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女性的这种奇特的间歇性沉默与活跃，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律和习俗造成的。如在15世纪，一个女人若不愿嫁给父母为她选中的男人，父母就打她，强迫她出嫁。在这种情况下，简直不可想象她会搞什么艺术创作。又如在斯图亚特王朝，一个女人嫁给哪个男人也不是由她本人决定的，而她一旦嫁给了某个男人，「至少依据法律和习俗」，那个男人便「理所当然」成了她的主人。这样的女人，恐怕也不大可能有时间和勇气去写小说。社会环境和社会导向会对人的心灵产生巨大影响，这在我们这个精神分析时代已开始为人们所认识。此外，从艺术家的回忆录和书信中，我们也开始得知，艺术创作不仅需要有非凡的才能，而且还需要社会的呵护——这一点，只要读一读济慈、卡莱尔和福楼拜等人的传记和书信便可知晓。
所以，很显然，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不寻常地兴起，是以法律、习俗和日常生活中的无数细微变化为前提的。当时的女性已稍有闲暇，还受到某种程度上的教育。中、上等阶层的女性自己选择丈夫，也不再是稀罕事。值得注意的倒是，当时最杰出的四位女作家，即：简·奥斯汀、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和乔治·爱略特，都不曾生育子女，其中有两人还从未结过婚。
那时，不准女性写作的禁令虽然已被解除，但看来仍存在着相当大的社会压力，使得当时的女性即使要写作，也只能写写小说而已。那四位女作家，她们的天赋和个性其实大相径庭，相互之间的差异甚至超过任何四个普通女性。简·奥斯汀和乔治·爱略特截然不同；乔治·爱略特和艾米莉·勃朗特也毫无相似之处。可是，她们的教养却差不多，所以都从事同一种职业——写作；而且，当她们写作时，都只限于写小说。
小说对于女性来说，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种最容易适应的文体。道理很简单，因为写小说不太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和戏剧创作及诗歌创作不同，写小说比较随便，有时间随时可写，没时间随时可放下。乔治·爱略特就曾一边写小说，一边照料她父亲；夏洛蒂·勃朗特也经常为了削土豆而暂时搁笔。女性生活通常局限在起居室里，那里因为有客人来来往往，这才使她有可能观察形形色色的人，了解人们不同的个性。也就是说，她的生活使她有可能成为小说家，而非诗人。
即便是在19世纪，女性的生活仍仅限于家庭生活，女性的情感也仅限于家庭情感。在这方面，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固然表现得非常出色，但由于当时的女小说家因其性别而被排斥于其他生活领域之外，她们的小说也确有生活经验褊狭的缺憾。毫无疑问，小说家的生活经验对于其写作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假如康拉德不曾当过水手，那么在他的小说中就不可能有那些精彩的海上生活描写；假如托尔斯泰不曾当过兵而且亲身经历过战争，假如他不是那么有钱而且受过良好教育，不曾接触过社会各阶层的人，没有那么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社会阅历，那么《战争与和平》就会变成一大堆空空如也的废话。
然而，对于《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维莱特》和《米德尔马契》的作者来说，除了中产阶级家庭的起居室和客厅外，其他生活领域的每一扇大门都是紧闭着的。她们不可能有战争经验或者航海经验，也不可能有政界经验或者商界经验。不仅如此，就连她们的个人感情生活，还要受到法律和习俗的重重限制。乔治·爱略特由于和刘易斯先生未婚同居，便招来公众舆论的指责，迫使她不得不搬到城外去住，从此闭门隐居。这样的处境，当然不利于写作。乔治·爱略特曾写道，她从不邀请客人上门，除非有人主动来看望她；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另一个地方，托尔斯泰正活跃于军界，正和来自各阶层的男男女女交往，生活散漫而无节制，却从未受到过公众舆论的指责。而正因为托尔斯泰拥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他的小说才会写得那么博大精深。
小说家生活经验的不足当然会影响其作品的质量，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就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而言，还有另一个与小说家性别有关的原因。我们在《米德尔马契》和《简·爱》中能感受到乔治·爱略特和夏洛蒂·勃朗特的个性，就像在狄更斯的小说中能感受到狄更斯的个性一样，但与此同时，我们却又能感受到一种在狄更斯小说里所没有的东西，即：女性意识——一种因自身受到歧视而感到愤怒、因自身不受重视而想大声呼吁的女性意识。这就使当时的女性小说比一般的男性小说多了一种额外的因素，而这一因素，通常会使小说扭曲，或者说，是这类小说的一大缺陷。小说家一想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声辩，或者把小说人物当作发泄小说家自身不满情绪的传声筒，无疑会产生一种令人不安的副作用，那就是：读者不能单纯地把注意力集中于小说本身，而必须双重地关注那些与小说无关的问题。
简·奥斯汀和艾米莉·勃朗特则不然，她们既不热衷于这类女性吁求，也不理会男性的蔑视和责难，可谓我行我素。不过，这只能归因于她们不寻常的个性。对于一般女性来说，要想克制自己的愤怒情绪，不仅需要明澈的心境，还需要坚强的意志。女性从事写作，总不免要遭人嘲笑和受人指责，总会有人以种种方式来证明她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就很自然地使她们感到愤愤不平。我们在夏洛蒂·勃朗特的怨恨和乔治·爱略特的隐忍中便可看出这样的反应。至于在一些二流女作家那里，就更容易看到这样的情绪反应了。有时，她们选择的小说题材就是情绪化的；有时，她们极不自然地逞强好胜，而有时，却又极不自然地表示温顺，以至于处处都显得虚伪做作。她们受制于男性权威，想象力不是太男性化，就是太女性化，唯独没有人性的自然本色。所以，她们的作品也就没有什么艺术性可言，因为艺术的根基恰恰在于人性的自然流露。
