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小哥特别投缘。都是袓籍山东，生在东北。好交朋友、骑机车、唱歌、喝酒，爱吃大蒜，怒了还会动手打架。骨子里都是纯爷们儿。听他唱《北方的狼》，会忍不住仰天长啸，恨不能同去草原，亮出嗜血的牙齿追寻目标。

小哥真性情，带他参赛，回回都少不了酒。一开始我不明就里，他要喝，我就陪他喝，却见他身边的人战战兢兢，欲言又止。后来他们才告诉我，小哥喝了酒，你要敢惹他，拳头可是很厉害的。

我方知自己是在“舍命陪君子”，当时还认真考虑了一下，万一被他打，我还不还手呢？不还手，大概不可能，因为我这副身子骨架不住被人打啊，从小练就的本领就是自卫还击快而猛。但是如果还手，我应该照哪儿打才合适呢？

好在那次，小哥及时打住，没喝高。跟我在饭桌上把酒言欢的时候，他一定没想到我的笑容背后还有那么复杂的心路历程。

事实证明，我的心路历程绝非多余。有一次小哥唱完，摄制组去212房间采访他，我看见他的助理小赵站在门口，用手捂着眼睛。

“怎么了？没休息好？”我问他。

“不是。”他摇头，“小哥昨天喝酒了。”

然后把手拿开让我看，嗬，好一个乌眼青！

小赵委屈地说：“我看他喝得差不多了，从背后拉了他一下，谁知他一回身一挥手正好杵我眼睛上……喝了酒，手上没轻重。”

隔了一周，再次开唱，再次采访，还是老地方。又看见小赵捂着另一只眼睛站在门口，一脸惆怅的样子。

“又喝高了？”我表示深度关切。

“我算是总结出经验了，对小哥这种武艺高强的人，一定要正面劝说，不能背后偷袭，否则，后果很严重……呵呵。”

即便如此，跟在小哥身边的人，仍然对他尊敬有加。性情中人，偶尔失控，自是难免，但是该仗义的时候真仗义。

大家都记得他被烧伤吧？那次他累了在房间按摩，按摩的小姑娘实在太困了，拿起半罐酒精点上火，直接扣在了他背上。他老婆说，当时冲进卧室，见他浑身是火在地上打滚，全凭年轻时打架的功底反应快呀！

事情闹大了，大家都认为那小姑娘完了，烧伤普通人都赔不起，何况是巨星！谁知小哥轻描淡写地说：“算了，别难为那孩子，她不容易。赔个几万对我起不了作用，她可得倾家荡产了，何必呢？”

听见没？这就是小哥，真爷们儿！

人家“泰囵”，我“荷囵”

《我是歌手》录完第四期，正值2013年春节。小哥是个很孝顺的人，向节目组提出来，要去美国看望九十多岁的母亲。人之常情，都能理解，于是台里临时做了一些调整，等他从美国回来，比赛再照常进行。

趁小哥去美国，我在台里暂时没有拍摄任务，就应邀去了趟欧洲，主持一个面向各国华人华侨的“巡回春晚”。

原本说定只主持两场。小哥结束探亲后，我要和他同时赶回来，继续《我是歌手》其后几期的录制。可是后来一口气主持了七场，还不算完。

有关部门打招呼，要求我主持完整整一轮演出再回国，并且强调，在欧洲把一年一度的巡演局面搞好，比回国主持一档娱乐节目，意义要重大得多。

可是我与小哥有约在先，而且和当地工作人员沟通中有些误解，犟劲又上来了。我这人呢，有个毛病，就是吃软不吃硬，反感一切强压式的“命令”。无论比我高的人，还是比我低的人，我都愿意与之称兄道弟，谁也别哈着谁，前提是平等共事，相互理解。

真遇上那些不了解我、动辄拿“领导特别大”“酬金特别多”“舞台特别好”说事儿的人，我的态度就是无比强硬无比轴。越不让走越要走，拍拍屁股马上走，谁的面子也不给。

回国录不录节目另说。过年了，我得回家看跳跳去！

顶着各种压力，心里想着“要陪小哥唱歌”，买张机票从巴黎飞回长沙。说句实在话，在第一季节目中，“经纪人”对比赛进展未必能起到什么关键作用。但是为了少年时的偶像，千辛万苦，我回来了。

没想到的是，我回来了，小哥没回来。

明明都上了飞机，因为发高烧，又被美国人“撵”下去了。一是怕他影响到其他乘客，二是怕他在十几小时的长途飞行中发生意外。

但是从节目制作周期来看，又着实不能再等，只好忍痛让小哥退赛，临时请来辛晓琪救火，录制继续进行。

小哥退赛，我也就暂时没事干了，又开始惦记欧洲那边的巡演。

原本我对那趟巡演也是有感情的。看到那些多年离家在外打拼的华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很多人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再开好几个小时的车赶过来。为了配合他们的时间，我们的演出往往要等到夜里12点才正式开始。大家都不容易。

