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 title="反对晦涩">反对晦涩73</h2>
“您是否属于新兴学派?”任何一位五十岁非文学专业的先生都会这样询问每一位二十岁文学专业的大学生。“我承认自己对此一窍不通,我还不曾入门呢……总而言之,天分从来不嫌太多;而现如今,几乎每个人都有天分。”
在试图从现代文学中找出几条美学真理的同时,我更加确信我的发现,那就是现代文学在揭示这些真理的同时又对此加以否认,我有可能因为超前扮演那位五十岁的先生而招致非议:可我却无法用他的语调说话。我认为,正如所有的秘密,在没有入门甚至不经过甄选的情况下其实永远无法完全深入诗歌的殿堂。超凡出众的天分如今似乎并不罕见。当然,如果天分就是教人写“自由诗”的某种修辞范畴,就像教人写拉丁诗的另一种修辞,让其中的“公主”“忧郁”“倚仗”或“微笑”“绿玉”人尽皆知,那么我们可以说,如今的每个人都有天分。然而,那只不过是一些分文不值的贝壳,喧嚣而又空洞,被潮汐冲向岸边的腐烂木材或锈蚀的废铁,第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可以捡到这些东西,如果他愿意的话,因为上一次潮水退却时没有把它们卷走。然而,腐烂的木材又有何用,那通常会是一只往日的美丽浮标留下的残骸——夏多布里昂或雨果也难以辨认的形象……
现在让我们回到我想在此指出的美学谬误上来,在我看来,这种谬误似乎剥夺了许多见解独到的年轻人的天分,如果天分其实不仅仅意味着独特的气质。我的意思是将独特的气质归结为艺术的一般法则和持久不变的语言天才的那种能力。许多人显然缺乏这种能力,而天生具备这种能力的其他人对此却似乎并没有系统的追求。这给他们作品中带来了双重的晦涩,一方面是概念与形象的晦涩,另一方面是语法的晦涩,这种晦涩在文学上是否情有可原呢?在这里我将试着对此进行探讨。
(写诗或散文的)青年诗人也许会用一种预先准备好的论据来回避我的问题。
他们会对我们说:“人们曾经指责雨果和拉辛的晦涩,而我们的晦涩与他们的晦涩没有什么两样。一切语言创新都是晦涩的。当思想和感情不再是同样的思想和感情的时候,语言怎么能不进行创新?为了维持其生命力,语言必须随着思想而改变,服从于思想的新需要,正如在水面上行走的鸟类蹼掌。从来没有看到过鸟类行走或飞翔是莫大的耻辱;然而,在完成进化之后,进化带来的刺激会引人发笑。终有一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惊讶会令人惊讶,就像今天行将灭亡的古典主义用羞辱来迎接浪漫主义的崛起那样令人惊讶。”
这大概就是青年诗人想要对我们说的话。然而,在恭维过他们的聪明绝顶的这番话之后,我们会告诉他们:你们显然不是在暗示那些故作高雅、矫揉造作的学派,你们在玩弄“晦涩”这个字眼,上溯到遥远的过去追寻自己的名门显贵血统。恰恰相反,晦涩是文学史上新近才出现的东西。它与拉辛早期的悲剧和维克多·雨果早期的颂诗所能引起的惊讶和烦恼完全是两码事,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说的话。在感情上对宇宙和精神法则的同样需要和持之以恒不允许我像孩子那样想象这个世界会随着我的意愿而改变,让我认为艺术环境的突然变化使得当今的杰作与过去几个世纪截然不同:它们几乎变得无法理解。
然而,青年诗人们会回答说:“老师不得不向学生解释他的观点会让您感到惊讶。然而,这在哲学史上并不常见,尽管晦涩而深奥的康德、斯宾诺莎、黑格尔很难深入。您也许对我们的诗的性质不屑一顾:那不是异想天开而是体系。”
小说家用在哲学家和文学家眼里毫无价值的哲学充塞小说,他所犯下的错误并不比我刚才归咎于青年诗人的错误更加危险,后者不仅在实践中犯下这种错误,而且还将之上升为理论。