由此看来，女性写作若要发生什么变化的话，首先应该是写作态度的变化。将来的女作家不应再那样愤愤不平，因为她们已不必再为自己的性别请命，也不必再对男性提什么抗议。这样的时代虽说至今尚未到来，但我们至少正在接近这样的新时代，即：女性写作将极少、甚至完全不受非艺术因素的影响，女作家除了专注于艺术想象，将不再受任何其他事物的干扰。过去唯有那些个性非凡的天才女性才能达到的超然境界，现在对于普通女性来说也不再是不可企及的了。现在的女性小说，较之于一百年前或五十年前的女性小说，显然更加名副其实，更加生趣盎然。
然而，即使在今天，一个女人若想自由自在地写作，还是会遇到诸多问题。首先是语言问题。也就是说，现有的语言形式对她来说并不适用。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其实极为棘手。现有的语言是由历代男性创造的，它们过于规范，过于繁琐，过于沉重，并不适合女性使用。而小说的生活覆盖面又如此之大，小说家非得找到一种自己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的语言不可，因为唯有这样，才能轻松自如地把读者从小说的第一页带到最后一页。所以，今天的女性作家不得不自己创造语言，或者说，不得不将现有的语言大大地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女性思想的自然表述，以免现有语言歪曲她的原意，甚至压垮她的思想。
当然，这只是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要真正实现这一目的，还需要女性作家具有不畏艰难的勇气和百折不挠的自信心。小说归根结底是一种关于人、关于自然、关于神、关于大千世界的陈述，是一种力图将不同事物联系在一起的尝试。在任何一部有价值的小说中，各种不同的事物虽然都经小说家的想象而重新获得秩序，但事物的另一种秩序，即生活中的常规秩序，依然不可忽视。由于常规秩序的仲裁者历来是男性，即生活中的一系列价值秩序是由男性制定的，而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又有赖于生活，所以男性价值观在小说创作中历来占主导地位。但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艺术中，女性的价值观都可能和男性有所不同。于是，女性在写小说时就会觉得有必要更正现行的价值尺度——有些被男性认为毫无价值的事物，她觉得应该认真对待；有些被男性视为价值重大的事物，她却觉得无聊之极。这样一来，她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指责，因为批评家都属另一性别，他们对她试图改变现行价值尺度的做法确实会感到大惑不解，甚至惊恐万状。他们从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一般的见解不同，而是一种和自己的价值观截然相反的女性价值观，于是便一致认定，这样的价值观是非理性的、武断的和混乱的。
尽管如此，女性在这方面却变得越来越有独立见解了。她们不仅开始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她们的小说题材也开始显示出某些变化。她们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往往只注意自己，而是开始更多地关心其他女人了。19世纪初的女性小说大多是自传性的，女性写作的最大愿望就是想倾诉自己的苦难，并借此抒发自己的理想。现在，这一愿望已不再那样迫切了，女作家已开始冷静地反省自己的性别，而且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塑造女性自身的新形象。这是前所未有的，因为直至最近，历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几乎都是由男性作家塑造的。
这里，女作家又遇到一个棘手的难题。因为从总体上讲，女性不像男性那样容易观察。女性的日常生活过于平淡，很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可以说，她们生活中的每一天都不留痕迹地消失得无影无踪。煮好的饭菜被吃掉了；养大的子女离家走了。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呢？有什么事情可让小说家大做文章呢？几乎没有。她们生来默默无闻，就如一些隐姓埋名的人，简直让你无从寻找。而现在，女作家首次要在小说中探访的，就是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国度。此外，由于现代女性已开始涉足某些社会职业，女作家还要关注这一新的动向，观察它对女性思想和生活习惯的影响。她需要观察女性生活是如何从地下冒出来的，同时需要观察，女性暴露于外界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此等等。
所以，如果有人想总结一下当前女性小说的基本特征的话，那么不管此人属哪一性别，都会说这些小说是大胆的、真诚的，是和现代女性的所感所知息息相关的。它们不再愤愤不平，也不再一味强调自己的女性风格，但它们的写法，又确实和男性小说大不一样。这样的写法，如今在女性写作中已相当普及。因此，即便是现在的一些二流乃至三流的女性小说，也不无价值，也同样令人感兴趣，因为它们至少是真诚的，坦率的。
关于当代女性小说，除了上述优点，还有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值得进一步探讨。英国女性过去一直生活在一种不可名状的昏暗中，现在她们已成为合法选民、有薪俸的雇员和有责任感的公民。这一变化无疑会使她们的生活和艺术都趋于非个人化。她们的人际交往不再仅限于个人情感，而更多地渗入了知识成分，甚至政治因素。以往，她们只能通过丈夫或者兄弟的眼睛模模糊糊地了解世事和表示疑问，如今她们不再诉求于他人了，而是在为自己的实际利益直接采取行动。既然如此，她们的注意力势必要从以往唯一可关注的个人生活转向非个人的社会问题，她们的小说自然也就更多地倾向于社会批评而不再那么具有个人色彩了。
「牛虻」的角色过去一直由男性扮演，但我们可以料想，女性不久也将扮演这一角色。她们的小说除了揭露社会弊端，还将提出整治之法。她们笔下的男男女女将不再单纯地纠缠于个人情感，还将直接卷人种种社会争端、阶级冲突和种族矛盾。这是一方面的重要变化。但对于那些不太喜欢「牛虻」而更喜欢「蝴蝶」、也就是不太喜欢批评家而更喜欢艺术家的人来说，另一方面的变化也许更让他们感兴趣。那就是，迄今为止女性小说中最薄弱的一面——即缺乏诗意——将随着女性生活的日益非个人化而大为改观，因为非个人化的生活更有助于诗性的培养。女作家将不再像以往那样一味注重事实，不会再满足于准确地描述自己偶然观察到的一些生活细节。她们会越过琐碎的个人生活和乏味的政治活动，会把目光远远地投向诗人的领地，去关注过去唯有诗人予以关注的大问题，即：人类的命运如何，人生的意义何在。
