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 title="讽刺与法国精神">讽刺与法国精神1</h2>
根据定义来看，法国精神的本质就是经院刻板、轻佻肤浅、嘲讽辛辣，一部法国讽刺史几乎涵盖了法国精神的全部历史。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种族的天才究竟是什么，在编写教材或发表演讲的人眼里，那是一种轻佻肤浅的观察和妙趣横生的嘲讽天才，我们不妨研究一下，为什么讽刺始终体现了这种冷嘲热讽的天才，至少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是这种天才本身去改变其实践和表达方式。如此这般地研究讽刺史的方法并非误入歧途；因为如果说法国精神是讽刺甚至矫情之外的其他东西，那么无论居斯塔夫·拉鲁梅2先生最近对此怎么说，这种精神必定存在于法国天才之中；如果说这种精神甚至还会以其他的无数面目出现，那么这种精神定然是其中的面目之一。这种精神甚至在法国天才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赋予它如此重要性的经院式刻板定义之所以变得庸俗，大抵有其真实的一面。更何况这种讽刺精神几乎从一开始便出现在我们的文学之中，至少是出现在摆脱了对拉丁文学的模仿的名副其实的法国文学之中，如今，在精巧颓废以及于勒·勒梅特尔3所谓的“野蛮矫情”4的精致空洞的文学中，讽刺精神在小说、诗歌和报刊中仍然十分活跃。法国讽刺精神的这种持久顽强甚至让整部法国讽刺史变得十分冗长。然而，我们不仅能够十分迅速地勾勒出法国讽刺史的大致线条，而且还能概括出法国讽刺史在数个非常古怪的时期的特征。
首先撇开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进行研究的当代和中世纪这两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时期。先说当代，我们对当代人的过分热衷和熟悉使得我们给予他们比古人更多的篇幅，而他们之中只有少数几位大师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雅克·诺尔曼先生的《坦率的麻雀》5，甚至迪奥尼·奥尔迪内尔先生的《白食》，像这样的作品显然无法跻身于《格兰戈尔》6简明扼要的概述之中，他也许会在概述中略微提到他们。姑且不说我们与当代人朝夕相处的这种亲密无间会妨碍我们在研究中将无数真正的文学之友摒弃在外，我们在颓废时代煞费苦心地做出艰难的选择。首先，极度娴熟的表达手法是如此的相同，以致我们对诗人产生了幻觉；说实话，高蹈派7甚或象征派中最微不足道的诗人吟诵8的十四行都比伟大的高乃依更加美妙。继而是早已存在、经过更新甚至剽窃抄袭的无穷无尽的思想，“训练有素的写作”泛滥成灾，合理的筛选几乎成为不可能。中世纪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事情也许比较容易，即便经过时间修剪的森林仍然茂密杂乱，我们还能采摘鲜花和果实满载而归。然而，这一时期实在太长；更何况从雷尼耶到吉尔贝9，还要经历相当长的一段路程才能用沿途的观察来刻画法国讽刺的特征。
