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女人
我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那次访问，还有那次午餐和晚餐，引发出一连串的问题。为什么男人喝酒，女人喝水？为什么一个性别那样神气活现，而另一个性别却又那样可怜巴巴？贫困对小说有怎样的影响？艺术创作有哪些必要条件？——这样的问题成千上万，不请自来。不过，现在需要的是回答，不是问题。而要得到回答，看来只有去请教那些博学之士和没有偏见的人——他们既不参与口舌之争，也不受日常生活之扰，他们只是思考和研究，并把自己的研究结果写进书里。他们的书，就放在大英博物馆里；于是我拿起笔记本和铅笔自问：要是我在大英博物馆的书架上也找不到真理，那么哪里还会有真理呢？
有了这样的准备，有了这样的信心和求知欲，我便开始去寻求真理。那天虽然没有下雨，天气却是阴沉沉的，大英博物馆附近的街道上到处是一个个投放煤炭的开口，一袋袋的煤炭正往那里面倾倒；一辆辆四轮马车不断停下，一只只用绳子捆紧的箱子被放到人行道上，我想，那里面装的也许是某个瑞士家庭或者意大利家庭一年四季穿的衣服，这些家庭或许是想碰碰好运，或许是在为了避难，也可能只是出于某种权宜之计，准备在布卢姆斯伯里</small>的出租房里过冬的；一些男人推着手推车在街上缓缓而过，他们的嗓音大多嘶哑，有的在喊叫，有的在唱歌。伦敦就像一个大工场。伦敦就像一台大机器。我们每个人就像一只只穿来穿去的梭子，在那灰沉沉的布面上来来回回地织出一些花纹。大英博物馆也属这个大工场的一部分。推开弹簧门，你就站到了一个高敞的穹顶下，那穹顶就像一个巨大而秃顶的头颅，你在那里面就像头颅里的一缕思想，而那头颅的前额上则缠着一条精美的带子，带子上写满了众多作家的名字。你走到借书柜前；你拿起一张纸；你翻开一卷目录，接着……这六个点的省略号，可表示六分钟的惊异和困惑。
你知道吗，人们在一年的时间里到底写了多少本关于女人的书？你知道吗，其中有多少本是男人写的？你知道吗，女人简直已成了世界上被人谈论得最多的动物？我带着笔记本和铅笔而来，原以为只需要花一个上午的时间，就可以把真理全记在我的笔记本上了；但是，实际上，我想我得变成一群大象和无数蜘蛛才行——我是不得已才提到这两种动物的，因为据说，大象的寿命最长，蜘蛛的眼睛最多。我甚至还需要有一副钢爪和一只铜喙，才能撕开那层外壳。真理就深埋在这么一大堆纸里，我怎样把它们一点一点地找出来呢？我自问，同时绝望地把那一长串书名看了一遍又一遍。即使是这些书名，也足以让我动一番脑筋了。
有人或许以为，只有医生和生物学家才会对性别及其特点感兴趣；但令人吃惊和难以解释的事实却是，那些善于取悦人的小品文作家、那些文笔轻快的小说家、那些刚获得硕士学位的年轻人、那些什么学位也没有的男人，还有那些除了不是女人几乎一无是处的男人，全都对性别——也就是说，对女人——深感兴趣。有些书一看就知道，是些不正经的肤浅之作；但是，在另一方面，有许多书又过于严肃，太一本正经，满嘴的道德和教诲。只要读一下这些书的书名就知道，曾有无数学究和无数牧师登上讲台和布道坛，专门就这一话题发表过长篇大论，而所用时间之多，真可谓异乎寻常。这一现象真是奇怪之极；我查阅了字母M一栏，而这一栏里的书显然都是男人写的。女人不写关于男人的书——这是个使我不由得感到欣喜的事实，因为，如果我先得把男人写的关于女人的书读一遍、然后还得把女人写的关于男人的书也读一遍的话，那么等我动笔写这篇文章时，很可能一百年才开一次花的芦荟也已经开过两次花了。所以，我干脆随便挑了十来本，把那张写着书名的纸片放在一个金属盘子里，然后就像其他和我一样在此求经觅宝的人那样，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等着。
那么，造成这种古怪差异的原因何在呢？我心里想着，一边信手在那些用英国纳税人的钱买来供读者借书用的纸片上胡乱画着。根据这份书目可以断定，男人对女人，比女人对男人，显然感兴趣得多，这究竟为什么？这是事实，可有点古怪，我不由得开始想象起那些男人的生活来：他们花那么多时间来写关于女人的书——他们是些老年人呢，还是些年轻人？结了婚的呢，还是没结过婚的？长着红鼻子的呢，还是驼着背的？不管怎么样，只要这种兴趣并非全来自身心有残疾的人，作为女人总会因为自己能成为男人感兴趣的对象而沾沾自喜吧——我就这样胡乱地想着，直到一大堆书哗啦啦地倾倒在我面前的桌子上。
现在麻烦来了。凡是在牛津或剑桥受过学业训练的学生都不会怀疑，搞研究有时就像放羊，要带着问题到处乱闯，直到撞上答案为止，就像羊群最后进了羊圈。譬如，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学生，他正卖力地在抄一本科学手册。我完全感觉得到，他每隔十几分钟便从粗矿砂里淘出了一点纯金，因为他时不时发出的得意的唔唔声就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如果有人不幸没有受过大学训练的话，那么问题就不会像羊那样最终被赶进羊圈，而是像受了惊的羊群，被一大群猎犬追逐着，乱哄哄地到处乱窜。教授也好、学究也好、社会学家也好、牧师也好、小说家也好、小品文作家也好、记者也好，还有那些除了不是女人几乎一无是处的男人也好，他们开始追寻的，无非就是我的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女人可怜巴巴？——只是到了后来，一个问题变成了五十个问题；再到后来，五十个问题又像发疯地纷纷跳进激流，不知被冲到哪里去了。在我的笔记本里，每一页都记满了笔记。为了让你明白我当时的心情，我不妨念几页给你听听。譬如，有一页上的标题很简单，是用大写字母写的「女人与贫困」，但下面记着的东西呢，却是这样的：