青年的诗人和这位小说家都忘记了这一点,实际上,文学家和诗人之所以能够像玄学家那样深入到事物的现实当中去,那是通过另外一条途径,而借助于推理会冻结而不是激发唯一能够将他们带入世界核心的感情冲动。某种本能的力量而不是哲学方法让《麦克白》以其自身的方式成为一种哲学依据。毫无疑问,从本质上看,像这样形象地反映生活、与生活本身并没有什么两样的作品仍然是晦涩的,即使其思想会变得越来越明确。
然而,这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晦涩,有待于深入发掘的肥田沃土,通过语言和风格的晦涩来阻挠人们对此进行探索是令人不齿的可耻行径。
诗人并不诉诸我们的逻辑感官,所以他无法享受任何深奥的哲学家所拥有的貌似晦涩的权利。相反,难道诗人可以诉诸逻辑感官吗?形而上学的写作需要用一种非常严密而明确的语言,既然诗人无法这样做,他就只好停止写诗。
人们总是告诫我们,语言与观念是不能分隔的,那就让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在此提请大家注意,哲学必须使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因为哲学术语拥有一种几乎是科学的价值,而诗歌却不能使用这样的语言。对于诗人来说,词语不是纯粹的符号。象征派无疑会抢先赞同我们的观点:每一个词语都在其外形或和谐的音调中保留着词语原有的魅力或以往的辉煌,至少具有与其严格的意义同样强大的联想能力,它唤起了我们的想象力和感受力。谱写出某种潜在的音乐是我们的母语与我们的感受力之间的这些古老而又神秘的亲缘关系,而不是像外语那样的一种规范语言,诗人可以怀着一种无可甜蜜的温情让这种音乐在我们心中产生共鸣。他让一个古老的词义焕发青春,他在两个彼此分离的形象之间重新唤醒被人遗忘的和谐,他让我们每时每刻都心怀喜悦地呼吸故土的芬芳。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法国言语的故乡魅力——这几乎就是如今阿纳托尔·法朗士先生的言语,因为他是仍然愿意或懂得运用法国言语的少数人之一。如果诗人采用一种我们不懂的语言,让那些即便可以理解,但至少也新潮得让我们目瞪口呆的形容词接二连三地出现在仿佛只能用无法翻译的副词来翻译的语句之中,那他等于就是将这种在我们心中唤醒无数睡美人的令人无法抗拒的权利拒之门外。我也许可以在你们的注释帮助下,最终将你们的诗当作一条定理或一个字谜来理解。然而,诗多少是需要有点神秘的,否则就不会产生完全本能和自发的诗意。
关于诗人们可能提出的第三条理由,我指的是比明确的普通感觉更难表述和更加罕见的晦涩观念以及这种感觉的优势,我不说也罢。
无论这种理论究竟是什么,诗人对晦涩感觉更感兴趣的原因在于他要让这些感觉变得明确,这是显而易见的。就好像他选择在深夜出游是为了像黑暗天使那样带来光明。
最后,我要谈谈晦涩的诗人为了捍卫他们的晦涩,即出于保护他们的作品免受庸俗伤害的愿望而经常援引的那条论据。这里的庸俗在我看来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非常天真地将一首诗的概念具体化,以为能够通过思想和感情之外的其他途径来把握诗的概念(如果庸俗之辈也能把握诗的概念,那他就不会是庸俗的),这样的人对待诗的既幼稚又粗俗的观念恰恰可以被人指责为庸俗。小心谨慎地防止庸俗的侵蚀对于作品不起任何作用。对庸俗的全面回顾让我们认识到,无论是用一种简易的措辞奉承它,还是用晦涩的措辞诋毁它都永远不能让神射手命中目标。他的作品将无情地保留着他意欲取悦或触怒公众的痕迹,可惜这些平庸的欲望只能迷惑二流的读者……