中世纪讽刺的非凡之处在于它集伦理性、社会性和政治性于一身，尤其是作者被置放于这样一种特定的情景之中，其作品并非出自一位显贵、平民或教士之手，而是来自一个游离于社会的特殊人物，一个行吟诗人或一个“傻瓜”。总而言之（至少看上去像是出自我们通常阅读的某些文摘），作为生活在中世纪的文人，这个人物为我们的某个批评家提供了许多嬉笑怒骂的题材。然而，这个文人与十七世纪的沙龙“作家”（正如克里萨尔所说的那样10）以及十九世纪出入贵妇厅堂的那种心思缜密的波德莱尔式文艺权威截然不同。那是一个游子，他并不奉行瓦蒂尔和戈蒂埃11的那种公正无私。他的兴趣放在社会的许多方面，对他来说，他的诗人之行遍及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他就地取材，嘲弄一些乡巴佬为某位老爷逗乐解闷，他好奇地进行观察，偷偷取笑老爷及其全家。某一天，在某个村庄，他会朗读一篇平民嘲弄贵族的全新讽刺小说。就这样，机敏、明晰而又生动的讽刺犹如潺潺溪水，满载着道德观察和精神特征，用滚滚波涛连接所有的地区和河流而不是将它们分开，从十三世纪到十六世纪，讽刺风行法国，逐渐扩展，从一开始的涓涓细流（那是伦理格言，动物寓言和说教12的时代），经过不断充实扩张，汇合奥比涅13和雷尼耶，冲垮了所有礼仪和羞怯的障碍。讽刺既是训斥又寓意深刻，它冲击所有的邪恶，淹没任何流弊。
十七世纪，曾经有人试图阻挡这条汹涌的河流，清洗这些充塞着沉重的卵石和黄沙的激流。这条夹在两堵石墙中间日渐缩小的庄严河流悠然地引领着宁静的水流漫步前行。然而，故乡的这个自由自在的孩子不懂得应该如何诚惶诚恐地留住它的嬉闹和欢笑。它的生性就是不尊重一切，嘲笑一切。十七世纪，它用唱诗班的戏谑和教堂圣器室的闹剧对约定俗成和繁文缛节施行报复。十八世纪强加给它的沉默让它变得更加犀利。留给它施展一技之长的狭小地盘遭到了劫掠和焚烧。吉尔贝只能谈论作者，他对这些作者虐待施暴而不是冷嘲热讽。不久，整个社会都失去了它那警钟般的朗朗笑声，讽刺无法容忍这样的沉寂，它要挺身而出大声抱怨。于是便出现了舍尼埃14的《讽刺诗》。从此以后，它重新鞭挞社会和政府，不再囿于僵死的文学之中。真正的法国讽刺获得了新生：从雷尼耶以来的长期昏睡中幡然苏醒，四处放射“辛辣的”利箭。然而，对于讽刺来说，阅读诗歌是远远不够的。在它备受奴役的两个世纪之中，它有时把自己的异想天开引进戏剧和小说。讽刺可以在这些领域独领风骚。博马舍15只是开创了半上流社会所谓的实用戏剧。伏尔泰的小说只是最早的讽刺小说。讽刺幽默的短文杂文占据了各种报纸的每日专栏，只不过古老讽刺的回报是新版的钞票。最后，在一八〇〇—一八五〇年这段美好的时代，讽刺又拿起皮鞭武装自己。
如今，尤其在勒南16主义入侵这个社会之后，一个无比敏锐的批评家用甜腻和琐碎来形容讽刺，过分的冷漠让我们无法专注于摧毁流弊或谴责邪恶。我们只能用滑稽振聋发聩。古老的法兰西首当其冲的娱乐形式仍然是通俗喜剧、《巴黎生活》和革命传单。通常这并不妨碍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先生们将法兰西精神定义为“一种辛辣、精妙和嘲讽的精神”，这种精神“轻盈犹如一杯香槟酒泛起的泡沫”这句话，萨尔塞17先生每个月都会说上一遍。
<h2 title="名副其实的美">名副其实的美18</h2>
