椿，老头

凝神干吗？为了看一个穿着白衬衫的老头，头很大，大得让我难过。他爬在椿树上，用一根带铁钩的竹竿采椿芽。椿芽一蓬蓬掉下，椿芽从老头身边滑过的时候，照绿他的白衬衫。几个小媳妇在椿树下。老头很得意，有点得寸进尺，他又往上爬。这棵椿树是香椿树，这蓬椿芽是香椿芽。还有一种椿树，叫臭椿，学名为樗，吃不得。白老头又把竹竿扎进稀疏的绿影里，椿芽一蓬蓬地掉下来了——这场景，把我从面前推开，其实是回忆把我从面前推开，一下推进比喻之中。

本草纲目，人肉

我先想到小时候——现在成了小时候的比喻。小时候我喜欢植物，这种喜欢与我多病有关。吃多中药，我就知道许多药都是植物。于是，植物成了药的比喻。而我对药的认识，如果有认识的话，不是从我的病开始，却是从一本书——龙葵、淡竹叶、山姜、紫金藤的图画精印在宣纸上，纸质极软极软。极软极软的纸质，软到慵懒，懒到散漫。我捏住它，我把这本书从书橱里抽出，像打开一只抽屉，抽屉是空的：上面的书随即落下，填补作为比喻的抽屉之空。由于有点年头，这本书的纸色灰黄，我翻动着，一如捉住蝴蝶。灰黄色的蝴蝶粉彩扑扑。

蹲在高大的书橱下，一摞横放着的书籍，一架竖立墙头的木梯，我抽掉一档梯级，站在梯上的人或人们纷纷坠落。从一摞书籍里抽出一本，让上面的书落下，这是我的游戏。也可以说是恶作剧，甚至不无心狠手辣——因为我从一摞书籍里抽书的时候，把它想象为一架竖立墙头的木梯。

五岁的时候，我常常会被父母从祖母那里带到他们家过星期天，我觉得父母家的家具都高大阴森，尤其是那只书橱，高大得好像只要一晃，就会倒地。我就常常蹲在书橱下，又兴奋，又恐惧。

因为恐惧而感到兴奋——

夏夜的屋子里听她讲鬼故事一样：她比我大很多，已快小学毕业，夏夜里串门，她老讲着同一个鬼故事，讲到一半（听上去像是一半），就猛一关灯并“啊”地一声高叫（关灯和高叫过后，这个鬼故事也就结束）。尽管这个鬼故事我都能背诵，但还是愿意听她讲，只有听她讲我才感到恐惧和恐惧中的兴奋。我也曾试着给自己讲过，讲到那里，也关灯也高叫，等待半天，就是没有恐惧感，更别说兴奋了。

我打开书橱木门，书橱分为两层，上层玻璃门，下层木门，这是一种很常见的书橱形式，仿佛现在时尚类杂志上比比皆是的半裸图片。玻璃门里的书红封面居多，一本一本竖排着，笔挺像那个时代四面八方的美术字。那个时代流行的美术字有三种字体：黑体、仿宋体和新魏碑。仿宋体和新魏碑的笔划虽说有点头脑和波折，整体形象还是笔挺。我的兴奋点在下层——不知父亲是为利用空间还是注意隐蔽，他把一本又一本书横放成一摞一摞，像一只一只关紧的抽屉。像一架架竖立墙头的木梯。

我侥幸抽出的是《本草纲目》，还正巧有“图卷”的那册。五岁的我，认为有图的书就是好书——连环画是我心目中的经典。狗尾草、牛扁、卷丹、小麦、大麦，我把“图卷”翻了一通，觉得李时珍没什么了不起呵，画得不像。他画的马兰，与祖母拌香干给我吃的马兰，我看来看去，看不出是一样东西。我问父亲，这就是我吃的马兰吗？父亲说，当然是。那个时候的李时珍，我是把他作画家看的：据说他每找到一种药草，就把它画下来。有次他在一个道观里见到一种果子，从没见过，他想采样，道士不许；他想画它，道士不许。道士还把李时珍痛打一顿，说这果子是贡品——后来我上小学，美术老师拿来一只蜡做的芒果，往讲桌上一放，让我们课堂写生，说芒果贡品。那时，我觉得比《本草纲目》了不起的是另外两本植物书，一本《南方常见中草药图录》，由专家与工农兵大学生合著；一本是四九年前版本，周建人编译的观赏植物。这两本书不但有图，还是彩色的。周建人那一本更逼真，因为是照片。