请允许我重提一下象征主义,总而言之,尤其是在这里,象征主义试图忽视“时间和空间的偶发事件”,为的是仅仅向我们表现永恒的真理,它拒不承认另一条生活的法则,那就是普遍和永恒只有在个体身上才能得到体现。作品中的人如同生活中的人,即使是最普通的人也会有强烈的个性(参见《战争与和平》《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可以说,他们就像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他们越是有个性就越能更大限度地体现普遍的灵魂。
因此,纯粹的象征主义作品有缺乏生活、进而缺乏深度的危险。如果作品中的“公主”和“骑士”并没有触动心灵,而是在玩弄一种含混不清而且艰深难懂的意义,那么应该充满生动象征的诗就只能沦落为冰冷的讽喻。
诗人必须更多地从大自然中得到启迪,如果说所有一切的本质就是一种晦涩,那么所有一切的形式就是个体和明晰。生活用自身的秘密教导他们去鄙视晦涩。难道大自然在我们面前藏起了太阳或成千上万颗闪闪发亮、无遮无盖、在几乎所有的人眼里熠熠生辉而又无法破译的星辰?难道大自然会生硬粗暴地不让我们亲身体验大海或四面来风的威力?大自然在每个人路过地球的期间向他明确解释了生与死最深奥的秘密。这是否意味着它们因此渗透着庸俗,尽管欲望、肌肉、痛苦、腐烂或旺盛的肉体的语言具有超强的表现力?我特别想说的是,既然月光是大自然的真正艺术时刻,尽管它如此温柔地映照在每个人身上,然而,只有在内行的眼里,用寂静演奏长笛的月光才是大自然许多世纪以来不用任何新词就能从黑暗中制造出来的光明。
在我看来,如此这般对现代诗和散文的评论是大有裨益的。对年轻一代的这些评论之所以显得苛刻,那是为了让它们看上去更符合一个老人的口吻,这就是所谓的爱之深,责之切,目的是让年轻人做得更好。请原谅这些评论的坦率,这些评论也许会更加值得称道如果它们出自一个年轻人之口。
<h2 title="备受奉承的年轻一代">备受奉承的年轻一代74</h2>
年轻一代的选民并不比现今的选民更加明智,更难收买。因此,许多作家不仅把年轻人当作选民来奉承,甚至还亲自向他们介绍按照年轻人的趣味精心修改的种种规划,这也是最自然不过的现象。就像共和国那样,象征主义也有自己的支持者75,他们同样也会站在任何一方,而不是对没有再次当选和重新被人阅读心甘情愿地听之任之。他们远远没有因为比我们年长而自封为我们的师长,他们试图来到学校跟我们在一起,隐藏起他们对我们作为后继者的仇恨,同时把我们当作弄臣来玩赏。然而,唯有将艺术当作一种如此世俗观念的作家才会这样做,他们如此天真地认为艺术王国来自这个世界,而我们只能为他们没有教给我们的这些课程感到惋惜。可惜的是,由于某些更加高深的原因,这些作家仍然我行我素,对年轻人言听计从,而不是向他们倾诉,他们确信——他们由此将最任性的希望称为确信——从年轻人那里听到了他们想听的话,同时又不再教导我们,那是我们有权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教诲。
还有比这更加古怪的事情。一位年轻人几年来一直没有勇气告诉他们:“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想。我们是有史以来最让人迷惑的年轻一代。我们之所以看上去比其他几代人更加充满希望,那是因为这些希望都是神童般的谎言。从来就没有这么多天才,正如人们再三重申的那样,某些风格的美雅是可以学会的,因为一个鲜有天赋的记者可以在几年之中通晓他的职业,就像一个高级妓女熟悉她的职业那样。你们无法成为这样的妓女,因为你们已经太老了。你们还会被其他人长期地蒙骗下去吗?”他也许会为此给出几条理由。责任感空前地淡薄,对传统的蔑视前所未有的彻底。聪明的年轻人不关心伦理生活,他们不工作,只阅读现代短篇小说,夸夸其谈地讨论蒙戴斯或莫雷阿76,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就像从前的小学生那样肤浅,这层传统的金玉再也不蒙骗不了任何人。现代文学的好学生潮流还能持续更久吗?那将是莫大的不幸……