当然，诗性的培养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物质生活的富裕。要有闲暇，要有一小笔钱，要有超越个人得失而静思万物的可能。有了一点钱和足够的闲暇，女性自然会比以往更加超脱，更加用心于笔墨。她们会更加自信、更加精妙地写作。她们的技巧也会更加娴熟、更具创意。
以往的女性小说，若有长处，大凡也属天籁自发，就如山鸟或画眉的鸣叫，不是学来的，而是生来就有的。不过，这样的鸣叫有时也过于随意，过于冗长——往往只是在纸上饶舌，把一些只言片语连在一起罢了。将来的女性，若有时间和书籍，若能在家里有一小块属于她们自己的空间，那么文学对于她们来说，就像对于男性一样，也会成为一种可以研习的艺术。女性的天赋将得到培养，而且将发挥得更好。那时，女性小说将不再是倾倒个人私情的场地；女性小说的地位将大大高于今天，将成为和其他文学体裁一样受人重视的艺术品，而且其历史和现状也将得到充分研究。
由此只需再往前走一小步，女性就踏人了至今还极少涉足的精深写作领域——即散文、批评、历史和传记的写作。就小说来说，女性涉足这些领域肯定是有益的。这样不仅有助于提高女性小说自身的质量，还能把那些本不想写小说、只因为写小说容易才写小说的女性疏散开，而当那些多余的历史遗留物一旦清除后，女性小说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鱼龙混杂了。
所以，我们或许可以预言，将来女性小说的数量会有所减少，但质量却会更好；将来的女性不仅写小说，同时也会写诗歌、批评和历史。当然，这一预言还隐含着女性对一个美好时代的向往：到那时，她们将拥有长期以来一直所被剥夺的东西——闲�、一小笔钱和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
为何女人写的书总有局限
在18世纪中期，有数百个女人翻译或者撰写了许许多多的蹩脚小说，她们以此增加私房钱，或者在紧急时刻救助家庭。那些小说现在已没有人再提起了，但是在查林十字架路的廉价书摊上仍可偶然发现。在18世纪后半叶，女人们的头脑变得极其活跃——她们谈话、聚会、撰写有关莎士比亚的文章、翻译经典作品，等等——而使她们头脑活跃起来的原因，就是那个不争的事实：女人也可以靠写作来挣钱了。
钱可以使本来微不足道的事情显得似乎很有尊严。人们或许有理由嘲笑那些「一心想涂鸦的女学究」，但不可否认的是，她们毕竟把钱放进了自己的腰包。正因为这样，到18世纪末，就发生了一大变化——要是历史能重写的话，我认为这一变化比十字军东征或者玫瑰战争更加重要，应该予以详尽记述。那就是，市民阶层的女性也开始写作了。如果说，不仅《傲慢与偏见》很重要，《米德尔马契》</small>《维莱特》</small>和《呼啸山庄》</small>也很重要；如果说，当时不仅在乡间大院里有一些身边总有一大堆书和一大堆恭维者的贵妇人在写作，而且普通女性也开始写作了，那么，这样一件重要的事情便不是用个把小时就能讲清楚的了。反正，如果没有马洛，就不可能有莎士比亚；如果没有乔叟，就不可能有马洛；而如果没有那些最初把粗野的英语加以驯化的早期诗人，那么连乔叟也不可能会有；同样，如果没有那些最初敢于拿起笔的女人，如果没有那些先行者，那么无论是简·奥斯汀，还是勃朗特姐妹和乔治·爱略特，都不可能写作。要知道，一部文学杰作是不可能孤零零地从地里长出来的，而是许多人经过多年的努力才会产生。在每一个作家的背后，总有别人的经验。所以，简·奥斯汀应该到范妮·伯尼的墓上去敬献花圈；乔治·爱略特应该感谢伊莱莎·卡特</small>的在天之灵——这个勇敢的女人，为了一大早起床背诵希腊文，曾把一只铃系在自己的床架上；而所有的女人，都应该带着鲜花去谒拜阿弗拉·贝恩</small>的陵墓——她被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墓地里，当初有人觉得她不配，现在看来她当之无愧，因为是她最初为女性赢得了表达思想的权利。也许她过于多情，身世也有点可疑，然而正是有了她，我今天才敢对女人们说：「凭你们的聪明才智，你们每年也能挣到五百镑！」
我们发现，到了19世纪前半叶，女人写的书已占据了书架的好几层。但是，每当我浏览这些书的时候，总要自问：为什么几乎全是小说？因为我们知道，最原始的创作冲动是想写诗，真正的「诗歌之父」就是某个女人。所以，无论在法国，还是在英国，都是先有女诗人，然后才有女小说家的。此外，当我看到那四个响亮的名字时，我又想：乔治·爱略特和艾米莉·勃朗特，她们两人有哪一点相像？夏洛蒂·勃朗特和简·奥斯汀，她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除了她们四个人都没有孩子这一点相同；可以说任何一个房间里的任何四个人都要比她们相像——要是她们四个人在一起谈话，那情景可真古怪极了。然而，不知出于什么缘故，当她们四个人写作时，却不约而同地写的都是小说。于是我又自问：这会不会和她们都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有关？会不会像艾米莉·戴维斯小姐在她们去世后不久便证明的那样，因为在19世纪早期的中产阶级家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因为一个女人要写作，如果不得不到全家共用的起居室里去写的话，那她总要受到干扰而不得不中断的，就像南丁格尔曾抱怨的那样，「女人从来就没法说有半个小时是属于她自己的」。不过，说得说回来，在起居室写散文或者写小说，总比写诗或者写戏要容易一点，因为不需要那么集中精力。简·奥斯汀一直到死都是这么写作的。「她能这么做真是令人惊讶，」她的侄子在回忆录中写道，「因为她没有自己的书房，大多数时间只能在共用的起居室里写作，而那里不断会有各种各样的干扰。此外，她还得小心翼翼地不让佣人或者客人，还有家里的其他人，知道她在做什么。」她总是把小说稿藏起来，倘若正在写的时候有人进来，她就赶快用吸墨纸把稿子盖住。还有，在19世纪早期，一个女人所能获得的文学经验，大凡还只能靠她自己去观察他人的举止，分析他人的个性。而几百年来，女人的情感一直受家庭起居室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在家庭起居室内培养起来的。他人的行为举止给她们留下深刻印象。在她们眼前出现的，往往是人们的个人交往。所以，当中产阶级家庭出生的女人开始写作时，便很自然地写起了小说。我们刚才说到的那四个有名的女人，其中至少有两个其实从本性上说并不适宜于写小说——艾米莉·勃朗特理应写诗剧；乔治·爱略特理应在历史写作或者传记写作方面施展才华——但她们最后还是成了小说家。