西方人把《本草纲目》看成“中国植物志”，但《本草纲目》里不仅仅只是植物，还有矿物、动物，甚至还有人物。《本草纲目》这本书我有很长时间不敢看它，因为我看到“人肉”：人得某种病后，可以割下大腿上的肉当药吃。太恐怖了，像八九岁时看到鲁迅《药》中的“人血馒头”——有一阵子，鲁迅的小说我也有很长时间不敢看。现在想想，也真是，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把人视作草木，也就没什么大惊小怪。况且人还比不上草木，门口那棵大桂树，祖父曾在它的影子下饮酒赏月，而祖父早已不在。

葡萄，论语，手稿，唐诗

门口还有一株葡萄。在我读过的小学里，也有一株葡萄，我们发现一条蛇盘在葡萄架上，就把它打死。前几年我路过校门而入，葡萄不见了，原先种葡萄的地方，现在是学生食堂。低矮的屋顶上，一根烟囱又小又细，简直不像烟囱，像一截粉笔头。

孔子曰“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原话是不是如此？反正《论语》也是孔子学生们的记录稿——把东村梨树迁移到西村，都会走样。为什么要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因为这是药，我想孔子可谓仁至义尽。鸟兽是药，这在《本草纲目》里可见，而更多的是草木——一些草木带着药香，慢慢地袭来，不可名状，其乐融融。一些药香罩住我，当我在植物面前，犹如地图上旅行：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美丽的国家全像植物园。从这点上看，《论语》和《本草纲目》是一个想法的两种说法。

现代植物分类学像一张地图，伊丽莎白·毕肖普说：“国家的颜色是天赋呢还是可以自选？……地图的着色比历史学家要来得精细。”而考证与描述并不能给我一个有血有肉的国家，这正是地图的特性，它精细，却没有血肉。再没有比地图更为抽象的思想，如果地图是一种思想。地图当然是一种思想，还能看到思维在跋山涉水。

我在国家穿街走巷，并不需要地图，像我地图上旅行并不需要国家一样。傍晚的街道，灰黄色的墙壁肃穆，远处的水是放轻的。一位孩子滚着铁环——我知道这只铁环来自井边的木桶，木桶已碎，而桶中的水还是以一个透明圆柱体不乏可疑的形迹站立那里。那里，是木桶的废墟，孩子的乐园。因为孩子在废墟上拣到铁环——越滚越快，圆形被拉长，仿佛虚拟的时间，也仿佛中空的花坛，中心已被蛀空的花坛。而霞彩的赤色与粉绿流淌着、变化着，未干的画幅，不定的手稿。手稿上都有一种风声——椿树上的风声，我差不多可以返回，但我继续往前几步，就像嫩绿的香椿芽一腌，变黑了。从绿到黑，我看到时间的虚线是大步流星的。最后腐烂。而手稿不会腐烂，因为不定——手稿是生长的草，绿色的、青色的、紫色的：有关农书、有关本草的手稿。草太奢侈，手稿就是草稿。

手稿与记忆，都在十字路口，而植物从根上长出，让它的美丽去流浪。隋炀帝耳食琼花之美，就下了扬州。美是一份手稿，历史是一份手稿，现实也是一份手稿，只是对我而言，字迹都难以辨认。

而与手稿最为相似的莫过于植物了。每一刻，它们都有变化的可能——不要停下吧，为——美，为——什么！不停下的历史与现实并美，因为有了区别。人站在一棵椿树下是很脆弱的，脆弱的时候，也因为有了区别。美是区别，美是脆弱，所以没有比精致的生活方式消失得更快的事物。我们用我们的粗糙和他们的精致区别开来，尽管这也是区别，却一点也不美。区别并不就是美。

梅花开时，他就移榻园中，四周张以纱幔，月光把梅花摇上纱幔，影子回青。传统的文学艺术，是古代精致生活手中的一捧雪。

说到雪，我想起白居易。雪是白的比喻。白居易把一生诗作请人抄写三份，存放三个地方，像蒲公英成熟，被风一吹，种籽四处飘散。也像是“分株”，这是植物学术语吧，反正从白居易一式三份的行为上，举一反三，我看到古代中国诗人多像是雨前的园艺师。