有的人喜欢陶醉在吸引他们的书本之中，就像他们对待鲜花、美好时光和女人。有的人则在极端真诚的煎熬下试着体验其中的深度和依据，他们为此感到扫兴。他们不断地扪心自问：这本书是否给我带来了真正的精神欢悦，抑或那只是我对时尚的爱好，模仿的本能把诸多元素融入了一代人的趣味，或许那只是出于另一种令人鄙视的偏爱？于是，他们从一本书摇摆到另一本书，无情的忧虑之风刮得他们东倒西歪。他们拿不定主意，更谈不上品尝一种纯洁的幸福。然而，有一天，他们似乎遇到了终极的码头，一个宁静的避风港，在那里，他们到处都可以找到美的凝固不动的镜子。福楼拜或勒孔特·德·利尔19将他们引领到这个宁静的国度，向他们呈现如此明显的美，美的源泉一目了然，这次出现的名副其实的美让他们坚信不疑，为此，他们久久地沉浸在喜悦之中。继而，他们又对无疑是来自名副其实的美的苍白回忆产生了疑虑，而这种美也许早在他们的灵魂形成肉身之前就已经备受关注：名副其实的美不应该如此外向，我们必须透过无数幽影，把它当作灵魂来揣摩和爱慕，而不应该如此直接、如此完善地对它进行具体的把握，这样做实际上相当于拙劣的模仿。也是这一次，忧虑的狂风的无情翅膀触动了他们。他们离开了那个（再也）无法满足他们美妙的宁静梦想的码头，重新开始他们的旅行：他们摸索着前行，痛苦地寻找美，把书本当作鲜花、美好时光和女人来欣赏的那些人对他们冷嘲热讽，把这些忧心忡忡的流浪者叫做疯子、受迫害者。其实，令人煎熬的忧虑有如谵妄，迫害就像妖言惑众的骗子和投毒犯那样，让所有的艺术家逃离这些也许唯独上天才能赐予、只有人间的天真单纯才能给予我们的饥渴灵魂。
<h2 title="圣诞故事一则">圣诞故事一则20</h2><h3>《小皮鞋》</h3>
路易·冈德拉先生著
（《两世界杂志》一八九二年元月一日）
感情之花中最美的一朵也许就是所谓的对未来的神秘希望，反思会让这花朵迅速凋零。今天与昨天同样心灰意冷的不幸恋人希望他所爱却又不爱他的那个女人明天突然爱上他——他对自己应尽的义务力不从心，他自言自语地说：“明天，我就会神奇般地拥有我所缺乏的这种毅力。”——最后，所有这些人都抬起眼睛仰望东方，期待着他们坚信不疑的一道光明突如其来地照亮他们头顶上的那片忧郁的天空，所有这些人都对未来怀有一种神秘的希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他们唯一的欲望所产生的结果，任何理性预见都无法对此加以解释。可惜啊，终有一天，我们不再每时每刻地期待来自迄今为止仍然无动于衷的一位女友的情书，因为我们明白，人的性格不会突然改变，我们的欲望也不会心甘情愿地去迎合其他人的意志，因为推动意志并且使之无法抗拒的正是隐藏在意志背后的某些东西；终有一天，我们会明白，明天不会与昨天截然不同，因为明天来自昨天。
然而，在某些尚未遭到反思过分扼杀的灵魂中，这些神秘的希望在某些风调雨顺的年代再度绽放。例如，在圣诞之夜，一种希望的芳香让灵魂飞向上帝，这些灵魂期待自己最终能够出类拔萃并且得到爱戴。这种芳香会让上帝感到喜悦，有时，在圣诞节的夜晚，作为心灵的优秀园丁，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会满心欢喜地去浇灌有待绽放的希望。他用理性的眼光来论证在某个逼真而又神秘的短篇故事中得到大胆肯定的感情，梦寐以求的某种幸福终于在圣诞之夜得到了实现。今年，我们没有圣诞故事。阿纳托尔·法郎士先生在令人赞叹的《犹太的行政长官》21中非常武断地认为，我们不能使用这样的措辞——然而，元旦的这期《两世界杂志》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姗姗来迟却又真实美妙的圣诞故事，那就是路易·冈德拉先生的《小皮鞋》22，读者无不为之感动和赞叹。夹杂着快感的同情怜悯让这个故事变得更加温柔甜蜜。在这个圣诞之夜的最后时刻，看不见的香炉在德·尼埃伊先生的心中散发出乳香和没药的芬芳，故事的结尾部分弥漫着神圣的芳香。一个小孩子的话深深地打动了他，乃至改变了他的生活，让他重新回到被他抛弃的妻子身旁。