<h2 title="于勒·勒纳尔">于勒·勒纳尔77</h2>
他令人钦佩是因为他从不设法推托,在这一点上,他与几乎所有无法深入自身感觉的人截然相反,与其坚持和发掘内在的那种东西,他们躲躲闪闪,不再坚持,不能进一步深入自身的感觉,挫折接踵而至,结果是涵盖了一大片,他们认为这无论如何好过懂得如何深入重点。他在深入把握隐藏在感觉中的真实。全部真实?不!在最终达到某种深度和进入重点之后,他也有自己的小小推托之词,更加确切地说,那是他用两种不同的金属铸造的一首小诗,它只包含一部分真实。而这两种其他的东西并不是所有的真实,当他感到真实缺失的时候,他仍然奋不顾身地运用它们来成全他的作品和保存真实,因为没有这种合金,真实就会微不足道,这两种东西就是诙谐滑稽的矫揉造作。(珍珠鸡:“它渴望受伤是因为它的鸡胸。它在地上打滚就像驼背。”母鸡:“它从来不下金蛋,等等。”蝴蝶:“这张对折的情书在寻找鲜花的地址。”)
请注意,这里的诙谐滑稽,即延续的形象(如上面提到的“珍珠鸡”)几乎总是矫揉造作的。这里的矫揉造作有时却是真实。因此,蝴蝶“寻找鲜花的地址”就不仅是矫揉造作,这就是说,在没有真实可以延续的时候,不妨延续双关妙语的形象,祭出一个只与词语表面形象有关的结尾。然而,蝴蝶“寻找鲜花的地址”确有其真实的一面,因为蝴蝶在前往每朵鲜花寻寻觅觅的时候有可能会弄错地址,走错人家。《追逐形象的猎人》78非常差劲(弱爆了)。
<h2 title="艺术家剪影">艺术家剪影79</h2>
那是一种类型。这位先生养成的种种风雅习惯使得他必须经常去剧场,他必须要有在剧场被人看见的幻觉,滑稽的是,他在自己的文章上署名“监察先生”或者“当班执勤的消防队员”,充当起擦亮人们眼睛或兜售节目的角色。这个人往往是青年人。他尤其热衷于撰写女演员剪影。他奉承漂亮的女演员,试图撵走那些没有天分的女演员,好让漂亮的女演员上场,他出卖自己的独立人格以博取她们的欢心。对于初登舞台的新人,他会用慈父般的语调。他会列举、比较、赞扬他赞赏的艺术家扮演的不同角色。“时而残忍犹如尼禄,时而忧郁犹如封塔西奥,时而冲动犹如吕意·布拉斯,等等,”他还会借鉴其他艺术的术语进行比较。有时借鉴音乐术语:“沃尔姆斯先生演不好这个角色,他的嗓音就明白地写在那里。”他更多借鉴雕塑术语。雕塑为他提供了“古代”浅浮雕,“佛洛伦萨青铜像”,“精美的塔纳格拉小塑像”。他借鉴绘画语言来称赞萨拉·伯恩哈特80的金语“融汇色彩差异”,为的是从穆内—絮利81身上看见“一个从自己的画框中走下来”,“走在我们中间的提香”。
大艺术家从来不会有连续两天相同的时候。这样挺好,因为没有规律就是天才的标志之一。某一天,萨拉·伯恩哈特“显然在试图超越自己”。第二天,她又“低于自己的水平”,“没有表现出她的能力”。某些人“正在进步”,而另一些人则“误入歧途”。就连大艺术家也难以幸免这样的忠告。有时,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有点良心好不好,喜剧先生们。”
当批评家忘记了诸如“沃尔姆斯先生82溜走了”这样的短语时,他就会可笑地补充说:“正如已故的鲁瓦耶—科拉尔所说”或者“请允许我斗胆如此表述”。
如果“来到他笔下的”名字是莫邦先生,他就会加上括号:“你们全被下了毒药,先生们。”83
我们跟随他进入艺术家的内心深处。我们由此得知,艺术家Z小姐既是“十分机灵的淘气包”,同时又是“狡猾的长舌妇”,特律菲耶先生是“业余时间”的敏感诗人,而迪弗洛先生是“我们时代最勇猛无畏的自行车骑手之一”。84
我们熟悉他的个人生活,因为他有暴露自己的需要,在他看来,他的思想似乎带有太多的普遍性,于是他就向我们公开自己的习惯。我们知道,首场演出的那天晚上,他是在城里吃的晚餐,为了准时赶到剧场,他在上咖啡之前就离席而去,而幕布要在很久以后才会拉开。他站在观众一边。