我从书架上取下《傲慢与偏见》，心里想：女人不仅写了小说，还写出了优秀的小说。我说《傲慢与偏见》是本好书——这大概算不上是在吹捧女人吧，男人没理由觉得不舒服。不管怎么说，简·奥斯汀在写《傲慢与偏见》时若偶然被人发觉，是本不应该感到羞愧的。然而，她却为起居室的门会嘎嘎作响而�兴，因为她可以在别人进来前把手稿藏起来。在她看来，写《傲慢与偏见》有点不光彩；而我想知道的是，假如她当初并不觉得有必要把手稿藏起来的话，《傲慢与偏见》会不会写得更精彩呢？
为了证实一下，我读了一两页，却没有发现任何迹象可以表明，当初的写作条件对她的作品产生了不利影响。也许，这就是《傲慢与偏见》的令人惊异之处。竟然有这样一个女人，她在1800年前后就能心平气和地写作，不怨恨，不哀诉，不恐惧，不愤怒，也不说教。我看看《安东尼与克莱奥佩特拉》，心里想：莎士比亚也是这样写作的；而人们常把简·奥斯汀和莎士比亚相提并论，意思就是说他们两人都不固执，没有任何想不通的东西；正因为这样，不了解简·奥斯汀，也就无法了解莎士比亚；正因为这样，简·奥斯汀就在她所写的每一个字里，莎士比亚也同样如此。如果说简·奥斯汀因环境影响而有什么局限的话，那就是她过的是一种非常闭塞的生活。那时女人要想单独出门都是不可能的。她从不外出旅行。她从未到伦敦乘过公共马车，也从未一个人在饭店里吃过一顿饭。不过，这是简·奥斯汀的天性也说不定，也许她生来就不喜欢新鲜事物。她的天性正好和她的环境完全协调。
但是，我怀疑夏洛蒂·勃朗特是否也这样——我这么说，同时翻开《简·爱》，把它放在《傲慢与偏见》旁边。
我翻到第十二章，一眼就看到了这样一句话：「无论谁，想责怪我就责怪我。」我想，他们责怪夏洛蒂·勃朗特什么呢？于是我读到了简·爱时常趁菲尔费克斯太太做果冻时爬到屋顶上去，在那儿眺望远处的田野。因为她有一种渴望——他们就是为此而责怪她的——「这时，我渴望有一种能超出极限的眼力，让我看到我听说过的、但从未见过的那些城镇和街区，那繁华的世界。这时，我希望自己有比现在更多的人生经验，比现在更多地和自己同类的人交往，而且比在这里更多地结识各种性格的人。我珍视菲尔费克斯太太的善良，珍视阿黛勒的善良；但是我相信，世界上一定还有更多、更善良的人和事，而且希望亲眼看看我所相信的东西。
「谁责怪我呢？毫无疑问，一定有很多人；他们会说我不知足。我没办法；我生来就不能安静；有时候，这使我很苦恼……
「说人们应该对平安无事感到满足，这是徒然的；人们总得有行动；即使找不到行动，也得创造行动。千百万人被注定了要处在比我的更加死气沉沉的困境中，千百万人在默默地反抗自己的命运。谁也不知道，在充斥世界的芸芸众生中，除了政治反抗，还有多少其他的反抗。女人总被认为是静心寡欲的，可是女人也有和男人一样的感觉；她们像她们的兄弟一样，需要发挥自己的才能，需要有一个奋斗的目标；她们受到过于严厉的束缚、过于绝对的控制，也会感到痛苦，正如男人感到的一样；而她们那些享有更多特权的同类，也未免太苛刻了，说她们应该安心于做做布丁，织织袜子，弹弹钢琴，绣绣荷包。要是她们超出习俗规定的范围，去做更多的事，去学更多的东西，他们就来指责她们，嘲笑她们，那也未免太无理了。
「但是，当我这样一个人的时候，却老是听到格莱斯·普尔在笑……」
这干扰真恼人！我想，突然跑出一个格莱斯·普尔来，真是令人不快！思绪全被打乱了。我把这本书放在《傲慢与偏见》旁边，接着想：有人可能会说，写出这几段文字的女人要比简·奥斯汀更有才华；但是，如果他把这几段文字仔细读一遍的话，就会注意到其中有一种愤愤不平的情绪，而就是这种情绪，使她永远也不可能把自己的才华彻底表现出来。她的书是扭曲的，变了形的。她本该平静地写作，现在却在愤怒中写作。她本该明智地写作，现在却在冲动中写作。她本该写她笔下的人物，现在却在写她自己。她在和自己的命运搏斗。这样一个女人，除了精神抑郁、内心苦闷和早早地去世，结果还能怎样呢？
不妨设想，假如夏洛蒂·勃朗特——这个以1500英镑的低价卖掉自己小说版权的「愚蠢的女人」——每年有300英镑的收人，事情会怎么样呢？假如她真的能了解「那些城镇和街区，那繁华的世界」，真的有「比现在更多的人生经验」，真能「比现在更多地和自己同类的人交往，而且比在这里更多地结识各种性格的人」，那么事情又会怎么样呢？她这么说，其实不仅明确指出了自己作为小说家的局限，同时也明确指出了当时所有女人的局限。她自己比谁都清楚，假如她不是那样只能孤独地「眺望远方的田野」，假如她有更多的生活经验、能更多地外出旅行、与人交往的话，那么她的才华将会变得更为出众。然而，人们不仅没有让她如愿，甚至拒不给她任何机会。
这是事实，我们只能接受。那些优秀小说——《维莱特》《呼�[山庄》和《米德尔马契》——是女人写的，然而她们的生活经历确实很有限，仅限于一个可敬的牧师家庭里的生活。她们在嘈杂的起居室里写《呼啸山庄》或者《简·爱》，而且又很穷，甚至连多买一些稿纸的钱也没有。固然，她们当中有一个——乔治·爱略特——她左冲右突、历经磨难而终于逃了出来，但最后也只是逃进了圣约翰树林里的一座荒凉的小屋而已。她静静地住在那里，却仍然逃不过世人的责难。「我希望得到人们的理解，」她曾这样写道，「但要是他们不愿意，我也不会乞求他们。」人们为什么要责难她呢？难道就因为她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并和他生活在一起？难道她看一眼某个史密斯太太，她的目光就会使那个史密斯太太失去贞操吗？她没办法，在社会习俗面前她只能忍气吞声，只能「自我禁闭」；而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另一边，却有个叫托尔斯泰的年轻人正在军队里服役，他自由自在地一会儿找这个吉普赛姑娘玩玩，一会儿找那个贵族小姐谈谈，没有任何人妨碍他在多姿多彩的生活中积累丰富的人生经验。而这样的人生经验，后来就为他的写作提供了珍贵的素材。反之，假如他和某个有夫之妇隐居在某个小修道院里「自我禁闭」的话，我想，不管他的道德多么�尚，思想多么深刻，他也很难写得出《战争与和平》。
女性写作与「人生的冒险」
如今，女人写的书几乎和男人一样多了。这样说当然并不完全正确，著书立说至今主要还是男人的事，但我们至少可以说，现在女人写的书已不再仅限于小说了。譬如，我们有简·哈里森女士写的希腊考古学著作、薇尔农·李女士写的美学著作、格特鲁德·贝尔女士写的关于波斯的论著，如此等等——这类著述，就在几十年前还不是女人所能涉足的——还有女人写的诗集、剧本和评论集；女人写的史书、传记和游记，以及其他类似的学术著作；甚至还有几部女人写的哲学著作、自然科学著作和经济学著作。尽管女人写的书依然以小说为主，但由于女性小说和其他方面的著述有了联系，其自身很可能也发生了变化。那种以自然、纯朴作为女性写作特点的原始时代，也许已经过去。通过阅读和批评，她们的视野已有所拓展，思想已变得较为精深起来。过去想写自传的那种冲动，现在也许不再那么强烈了。她们很可能已开始把写作当作一种艺术看待，而不仅仅是一种自我表白的手段。对于这样的一些问题，只要读一读现在的新小说就可以得到回答。
