处，毕竟，欧阳江河的一些作品的确存在晦涩难解之弊，比如《悬棺》。但作为一个新诗研究的权威学者，洪子诚却没有意识到欧阳江河的诗歌中宽广无垠的思想，以及对制度的深刻的批判性，这令我非常惊讶。如果落实到《傍晚穿过广场》这首诗，我们就可以看到，欧阳江河对经验的表达臻于化境，生活与政治的主题在诗歌中得到完美而举重若轻的呈现。其结果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良心。这种品质，在当今诗坛已经越来越罕见了。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几乎等同于卖弄知识和西化句式的作品的代名词，因而饱受诟病，的确，正如作家周晓阳所指出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形势的变化，“知识分子”的含义和心态发生了变化：“很长一段时期内，知识分子一词始终有着介入社会的独立思想家的意思，依照这层定义行事的知识分子不断涌现于人类思想史中，比如号称‘出现在所有思想战线上的守夜人’的萨特就堪称典范。然而，‘知识分子’的含义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悄无声息地变化着。雅各比发现，不知不觉中，知识分子们形成了所谓的新阶级，他们依附于各种社会机构，忙于使自己符合机构提出的种种条件，更看重被社会认可，为此甘愿放弃针砭时弊的独立旁观者身份。昔日的大学教授是‘游荡于社会中’的环境不适者，今天的教授们却‘渴望得到一大笔钱，开上好车，贪求各种职位，并为得到爱情、奢华和名誉而奔赴一个又一个会议’。”（《当知识分子遁入“学院”以后》）

如果谁自命“知识分子”，首先有必要按照这段文字来检点自己的内心。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首先是一种立场，一种良知，他不会融入“主流社会”，他以审视、怀疑的眼光看待社会，而不仅仅是琢磨写作风格和文学趣味。而一些人对中国诗坛“知识分子诗人”的作品心怀不满也许是因为其中的很多人舍本逐末，专注于语句的炫耀，以西化的、饶舌的写作风格“吓唬”读者，为了“得到爱情、奢华和名誉而奔赴一个又一个会议”，而失落了批判的锋芒。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诗坛所出现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内涵上有了区别。这种品质在解放后几成绝响，虽然不能把全部责任归到诗人作家的身上，这里面有更深层的社会原因，但无论如何，如果避开担当“思想战线上的守夜人”这一神圣义务，仅仅是欧化的词语和句式，这样的“知识分子诗人”被人嘲讽是理所当然的事。值得庆幸的是，在中国，人们还能够读到《傍晚穿过广场》这样的代表知识分子良知的优秀诗篇。

十

欧阳江河出版过一些著作，但大部分我无缘一见，只于南京先锋书店购得一部三联书店出版的文集《站在虚构这边》。书中那篇《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可能是最近十年流传最广、被引用频率最高的诗学文论之一，它成就了欧阳江河“中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代表诗人兼理论旗手的双重身份。但欧阳江河又是明智的，他极少参与沸沸扬扬的两大“门派”的口水仗，包括新时期影响最大的诗会之一的“盘峰诗会”，他也没有出席，而是静心写作。这一选择不仅丝毫无损于他的名声，甚至让另一方的诗人以及王一川、陈思和等众多优秀的学者对他也持有相当的尊重。难以想象新时期诗歌要是没有欧阳江河，人们将会少了多少营养。

张清华在《谁是那狂想和辞藻的主人》中，很为欧阳江河缺席“盘峰诗会”而惋惜：“1999年在北京平谷召开的‘盘峰诗会’可惜欧阳江河没有参加，据说是他提前已经知道‘要吵架’故意回避了，但这似乎有点不符合他的个性，照理说，雄辩家正是在这样的场合才会更有激情和刺激感，但他却‘躲’了。他这一躲不要紧，一个阵营的诗人少了一员大将，致使另一方的诗人们在论辩中几乎成了赢家。其实类似这样的场合，论辩的内容也许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论辩的机巧与智谋，甚至是气势与语速。中国的先人在这方面是有传统的，所谓‘舌战群儒’。很多人都设想，如果欧阳江河在，也许完全是另外一幅场景……”其实这没什么奇怪的，1998年，欧阳江河已经离开单位好几年了，心境与80年代相比也有了极大的变化，特别是经过多年的异国生活，他必定知道，经典不是吵出来的，而是用血和泪写出来的，人们只要把每个诗人的作品往纸上一放，时间自然就能称量出各自的分量。新诗出现以来，有多少首诗能与《玻璃工厂》、《傍晚穿过广场》媲美的？我看不多。新文学出现以来，有几部小说能有《傍晚穿过广场》那么深刻的？更是凤毛麟角。