<blockquote>关于中世纪（女人的）状况</blockquote><blockquote>关于斐济群岛上的（女人的）习性</blockquote><blockquote>被人当作女神崇拜的（女人）</blockquote><blockquote>（女人的）道德感较差</blockquote><blockquote>（女人的）理想倾向</blockquote><blockquote>（女人）比较谨慎</blockquote><blockquote>南太平洋群岛上处于青春期的（女人）</blockquote><blockquote>（女人的）吸引力</blockquote><blockquote>被当作祭品献祭的（女人）</blockquote><blockquote>（女人的）脑容量较小</blockquote><blockquote>（女人有）较深的潜意识（女人）体毛较少</blockquote><blockquote>（女人的）脑力、道德感和体力都较差</blockquote><blockquote>（女人）喜欢孩子</blockquote><blockquote>（女人）寿命较长</blockquote><blockquote>（女人）肌肉不发达</blockquote><blockquote>（女人）容易动情</blockquote><blockquote>（女人）爱虚荣</blockquote><blockquote>关于（女人的）高等教育</blockquote><blockquote>莎士比亚（对女人）的看法</blockquote><blockquote>柏肯海德勋爵</small>（对女人）的看法</blockquote>
英奇教长</small>（对女人）的看法
拉布吕耶尔</small>（对女人）的看法
约翰逊博士（对女人）的看法
奥斯卡·勃朗宁先生（对女人）的看法.
记到这儿，我吸了口气，而且，说实话，还在页边加了一句：为什么塞缪尔·勃特勒说「聪明的男人从不说他们对女人有何想法」？因为事情明摆着，聪明的男人好像除了女人没别的可说了。只是，当我仰坐在椅子上看着那巨大的穹顶时（我在那里面仅是一缕思想而已，不过这思想现在有点困惑），我接着想：真是不幸，聪明的男人对女人的想法从不一样。蒲柏的想法是：
<blockquote>女人大多毫无个性可言。</blockquote>
拉布吕耶尔的想法则是：
<blockquote>女人都很极端；要么比男人更好，要么比男人还坏。</blockquote>
两个同时代的、目光同样敏锐的观察家，对女人的想法却是对立的。那么，女人有没有能力接受教育呢？拿破仑认为她们不能。约翰逊博士认为恰恰相反。女人有没有灵魂呢？有些野蛮人说她们根本没有灵魂。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则一直认为女人几乎就是神，并因此而崇拜女人。有些圣贤认为女人没头脑；另一些圣贤则认为女人有更深刻的意识。歌德崇敬女人；墨索里尼鄙视女人。不管你朝哪里看，都能看到男人在想着女人，可想法又各不相同。要把事情彻底弄清楚是不可能的，我这样想着，同时不无妒意地瞥了一眼旁边的那个读者。他也在做笔记，而且做得极其严谨，每一页的上端都清楚地标着字母A、B或者C，可我的笔记呢，却做得潦里潦草，乱糟糟地记着一大堆相互矛盾的语句。真是令人苦恼，令人困惑，令人感到屈辱。真理全从我指缝间漏掉了，一滴也不见了。
我想，我不可能就这样回去，在我那篇有关女性与小说的论文里加上诸如女人的体毛少于男人或者南太平洋群岛上女子青春期年龄是九岁（要不，就是九十岁？）之类的话，以此作为重大研究成果。经过一上午的工作，竟拿不出一点有分量的东西，真是很不光彩。既然我连过去关于W.（为了简便，我将女人一词缩写为W.）的真理也没找到，为何还要去为W.的将来烦心呢？那些专门研究W.的先生虽然研究了W.在各方面的影响——如对政治、对儿童、对工资以及对道德的影响——虽然他们人数众多而且博学多才，但真的去请教他们，则显然是浪费时间。他们的书，你最好翻也不用翻开就丢在一边。
在我本应该像我旁边的那个读者一样写出结论时，我却在沉思默想，而且在漫无头绪和悲观绝望中，无意识地画了一幅画。我画的是一张脸，一个形体。那是冯·X教授的脸和形体，因为就是他，写出了那部书名为《论女性心理、道德与体格之低劣》的名著在我的构想中，他不是个对女人有吸引力的男人，长得粗壮笨重，有一个大下巴，而作为平衡，眼睛却非常小，脸是红彤彤的。他的表情说明他正在激愤地工作，正用他的笔在纸上冲锋，似乎正在追杀某种害人虫，而且，甚至当他杀了它之后，他仍觉得意犹未尽；他要不断杀下去；即使这样，好像还是不足以消除他的怒气。他这样会不会是因为他妻子的缘故？我看着画问，会不会是因为他妻子爱上了某个骑兵军官？因为那个骑兵军官相貌堂堂、风度翩翩，还穿着羔羊皮制的军服？要不，按弗洛伊德的理论，是因为他年幼时曾被某个漂亮姑娘嘲笑过？因为我觉得，这位教授在吃奶的时候就不会是个招人喜欢的婴儿。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在我的这幅画里，当这位教授在写他那部论女性心理、道德和体格之低劣的大作时，他显得非常忿恨，又非常丑陋。