我随便挑出其中的一本。就是放在书架末端的那一本，书名叫《人生的冒险》，作者是玛丽·卡米盖尔</small>，而且是本月出版的。我想，这大概是这位作者的第一本书，但我们必须把它看作一系列书的最后一本。也就是说，是我们所读过的那一系列书的一种继续——或者说，是温奇尔希夫人的诗集、阿弗拉·贝恩的剧作和四大女小说家作品的一个续本。要知道，我们虽然习惯分门别类地讨论书，但各种各样的书其实是相互有联系的，所以我完全可以把玛丽·卡米盖尔——这个不出名的女人——看作是那些已出了名的女人的后裔。对于所有这些女人，我一直都很留意。现在我要看看，她从她们那里到底继承了哪些特点，有哪些共同的局限。为此，我拿着笔记本和铅笔坐下来读玛丽·卡米盖尔的第一部小说《人生的冒险》，看看从中能了解到什么。但我随即叹了口气，因为我知道，小说往往只是麻醉剂而非解毒剂，·要想麻痹自己，使自己陷入昏睡，可以读读小说，而要想使自己清醒，使自己振作起来，读小说大概是不行的。
我打算先一目十行地把这部小说匆匆浏览一遍。因为我必须先读懂作者写的词句，然后才能记住蓝色眼睛或棕色眼睛之类的东西，以及在主人公切萝依和罗杰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先得认定作者手里拿的是钢笔还是铁镐，然后才能知道她究竟会干什么。所以，我就很快地读了几句。但马上发现有点不对劲：词句与词句之间的衔接都被打断了。有的地方完全断裂，有的地方像接没接；用词闪闪烁烁，像火花似地在我眼前一闪一闪，吃不准是什么意思。看来，她是像一出老戏里所说的，「要想写得自由自在」；但我想，她更像在划一根受了潮的火柴，只见火花，就是烧不起来。为什么就不能写得像简·奥斯汀那样流畅呢？——我问玛丽·卡米盖尔，好像她就在面前似的。为什么要��弃简·奥斯汀的文风呢？难道就因为爱玛和伍德豪斯先生
</small>死了？事情若是这样，那我只好叹息说，真是令人痛心！要知道，简·奥斯汀写出来的句子，就像莫扎特写出来的乐曲一样和谐，而读这本书，却像乘一只没有舵的小船出海，忽上忽下，不知东西。若说这是为了「简洁扼要」，那或许是因为她心存恐惧，害怕有人说她「无端伤感」；或者，是因为她常听人说，女性小说的通病就是写得过于柔和，于是便毫无必要地放进了许多荆棘。反正当我粗略地读完一章之后，还没有弄清楚她究竟想干什么。但是，当我细心地往下读时，却又觉得：不管怎么说，她还是很重视生活的，只是人物和情节堆积得太多。像这样篇幅的作品（这本书的篇幅大约只有《简·爱》的一半），其实只要有一半的人物和情节就足够了。然而，她却想方设法把各种各样的人物——罗杰、切萝依、奥莉维娅、托尼，还有比格姆先生，等等——统统装在这只独木舟里，还要拼命地把它往激流里推……后来呢，请等一下——我伸伸懒腰说——等我把这本书仔细读完后再说。
我读着，不由得对自己说：玛丽·卡米盖尔好像有意要捉弄人似的。我的感觉是，好像坐着火车在「之」字形路轨上爬坡，当你以为火车要往下开时，它却一个急转弯往上开了。玛丽·卡米盖尔就是这样，不断打乱预期秩序。她先打乱词句秩序，现在又打乱了情节秩序。我想：好吧，打乱就打乱，她有权这样做，只要她的目的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创造。但问题是，她究竟是在破坏还是在创造，要看她直接面对某一场景时才能确定。我说，她可以选择任何场景，这是她的自由——只要她愿意，她完全可以用废铜烂铁来制造她想要的东西——但她必须使我相信，那确实是个场景，而且她自己也不回避，敢于面对这一场景。她必须这么做。所以我决定，只要她对我尽到作者的责任，我对她也将尽到读者的责任。于是我翻到下一页，读起来……对不起，请稍等一下！我先得问一问：这里有没有男人？那边的窗帘后面有没有躲着一个查特里斯·拜伦爵士？你们能保证，这里全是女人？好，那我就告诉你们吧！我读到的是——「切萝依很喜欢奥莉维娅……」不要惊慌！不要脸红！我们女人在私下里完全可以承认，这样的事情是经常有的——女人有时确实会喜欢女人。
所以，当我读到「切萝依迷恋上了奥莉维娅……」后，便突然想到：这真是前所未有的大变化！这在我们的文学史上也许是第一次，写到一个女主人公很喜欢自己情人的妻子。克莱奥佩特拉是决不会喜欢屋大维娅</small>的，要是这样的话，那《安东尼与克莱奥佩特拉》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克莱奥佩特拉对屋大维娅只会心怀嫉妒——难道她的身材比我还苗条吗？但她的头发梳得像什么样子？——除此之外，整部剧作也许就不需要别的东西了。但是，如果把这两个女人的关系写得更复杂一点，不是更有意思吗？我一边快速回想历代小说中的著名女性人物，一边想：过去人们把女性人物之间的关系确实处理得过于简单了——有许多东西被忽略了，未被表现出来。我尽力回想我读过的书，看看有没有把两个女人写成既是情敌又是朋友的先例。小说好像只有在《十字路口的黛安娜》</small>里有过这样的尝试。戏剧呢，在拉辛</small>的悲剧和古希腊悲剧里有写两个女人是知己朋友的，偶尔甚至是母亲和女儿。但除了这些之外，几乎全都是写女人和男人的。不妨想一想，在简·奥斯汀之前，英国小说里所有的女性人物是不是全都由男人来解释的？而且，这种解释是不是还只限于女人和男人的关系？可是，和男人的关系只是女人生活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即使是这一小部分，透过男人鼻子上带有性偏见的黑色眼镜或玫瑰色眼镜看，也是极不真实的。所以，这就决定了为什么历代小说里出现的女人总显得那么奇特——不是美得惊人，就是丑得可怕；不是善得像天使，就是恶得像魔鬼——因为她们只是男情人眼中的女人，她们的美丑和善恶，完全是根据他们的爱情成败而定的。当然，19世纪的小说家并不完全这样写。在19世纪小说里，女人要多样一点，也要复杂一点。实际上，也许正是为了写女人，男人才逐渐放弃写诗剧而改为写小说的。因为诗剧太男性化，可以写到女人的地方甚少，而小说显然比诗剧更适合写女人。不过，即使如此，我们甚至在普鲁斯特</small>的小说里仍然可以看出，无论是男人对女人，还是女人对男人，他们的相互认识不仅非常有限，还充满了偏见。
我低头再读这一页，接着发现，女人其实和男人一样，除了关心家庭生活，也有其他兴趣。「切萝依很喜欢奥莉维娅，她们合用一个实验室……」——我往下读，读到这两个年轻女人在切猪肝，目的好像是想用猪肝来做实验，看看它能不能治疗贫血症。她们两人中一个已结了婚，还有两个孩子——确实这样，我肯定没有弄错——当然，把这些都删掉的话，其实也没多大关系。只是这样一来，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就会一下子变得空空如也，什么也不是了。不妨想一想，假如在莎士比亚戏剧里男人只被表现为女人的情人，而从不被表现为朋友、军人、思想家或梦想家，那么男人在那里还会有多少活动余地呢？我们顶多只能看到大半个安东尼和半个奥赛罗，而决不会有凯撒、布鲁特斯、哈姆雷特、李尔王和贾克斯等男性形象。假如这样的话，莎士比亚戏剧不是一下子就变得极其贫乏了吗？那么女人呢——说真的，由于她们长期被关在男人的房间里，这使文学蒙受的损失之大，实在难以估计。由于她们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违心地嫁给男人，并就此被关在男人的屋子里——戏剧家又怎么能把她们的形象完整、生动或者真实地表现出来呢？唯一可以表现的，就是她们对男人的「爱情」。诗人若不故意「仇视女人」，常常会对女人充满幻想，甚至倾诉衷肠，但他之所以这样，多半也是因为他还没能得到他想要的女人。