读着这期《两世界杂志》，美貌的弃妇，遭到丈夫或情人背叛的女子都能从这个小故事中获得神奇的安慰。这些美妙篇章被她们的眼泪濡湿，让她们久久地沉湎于重归于好的梦想，而在此之前，重归于好在她们看来是不可能的，不断地激发出她们最宝贵而又最不自信的希望——在让我们如此感动之前，冈德拉先生为我们刻画了德·尼埃伊先生极具讽刺意味的肖像，这表明作者对性格有着一种绝妙的先见之明。可怜的德·尼埃伊先生！他的诗让他的生活充满朝气，相形之下，他那无疑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世俗生涯就显得不那么真实了，他经常与冈德拉先生在“上流社会”相遇。他衬衣的硬胸后面有着一副无懈可击的护胸甲，遮掩在单片眼镜后面的眼睛是他的心灵的唯一出口，只有从那里才能进入戒备森严的领地，他躲藏在故作正经的态度背后，自以为这道防线固若金汤；然而，冈德拉先生的思想仿佛是那个没有具体形状的仙女，“穿梭于锁钥之间”，就像雅典娜那样，在德·尼埃伊先生的心中翱翔，为他遮挡在最阴暗的灵魂中闪烁的星星火焰，让他能够在我们面前栩栩如生地再现这些火光。冈德拉先生尊重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因此，可以说，他是货真价实的现实主义者。从创作的角度来看，对于美与丑，他一概来者不拒，同时刻画灵与肉，可以说，故事末尾的诗意来源于真实。我们梦幻中最美的花朵以我们的鲜血为汁液，以我们纤细的白色神经纤维为根茎。他为我们留住了《小皮鞋》的故事中洋溢的一切浓浓的诗意，却没有试图将人物“诗意化”“理想化”（正因为如此他才是诗人）。其实，动人的爱情奇迹发生在一个高级妓女的家里并不说明冈德拉先生拜倒在浪漫派与自然主义胆大妄为的心理学面前，后者拒绝将马里翁·德洛姆23和羊脂球的品德赋予“布尔乔亚”24。帕克蕾特·韦农也许是一位温柔有爱的母亲。然而在我们看来，她首先是一位讲究实际的母亲，她希望自己的女儿“漂亮优雅”，“生活有规律”。
我情不自禁地想到这位没有出场的德·尼埃伊太太，这个故事中仅仅出现过她悲伤而又可爱的身影，尽管她从未现身。这个故事难道不就是为她而写的吗？这些人物之所以取自“她的上流社会”也许就是为了让她更加感动，因为上流社会的丈夫比其他各界人士更多遗弃自己的妻子。艺术如此之深地根植于社会生活之中，以至于在掩盖着十分普遍的感情现实的特殊虚构之中，一个时代或一个阶层的风俗和情趣往往占有很大的比重，甚至能够为此增添迥然不同的乐趣。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拉辛在某些戏剧中将赏心乐事与罪恶混合在一起构筑悲剧命运的结局，喜欢召唤公主与国王的幽灵，难道不正是为了宫廷中那些遭受着激情令人快慰的折磨的女观众吗？可惜的是，不幸的德·尼埃伊太太很可能等不到为我们讲述这个故事的冈德拉先生向她通报这个奇迹。不过，她无论如何也不会大失所望；她不能指责艺术欺骗了她，因为撇开她的痛苦中包含的自私因素换位思考，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这个足智多谋的安慰角色还是非常丰满的。他的谎言是唯一的现实，只要人们对真实爱情的谎言还有那么一丁点喜欢，我们周围制约着我们的这些东西就会逐渐减少。让我们幸福或不幸的力量从这些东西当中脱颖而出，为我们变痛苦为美的灵魂增添力量。这才是幸福和真正的自由之所在。
<h2 title="一本驳斥风雅的书">一本驳斥风雅的书25</h2><h3>《上下颠倒》</h3>