用画画来结束一上午徒劳无功的工作，是一种懒散的表现。然而正是在我们的懒散中，在我们的梦中，那被淹没的真理时而会露出头来。当我再看着我的笔记本时，无需用心理分析学的名义来张扬，一种最基本的心理学训练便让我明白，我画这位忿恨的教授同样是出于忿恨。是忿恨趁我在做梦时抓住了我的铅笔。可是，那时怎么会冒出忿恨来呢？在这一上午，我知道——也说得出——自己曾有过一连串情绪变化，先是好奇，接着是困惑，后来是愉悦，最后是厌倦。而在这中间，忿恨——那条黑蛇——是不是一直在暗中潜伏着？是的，我画的那幅画回答说，是有忿恨潜伏着。它明白无误地向我表明，是某本书，某句话，唤醒了我心中的忿恨；那就是这位教授写的那本书的书名——《论女性心理、道德和体格之低劣》。我的心伴评乱跳。我的双颊滚滚发热。我愤怒得满脸通红。这固然有点傻，但一点也不奇怪。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听人说，她生来就比男人低劣，甚至比不上这样一个小男人——我朝旁边的那个年轻学生看了一眼——他戴着一条假领带，气喘吁吁的，脸也有两星期没刮了。任何人总是有些愚蠢的虚荣心的。那不过是人的天性而已，我想着，便开始在这位忿恨的教授脸上胡乱地画圆圈，一直画到他看上去就像一片着了火的灌木丛，或者像一颗裹着火焰的扫帚星——不管像什么，反正是毫无人样的，或者说，毫无人味的。反正这位教授现在已成了汉普斯特德荒原上的一堆熊熊燃烧的柴火而已。虽然我自己的忿恨因得到解释而平息了，但有些事我依然百思不得其解。那些教授的忿恨又作何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忿恨？因为冷静分析他们写的这些书给人留下的印象，就会发现里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成分。这种火辣辣的成分有多种表现形式；它可以表现为嘲讽，或者感伤，或者惊奇，或者谴责。但是，还有另一种成分，它经常出现，却很难直接辨认。这种成分，就是我说的忿恨。只不过，这种忿恨是潜伏在人心中的，还和其他种种情绪混杂在一起。从其古怪的后果予以判断，这是复杂的、隐蔽的忿恨，而非单纯的、外露的忿恨。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反正我觉得，就我的目的而言，我眼前的这一大堆书是毫无价值的。也就是说，这些书从人性的角度讲还不乏有趣或没趣的东西，还提供了诸如斐济群岛土著习俗之类非常新奇的事实，但在科学上却毫无价值可言。它们是借着情绪的红光、而非在真理的白光照耀下写出来的。因此，只能把它们送到还书柜上，让它们重新回到各自的巢穴里去。
书里的两种女人
也许，我们现在最好还是暂时放弃寻求真理，抛开头脑里那一大堆一大堆如熔岩般炽热、又像洗碗水一样肮脏的所谓见解。我们最好拉上窗帘，撇开胡思乱想，点上灯，缩小搜寻范围，去请教历史学家。因为历史学家记录的是事实，而非见解，所以他们会为我们描述女人过去的生活状况。当然不可能包括所有时代，只要谈谈英国历史上的某个时代就可以了。比如说，伊丽莎白时代。
因为那个时代留下了一个长期令人困惑的问题：当时几乎每两个男人中就有一个能写韵文或者十四行诗，可是就在这样一个不寻常的文学时代，为什么就是没有一个女人写过一句诗？对此，我不由得自问，当时女人的生活状况究竟如何？因为，虽说文学创作主要是表现想象，不像科学那样要让一块石头直接落到地上，但文学仍像一张悬在空中的蜘蛛网，它的四个角还是很微妙地挂在什么东西上的，或者说，它还是和生活有联系的。这种联系往往难以察觉；譬如，乍看之下，莎士比亚戏剧似乎是完全凭空悬在那里的。但是，只要扯动这张网，钩住它的边从中间用力拉，就不难发现，这张网其实并不是自然而然在空中织成的，而是由生活艰辛的人类所创造的——它和生活中的许多具体事物，如健康和金钱，乃至我们居住的房屋，都有着非常微妙的联系。
我于是走到放着历史书的书架前，取下一本最近出版的历史书，即特里维廉教授</small>写的《英格兰史》。我同样在索引中查找「妇女」一词，找到「妇女地位」一栏后，便翻到相关页码。「打老婆，」我在那里读到，「在当时是男人的一种被公认的权利，不论地位�低，凡男人都打老婆，对此无人会觉得羞耻……同样，」这位历史学家接着写道，「女儿若拒绝嫁给父母为她选择的夫婿，就有可能被关在房间里挨打，对此也无人会感到震惊。总之，婚姻在当时和个人感情毫无关系，人们想到的只是通过婚姻为家庭聚财，尤其是在所谓『高雅的』上流社会，情形更是如此……往往是，一对男女还在摇篮里时就由父母做主订了婚，还未成年就成了夫妻。」那时，大致是1470年前后，即乔叟时代刚结束不久。
后面再一次提到妇女地位，大约是两百年后的斯图亚特王朝：「无论是贵族妇女，还是市民阶层的妇女，自己选择丈夫仍属少数例外。丈夫一旦被指定，他就是当然的一家之主，至少当时的法律和习俗是这么认定的。然而，」特里维廉教授接着评论说，「即便如此，在莎士比亚笔下，或者在更为纪实的17世纪的回忆录中，比如在弗尼夫妇和哈钦森夫妇的回忆录中，我们却发现当时的妇女似乎仍然很有个性。」