而且我当主持人，不喜欢假模假式说官话，演员是演员，观众是观众。我喜欢真心真意，让台上台下闹成一团、疯成一片才过瘾。最感动那些七八十岁的老华侨，蹒跚着走上舞台，大笔一挥，写上“祖国在我心中”高高举起，那一刻，心情无法形容。

这么一想，我就心软了，决定厚着脸皮打电话过去问问情况。

“咳咳……你们还好吗？”电话通了，我佯装正常，做关切状。

“锐哥，别提啦，昨天在奥地利那场，没你撑不住场啊！观众来了没看见你，都很失望！”那边也顺势使劲捧我。

“这样啊，”我努力抑制住泛滥心底的激动，沉思片刻，“那……我还是回来吧。”

电话那头，沉寂了10秒，然后对方用十分克制的声音对我说“等等，你听。”

“哇哦……”一阵来自大洋彼岸的欢呼，排山倒海，把锐哥的眼泪都给招呼出来了。立马动身启程吧。

大部队已经巡演到荷兰。我得从长沙起飞，经北京转机，奔阿姆斯特丹。

一看手表，距离我从巴黎飞回来，刚好24小时。

啥叫No Zuo No Die Why You Try？锐哥给你做表率。

大概赶上了一个不宜出行的日子。

刚出家门就遇上各种耽搁延误，从长沙折腾到北京已是凌晨3点半，而北京飞往荷兰的航班大约7小时后起飞。我拦了一辆的士，告诉司机无论什么酒店，离机场近就行，反正还能多睡会儿。

一路上黑灯瞎火，我也没注意辨别方向，最多过去十几分钟，车就停在一家酒店门口。看上去金碧辉煌，条件不错。一头扎进去，办好手续，直接进屋扑倒在床。

第二天早上，待我一睁眼，坏了，飞机都快飞了！

赶紧在房间里打电话，让酒店帮忙叫车，然后拖着箱子连滚带爬跑了出去。哪知房也退了，账也结了，帮忙叫车那位还没消息。大堂经理站在门口左顾右盼。

我等不及，走过去看个究竟，出门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这座金碧辉煌的酒店，坐落在一片广袤无垠的田野里。目光所及之处，除了一些尚未完工的烂尾楼，荒无人烟。

“锐哥别急，您坐里面等。我们这儿啊，不定啥时候才有车呢。”大堂经理淡定地安慰我，“已经派保安去远处拦车了。”

“哪儿呢？”我抻着脖子望眼欲穿。

“路的尽头。”大堂经理指着远方说。

我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确实跑得够远，够卖力气。这下即使心里有火，也不好发作了，只好往他手指的反方向走。“您去哪儿？”

“我去……那边路尽头看看。”

“别去了，那边不通车的。”不紧不慢的口吻，让我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总之，等了很久很久，终于看见一辆出租车从“路的尽头”缓缓驶来。而当我钻进车中坐稳的时候，一看表——如果没有延误，飞机已经起飞了。

荷兰，不是河南。从北京起飞的航班，一天就这一趟。

等明天？等不起。今晚就必须赶到。

机场工作人员很靠谱，急旅客之所急，当下帮我查询到另一条航线：“北京一香港一莫斯科—阿姆斯特丹。”路程是绕了点儿，但时间刚刚好。

当机立断，就是它！

“先生，票订好了，还有什么可以帮您？”工作人员温柔的话语打断了我的遐想。

“嗯……先到香港，粵语倒是会两句，然后到莫斯科……你能告诉我俄语‘转机’怎么说吗？”

小姑娘爱莫能助地摇了摇头。

我只好落寞地转过身，独自踏上这充满未知的旅程。

到了莫斯科机场，果然没有任何惊喜。我深深凝视着那些俄语字母——头上顶俩眼睛，底下拖着尾巴，个个都像长反了的汉语拼音——彻底蒙了。

去荷兰到底从哪儿登机啊？

我找到一位警察，试图用我那半吊子英语问路，他茫然地望着我，始终是一头雾水的样子，让我越说心越凉。

我下意识地摸摸钱包，“硬硬地还在”。随即找了个僻静处，把大额现金、信用卡、零钱分别装在几个口袋里，一旦失窃不至于全军覆没。

此时脑海里浮现出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幸福终点站》。汤姆·汉克斯饰演的男主角从东欧某国飞往美国，飞行途中，袓国发生政变，使他失去合法身份，无法入境，也无法回国，滞留肯尼迪国际机场长达九个月……