每当老好人雅迪斯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出小戏26中用一种令人作呕的庸俗口气头头是道的时候，忠实地反映出作者对主人公敬佩之意的其他人物就会叫嚷道：“这位雅迪斯先生真是别出心裁！啊！雅迪斯先生，您的确与众不同。”《上下颠倒》是新近出版的一本精美小书，用带着恭维意味的指责谈论这本书自相矛盾的（匿名）作者大概不会让人显得同样滑稽可笑。其实，这本书的实质内容值得商榷，尽管作者流露了他的全部思想，其中也不乏某种忧郁而又妩媚的美雅，然而，人们从中感觉到的更多是一种恶劣情绪的宣泄，而不是竭诚尽力与现实本身达成一致的崇高努力。按照《上下颠倒》作者的说法，我们十九世纪的堕落来自“衣着打扮，这个法国社会的灾难……它逐渐动摇了社会大厦的基石”，而造成这个灾难的各种原因，在他看来，必须到“民主和平等的倾向中，从这个词最庸俗的意义中”去寻找——“……在路易十四时期，当君主制度以僵化和刻板的形式存在之时，对公共生活的普遍期待很高，所有工匠都在不知不觉地朝向一个更高的目标共同努力。”翻开任何一部服装史，任何一部关于奢华的律法，《上下颠倒》的作者都可以找到这种祸害本身及其在十九世纪日趋严重的蛛丝马迹，再次阅读阿历克斯27或忒奥克里托斯28，《结婚十五乐》29、马亚尔30的《誓言》或《奥古斯都时期一位罗马贵妇的衣饰》之后，他坚信不疑地认为，如果衣着打扮是灾难，那么早在十九世纪之前就已经猖獗一时的这种灾难，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就已经不那么可怕了。阿里斯托芬曾经在《吕西斯忒拉忒》中借用克里奥尼斯之口说道：“唉！女人们究竟还有完没完？她们生活在自己的闺房深处，身穿黄绸面料的轻盈服装或飘逸的长袍，香气袭人，插花抹粉，脚蹬雅致潇洒的长筒皮靴。”依我看，《上下颠倒》的作者把这种灾难的演变归咎于“民主与平等”的影响更是荒唐。如果说在古老的君主政权时期，“所有的眼光都朝向上面”，那么他是否真的以为，正如他确信的那样，他们从中观赏到的就是一种建筑在粗俗和简朴之上的景象呢？德·拉费里埃31先生在他的一本书中历数了瓦卢瓦宫廷中陪伴王后的一名贵族的嫁妆，这份赫赫有名的嫁妆能让我们这个时代最风雅的犹太女人望尘莫及，天主教报纸对这些嫁妆的描写读起来十分有趣。既然《上下颠倒》的作者声称，他也是特别喜欢跟女人进行美学交易（据我猜测，这个词意味着跟衣着华美的女人进行交易）的那些人之一，那么即使是在今天，他也应该清楚地知道，没有必要去追求这种交易，除非她们是“共和派”女人。不，无论他怎么说，我们都不能像一个拥有风雅特权却又憎恶这种特权的人那样设想民主。我们宁可将之视为一位神情庄重、衣着得体、稳重温暖的主妇，她笨手笨脚地打碎了那些放在工作和修行的祭坛上的香水瓶和脂粉罐。最后，既然我们无法进一步反驳像《上下颠倒》的作家那样富有思想和才智的人，我们也许会告诉他泰奥多尔·雷纳克32先生报道过的一个真实事件。十三世纪的里昂犹太妇女生活极尽奢华，不惜献身于风雅，为此人们不得不对她们进行十分严厉的限制。我们不得不同意《上下颠倒》的作者的看法，巴黎的妇女如今正在享受更大限度的宽容。
<h2 title="不信教的国家">不信教的国家33</h2>