毫无疑问，我们可以设想，莎士比亚笔下的克莱奥佩特拉是个很有个性的女人；也不难推测，麦克白夫人富有心计，还自有主张；
甚至可以断定，罗莎琳德是个会让男人们围着她头头转的姑娘。不过，特里维廉教授这么评论，只是就那个时代而言的，因为他是历史学家。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也就少一点顾忌，所以不妨说，实际上自古以来，所有诗人笔下的妇女形象一直像烈焰般耀眼夺目——在剧作家笔下，有克吕涅丝特拉、安提戈涅、克莱奥佩特拉、麦克白夫人、菲德拉、克瑞茜达、罗莎琳德、苔丝德蒙娜、马尔菲公爵夫人；而在小说家笔下，则有米勒芒特、克拉丽莎、蓓基·夏泼、安娜·卡列尼娜、爱玛·包法利、盖尔芒特夫人——她们的名字在我们脑海里闪闪发光，我们绝对不会认为她们是「缺乏个性」的。说实在的，既然女人历来就这样存在于男人所虚构的文学作品中，有人就会想当然地认为，女人历来备受重视——她们千姿百态：有崇高的，也有卑贱的；有光彩照人的，也有令人沮丧的；有美艳绝伦的，也有丑陋不堪的；她们像男人一样了不起——有人甚至认为，女人比男人还要了不起。然而，这只是虚构的女人而已。实际上，就如特里维廉教授所说，女人往往被关在房间里，甚至还要^挨打。
于是乎，就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双面人。在想象中，她极为重要，而在现实中，她又微不足道。她在诗歌里随处可见，但在历史上却无立锥之地。她在虚构世界里主宰着国王和征服者，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只要父母把一枚戒指套在她手上，她便只能乖乖地做任何一个男人、甚至一个未成年男孩的奴隶。她在文学作品中思想敏锐、妙语连珠，但在实际生活中，她却目不识丁、沉默寡言，只是丈夫的一份活的家产而已。
先读历史，再读诗歌，由两者拼凑出来的女人，就是这样一种奇特的怪物——她是长着鹰翅的蠕虫，既是生命的象征、美的精灵，又是厨房里一块待剁的板油。不过，这样的怪物只是想象起来非常有趣，实际上并不存在。若想看到真实的女人，就必须现实地、同时又富有诗意地看待她。既要有活生生的事实——就是说，她是马丁太太，26岁，穿蓝衣服，戴黑帽子，穿棕色鞋；同时又要有诗意的想象——就是说，她就像一个容器，里面有各种精神能量，而这些精神能量，正在不停地运行着，燃烧着。然而，倘若要这样来看待伊丽莎白时代的某个女人，那简直难而又难，因为和她有关的事实少之又少，少得令人望而却步。可以说，有关她的记载没有一件是详尽的、真实的和实质性的。过去的历史著作几乎没有提及她。于是，我又想求助于特里维廉教授，看看历史在他眼里究竟是什么。我看了一下他的历史著作的各章标题，便发现历史在他眼里依然只是——
<blockquote>采邑宅第和公田农业的耕种方法</blockquote><blockquote>西多会修士与养羊业</blockquote><blockquote>宗教战争</blockquote><blockquote>大学</blockquote><blockquote>下议院</blockquote><blockquote>百年战争</blockquote><blockquote>玫瑰战争</blockquote><blockquote>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blockquote><blockquote>修道院的瓦解</blockquote><blockquote>村社危机及宗教冲突
</blockquote><blockquote>英国海上势力的发端</blockquote><blockquote>西班牙无敌舰队</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
如此等等。只是偶尔，才提及某个女人，如一个叫伊丽莎白的女人或者一个叫玛丽的女人，一个女王或者一个贵妇人。至于那些除了自己的智力和德性别无他物可供支配的市民阶层的女人，她们是绝无可能参与任何重要的历史事件的，而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见解，恰恰又是以那些历史事件为根据的。所以，我们在历史著作里根本找不到她。在轶事传闻中也很难见到她的身影。她自己从没写过自传，又几乎不记日记，只留下可怜巴巴的几封信；她也没有创作过任何戏剧或者诗歌可供我们对她作出评价；而我们大量需要的，正是有关她的种种信息，如她什么年龄结婚？在一般情况下，她有几个孩子？她住在怎样的房子里？她有自己的房间吗？她下厨吗？她有仆人吗？……如此等等——所以我想，在纽纳姆学院或者格顿学院里，为什么就没有一个聪明的研究者来关心这方面的情况呢？所有这方面的事实，也许就记在教区记事录和账簿里。关于伊丽莎白时代普通女人的生活，肯定都零零星星地散记在某些地方，只要把它们收集起来，就能编成一大本书，而我至今仍没能在书架上找到它。当然，尽管我认为现有的历史著作都有点古怪，都写得不太真实或者说不太平衡，我仍然没有胆量向那些名牌大学的研究者提出建议，要他们重写历史；但我总觉得，他们为什么不可以给历史加上一个补遗呢？为什么不可以给那个补遗取一个和其他标题一样的标题，从而让普通女人堂堂正正地出现在历史著作中？这有何不可呢？要知道，她们实际上在一些伟人传记中是经常出现的，只是匆匆而过，很快就消失在背景中了。而这时，我便会想到，她们一定在暗处向我们张望，在笑，或者在伤心地流泪。