不争吵，用作品说话，这既是一个诗人的选择，也是一个诗人的自信。

如果矫情一些，我们甚至可以借用欧阳江河献给庞德的那首《公开的独白》来向欧阳江河表达自己的敬意——

我死了，你们还活着。

你们不认识我如同你们不认识世界。

我的遗容化作不朽的面具，

迫使你们彼此相似：

没有自己，也没有他人。

我祝福过的每一棵苹果树都长成秋天，

结出更多的苹果和饥饿。

你们看见的每一只飞鸟都是我的灵魂。

我布下的阴影比一切光明更肯定。

我真正的葬身之地是在书卷，

在那儿，你们的名字如同多余的字母，

被轻轻抹去。

所有的眼睛只为一瞥而睁开，

没有我的歌，你们不会有嘴唇。

而你们传唱并将继续传唱的

只是无边的寂静，不是歌。

应该承认，欧阳江河的诗歌，有一部分并非我的才识所能把握，也有一些是我眼中的败笔。比如1993年至1996年在国外创作的部分作品，平面、饶舌，因在叙述上的刻意而云山雾罩。也许他有他的道理，毕竟，“这并非一个抒情的时代”。可是，诗歌一定要“综合处理日常生活”才能领取进入90年代的通行证吗？90年代的写作非得与80年代有所区别？我看不一定。世事虽在变化，心态也历经沧桑，但有一些东西不会更改，那就是一个人心底的爱和痛，以及生而有之的性情与天赋对周围“空气”的感受力。当欧阳江河日渐祛除他诗歌中淳厚的古典情韵和对政治的思索而与“后现代”打情骂俏眉目传情，我难以抑制住内心的失落。

也许这该归咎于我性情的懒惰和艺术观念的滞后，毕竟，诗歌作为文学中的文学，必定留下了许多空白有待智慧者去征服，比如90年代和80年代相比，诗歌在叙述技巧上的探索就日新月异。美国美学家布洛克在其著作《美学新解》中说：“每一个字眼和句子的准确意义都是由它们同诗中其他字眼和句子的关系决定的。只有当我们在想象中把总体关系重新构造出来时，才能真正理解这首诗的独特含义。”道理不难懂，而要将理论落实到实践中，不是几句提醒或者十天半月的琢磨就能够达到的。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词语之间的“总体关系”要在思想中“重新构造”需要的不仅仅是意识的转变。退一步说，诗人应该理解读者的那一份小小的惰性和固执。在生活本来就十分沉重的状况下，他们更乐意读到那些相对澄明、有美感、有哲理的诗篇，而不期望被阅读折磨得过于憔悴。

十一

1997年春天，欧阳江河从美国到了欧洲，年底回国，定居北京。回国以后，欧阳江河在其他爱好——比如书法、音乐、艺术评论及策划演出等——花费了更多的时间，诗歌作品量锐减，至今十年中，平均每年大约只有一两首诗。而正是这些“其他爱好”，使他过上了“上等人”的生活。

现在的欧阳江河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呢？《新京报》记者刘晋锋在《八十年代像场天花》里进行了细腻而有趣的描述：

现今的“欧阳锋”住在由著名设计师设计的房子里，在各个房间进出得数次换鞋。入得其浩大敞亮的客厅，莫不会被其屹立在厅中央的大音箱镇住，当然更动人心魄的是整整一面墙的古典音乐CD，光是贝多芬的一首曲子就有数十种版本。

“欧阳锋”在21世纪的日常生活是以修身养性为关键词的，每天看两部电影、听几段西方古典音乐、写几笔书法读读书，周末陪陪小女儿、邀三五好友到家中玩玩扑克。“现在与朋友不谈诗歌了，光谈生活，大约是年纪大了，羞于谈诗。”