如今的法国酷似保罗·布尔热34先生的这本《门徒》，后者向我们讲述了门徒的悲惨故事，这个门徒曾经投身于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家门下，这使他深感痛苦。然而，读者却更多地将之归罪于当时的政府而不是小说中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因为西克斯特先生35的课程仅仅适用于某些思想精深的人，可以假定，这些人有能力证明他们老师的学说中的长短是非。然而，“没有上帝的学校”出来的大部分学生却丝毫没有“哲学头脑”；他们只能接受人们灌输给他们的各种没有经过检验的理性，这些理性即使没有使他们绝望，至少也让他们只寄希望于一种人世间的幸福，并且因此喜欢选举甚于祈祷，喜欢炸药甚于选举。不信教的教育难道注定会是无神论教育吗？不选择上帝和灵魂的教育，就整体而言，难道就是最坏的选择吗？据说，“大家只是没有兴致谈论这些事情。”这恰恰就是唯物主义。不信教的国家取代信教的国家丝毫不会令人吃惊。人们只会惊讶地看到，否定一种宗教往往与宗教本身一样，会带来同样的不宽容和迫害的狂热。目前在公共领域强势的激进派利用他们在政府中的信徒，或他们在更有温和派倾向的人身上引起恐惧，对宗教施行各种形式的迫害。也许，人们会告诉他们，如果唯物主义是正确的（几个世纪以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大哲学家达成的默契是十足的谎言），如果不相信他小说中的现实的那个人今天构想出一种人类生活的理论，如果富于仁慈幻想的人在接受这种理论的同时立即顺应天意，不再通过暴力，而是通过他们优美高贵的作品，他们永恒的福报安享人伦之乐，那么国家也就不必委托这个足智多谋而又令人信服的诗人去治愈我们的苦难，这些苦难首先包括一个伦理结论，比如社会主义。由此可见，这种关于生活和幸福的理论是存在的，它长期以来被人接受而且名正言顺；可以说，它就像真理那样确凿，《不妥协者》和《灯笼》（在哲学界却不具备权威！）的编辑们一口咬定这种理论没人赏识。法国在学习这种理论的过程中壮大成长，勇气倍增，无私公允，光荣体面。法国在实践和思辨领域最纯正的杰作应当归功于因为基督教而被提高到自身之上的某些思想。如今，法国传教士将文明推向东方，这个时期最大胆的哲学家可以满怀虔诚去冒犯街头巷尾的唯物主义杂货商。他遵从的宗教法规并没有妨碍笛卡尔和帕斯卡尔，而这样的宗教法规对于某些市府顾问恣意放纵的才智似乎是一个阻碍。正因为如此，法国才得到了“解脱”。可怜的解脱！人们在解脱了一种义务之后反而不那么自由了，人们遭受着自己恶习的束缚。刺杀皇帝只是向俾斯麦亲王宣告“文明斗争”36的悲惨结局。但愿社会主义的进展能够引起政府的恐惧，告诫政府如今存在着比教会的巨大势力更加可怕的东西，如果人们不能严肃认真地批驳像奥梅先生37那样虚妄的哲学，那么事实上它就会在实践中扩展其后果，就像所有愚人的哲学那样，成为一种带有破坏性和走向灭亡的学说。
洛朗斯
<h2 title="东方奇观">东方奇观38</h2><h3>《亚洲土耳其游记》</h3>
德·肖莱伯爵先生著39
献给热衷旅行的亨利·德·罗特希尔德40
I
可惊的旅人！我们从你们像海一样
深沉的眼中读到多么高贵的故事！
请打开你的藏有丰富回忆的宝箱，
拿出用星和大气镶成的奇异宝石。
我们想出去旅行，不借助帆和蒸气！
为了安慰我们那像坐牢似的厌倦，
请把你们以水平线为画框的回忆
映上我们像画布一样张着的心坎。
你们看到过什么？
波德莱尔，《旅行》41
旅人在追忆中很有把握地将那个即将在我们面前呈现形形色色的人与物的魔术师的地址告诉了我们，尽管在这个方面，没有人比德·肖莱先生讲述得更加精彩。然而，同样陶醉于美的世界及其浮华的波德莱尔却说，这些“高尚的故事”不是现实：
最最富丽的城市，最最壮丽的风景，
从来没有具备过这种神秘的魅力，
像那些白云偶然变幻而成和美景
我们到处都曾看见……
那种使人厌倦的、永世之罪的场面……