那是付出真金白银的人
(对一行著名诗句的戏仿),他指责歌舞剧场的行政管理,控告美术学院的院长。他将花费十年的时间出齐他的“剪影”,“他的铜板雕刻”和他的“石印红粉笔画”。迪凯纳尔先生85将在他的某封信的第一页上示意他会接受这样的题赠。目前,他正在设法进入《戏剧艺术杂志》。
<h2 title="阿尔封斯·都德,一件“艺术作品”">阿尔封斯·都德86,一件“艺术作品”87</h2>
身心俱美的艺术家寥寥可数。将艺术家其人当作他们的一部更有个性的作品来欣赏会给我们带来这种梦幻的乐趣,即人们所谓的审美乐趣。艺术家的肖像——无论是出自布拉克蒙88的德·龚古尔先生肖像,或是出自惠斯勒89的德·孟德斯鸠先生肖像——如同其他文人的肖像,并不完全符合每年都在展览馆里鱼贯而过的公众的街谈巷议,这帮人对一位小说家的秃顶与滑稽歌舞剧作者的丰腴同样好奇。他们中间既有画家,也有批评家,他们的相貌特征取决于他们的思想,正如他们的作品取决于他们的个性。
关于艺术家都德先生其人,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
今天我只想谈谈都德先生这件艺术作品。
那是一件绝无仅有的艺术作品,因为在其他所有的人身上,炽热的感情和强烈的表情确实破坏了线条造型的纯净,正如一块熔化的纪念章上变得模糊的头像。在都德先生的脸上,剧烈的痛苦并没有损坏至臻完善的美。前额上一分为二的发绺犹如两只强健而又轻盈的翅膀,他的额头上闪烁的岂止是一个殉道者的荣耀。那是一位天神或一个国王的荣耀。王家风范的魅力,挥洒自如的君王模样和姿态,显而易见的尊贵是附庸风雅之辈的想象和为门房而作的小说所不能企及的。这种荣耀既没有美那么具体,也不如高贵的思想和个性那么精神,它就像高贵的习惯,换句话说,这种无意识的高贵转变为身体与面部的优美线条,遒劲简练的动作,那是化身为血肉之躯的高贵。附庸风雅之辈的谬误在于他们仅仅从荣耀难得现身的王冠上寻找荣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尔封斯·都德先生就是一个面容坚毅敏锐犹如撒拉逊城防铁器的国王,一个摩尔国王。我也知道怎样从一个国王和一个觊觎王位者身上,从凡·戴克画笔下的查理一世国王和穆内—絮利扮演的哈姆莱特王子身上分辨出一种货真价实的王家美雅。
我之所以允许自己暂时把都德先生看做一道风景,是为了能够在当下彰显他让人励志的伟大。第一次面对都德先生90的时候,我几乎不敢抬眼看他。我知道在过去的十年中,他一直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一天数次注射吗啡,刚刚躺下就疼痛难熬,每天晚上都要吞下一瓶氯醛才能入睡。我无法理解他怎么还能继续创作。尤其当我回想起自己的病痛曾经让我对其他人,对生活,对我不幸的肉体以外的一切无动于衷,我的思绪执迷不悟地围绕着这一切盘旋,就像一个躺在床上,脑袋冲着墙壁的病人,而相对他的病痛来说,我如此轻微的病痛无疑会被他当作一剂解药来品尝91。我简直无法理解他是怎样日复一日地抵御这些痛苦打击的,在他看来,我的视觉倒更像是一种拖累,我的健康身体是一种耻辱,就连我的存在本身都是一种烦恼。于是,我看到了这种可以让我们脸红的崇高,我们大家都是懦夫,确切地说,那个人的话92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不是病人和奴隶,而是神灵和国王,让风湿病患者或瘫痪的我们站立起来,让我们平静安宁或狂热焦躁,让自私的我们把自己交付给其他人,赋予完全沦落为肉体快乐与痛苦的奴隶的我们以思想:我看见了这个美丽的病人,病痛让他更加美丽,走近这位诗人,病痛也会变成诗,正如被火烧红的钢铁,他超脱了自己,把一切全部交给了我们93,为我的未来和其他朋友的未来操心,他朝我们微笑,赞美幸福、爱情和生活,这些东西他比我们之中的许多人更会享用,他继续思考、构思、口述、写作,像年轻人那样对真、美、勇气充满激情,他不断地向我们述说,更有勇气倾听我们的述说。