唐诗是春天的植物。

宋诗是秋季的植物。

这以后的诗，大抵朽木上雕花。

唐宋诗人园艺师，明清诗人雕花匠。现在的诗人，一位偶尔逛逛花店的顾客——前几天我逛花店，发现花随人气，现在的花真是朵朵徐志摩，“浓得化不开”。

晚年的白居易，尽管多病却不能忘情，深得现世三昧。生病，吃药，也是现世的快乐呵，尤其是吃中药。中医药典，几乎是一部植物志，中药在本质上是绿幽幽的。如我行走于露水草地，这些都是药：蒲公英、半边莲、车前子；在老树下，而草而药躬着身。

茯苓饼，花脸，曹操，粉红

蒲公英。

白色。

蒲公英白色的球体——一座小小的戏园，圆顶戏园，我想起一座戏园——大红舞台，吉祥如意。十几张八仙桌，听戏的人散坐着，花瓣绕住紫檀色花芯。喝茶，喝彩（喝彩是一门技术），嗑瓜子，瞌睡，吸纸烟，吃点心——我怀念这样的状态，其中有种现世和现世的快乐。这状态是嘈杂的，现世的快乐本身就不无嘈杂色彩。

法国诗人米肖自称“蛮子”，因为他认为世界的文明在东方。他到过中国，进到戏园，他说舞台上的演出与人的生存状况很接近，最让他感兴趣的是看戏的时候还有东西吃，这就造成良善和睦的气氛。

只有现世快乐之中，粉墨登场的历史同艺术下台后还会跑到我们懵懵懂懂的心里，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白一块——历史是正净，俗称大花脸；艺术是副净。明明脸上涂抹得天花乱坠不干不净，却要称之为“净”，倒不失幽默感。

历史有时候就是艺术，艺术也往往成为历史。只是历史生气，只能在鼻子里“哼嗯”几声，而艺术一旦不高兴，就“哇呀呀”了。花脸像座植物园，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白一块地一路跟着我，像我跟紧死去的祖父。

“花脸”这个词，总让我想起童年在照片上见到的一种花卉：“抓破脸”。记忆中产于南美。白色的还是紫色的花瓣上有几道像用指甲抓出的血痕。黑血痕。红血痕。在花脸之中，看上去最干净是曹操的水白脸——水粉打底加上些黑笔道勾成，这就是所谓的奸臣脸，我们叫它“白鼻头”，也就是“白鼻子”的意思。小时候有一首童谣，见到人摔跟头就唱：

奸细白鼻头，

曹操摔跟头。

大概是这样唱的。曹操是水白脸，但在印象中白的只是他的鼻子，这无疑是受上面那一首童谣影响吧。白一块的曹操鼻子，不知为什么我会常常和北京著名土特产茯苓饼叠加一起。又白又薄的茯苓饼呵，我吃掉多少曹操的鼻子呢？

在童年，我总是对大人告诉我所谓的坏人坏事充满好奇，下地狱的力量远远大于上天堂的愿望。茯苓饼我吃得不多，偶尔有人从北京来，给我捎上一盒。我现居北京，倒几乎忘记这种点心。

又白又薄的茯苓饼，好像风（细细的春风）都能把它吹起。但茯苓我到现在都没有见过，想象它的品质洁白。隐约地想起它是菌类植物，于是我就查《本草纲目》。竟没有查到。可能是我心急慌忙，也可能是茯苓另有姓名。品质洁白的高人，一般都是隐姓埋名的。我只查到“土茯苓”，不知与茯苓是不是一回事。土茯苓有一个别名很好听，叫“冷饭团”，看来可以充饥。多识鸟兽草木，生病之际就可以自己给自己找药；遇到饥荒凶年，也就不至于饿死，饿得眼冒金星，就挖个“冷饭团”充充饥吧。尽管柏油路上，一镐下去，挖到的只是下水道。

从蒲公英到曹操到茯苓饼，我的意识也流得太快，简直不是流，像在跳。但转而一想，也不奇怪。是白作了它们的线索——蒲公英是白的，曹操的脸是白的，茯苓饼是白的，“白”，是这个片段的“形而上”。

1986年初秋，我去北京出差，回苏州时给母亲带点茯苓饼，她不舍得吃，坏了。我知道她其实是不爱吃，嫌甜。她看到坏了，觉得有点对不起儿子的孝心，就说是不舍得吃。我知道。江南阴湿，茯苓饼洁白的质地上散坐着豆绿色的圈圈点点霉斑，我觉得好看，恍如“洒金笺”之梦，就拿出羊毫，在上面写字。我写了一行字：