生活得太腐败了？“不是腐败，是太休闲了，而且是非常文人式的。”欧阳江河睁大他四川人那种精光闪烁的小眼睛，盘腿坐在沙发上，满面喜气地纠正我的说法。

1993年之后就不属于任何单位，写稿从来不要稿费，汇款单邮寄过来也不会去取，太费事。收入从哪儿来？做演出策划。欧阳江河不透露细节，“但很多知名的演唱会都是我促成的。我的工作方式不可复制，就是打几个电话。”除此之外，书法作品在日本有固定的订单，亦是其不同于其他诗人的收入方式。总之，“欧阳锋”已经过上了一年只需工作两个月的幸福生活。

“一年只需工作两个月的幸福生活”，是很多人的理想，套用另一个诗人的说法，我们拼搏一生，不就是想活得像个人样吗？可是，作为一个读者，我是多么希望欧阳江河能偶尔走出自己“优雅”的客厅，重新回归到语言和思想的丛林中，为人们奉献出更多玉石般的诗篇。

凑巧的是，完成上面这些文字一个星期后，2009年6月9日，我收到了欧阳江河的长诗新作《泰姬陵之泪》前14节。在邮件中，欧阳江河说：“这首长诗只写了一半，但《今天》这一期有个‘印度行’专辑，我只好先发表出来，所以可以发给你看一看。每个看过此诗的人都很喜欢。我停了多年，没写长诗，这个作品有新元素。”当我读完这300行诗歌时，我被字里行间体现出来的稳重、开阔、沉静与智慧震动了。

人们知道，泰姬陵是印度知名度最高的古迹之一，被誉为“完美建筑”，是印度教建筑中的代表作。由此可见，即使是仅仅书写泰姬陵的建筑成就，也可以写成一部长诗，而欧阳江河的《泰姬陵之泪》却没有拘泥于对这个建筑物的形式和艺术的介绍，而是抓住一个意象——泪——进行展开、生发，试看《泰姬陵之泪》开头几句：

没有被神流过的泪水不值得流。

但值得流的并非全是泪水。

在印度，恒河是用眼睛来流的，它拒绝灌溉，

正如神的泪水拒绝水泵，仿佛干旱

是鹰的事务。

在干旱的土地上，泪水能流在一起就够了。

泪水飞翔起来，惊动了鹰的头脑

和孤独。

鹰的独语起了波浪，

鹰身上的逝者会形成古代吗？

恒河之水，在天上流。

从这些句子，我们可以觅到《玻璃工厂》的踪迹，但它的语言比《玻璃工厂》更舒缓大气，境界更为高远，其灵魂兼融了古典与现代，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堪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诗歌融艺术、自然、历史、意识形态和灵魂于一体，而语调则有以往的长诗难得一见的平缓匀称的“呼吸”气息，从中，人们可以领略到庞德的《诗章》的气度。在我看来，这首诗要比《那么，威尼斯呢？》、《咖啡馆》等作品更有文学价值，也更适合欧阳江河的精神气质。它看似回归到了80年代后期的睿智与澄明，却站在睿智与澄明的肩膀上，成为一个更高意义上的开始。

欧阳江河说，在写这首诗之前，他面对恒河大哭了一场，其中既有亲人逝的悲伤，也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触。一个成年人的泪水，值得我们珍视。由于大量庸俗的电视剧的介入，“眼泪”在今天已经泛滥成灾，或者已经流干，而欧阳江河在最泛滥的地方迎难而上，直面这一事物，深入地描述它，并赋予它新的含义，所需要的不是一般的勇气。据说，在长诗的下半部分，诗人的视角会从异国回归到中国本土，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中关于“眼泪”的著名故事，孟姜女、湘妃、李清照等人将会在诗歌中重现光华，中国的“母亲河”黄河也将从诗歌中奔涌而出。

欧阳江河的“回归”，是中国文学界一件鼓舞人心的大事，虽然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泰姬陵之泪》只完成了一半，虽然我不知道它能否达到《傍晚穿过广场》的高度，但沉默多年之后，欧阳江河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他在思考着，并且没有愧对人们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