既然切萝依很喜欢奥莉维娅，而且两人还合用一个实验室，那么应该说，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友谊不仅有了新的内容，而且一定会非常持久，因为这样的友谊不再那么牵涉个人私情了。如果玛丽·卡米盖尔知道如何写出这种友谊，并能使我对她的风格有所欣赏；如果她有自己的房间——对此我还不太清楚，如果她每年有500英镑可供自己支配——这当然还有待证实；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认为这里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如果切萝依很喜欢奥莉维娅，而玛丽·卡米盖尔又知道如何将此表现出来的话，那么她无疑像在一个从来没人住过的大房间里点起了明亮的火把。因为那个大房间本像一个幽深的洞穴，光线昏暗，黑影重重，要是只有摇曳的烛光，那准会迷失方向。
我继续读她的这本书。我读到，切萝依一边看着奥莉维娅把一个罐子放到架子上，一边对她说，应该回家去看看孩子。这样的情景，我敢说，是有史以来从未在小说中出现过的。于是，我惊异地睁大了眼睛。因为我想看看，玛丽·卡米盖尔到底是怎样来写这种从未有人写过的举动和对话的——要知道，这是两个女人单独相处时出现的举动和对话，而且没有我们习以为常的男性之光的照耀，所以很可能像天花板上的飞蛾影子一样难以捉摸。我读着，心里想：要是她真这样做的话，我一定会喘不过气来的；因为女人不仅多疑，从不相信别人会毫无自私动机地对她们感兴趣，而且还诡秘得很，只要别人多看她们一眼，她们便避闪不及。所以，我对玛丽·卡米盖尔说（好像她就在那里似的）：我想，你要这样做的唯一办法就是，先朝窗外看一会儿，谈谈其他什么事情，然后就开始记——不是用铅笔在笔记本上记，而是用最快的速记法、用几乎没有音节的词语，把奥莉维嫌——这个一百万年来一直住在阴暗的岩石下的生物——在感到有阳光照下来、并看到有一些陌生的食物——知识、历险、艺术——出现在她面前时所发生一切统统记下来。我想（同时再次把目光从书页上抬起来），她会扑向那些食物，而且一定会在她体内构成某种全新的能量组合。由于她原先出于其他原因而在体内蓄积的能量已高度发达，所以当新能量被吸人旧能量时，极其微妙的整体平衡并不会被打乱。
可是，哦，我做了自己决不想做的事。我稀里糊涂地赞美起自己的性别来了。「高度发达」、「极其微妙」——这当然是赞美话，而赞美自己的性别，总是不可信的，往往还是愚蠢的；再说，在这种情况下，又有谁能证明呢？你总不能走到地图前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而哥伦布是个女人；或者拿起一个苹果说，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而牛顿也是个女人；或者眼望着天空说，在我们头顶上飞来飞去的那些飞机，是女人发明的。墙上并没有划着一条线，可以精确测量所有女人的高矮；也没有统一的尺码，可以用来一寸一分地来衡量某个母亲是否慈祥，某个女儿是否孝顺，某个姐妹是否忠实，或者某个主妇是否能干。即使在今天，能进大学的女人还是寥寥无几；不少重要的职业，如陆军、海军、商业、政治和外交，基本上是不容许女人去试一试的。她们直到今日几乎还分不出类别。反之，如果我想了解某个男人的情况，譬如霍利·巴茨爵士，只要翻开柏克编的《联合王国贵族系谱》和德布雷特编的《贵族名鉴》就行了。我会看到，他有过怎样的爵位；有一座私人府邸；有一个直系继承人；曾任某某委员会秘书；出任过英国驻加拿大公使；还获得过哪些学位、官职和奖章，以及为表彰他的功绩而授予他的其他荣誉称号，如此等等。总之，关于霍利·巴茨爵士的情况，那里全都有，如果还想了解什么，那就要去问上帝了。
然而，当我说女人「高度发达」和「极其微妙」时，却无论是惠特克编的《名人录》、德布雷特编的《名鉴》，还是各大学的毕业生名册，都帮不了我的忙——它们没法证明我说的话。遇到这种尴尬事情，我怎么办呢？我只好再次把目光转向书架。那里有约翰逊博士、歌德、卡莱尔、斯特恩、库珀、雪莱、伏尔泰和勃朗宁等人的传记。我开始想到这些名人，想到他们当中有的曾崇拜过女人，有的曾寻找过女人，有的曾和女人一起生活过，有的曾向女人倾诉衷肠，有的曾真心向女人求过爱，有的曾描写过女人，有的曾信任过女人……虽然可能出于不同的缘由，但不管怎么说，反正他们都曾对某个女人有过某种需要，或者说，曾依赖过某个女人。他们和女人的关系是不是都纯属崇高的柏拉图式精神恋爱，我不敢肯定，而且即使我肯定，威廉·希克斯爵士大概也会马上予以否定的。但是，如果我们坚持说，这些名人想从女人身上得到的不过是一点宽慰、一点娇媚和一点肉体上的快感，此外什么也没有了，那也是大大地冤枉了他们。他们显然从女人身上得到过他们那个性别所没有的东西，那就是女性的天赋——对此我们用不着引用诗人夸张的语言，只要冷静思考一下便会承认，他们曾得到过女性天赋的激发，从而获得了创作灵感。不妨想一想，当一个男人推开客厅或者育儿室的门时，他也许会发现，有个女人正和孩子们在一起，或者有个女人正在静静地刺绣——这似乎很简单，但不管怎么说，不管生活有多复杂，女人做的事总是生活的根本。那个男人，他自己的世界可能是法庭或者下议院，而当他看到眼前的这个女人世界和他自己的那个世界适成对照时，他无疑会觉得精神一振，心灵仿佛又获得了元气，而这之后，即使在最平常的谈话中，他也会感到自己的头脑好像不再那么迟钝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就像刚施过肥的种子一样不断萌生。再说，看到女人用一种和他自己全然不同的方式充实着生活，也会极大地激励男人的创造力，使他日趋贫瘠的头脑再度获得生机——他很可能会突然想出一句妙语或者构思好某个场景，而在这之前，在他还未戴上帽子去看望某个女人之前，是怎么也想不出来的。每一个约翰逊博士都有自己的施莱尔女士
</small>，而且都会和他一样仰慕她，依赖她。施莱尔女士后来嫁给了她的意大利音乐教师，约翰逊博士为此烦躁、痛苦得几乎发疯，因为一旦没有了斯特里罕的那些美好的夜晚，他的生命之火便「像熄灭了一样」，暗淡无光。