从旅行中获得的知识是多么辛酸！
单调狭小的世界，不论昨今和以后，
永远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面影，
就像沉闷的沙漠中的恐怖的绿洲！
（同上）
然而，对毫无用处的华美事物尤其敏感的一代人已经被首先赋予生活以目标和意义，为人类具有在某种程度上创造自己命运的感情而忧虑的一代人所取代。旅行的伦理现实已经恢复原状（参见保罗·德雅尔丹42的《现时的义务》）。这样的现实归结为人类在意志上付出的努力及其在伦理方面取得的改善。我们只想为此说明，最讲究的艺术家，最高尚的伦理学家都会喜欢游记类书籍，他们不仅对科学饶有兴趣，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体现了最高级的智慧和最令人钦佩的活力，比如我们向读者推荐的这位作者。
II
“如此富饶慷慨的大自然散发着自身的活力。”德·肖莱先生用这些词语来形容法兰西，他在该书的结尾好像也这样形容他自己。这本书之所以生动有趣，是因为从所有形式下透露出来的那种生命力，那是依附于各种风景，重新创造这些风景的艺术想象的感性生活，思考最严肃的历史问题的刻板精神生活，意志顽强地继续最艰难的事业，圆满完成这些事业的坚持不懈和不屈不挠的生活。精神和行动的狂热让德·肖莱伯爵对整个旅行的叙述充满热情，他毫不犹豫、毫无怨言地完成了从君士坦丁堡到埃尔祖鲁姆、迪亚巴克尔、巴格达和亚历山大港的旅行，尽管一路上气候极为恶劣，盗匪出没，遇到来自各个方面几乎无法克服却又被他轻松克服的困难，这样的轻松自如赋予风格以某种独特的生命。能够用当地语言与土著人交谈的随行军官（朱利昂先生）使得德·肖莱先生能够沿途收集到构成他这本书华彩部分的一些非常有趣的传奇。这些传奇犹如在远离我们的地方含苞绽放的鲜花，从不同于我们常见的男人的嘴唇上散发出芳香，他们的思想却奇怪陌生而且与众不同，即便我们对此可以理解。这些传奇的实质往往是一种饶有趣味的现实主义，我们将要在这里讲述的这个绝妙的“恋人城堡的故事”就是见证，《巴黎回声》上一期的副刊之所以没有刊登这个故事是出于健康的考虑，我敢说，那是治疗身体虚弱的冷水浴处方，尽管它有引人入胜的标题和纯属虚构的诗意。
III
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总体上给德·肖莱先生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多次赞扬他们的家庭感情。他甚至对土耳其青年的美有过专门的精彩描写。他刻画亚美尼亚人的篇章虽然精彩，却不怎么讨喜。在谈论过这些人之后，德·肖莱先生又说：“亚洲的土耳其是个独特的国度，那里不仅并肩地生活着互不相干的不同种族，而且还奉行着各式各样的不同宗教。亚美尼亚人或希腊人，伊斯兰教徒或叙利亚人，马龙派教徒或迦勒底人，格利哥利派或聂斯脱利派，某些毫无意义的宗教仪式或阐释上的分歧有时造成了无法调和的帮派之间的互相争斗，尤其是在人多势众、十分卑鄙的神职人员的煽动下。然而，有些人更加兼容并蓄，开塞利城的一个基督徒大商人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他将自己的长子送到亚美尼亚人开设的学校，将二儿子送进耶稣会，将三儿子送到新教学堂。他坚信，这样做可以使他得到各派的支持，让他的孩子每人奉行不同的信仰就是让他们无偿接受良好教育的方式。”开塞利城的这个居民是否有点像梅拉克43先生笔下的那个人物？后者离开他的那些无形的同伙就是为了前往小亚细亚殖民。