假如莎士比亚有个妹妹
我在书架上不断寻找，但令人悲哀的是，根本没法找到一本有关18世纪以前英国女性情况的书。没有实例，我也就没有办法就我的问题加以反复思考。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女人没写出一首诗？此外，我也不清楚，当时她们是怎样受教育的，她们会不会书写，有没有自己的房间，或者，她们中间有多少人是在21岁以前就生育孩子的——说得简单点，我只是想知道，每-天从上午八点到晚上八点，她们通常在做些什么。她们肯定没什么钱，而且，根据特里维廉教授的说法，她们往往还未成年就已嫁人了，大多是在十五六岁，有的甚至更早。倘若上述情况属实，那么我敢说，假如她们当中真有人突然写出一部像莎士比亚那样的剧本来，那倒反而怪了。
此时，我想起了一位老先生——此人现已作古，但我知道他生前还是个主教——他曾宣称，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女人都不可能拥有莎士比亚的天才。他不仅在报纸上发表这一见解，还曾对一位女士解释说，尽管猫或许也有灵魂，但事实上猫是永远进不了天国的。像这样的老先生，曾用了多少心思来拯救我们女人啊！多亏他们，我们总算摆脱了无知！现在我们懂了，猫进不了天国，所以女人写不出莎士比亚戏剧！
然而，不管怎么说，每当我在书架上看到莎士比亚的作品时，我仍不得不承认，这位主教的说法至少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要莎士比亚时代的女人写出莎士比亚戏剧来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既然那时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现在难以得知，那就来想象一下吧——假如，莎士比亚有个妹妹，叫朱迪丝，具有惊人的天赋，那情形会怎么样呢？莎士比亚本人可能上过文法学校，因为他母亲继承了一笔遗产，还是有点钱供他读书的。他在学校里可能学过拉丁文，读过奥维德、维吉尔和贺拉斯的诗作，还学会了基本语法和逻辑。他是个顽皮的孩子，这谁都知道，曾偷猎过兔子，可能还射杀过鹿，后来又年纪轻轻就结了婚，而且婚后不到十个月，他的妻子就生下了一个孩子。由于行为不轨，他受乡人鄙视，便不得不到伦敦去谋求出路。他似乎生来就对戏剧有特殊癖好，所以先在剧院门口为人家牵马，但不久便设法在剧院里找到了差使，还上台做过配角演员。他生活在伦敦这个大都市里，各种各样的人都见过，也结识了许多人；他在街上尽情发挥自己的才智，在舞台上不断操练自己的艺术，直至功成名就，最后得以进入女王的宫殿。然而，我们不妨来想想，他的那个具有非凡天赋的妹妹又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她只能待在家里。她虽然像她哥哥一样充满活力、富于想象，而且同样渴望了解世界，但是她既没有被送去上学，也没有机会学会语法和逻辑，更不用说阅读维吉尔与贺拉斯的诗作了。她有时会拿起一本书——也许就是他哥哥曾读过的——但没读上几页，她父亲或者母亲就会走进来，要她去补袜子，或者要她到厨房去看一下炖肉，同时还会告诫她说，女孩子不应该痴迷于书本。他们教训她时的态度当然是既慈祥又严厉的，他们家的境况还不错，做父母的知道爱自己的女儿——很可能，她父亲还把她当作掌上明珠哩。有时，她或许还会躲在堆放苹果的阁楼上偷偷地写上几页，但写好后，不是默默地烧掉，就是秘密地藏起来。不久，到了她十几岁时，她就被许配给了住在同一条街上的羊毛商的儿子。她不答应，说她讨厌嫁人。于是，父亲先狠狠地揍她一顿，然后不再惩罚她，而是乞求她，求她不要伤害他，不要在婚事上使家庭蒙受耻辱。他会许诺说，他会给她一串项链或者一条漂亮的裙子作为嫁妆，而且说着说着，他会泪流满面。对此，她还能不听从他吗？她怎么能伤他的心呢？然而，在内心深处，她却怎么也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于是，在一个夏天的夜里，她悄悄收拾起属于自己的东西，从窗口挂下一根绳子，逃离了家庭。她连夜赶路，去了伦敦。那时她还不到17岁，但才华出众——论音乐，林中的鸟儿也比不上她；论言词，她和她哥哥不相上下；论想象力，她也是出类拔萃的；而且，和她哥哥一样，也对戏剧情有独钟。于是她来到剧院门口，对他们说，她想当个演员。那些男人一听，便哈哈大笑，尤其是剧院经理，一个胖胖的男人，一边狂笑着，一边对她大声说，女人演戏还不如让卷毛狗来跳舞哩，所以想都别想。他还暗示说——暗示什么，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既然她不可能当演员，还能做什么呢？不就是在酒馆里乞讨，或者半夜里在街头拉客吗？然而，她却是那样地耽于梦想，那样地渴望了解世人的生活，那样地渴望能将自己的天赋化为不朽的艺术。我们知道，她很年轻，容貌又出奇地像她哥哥，长着弯弯的眉毛和大大的棕色眼睛，而这，终于使某个叫尼克·格林的剧团老板对她动了心。她满以为就此可以发挥自己的戏剧才能了，但不久却发现，那个伪君子只是让她怀了孕。接着——接着还会怎样呢？当一个女人的躯体里跳动着一颗诗人的心时，其结果可想而知——她痛苦不堪，最后在一个冬天的夜里自杀了，尸体被埋在城外的某个路口，也许就是今天大象城堡饭店前那个公共汽车站所在的地方。