在一次讨论中,他离开了片刻,从门口扔过来几句火热滚烫的话。回来的时候,他再次带着同样的热情继续煽风点火。我知道他再次发作的疼痛是如此的剧烈,为了不露声色,他出去注射了吗啡。他的前额闪动着滴滴汗珠。他仿佛刚刚结束了一场搏斗,正在享受胜利的宁静。正如维克多·雨果优美的诗句形容的那样,在这个美丽的前额上,从他仍然闪烁着青春“火焰”,已经变得“光明”的眼睛里,我看见了光明、思想、太阳神与背信弃义的暗夜幽灵在进行搏斗。获胜的太阳神缓慢地将后者推进黑暗的王国。在过去的一年中,都德先生的健康有所好转。在经历了一次旅行94,最后一次有可能让他付出生命代价的英勇壮举之后,生命重又回到了他的身上。他的肉体不再有任何希望。然而,所有的一切力量在一八九七年战争期间的敌人面前,在这场无声无息的战斗中,在这场坐着或躺着抗击敌人的可怕战斗中百倍增长,那是他重新创造希望和生活的灵魂。
“都德先生的健康有所好转,”这句话听上去让人不寒而栗,就好像唤起了我们对前世的神秘回忆,它让灵魂无所不能的光辉法则凌驾于物质需要的铁打法则之上。正因为如此,我才经常去贝尔夏斯街95,到都德先生这部精美而又崇高的艺术作品身旁朝圣,我认为经常去那里会给每个人带来欢乐和精神享受,大自然用一种比我们的语言更有表现力和更加生动的语言,通过比我们的风格更加透明,比我们的思想更加深邃的眼珠,比我们的形象色彩更纯净的皮肤,通过被痛苦揉皱又被毅力抚平的肌肉的生硬语汇,用痛苦、美、意志和无所不能的精神所蕴含的全部意义让我们兴奋陶醉。
<h2 title="诀别">诀别96</h2>
昨天的整个白天和今天早晨,都德的朋友们来到现在铺满了鲜花的床前向他道别,在遭受了这么多年殉道般的磨难之后,可以说,他是第一次在床上安息。所有的人都来了:从名声显赫的阿纳托尔·法朗士到最微不足道的我辈;他的对手如左拉和德律蒙97;像德律蒙那样有段时间疏远过他、现在又要求死神略施小计、永远忘记短暂的意见分歧的人;称他为大师、刚刚从他沉默不语,无言之中仍然雄辩的嘴里请教最后一个忠告的人。他是一个崇高的楷模,就像巴雷斯98以及刚才含泪亲吻去世的朋友前额的埃尔维厄99。
此时此刻,拉·冈达拉100将这些如此优美的不朽线条固定在一幅美妙的画稿上。最后一次端详阿尔封斯·都德,每个人都惊讶地发现,这是第一次看见他没有痛苦。
所有的人都感到失望沮丧,包括这个由他的无与伦比的妻子、比他的作品更令他骄傲的儿子们组成的神圣家庭。
看见这个伟人的一只虔诚的手将一只银十字架紧贴在胸前,我们不禁热泪盈眶,在生命的最后那些年中,他被钉在了十字架上。看见他胸前的这个银十字架还不及他迄今为止一直背负的十字架沉重,看见他胸前的这个与他相似、像他那样深受苦难的天主象征,我们不禁热泪盈眶。
<h2 title="罗贝尔·德·弗莱尔">罗贝尔·德·弗莱尔101</h2>
在近几年来初涉文坛的所有年轻人102之中,也许只有罗贝尔·德·弗莱尔无须这样扪心自问:“也许我只会一事无成。也许我会为了一个影子放走我的猎物。我的写作生涯——遭到了所有的其他文人,而且是资深行家的否定——尤其表明我对其余的所有一切都缺乏使命感,完全缺乏在生活中成功所必备的各种素质。也许我就是居斯塔夫·福楼拜笔下的人物之一,而且还是《情感教育》中的那个弗雷德里克·莫罗。”也许唯有德·弗莱尔先生不能这样说他自己,他每天都有所作为,我不仅是认为他每天都有更多的成就,这完全是两码事。他在生活中为他的禀赋找到了尽善尽美的施展环境。在我看来,这种格外令人羡慕的环境展现出他身上的一种格外美妙和卓尔不群的能力,我是说相对那些一流的人物而言,他身上体现出来的禀赋多种多样,几乎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您想,德·弗莱尔先生几乎从各个角落去挖掘掩埋在生活深处的现实。