“谁没有一只白鼻子呢？自己的白鼻子。”

这是个文字游戏。“鼻”的古字，就是“自”。即使这个“自”字已被楷体，你多看它几眼，还是像我们的鼻子。

曹操一捋髯口，白鼻子晃动，趁他白鼻子晃动之际，我多看几眼八仙桌上一只瓷碟里的一块点心。那年，我三岁。散文写到这里，我像是越活越小了——“五岁的时候，我常常会被父母从祖母那里带到他们家过星期天”，我记得前面我这样写过。瓷碟描着金边（描金碗碟从现代家庭中淘汰出去，因为不能在微波炉里使用），在杏眼般睁大的碟底，一块红色的点心是仅剩的点心。一块粉红的点心。一块洋红的点心。一块橘红的点心。一块猩红的点心。一块朱红的点心。一块淡红的点心。一块大红的点心。一块紫红的点心。一块石榴红的点心。一块宝书红的点心。一块中国红的点心。一块胭脂红的点心。一块口红的点心。一块粉红的点心。一块粉红的点心。我想起来了，是一块粉红的点心。我站在大人身后，见到他面前的描金瓷碟里有一块粉红的点心。像一朵梅花。这是现在的比喻。三生梅花草，一位辛酸人。我站在他身后，耐心地等着他回转身来，好发现我，我想他会笑眯眯地说：

“小弟弟，拿着吃吧。”

我还不时地弄出些声响，但他一直没有回转身来，笑眯眯地说，说什么呢？他被曹操的白鼻子牵连，像自己的污点。

像一朵梅花般的一块粉红的点心，使我馋了多年。我曾经多次拉着祖母姑母的手，走过一家又一家点心店，但从没有找到像这一块如此精致与美丽的点心——在大红舞台上曹操的白鼻子下晃动的粉红和梅花。

好多年了，我似乎是走在去点心店的路上。更像是走在去植物园的路上。

植物园，我只去过一次：南京，1987。在1987年，我记得我常去电影院。这是另外的生活。

梨园，过场戏

在苏州，有一种糕点也是粉红色的，也是梅花形状，但做得很大，叫“定胜糕”。搬家时候，就要送人：送给老邻居和新邻居。还有肉馒头。……她挎着两竹篮，一篮是粉红的定胜糕，一篮是雪白的肉馒头，给同住一个门堂子的邻居挨门逐户地送着，边递人糕馒，边说：“谢谢你们的照顾呵。”这是搬走时对老邻居说的；“今后要打扰你们了”，这是搬来时对新邻居说的。邻居们接过糕馒，也一叠声地答谢：“哪里哪里，客气客气。”那时候，我吃到定胜糕，就会问一句，谁搬走了，或者，谁搬来了。有时候并无人搬走搬来，是祖母买来给我吃的。

粉红的定胜糕，更像玫瑰红。搬家吃玫瑰红的定胜糕，过年吃象牙白的糖年糕。定胜糕的“胜”，有人说应该写成“榫”，它们在吴方言里是一个音。也有人说定胜糕的“定”应该写成“钉”——“钉榫糕”（定胜糕，确切写法或许是“锭榫糕”，糕形有点像古建筑中的“银锭榫”。榫卯有像粽子的“粽角榫”，糕饼当然也可像榫卯的“银锭榫”）。

她搬来的时候，最惹眼是两只大黑箱子。搬运的人坐在上面，她不乐意一一把他们扯起，她对她外甥说：“怎么能坐在这上面？没有王法。”那人大概是她外甥。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她的戏衣箱，不能随便坐，在后台，除非丑角。传说中唐明皇客串过丑角，所以后世丑角在现世里也就有了身份。她把梨园行规看成王法，那么王法在她眼中，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吆喝：

“推出午门，斩！”

大黑箱子里，放着几身戏装和一对野鸡翎子——她打开给我看过其中的一只。她早没戏了。她是演刀马旦的，下放到一家灯泡厂工作也已几年。一只又一只灯泡从她手上经过，像没完没了的过场戏。

蒲公英，抽屉

蒲公英是大地上的空中楼阁。

我在空中楼阁里做梦：梦见一群人在老槐树下找到一片蒲公英，我们摘下一朵，就把它吹散，比赛谁吹得远吹得高。常常是它们飞上一阵，我们就看不见了。

满天，满地，飘着，白色。其实是灰白色的，颤颤悠悠，一根弧圆的虚线……这一根与那一根交叉、踢腿、拿大顶，我们赤了脚，脱了衬衫，在虚线上跳跃，像……踩住石头……跑……过河……流。