我想，在莎士比亚时代，要是真有哪个女人和莎士比亚一样有天才的话，那么她的故事大体就是这样。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部分地赞成那位已故主教的看法，那就是：在莎士比亚时代，女人绝对不可能具有像莎士比亚那样的天才。莎士比亚式的天才是不可能从那些既未受过教育、又整天忙碌供人使役的人当中产生出来的；在当时的英格兰，它不可能产生于撒克逊人和布列吞人</small>中间，而在今天，它也不可能产生于劳工阶层。既然如此，它又怎么可能出现在当时的女人身上呢？要知道，按特里维廉教授的说法，当时的女人尚未成年就要干活了：不仅她们的父母会逼迫她们，法律、习俗和种种社会势力都在逼迫她们就范——她们不可能会有别的生活。女人中间当然会有某种天才，就像在劳工阶层中也有某种天才一样。这样的天才有时还会显露出来，前者如艾米莉·勃朗特，后者如罗伯特·彭斯，他们俩就是明证。但是，这样的天才从未受到重视，这是确凿无疑的。不管怎么说，反正每当我从书上读到某个女巫遭人驱赶、或者某个女人中了邪、或者某个聪明女人竟在卖药草、甚至某个杰出的男人有个平凡的母亲时，我就会想，这些女人也许是会成为小说家的，只是她们迷了路；也许是会成为诗人的，只是她们受到了压制——她们也许就是某个因被人忽视而默默无闻的简·奥斯丁，要不就是某个因有才无处施展而被逼得发了疯的艾米莉·勃朗特，她只能独自在荒野里癫狂，或者在路边朝人做鬼脸。说真的，我可以大胆猜测，为我们留下大量诗歌的远古无名氏多半是个女人。这完全可能，我想，当时有个女性爱德华·菲茨杰拉德</small>，她编出一首首民歌和民谣并对着自己的孩子吟唱，为的就是在纺纱时解闷，或者借此度过冬天的漫漫长夜。
我这么说，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谁说得清呢？但不管怎么说，当我回想起我刚才杜撰那个关于莎士比亚的妹妹的故事时，我总觉得，其中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出生于16世纪的任何一个天赋出众的女人，最终必然会发疯、自杀，要不就是在荒野茅舍里孤寂地度日，像个女巫，甚或女妖，令人畏惧，又受人嘲笑。
文学与性别
「爱」是不大能谈论的，谈起来总不免会失言。但是，在我们的日常言谈和交往中，爱又无处不在！我们去乘公共汽车，会爱上某个售票员；我们去商店买东西，会觉得某个年轻女售货员可亲可爱——或者，可憎可恶。我们既然在日常生活中会时时额外地滋生出爱或恨来，那么在读书时，当然也是如此。批评家或许应该不动感情地就书论书，但对于我们普通读者来说，和书有关的一些东西，如作者的性别、外貌或者人品，却会像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真实事物一样引起我们的爱憎。这种感情尽管莫名其妙，但却像在日常生活中一样影响我们的看法，而且也像在日常生活中一样，很难用理智去加以分析。
乔治·爱略特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据说，她现在的声誉已大不如前了。确实，她的声誉怎么能不受影响呢？她那张难看的马脸、那只难看的长鼻子和那对难看的小眼睛，总是从她的书页后面浮现出来，使男批评家们觉得不快。他们不得不称赞她，却实在没法喜欢她。不管他们怎样严格地、绝对地信奉艺术与艺术家个人无关的原则，当他们在那些评论文章和教科书里证明她的才华、揭示她的意图和表现手法时，他们的语调里仍不知不觉地流露出这样的感觉——他们并不希望乔治·爱略特来为他们倒茶。另一方面，简·奥斯汀却正在为他们倒茶。他们喜欢她一边从无比贞洁的茶壶里把茶倒进无比精美的杯子里，一边对着他们莞尔一笑，既温文尔雅，又妩媚迷人——这种男性感觉，即便在最严肃的英国文学批评中也在所难免。
那么女人又怎么样呢？现在的女人不仅读书，还涂鸦似地写出了自己的见解。既然如此，或许也应该追究一下她们的偏执之处，追究一下她们从书页中引出的个人爱憎，尽管这种本能反应一出现就自我压制了。这里，性的引力和斥力当然是最为重要的。你甚至能听见它在噼剥作响，使一些平庸之极的周刊也似乎显得趣味盎然了。说得更严重一点，这种非文学的因素就如为虎作伥，既使思想变得更为迅疾，同时也使思想变得更为任性，更为随意。所以，读书前调整好自己的情感状态，看来还是很有必要的。这里，我们首先会想到的一个人就是拜伦。说到拜伦，可以说没有哪个循规蹈矩的正经女人是会喜欢他的。因为在她们看来，拜伦的那种自我中心、虚荣自负的性格，就像是恶棍和巴儿狗的混合物，他那种��在上、藐视一切的孤傲姿态，看上去就像是理发师用来放假发的木桩，而他的那些连篇累牍的感伤话，表面上好像说得娓娓动听，其实不仅单调乏味，甚至令人恶心。然而，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很喜欢拜伦——这么说并不令人惊异。因为在男人心中，拜伦不仅才华出众、勇敢无畏、魅力十足，而且既富有理想又擅长嘲讽，既平易近人又出类拔萃——总之，他是个英雄好汉，是个女人的征服者；因为男人中的强者自以为自己也是这样，男人中的弱者呢，则对此无比羡慕。所以，要想喜欢拜伦，要想欣赏他的书信和《唐·璜》，首先必须是个男人；反之，换了女人，即使喜欢也必须装得不喜欢。