他多样化的思想使他能够得心应手地应付无数不同的方面。据我所知,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即使还是一个从写诗中学习写诗的诗人,也已经能够深刻地领悟如像马拉美的诗句和巴雷斯的句式,撰写精美的小说,从各种传奇和实事中发掘其中蕴含的理念和诗意;在这一时期,他经历了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的海上旅程,带回来这本不仅让文人喜爱、而且还引起学者关注、受到法兰西学院嘉奖的游记103。他从来没有错过生活的一点一滴。他变得更有学问,着手整理我们大家做梦都想一睹为快却又无法接触的真迹手稿集册,他为好几家报刊撰写文学和戏剧评论。他对现在与过去同样狂热。剧院里的大戏或咖啡馆的歌舞杂耍表演给观众带来的各种狂热——唯恐被生活欺骗的年迈学者在他们的晚年有时会后悔自己没有领略过这些离奇古怪的狂热——这位年轻的圣贤也会为之疯狂一个小时,然后他就对此进行思考。如果您以为这就是全部,那您就大错而特错了。伟大的博物学家约翰·卢博克爵士104的崇拜者得知前者跟从事棘手的商业企划的卢博克总经理是同一个人时喜出望外,您感受到的就是同样的惊喜。当您得知这个饱学之士,这个诗人,这个小说家,这个政论家就是自从执掌埃斯科里埃俱乐部105之后,将之变为剧场的年轻导演时,您也会喜出望外,他有博学多识的学者品位和不可思议的威望,格拉尼埃、梅耶、德·马克斯106那样的艺术家曾经在那里扮演作家,比如……所有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家的角色——如果您去洛泽尔107,如果您知道每个农夫挂在嘴边的就是这个年轻人的名字,这个年轻人过着自己的生活,为了能够参与在别处鲜为人知的司法和慈善活动而大伤脑筋,他将自己的行政区域变成芬乃伦式的行省,当您得知这个罗贝尔·德·弗莱尔始终就是当地人真心实意地想要将他推选为议员的那个人时,您又会怎么说?这还没完,不过对于今天来说,这就足够了。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人吧,他告诉您天才与成功,艺术与生活,生活与天才带来的享受,高尚的道德与人民的认可是可以调和的。
由此看来,在我们所有的人中间,似乎唯有他在研究唯一重要的东西,改变我们周围的生活,让生活变成美的殿堂和司法的避风港,而不是愚蠢的堡垒和凶神恶煞的虎狼窝。这又是为什么?因为他所具备的禀赋是那些有才能、熟悉司法条律和希望法治的人108(后者并不始终如一,而他却始终如一)从来不具备的。毫无疑问,人们还可以列举其他的伟大学者,然而,您真的相信这些大学者能够赋予一位作者以才能,按照自己的情趣领导一个剧院,只能对一位女演员说话吗?他们也许优雅可爱却又无能为力。毫无疑问,我们的行省中不乏其他心怀慈悲的仁人志士。话说回来,向人民喊话,受人民爱戴,让人民信任,随心所欲地引导人民的难道不也是这批人吗?毫无疑问,也有其他过分讲究的艺术家品尝过波德莱尔主义从精神世界中发掘出来的那些最精美微妙的肉体快感。然而,这些人既不具备渊博的学识,通常也没有良好的文学素养,几乎从来不关心在社会中将司法理念付诸实施,他们定然永远无法确保这些理念成为现实。罗贝尔·德·弗莱尔尤其如此。假如我对他的形形色色的理念感到恐惧,假如我对这一切恒久而牢固的基础究竟何在产生疑问,我就会再度拜访最熟悉他的人,即见证了他的伟大个性的农民,在他们看来,他与那个在巴黎功成名就之后的罗贝尔·德·弗莱尔始终是同一个人,归根结底,那才是衡量他的价值的真正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