正当我怀着迷茫的心情，寻找通往阿姆斯特丹的登机口时，冷不丁肩膀被人拍了一下，传来一声欢快的乡音：

“锐哥！”

一时间我以为自己是在做梦，表情略为麻木地转过头去，看见一个中国小伙子，满脸堆笑，胸前挂着一根蓝带子，蓝带子下面吊着一个塑料牌，牌上写的字我居然认识：中国xx航空公司。

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我带着哭腔说：“兄弟，见到你太好了！”

“我离着老远就认出您了，从小看您节目长大的。”孩子笑得越发灿烂。

“你……你……你会说俄语吗？”人在绝处逢生的时候，通常都会结巴。

“会啊。”

“那你……你知道，去阿姆斯特丹从哪儿登机吗？”

“知道啊。”

我奶奶说得对，这人啊，只要心眼好，走到哪儿都遇见贵人。顺利找到登机口以后，我和小伙子愉快地交换了电话号码并在微博上热情“互粉”。

我对他拍着胸脯承诺，以后来长沙找我，吃喝玩乐哥全包了！

然后我就在颠沛流离中到了荷兰。一亮相，众人集体起立鼓掌，欢迎锐哥回归。

一份名为《欧洲时报》的华文报纸还专为此事采访了我，中心思想大概是“主持人李锐心系欧洲同胞，48小时往返飞行”。

该特派记者为此行做了一个经典总结：“电影里演的是‘泰冏’，锐哥这一趟应该叫‘荷冏’。”

不知道我的同事何炅，那一刻有没有耳朵发烧。

“哥今年五十三了！”

“荷冏”的故事讲完了，还得回过头说小哥。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趟莫名其妙的行程。

有关小哥中途退赛，坊间传闻很多，而我刚才所说的，应该是个信得过的版本。尽管心中遗憾，我也相信对他而言，这是一个最好的结果。

我曾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写得颇为中肯：

“这是一个高音称王的时代，娱乐基本靠吼。历数所有淘汰的、退出的、补位的、将要淘汰的、成绩不好的，你会发现那些可以长久留在舞台上的选手，均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大嗓。而所有的评判最终都指向一个标准：高音！高音！誓死不休的高音！”

我对此深有同感。但是直到《我是歌手》第二季，成为韩磊的“经纪人”，才有机会表达这个观点，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舞台上人人比拼“铁肺巨嗓”的趋势。

记得有一次，小哥上台前，我半开玩笑对他说：“当年我趴在工体房顶上听你唱歌，声音多高亢啊，不如一会儿也喊一嗓子给他们听听。”

小哥闻言驻足，微微一笑：“哥今年五十三了。”

不知为什么，他的笑容里有种东西，触痛了我。男人之间，本不该腻腻歪歪谈什么感情，但是那一刻，我真的动了感情。或许有无奈，也有心疼。光辉岁月永在，但毕竟英雄迟暮。艺术的生命始终燃烧，但火焰日渐微弱。这是谁也无法抵挡的自然规律。

小哥曾经也是“铁肺巨嗓”，也能弹着狂放的吉他飙着不羁的高音，歌唱草原和狼，冬季和远方。然而，已经知天命的他，犯不着再为了什么去声嘶力竭。他要做的，想做的，就是收敛声线，沉淀心情，平实的演绎中深潜着激流。

小哥代表着一个渐行渐远的时代。正如他自己所说：“歌曲是没有年纪的，是你心中永远的记忆。”而如今这个时代，如果不能再给小哥提供一个合适的，能够让他安静和舒展的舞台，是我们的失职。

我比小哥年轻十几岁，但那种从辉煌走向平淡、又依然努力在平淡中创造辉煌的心境，却同样深有体会。正因有此体会，在第二季，磊哥荣膺“歌王”之夜，我才会说出那番肺腑之言：“谁说我们老男人只有下坡路可走？前面的高山多着呢，等着我们一座一座去翻越。”

只是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更懂得人生中的起伏和无奈，“高山”的意义已不再是单一的标准。保持单纯和善意，保持自己的真性情，凡事努力也量力，甚至偶尔知难而退，都是对生命的顺应和尊重。

很多朋友说，听小哥唱歌，听着听着就哭了。这泪水中有许多属于我们的故事。不管经历多少，不管明天如何，这一刻我们找到了归属。正如小哥的淡然：“我就在这里，等你。”

岁月可以让我们日渐温和，慢慢老去，却永远不能磨灭心中的梦想与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