对济慈</small>就不用这样装了。不错，人们在提到济慈时总带有几分怯意，因为对他这样一个具有人类所有珍贵品质的人——这样一个既有天才又有情感、既有尊严又有智慧的人，倘若我们只知一味称颂而不知其他的话，只会使我们显得低能。不过，如果要说有哪个男人能得到男女一致推崇的话，看来非济慈莫属。在他面前，男男女女的各种个人偏爱都会趋于统一；但这里仍有一点分歧——因为有个范妮·布莱恩</small>，因为济慈曾抱怨范妮·布莱恩在汉姆斯泰德跳舞跳得太多。这位天神般的诗人看来仍有一点那个时代的大丈夫作风，倾向于把自己的情人看作是美丽的天使和鹦鹉，所以有时就不免专横。今天若由一群少女组成一个陪审团来裁定他们谁是谁非，结果一定对范妮·布莱恩有利。不过，济慈也曾照看过自己的妹妹。他不仅给了她最好的教育，还塑造了她的人格。在他妹妹身上，他充分显示出自己「若能委以重任，必有王者风范」。所以，济慈的女读者很容易把自己视为他的姐妹。同样，她们对华兹华斯也会怀有姐妹之情。华兹华斯</small>其实不应该结婚，丁尼生</small>倒是应该娶个妻子。还有夏洛蒂·勃朗特，她根本就不该嫁给那个尼古拉斯先生。
至于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你若想占个有利位置来观察他，就得前后找找。他脾气不好，常常把桌布撕得粉碎。他是个严厉苛刻的人，又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对女人，他很粗暴，但他又真心诚意地崇拜女人。他曾辱骂过施莱尔夫人，而施莱尔夫人又是他最崇拜的女人；还有一些年轻、漂亮的女人，也曾有幸坐在他膝上；但无论是对施莱尔夫人，还是对那些年轻、漂亮的女人，我们都不必羡慕。她们一个个都诚惶诚恐。倒是有几个既不年轻、又不高雅的卖火柴或者卖苹果的女人，因为她们有自谋生计的勇气而赢得过他的同情和尊敬。还有一些雨夜里站在街头的女人，她们有时也会得到他的青睐而去为他效劳。当然，她们不仅为他洗刷碗碟，.也从他那儿得到了女人所能得到的最大回报。
上面这些例子看来都非常简单：男人不管怎么样总是男人，女人即使在写作也仍然是个女人。他们只不过是直接地、正常地发挥了自己的性别影响罢了。但是，有一类人却不然，他们向来就不受性别影响。弥尔顿</small>可以说是这类人的首领，此外还有兰多、萨福、托马斯·布朗爵士和马韦尔等人</small>。他们可能是女权主义者，也可能是反女权主义者；可能很热情，也可能很冷漠；他们的私生活可能平淡无奇，也可能非常浪漫；但不管怎么说，这些都和他们的作品毫不相干。他们的作品是纯粹的、不带杂质的，就像人们所说的天使那样，没有性别之分。当然，我们不能把这类作家和另外一类有同样特点的作家混为一谈。请问，爱默生、马修·阿诺德、哈丽特·马蒂诺、罗斯金和玛丽亚·埃兹华斯</small>，他们的作品属于哪一性别？不过，这个问题在这里并不重要。反正当他们写作时，他们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他们只诉诸人类灵魂中那一片无性别的疆域；他们从不煽情；他们只是给人以教诲，使人从善，使人向上；所以不论男女，都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得益，因为那里既没有偏执的性别感情，也没有狂热的同志思想。
然而，我们仍不可避免地要走进闺房，而当我们在帷幕旁边看到几个女人的身影并听到她们谈笑风生时，仍禁不住有点颤抖。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女人之间的关系依然是那么暧昧不清。干脆在一百年前，事情倒是明了的：那时女人是行星，只有在男人的阳光照耀下才会发亮；一旦没有了男人，女人便陷入一片黑暗——就像男人所说，她们只会相互轻视、相互猜疑和相互妒忌。必须承认，现在的情况至少不再让男人那么得意了。女人也开始表现出了自己的爱憎，所以你不敢再断定，一个女人读了另一个女人写的书后，除了嫉妒肯定不会再有其他感想。因为很可能，爱米莉·勃朗特会唤起她对青春的热望，夏洛蒂·勃朗特会使她由衷地喜爱，而安妮·勃朗特则会给她一种温馨的姐妹情谊。同样，盖斯凯尔夫人很可能会使她的女读者感到母爱的力量，因为她既聪颖又仁慈，读她的书总让人想起可敬可爱的母亲；而乔治·爱略特呢，她虽不是母亲，却是个无与伦比的姑妈——只要你叫她一声「姑妈」，她准会把赫伯特·斯宾塞</small>给她的那些男人的东西统统扔开，并马上沉浸在回忆中，开始滔滔不绝地——当然，是带着乡下口音的——向你讲述她年轻时的种种经历，向你袒露她那既广阔又深邃的内心世界。还有简·奥斯汀，她会使我们一见倾心。但是，她自己并不在乎我们爱不爱她，因为她什么都不在乎。确实，我们对她的爱，只是读她的书时的一种无关紧要的副产品，就像天上不管有没有云雾，月亮自身总是清辉耀人的。至于外国女作家，有人说根本没法喜欢她们。实际情况也许并非如此。要是认真读的话，那么德·塞维尼夫人
</small>一定会使我们喜欢不尽。