有关埃尔祖鲁姆的那一章尤其好笑。当警察马上就要追上德·肖莱先生和他的随从时，军队却列队从他面前经过，卖力地向他致敬。他不得不郑重其事地进行大阅兵，尽管他只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中尉。“我们刚刚走了几步就被人认了出来，操场上鼓声大作，士兵们亮出武器，军官们挥舞旗帜沿途向我们致敬，乐声响了起来，我们这些习惯于演练阅兵而不是检阅军队的可怜中尉不得不身穿我们的旅行衣装，头戴直筒无边帽，手提马鞭从队列前面鱼贯而过，我们仿佛置身于梦境之中，惊讶地注视着我们的衣袖，看看那里有没有在一夜之间突然长出几颗星星来。”
最后，我想就这个旅人希望深入研究的奥斯曼帝国的目前现状做一些基本的回顾，读完这本书的读者也许不会为此感到失望。
在伦理观的发展与科学进步之间，一个均衡的国家需要和谐。而这种和谐在土耳其并不存在，我们看到，在欧洲的压力之下，政府颁布令人赞叹的改革政令，购买机器，配置军火，在必须执法、推行新发明和开枪射击的时候，这个政府所要面对的是统治者为压迫被统治者而特设的一个官僚等级制度——处于最底层的农民就是从州知事到警察宪兵按部就班地敲诈勒索的受害者，辛勤劳作的农民永远无法偿清强加给他的赋税——行政官员的军队榨干了（这是专用术语）他们治下的民众，这就是奥斯曼帝国的现状——卡特琳娜二世拿她手下的将军的过错与土耳其人的无可救药相比较，她说：“我们的人只是年少无知，而他们的人却是老年痴呆的极度衰弱。”——一个世纪以来，对土耳其帝国前景的评价似乎从来没有改变过。
这本书鲜活逼真，没有奢望却又不乏才智，因为它既是反思，又是生动别致的观察，其中的描写就像水彩画一般清澈透明；书中的所有一切都是通过直观的语调讲述出来的，更加确切地说，它来自个人的切身体验，那是永远无法模仿的直指人心的语调。
<h2 title="《恍如梦中》">《恍如梦中》44</h2><h3>《恍如梦中》</h3>
亨利·德·雷尼埃著
对诗歌一窍不通的岂止是法官、医生、行政官员和上流社会人士。伟大的演说家、伟大的历史学家、伟大的戏剧家和伟大的“文人”也不见得真正爱好诗歌。因此，人们没有权利指责我们在这里试图宣传一部出色的诗集是愚蠢可笑的举动，因为这样做并不需要渊博的学识甚至智慧。阅读一首诗难免会让任何聪明人士大失所望，相对这种失望而言，《恍如梦中》45给不喜欢诗歌的上述人士准备的失望更加残忍。因为一般来说，诗歌或多或少包含着奇异陌生而又各司其职的因素：阿罗古先生46的诗带有雄辩的成分，而里什潘先生47的修辞是既辉煌又唐突，大有乘坐阿尔戈战船前去掠取金羊毛的那种动人心弦的胆魄48。
然而，这一次却没有任何实体可以挂靠，唯有一望无际的喧嚣和青蓝色辽阔境域在映照着天空的永恒，它贞洁犹如大海，不留人类的痕迹，没有任何世俗的废墟。然而，那些爱好诗歌的人却可以在其中无止境地做梦，在大海或波德莱尔、拉马丁49或维尼50的诗句中徜徉。亨利·德·雷尼埃堪可与这些大诗人相媲美，在我们的景仰中，他的地位远远高于表面上让人难以接近的高蹈派诗人。可我们的赞誉——即便是如此的简短——却必须恰如其分才好。如果像这样的诗不是智慧的结晶，那我们又怎么敢断言它不同凡响，我们又怎么能够在为之陶醉的同时鄙视自己为此陶醉呢？
哲学家们试图在人们通常所谓的智慧之上把握一种至高无上、像感情那样专一和没有极限的理性，这种理性既是他们思考的对象，同时又是他们思考的工具。《恍如梦中》略微体现和展示了这种理性，对事物的这种神秘而深刻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