他揉揉眼睛，大约飞进眼睛。眼球就是一朵蒲公英。在他身后，一件又一件紫檀家具：床梳妆台椅子八仙桌——八仙桌上，紫砂茶壶大腹便便。要伐去多少株紫檀树，才能圆你一个奢华梦？他开了灯，看到，看到一抽屉寂寞，银白清凉的，溶溶欲滴的。

我看到一抽屉溶溶欲滴欲飞不飞的寂寞……前两年，我带儿子去文庙玩——那里已成古玩市场。字画，家具，钱币，玉件，瓷器，字画，家具，钱币，玉件，瓷器，字画，家具，钱币，玉件，瓷器，字画，家具，钱币，玉件，瓷器，赝品像人生格言和警句一样受到追捧。我带他到后面的荒草朽木中去，在荒草朽木之中，他见到一棵银白清凉的蒲公英。他大概是第一次见到。他跑进荒草，摘来文庙与《论语》中的眼球。

我们坐在碑廊台阶上，一个园丁拧开水龙头，水像一股绳似地掉下，一个园丁在荒草里洗手。一个园丁双手使劲一甩，然后在裤管上擦擦，走了。其实一个园丁双手使劲甩了三甩，被甩出的水珠，留在半空，两年后还没有落到实处。

碑文也留在半空，黑底白字。碑文是白字连篇。由于寂寞，由于时间，一个字也会飞出无数种籽，文化的复数。尽管我的儿子并没有朝身后吹气。阿基米德说，是他说？给我一个什么，就能撬起地球。要撬起地球干什么？地球又不是下水道盖子。但很久以来，我眼前常有这样的图景：被阿基米德撬起的地球，一下子散架，下起一场蒲公英雨。人类的家园，在它飞翔与漂泊的途中。看似灾难，实际上是诗意。或者实际上是灾难，看似诗意。

一抽屉。地球一抽屉。人类一抽屉。文化一抽屉。知识一抽屉。散文一抽屉。蒲公英一抽屉。

“你要一抽屉蒲公英干什么？”

“因为已有半抽屉。”

醉猫草，字母，词典

据说猫吃薄荷，就会醉。

我常到那一角去玩：一间破房子——没码齐的麻将牌，前面是口水井，吊桶掉下去，听不见声响，掉以轻心，声响要好久才能听见。一间破房子，水井在前面，后面有块地，扑克大小，种满薄荷。绿的薄荷，绿的墨。姑祖母一见我在那里，从不姑息迁就，就拎起我耳朵，让我上别处。我的耳朵会又红又烫，因为烫，所以觉得红，也就是看见。觉得是一种看见。姑祖母有时候说话不好听，说我贱命，这房子以前是干粗活佣人所住。后来有个青年人租赁其中，从不和我说话，我也从不和他说话。这个青年人像匹蓝色的斑马，一天到晚不出门，埋着头，抓着笔，我从窗口望望，纸上一行一行的蓝墨水。这用蓝墨水一行一行写着的白纸，与这个青年人掺杂起来，很是神秘，于是“这个青年人像匹蓝色的斑马”了。优秀诗人都是蓝色的斑马。不优秀诗人都是不蓝色的斑马。我知道世上有诗这种玩意儿后，我想这个青年人大概是一位诗人吧。优秀诗人。会不会是叶赛宁——最初读到叶赛宁诗歌，我马上想起那匹蓝色的青年斑马、薄荷、水井、破房子和又红又烫的耳朵。叶赛宁诗歌里摇曳着很多植物，尽管我没找到过薄荷。六七岁上，我没有中国外国概念，看到海涅、雨果、普希金诗歌（我读到叶赛宁诗歌是很晚的事，那时已初中毕业在社会上混饭吃了），我以为他们就是用中文写的。当时也没中文这个概念，只以为满世界都是这一种方头方脑的文字。