不过，话得说回来，虽然我们为了和另一个女人心灵相通，在思想和感情上作了种种努力，虽然我们对女作家私心偏爱，但这种偏爱却不能和那些名垂史册的文学大师在我们心中唤起的那种崇高的爱同日而语，就像夏天里的男女调情不能和终生不渝的伟大爱情相比。莎士比亚不必说了，篱笆上和田野里的小鸟、蜥蜴、地鼠和山鼠不必为太阳送来温暖而表示感激；我们也不必感激莎士比亚为我们送来的文学之光。我要说的是另外两个人的名字，虽然他们发出的光要比莎士比亚稍稍差一点。一个是诗人——他爱女人，但在爱的路上布满荆棘。他时而狂呼，时而诅咒；时而凶狠，时而温顺；时而妙语连珠，时而口出秽言。然而，正是他阴沉沉的思想中的有些东西，使我们为之着迷；正是他变化无常的暴躁性格，使我们为之兴奋。从他浓密的荆棘丛中，我们可以窥视到最高的天界，可以领略到那种陷于忘我之境是狂喜和那种无声无息的、真正的宁静。年轻时，他曾用一双中国人似的细长眼睛凝视着这个他既爱又恨的世界；年老后，他双颊塌陷、颧骨突兀，形同骷髅，犹如包在裹尸布里似的痛苦度日，最后死在圣保罗教堂里。但是，无论是他年轻时，还是他年老时，我们都不能不爱这个人——约翰·堂恩</small>。另一个人和约翰·堂恩截然不同——他高大英俊，却生来跛足；他思想单纯，笔快如飞，洋洋洒洒地写了许许多多小说，其中却没有一句脏话和粗话，甚至连一句稍稍出格的话也没有。他是个拥有地产的绅士，特别喜欢哥特式建筑；要是活到今天，他一定会拥护现在英国所实行的那些最令人痛恨的制度和政策。然而，他却是个了不起的大作家，凡读过他的传记、日记和小说的女人，无不神魂颠倒地爱上他。我说的这个人，就是瓦尔特·司各特。
女性与小说
「女性与小说」其实有两层意思：既可以指女性与女性写的小说，也可以指女性与关于女性的小说。我在这里故意含糊其辞，是因为女性小说常常和一些与小说艺术毫不相干的东西纠缠在一起。所以，在谈论女性小说时，就必须留有余地，必须要有伸缩性——这样才有可能讨论小说以外的那些东西。
只要稍稍留意一下女性写作，就会引出一连串问题。我们随即会问：为什么在18世纪以前几乎没有女性小说？为什么到了18世纪以后，女性不仅开始像男性一样写小说，而且还写出了一部又一部经典之作？为什么女性写作——不论当初，还是今天——都一直以小说作为主要表现形式？
只要稍稍思考一下就会明白，我们若想自己来回答上面这些问题，那只会是徒劳一场。因为它们的答案一直被锁在一些陈旧的抽屉里，尘封在古人留下的那些破旧的日记里，或者只是残存在一些老人模糊的记忆里，而且很快就要被彻底遗忘了。所以，我们要想得到答案，只能返回到历史的幽深之处，到那些昏暗的过道里，在往日平凡乃至卑微的女性生活中寻找。
女人世世代代生活在昏暗中，只有极少数几个偶尔露一下身影；因此，关于过去普通女性的生活，人们知之甚少。英国的历史，历来就是男性的历史，而不是女性的。我们对于自己的父辈，多多少少总有点了解，特别是他们的非凡之处。他们曾当过步兵，或者曾加入过海军；曾担任过公职，或者曾制定过法律，如此等等。但是，对于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祖母和我们的曾祖母，我们又知道什么呢？只有一些传说留下来，说她们中的某一个长得很漂亮，某一个是红头发，某一个曾被皇后亲吻过，如此而已。总之，除了她们姓什么叫什么、何时结的婚和生过几个孩子，我们对她们几乎一无所知。
正因为这样，我们要想知道某个时期的女人为什么会做这件事而不做那件事，为什么她们不写小说，或者为什么她们会写小说，而且还写出了传世佳作，确实是件很难、很难的事情。不过，假如真有人去查考那些积满灰尘的书信和日记，把往日的历史彻彻底底地翻一遍，并能准确地再现出莎士比亚时代、弥尔顿时代和约翰逊博士时代普通女性的日常生活情形，那么，我想，他或者她不'
仅能写出一部极为有趣的书来，而且还将为文学评论家提供一件他们迄今尚缺乏的武器。杰出女性是有赖于普通女性的，唯有对普通女性的生活状况有所了解——譬如，她有几个孩子，是否有经济来源，是否有自己的房间，是否独自照料孩子，是否有仆人，是否要承担家务，等等——也就是说，唯有当我们考察过普通女性可能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经验之后，我们才能知道，那些杰出女性——作为小说家——为什么有时会成功，有时却会失败。
在历史上，似乎有一种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在两个女性活跃期之间常有一个女性沉默期。公元前6世纪，在希腊的某个小岛上有萨福</small>和一小群女人在写诗。后来她们沉默了。然后到了公元11世纪，我们发现在日本有个宫廷女子，即紫式部夫人</small>，写了一部篇幅浩瀚而且非常优美的小说。接着，在公元16世纪的英国，男性剧作家和诗人虽然无比活跃，女性却噤若寒蝉——当时正值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可文学却是清一色的男性文学。此后，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同样在英国，我们又看到女性开始写作。这一次不仅写得很多，而且成就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