其实，不用说约翰逊博士、歌德、卡莱尔或者伏尔泰这样的非凡之人，普通人——尽管感觉远不如他们敏锐——也同样能领悟到女人身上那种极其微妙的天赋和高度发达的创造力。就说一个人走进房间吧，这太简单了——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要她说出自己走进一个房间时的感受，不仅英语词汇需要大大增加，还需要打破常规，让词语像鸟一样自由飞翔，自由着陆。房间和房间是大不一样的；有的安静，有的热闹；有的面对大海，有的正相反，通往一个小庭院；有的挂满要洗的衣物，林林总总；有的饰有丝绸帷幔，生趣盎然；有的像马鬃一样粗硬，有的像羽毛一样细软——总之，只要你随便走进哪一条街上的哪一个房间，马上就能感受到那种复杂、微妙之极的女性天赋。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因为数百万年来蛰居室内的是女人，所以到了今天，房间里的每一堵墙上都浸透了她们的创造力；确实，这种女性创造力现在已非家庭的砖墙所能承受了，所以它必须寻找新的领地——那就是写作、绘画、商业和政治。尽管女性创造力和男性创造力大不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假如轻视或者浪费这种创造力，那实在愚蠢之极，因为这是女人经过几百年最严酷的磨难才获得的，是任何其他东西无法取代的；反之，假如女人和男人一样生活，一样写作，甚至长得也像男人一样，那也同样愚蠢，因为只要考虑到世界之大和事物之多，我们就会明白，没有两性各有的优势，单靠一种性别能对付得了吗？教育的目的难道不就是要使人与人之间区别凸显出来吗？总不见得是要把所有的人都弄得差不多吧？事实上，我们所有的人本来就是差不多的；所以，如果真有探险家能带回消息说，某地有和我们截然不同的两种性别的人，他们蹲在和我们这儿截然不同的树枝上望着和我们截然不同的天空，那么这位探险家倒真是对全人类做出大贡献了；而且，还可让我们额外地开心一阵，看看某教授听到这消息后怎样气急败坏地自量身高，并以此来证明他要比那些人「高一等」。
我坐直着身体，依然停留在那一页上，心里想：玛丽·卡米盖尔只要作为一个观察者便可完成自己的作品。当然，我也有点担心，怕她会受到诱惑，会成为那种我觉得没多大趣味的自然主义小说家，而不是那种思想深沉的小说家。对她来说，有那么多新事物可以观察。她将不必再限于那些体面的中上层家庭。她将不再好像是自降身价，而是完全以伙伴的态度走进那些洒过香水的房间，那里正坐着交际花、妓女和抱着哈巴狗的女人。她们穿着俗里俗气的现成服装坐在那儿，若是个男作家进来，当然只能拍拍她们的肩膀；但玛丽·卡米盖尔却可以拿出自己的剪刀，把她们的服装修剪得处处合身。而当这些女人显露出她们本来的样子时，那情景一定会令人惊讶——但我们必须稍等一下，因为玛丽·卡米盖尔仍可能抱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仍可能会在我们野蛮的性传统所认为的「罪恶」面前停下来。她仍可能戴着那副古老而丑陋的等级脚镣。
然而，大多数女人既不是妓女，也不是交际花；她们在夏天也不会呆坐一个下午，还把一只哈巴狗抱在自己脏兮兮的丝绒胸衣上。那么，她们在做什么呢？我脑子里立即出现了河南岸的某个地方，那里有一条条长长的街道，有无数排房子，住着无数的人。在我的想象中，我看见有个很老很老的女人和一个中年女人——大概是她的女儿——手挽着手穿过街道。她们穿着靴子和毛皮大衣，很得体，看来那天下午她们一定非常隆重地把自己打扮了一番，身上的毛皮大衣是每年夏天收放在柜子里的，所以现在还散发着樟脑味。她们穿过街道时，路灯亮了（因为她们喜欢黄昏），这时她们必出来散步，而且年复一年永不改变。那个年老的女人将近80岁了；但是你若问她这一辈子什么事最有意思，她会说，她记得巴拉克拉瓦战役胜利时，街上到处都点着灯；或者说，爱德华七世出生时，她听到人们在海德公园里放礼炮。然而，要是你正好知道这两件事的准确日期，接着问她：那么在1868年4月5日或者1875年11月2日，你在做什么？她一定会露出一副茫然的神色，说她根本就不记得了。因为她每天做的事都一样，做饭、洗杯碟、送孩子上学，最后把孩子养大成人。她所做的一切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关于她，没有哪一本传记或者史书会提一词；历代的小说呢，虽非本意，却又不得不说谎。
所以，我对玛丽·卡米盖尔说——仿佛她在我面前似的——关于这种默默无闻的生活，确实还没有人真实地记录过。而当我沿着伦敦的这条街继续思考下去时，我在想象中感觉到了这种默默无闻生活的巨大分量，感觉到一种沉重的压力。这种压力，或许来自那些正双手叉着腰站在街上的女人，她们大多长得肥胖臃肿，手指上戴着廉价的戒指，说起话来手舞足蹈，仿佛在念莎士比亚的台词；或许来自那些正在叫卖紫罗兰花的女孩，那些卖火柴的女孩，还有那些枯坐在屋门前的、瘦弱的老女人；或许来自那些正在逛街的年轻姑娘，她们脸上的表情就像多云天气里的波浪一样瞬息万变，看到男人一个样，看到女人一个样，看到橱窗里的灯光，又是一个样。所有这一切，我对玛丽·卡米盖尔说，就等着你举起火把去查看。特别是，你还必须照亮自己灵魂的深邃之处和浅显之处、虚妄之处和仁爱之处；必须说出，你美貌动人或者相貌平平，对你意味着什么；以及，你和这个到处是坛坛罐罐、充满了琐碎杂物和古怪气味、而且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着的世界，究竟有何关系。因为在我的想象中，我这时正好走进了一家商店。那里不仅有各种手套和鞋子，还有各种布料，甚至还可闻到从药水瓶里发出来的淡淡的药水味，大理石地板是黑白相间的，墙上挂满五颜六色的彩带，真是令人眼花缭乱。我想，假如玛丽·卡米盖尔走过那里，应该仔细看看，因为那里的景象和安第斯山的雪峰或者峡谷一样值得一写。还有柜台后面的那个姑娘——既然人们已经写出第一百五十种拿破仑传记，既然有关济慈及其对弥尔顿式倒装句用法的论著已有六十九种，而像Z教授之类的人还在写第七十种，那么我想，也应该有人来写写她的生活经历了。我这么想着，踮起脚小心翼翼地朝前走（我非常胆怯，生怕有人再朝我背上抽一鞭子），边走边默默地说，玛丽·卡米盖尔还应该懂得怎样不带嫉恨地嘲笑男性的虚荣心——或者说，他们的怪癖吧，这听上去会舒服一点。因为一个人的后脑勺上若有一块硬币大小的斑点，这个人自己是永远也看不见的，而男女之间可以相互做到一件好事，就是能相互指出对方后脑勺上的那块硬币大小的斑点。请想一想，尤文纳尔</small>对女性的评论，还有斯特林堡</small>对女性的批评，已使多少女人受益匪浅？请想一想，自古以来，男人曾有多少次凭着他们的仁爱之心和聪明才智，为女人指出过，她们的后脑勺上有块黑乎乎的东西！所以，如果玛丽·卡米盖尔既有勇气又很坦诚的话，就应该走到男人背后去，然后告诉我们，她在那儿看到了什么'要把男人的形象完完全全地、真实地描绘出来是不可能的，除非有女人把他们后脑勺上的那块斑点也描绘出来。伍德豪斯先生和卡苏朋先生的后脑勺上就有这么大小的一块斑点，因为他们的肖像就是由两个女人——简·奥斯汀和乔治·爱略特——先后描绘出来的。当然，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怂恿女人去恶意讥诮和嘲弄男人；文学也一样，凡抱着这种想法写出来的东西，都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出于真诚——就如人们所说——嘲讽才有发聋振聩的作用，才有丰富的喜剧性，才能不断发现新的事实。