我已记不清，也许就是想象——灰尘漫漶，黄昏黄色的尘灰，我从楼梯下的储藏室里翻出一只空铁皮圆盒，上面印着英文（邻居——一位有文化的小姑娘——告诉我这是外国人的字时，我咯咯大笑，“外国人”，这听起来多好玩，笑过之后，我说她骗人），一个一个字母（“字母”的说法，当然是以后才知道的。说法常常是术语的一个扩大），我以为是图案。人们上上下下，楼梯像是储藏室绷紧的鼓皮。那个时候，我常能看见打鼓，几乎天天有人在路上打鼓。鲜红的鼓身，金黄的鼓皮，时代的颜色又硬又响又有些火药味。

而薄荷在破房子后面，清凉旺旺盛盛。我把薄荷放到玻璃杯里，玻璃杯上，印着个铁路工人高举红灯。我不是爱清凉之味，主要是开水泡薄荷，绿绿的，好看。真绿，铁路工人勇敢的脸都被映绿。

有时候，也就是我趁祖母没防备的时候，往炉灶上熬得热气呼呼的白米粥锅里，扔进去一大把薄荷。一锅白粥像一口染缸，当然，这样说有点夸张，但记忆总是夸张的，记忆在夸张的力所能及作用下，翻两番，在我们心理上。夸张更多属于心理学范畴，而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我把薄荷扔进去，扔得泛滥，吃粥时候，薄荷味使舌尖发冷，像脱了一件衣剥了一层皮。

……一碗绿幽幽的薄荷粥，放些糖，薄荷的凉味也就不那么横行霸道。只是那个时代的白糖稀少得像现在过多一样合情合理。那个时代的白糖凭票定量供应，小半勺白糖也就是奢侈了，我是长孙，其他都是孙女，祖母、姑祖母肯定有点重男轻女，所以我一直口福不浅。小半勺白糖舀到绿幽幽的薄荷粥碗里，漾起丝丝白净的涟漪，其实是有点柠檬黄色，像树荫上的夕照光，像瓷瓶边的金缕曲。曲终人不见，慢慢消失，江上数峰青，青到天地无声。天地就在一只碗中——民以食为天，天地一碗中，中有薄荷粥，粥冷露华浓。小半勺白糖舀到绿幽幽的薄荷粥碗里，消失直到无声。吃粥的日子，是诗意的，这话我以前说过……

据说猫吃薄荷，就会醉。所以薄荷又叫醉猫草。

薄荷，一本夏天书，我一点一点阅读着，我回来了。回忆是阅读，更是回来——这行字在南亩采桑，那行字正东地造房，喔，把梁抬高，再抬高，再抬高一些，放成双爆竹，燃结队鞭炮，抛洒馒头、糕、糖果。上梁是件大事。造房常在夏天进行，附近的小贩闻讯赶来，向屋主兜售着薄荷糕。木匠瓦工是不用自己掏钱买的，造房期间的酒菜饭、点心、烟，全由屋主供给。

薄荷糕并不好吃，起码是乡下的薄荷糕并不好吃。

喔，把梁抬高，再抬高，再抬高一些，上梁是件大事，上梁不正，下梁要歪，当然是件大事。乡下亲戚上梁的时候，请父母去吃饭。他是位花农，种了几亩地的茉莉花、白兰花和代代花。父母遇到另一位亲戚，特地从昆明赶来，还带着女儿。这小姑娘比我小，和我养的狸猫差不多大。一位乡下亲戚会串联起许多隐隐约约的亲戚，我们彼此不认识的，他都有往来。我问狸猫：

“你那里有什么花？”

狸猫叫声很细：

“缅桂花。”

“什么？”

“缅桂花。”

我从来没听说过，我没听说过的花在我想来就不是花，狸猫急了，就问我有什么，我说茉莉花、白兰花和代代花，她说这不算，又不是你的，那我有什么花呢？“薄荷！”

狸猫笑了，说：

“这算什么花呀，在我们昆明，烧狗肉吃。”

也是，我真没看到薄荷开花，竹子开花倒还见过。薄荷是草，天生的药之草，我患鼻炎之际，去看老中医，老中医大笔一挥，处方上首先写的就是“薄荷”，接着“苍耳”。

苍耳很好玩，我从药包里抓出几个，把它藏在叔叔的汗衫上，他洗完澡，没头没脑地把汗衫一套，就会“啊”地大叫起来。很好玩。苍耳上（苍耳的果实上）有许多尖刻的倒刺，它会钩在狐狸或者黄鼠狼背上，让它们代为播种。狐狸和黄鼠狼结伴旅行，大开眼界，苍耳从它们背上落下，就长出碧绿的茎叶。

“苍耳”这个草名，我会想到“苍天有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