不过，现在应该回到玛丽·卡米盖尔的书上来了。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去猜测她会怎么写，或者建议她怎么写，而应该看看她实际上是怎么写的。所以，我接着往下读。我还记得，我在前面对她说过几句表示不满的话。我说她的句子写得断断续续，不像简·奥斯汀那么流畅，所以读起来好像很刺耳，不合我的口味。现在，我不得不承认，她们两人其实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既然如此，那么还说「是啊，是啊，这很好，但和简·奥斯汀不能比」之类的话，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又说她不合常规地打乱情节秩序——也就是说，不按一般的预期顺序来叙述情节。现在看来，她这么做也许是无意识的——既然她是个女人，就会像女人那样写作，而女人的叙事顺序往往就是事物的自然顺序，所以她只不过是还事物的本来面目罢了。但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却总让人觉得乏味；人们既看.不到�潮的涌动，也看不到危机的预兆，就会感到失望。所以，我就不敢（因为我是女人）自夸感觉敏锐，或者说，我对人心的奥秘了如指掌。因为，每当我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到某些普普通通的感觉——譬如关于爱、关于死的感觉时，冥冥中好像总有一个人（大概就是我的「女性」吧！）会把我稍稍拉开一点，好像「她」总使我差那么一点，不让我去把握「重点」。这么一来，我就不可能去高谈阔论，大谈什么「基本情感」、「普遍人性」或者「人心深度」之类的东西了。这类东西使一般人相信，人在表面上虽然那么轻浮，内心还是很严肃、很深沉和很有人性的。然而，「她」却使我觉得，人其实并不是严肃的、深沉的和有人性的，或许仅仅是生性懒惰的和因循守旧的也说不定——当然，这种感觉未免大煞风景。
但我继续读着，而且注意到了其他一些事实。玛丽·卡米盖尔决非「天才」——这是显而易见的。她并不像她的前辈温奇尔希夫人、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简·奥斯汀和乔治·爱略特那样热爱自然，那样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激越的感情、横溢的才华和深沉的智慧；她也不像多萝西·奥斯本那样能把作品写得既庄重又富有音乐之美——说实在的，她至多只是个聪明的年轻女人。她写的书，十年后肯定都会被出版商们打成纸浆；但不管怎么说，她仍具有某些优点。这些优点，如在五十年前，就是在那些比她更有天赋的女人身上也是找不到的。因为对她来说，男人已不再是「对立面」了；她不必浪费时间去抱怨他们；她不必爬到房顶上去了，也不必再因为别人反对而不惜毁掉自己平静的心境，为的只是能外出旅行、体验一下生活和多了解一点世界。在处理异性人物时，几乎可以说她已完全没有了那种敌意和恐惧感，即便有一点痕迹，那也只是在渲染女性自由的欢畅时才稍稍显露出来，而且倾向于挖苦和嘲讽，而非抗争与反叛。毫无疑问，作为小说家，她本质上就具有某些高层次的优点。她有一种非常广泛、同时又非常专注和非常自由的感受能力。凭借这种感受能力，她就像新生植物那样，对周围空气中偶尔出现的一点点变化都很敏感，对几乎不可察觉轻微触动都会作出反应，而具还非常奇妙地把触角伸向未知的或者未曾记录过的事物。她不仅能注意到一些小事，而且还能使人相信，小事的意义也许并不小；她不仅能把被人遗忘的东西重新发掘出来，而且还能使人反省，人们为什么要把它们遗忘。她虽然写得很笨拙，而且也没有那种天生的大家遗风，如像萨克雷或者兰姆那样妙笔生花，但我还是认为，她已经学到了重要的第一课。她是个女人，但在写作时却能忘记自己是个女人，所以在她笔下处处显示出那种奇妙的、只有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女性时才会显示出来的女性味。
这些当然都很好，但问题是，她还要能用自己的感性材料营造出一座经久不倒的大厦，否则的话，那些飘忽不定的个人材料再多、再细腻，也是没用的。我已说过，我要等着看到她直接面对「某一场景」。我的意思就是，要看她如何召唤和吸引读者，并以此证明她并不仅仅是个只看表面的人，而是朝下看到了深度。现在是时候了——到了某一时刻她应该对自己说，我不用大肆渲染，也可以把这一切的意义揭示出来。于是——她便应该马上开始召唤读者——没错，是这么快！于是，前面的章节里那些快要被人遗忘的、也许非常琐碎的事情便再次呈现在读者的记忆中了。她要尽可能自然地让它们呈现出来，就如某人在做针线活或者某人在抽烟斗一样；而且，随着她往下写，要让人觉得自己好像被带到了世界的顶端，正俯视着下面大片大片的土地。
不管怎么说，她正在做这样的尝试。而当我看着她专心做着这个实验时，我又看到——但愿她自己没有看到——那些主教和教长、博士和教授，还有家长和教师，正在对她大喊大叫——你不能这样做！你不该那样做！那块草地只有专家学者才能进去！没有介绍信，女士不得人内！�雅的女小说家们，请这边走！——他们这样朝她喊着，就像人们看赛马时围在栅栏边上大声喊叫，而关键还在于，她到底能不能一往直前，越过那道障碍。我对她说：要是你停下来和他们吵，你就输定了！要是你停下来笑，你也输定了！要是你犹犹豫豫，那就全完了！什么也别想，只管往前跳！——我在求她，好像我把钱全都押在她身上了。而她，果真像鸟一样飞过了那道障碍。可是，前面还有一道障碍；再前面，又有一道障碍……她有没有这样的耐力呢？我有点怀疑。因为我知道，掌声和喊声都会使人神经疲劳。不过，她已经尽力了。因为她并不是什么天才，而只是个不出名的年轻女人。她既没有多少钱，又没有多少空闲时间，竟能在一个既是起居室又是卧室的房间里写出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想，这已相当不错了。
我读到最后一章——这时有人把客厅的窗帘拉开了，我看到天上的星星，也看到了人们的鼻子和赤裸的肩膀——我最后得出结论说：若再给她一百年时间，若她有自己的房间和每年500英镑的收人，若能让她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而把她现在写的东西删掉一半，这样的话，她总有一天会写出一本更好的书来的。再过一百年，她一定会成为一个诗人——我这么说着，把玛丽·卡米盖尔的《人生的冒险》放回了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