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古书店风景(苏枕书)_盛筵难再，空谷余音：汇文堂（1 / 2）_京都古书店风景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一

某个冬天的黄昏，天色阴沉，忽然下起雪。待雪停，起意到汇文堂看看。这间旧书店开业于明治四十年（1907），旧址在丸太町南、御灵神社前。初代主人大岛友直曾就职于东京的中国文史专门书店文求堂，不久回京都独立门户，与当时京大建校（1897年）不无关系。大岛友直本人对中国文化极感兴趣，因与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方文化研究所、人文研究所、京都学派诸贤交谊极厚，汇文堂出版过许多中国文史类书籍、论文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汇文堂深受森鸥外、西园寺公望、富冈铁斋等人的喜爱。“汇文堂书庄”的匾额即为内藤湖南所题，至今仍悬于店前。

1990年，汇文堂迁到今天的地方，在御所东南角、丸太町通北侧、御灵神社以北，距旧址不远。人事几经代谢，登门买书的人越来越少，跑到门前瞻仰湖南先生手泽的人依然有一些。国内有至京都访书者，亦必造访此地。如辛德勇《未亥斋读书记》就提起过，说店家老太太怀念昔日学风之盛，抱怨现在的年轻人不懂读书，故时常不愿与人说话，有些不近人情。

此话并不尽然，四代主人大岛夫人并非不近人情，只是常常觉得寂寞而已。

平时在柜台里看店的是她年轻的儿子。店内靠墙两大排书架，中间一排，尽为文史书籍，间有少量文艺小说类。书架外侧堆满文库本，皆为古典文学、东洋史一类。柜台后方垂帘右侧有一张堆满线装古籍的书架，断简零缣，卷帙蒙尘。书架之间零零散散堆满书籍，有很多并非二手书，而是当年存下来的老版本，大陆、港台、日韩出版者，凡与中国文史相关者，均有所涉。只是久未整理，随手抽出一册，就要落一阵灰。

那天逡巡间发现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出版的影印本《王国维遗书》，标价一万两千日元。检点发现阙第一册，问店家可否低价出售。此书并非很难得，但市上售价也不低。我在国内一直想收，犹豫未买。当时并没有抱着非买不可的心情，因此问得很随意。年轻的店家到柜台内电话请示他的母亲，说客人想折价买一套书，您过来瞧瞧。

内藤湖南所题匾额

俄而内间帘内走出一位瘦削的夫人，打过招呼后，先道“怎么会呢，怎么会少一册呢？记忆中明明是全的”，又在架上仔细翻找，仍无所得，便问：“实在抱歉得很，如果你想要，五千可以么？”

她生得很美，披一件大袖棉袍，系一条丝巾，也不着急等我的答案。我与她多聊了几句，她始终不坐在柜台里，而是极谦虚地立在书架旁，与我讲了许多旧话。说汇文堂最鼎盛的年代在初代主人大岛友直经营时期，那是她的叔父，刚从东京文求堂回来，广交名士，意气风发，出版了许多书籍，如青木正儿《金冬心之艺术》，内藤湖南、铃木虎雄等人谈梅兰芳京剧的《品梅记》等。店内定期刊行的书目《册府》，卷首曾有诸多知名学者供稿，一时风流盛极。

她说，自己生得晚，并没有见过内藤先生。家父与他有往来，这匾额——先生题后不久即驾鹤西去。那会儿来店里的老师很多，吉川幸次郎先生也常来敝处。自己当时年纪轻，什么都不知道，只晓得是位了不起的先生。可惜如今，也都不在了。

她随手拿了一期《册府》给我瞧，说封面“册府”二字似为铃木虎雄所题。“那时候每一期都会请不同的老师题字，如今都已不再有了。”

翻了翻目录，那期刚好有青木正儿、滨田耕作等人的文章。

到此，我已大致决心将那阙一册的套书买下，问能不能再稍稍便宜些。

她想了想，非常爽快，道，四千吧。我说好。

她将十五册书逐一确认，为我找了只大纸袋装好，道，王国维先生在京都待过三四年，叔父还是祖父与他有一张合影……我应该看到过，去给你找找。

遂去房内翻检。过了会儿出来抱歉道，一时不知道放在哪里，如果找得着，下次给你留着。

谈兴正浓，与我讲湖南先生晚年栖隐在瓶原村读书，即今日木津川市内，距关西大学某校区不远。湖南先生哲嗣乾吉先生亦有著述，可谓家学渊源。

天色已晚，躬身告辞。出门将书放在车篮内，正要离开，那位青年忽而拉门出来，手里有一小包豆政家的果子：“家母说送给你。”声音很小，又迅速回去了。

豆政家的果子与《王国维遗书》

那以后，凡有空暇，都会到店里看看。未必能挑出什么书——架上地下堆满的，实在凌乱得很。有些当年不错的版本，但翻开纸页窸窣，残损得厉害，也没什么买的必要。标价都不低，有很多还没有来得及定价，问那位青年，他又只道不知，总要打电话叫母亲下楼。每次都这样打扰，很让我不好意思。去年冬天到今年2月末忙乱困顿，未有余暇亦难有闲心逛书店，蹉跎到3月初又回北京度春假，到3月底才回京都。春寒料峭，到熟悉的几家书肆转了圈，未见有什么好的。又到汇文堂，仍是老样子，很冷清，买了两册《皇朝经世文编》，敷了很厚的灰。那位青年找不到合适的书袋，我说不要了，直接放到书包里。

二

新学期选了一门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的课，老师是从龙谷大学请来的木田知生先生。木田先生出身京大文学部，在宋史、文献研究、佛教文化方面很有名。上世纪80年代留学北京大学，在邓广铭先生门下，汉语讲得很好，与中国学术界交往颇密。先生精于版本目录学，对日本旧书店极为熟悉，课上课后听他提起不少书林逸话，极受教益。因常向他请教，他赠我一册影印本《京都古书店巡礼》，2000年京都府古书籍商业协同工会出版。内有京都诸家旧书店的照片、简介、地址等，看目录，有不少旧书店今已不存，也有不少这十年间新开的旧书店未录入，世运升降盛衰，令人感慨。木田先生道，现在逛旧书店的心思已经淡了，因为可逛的太少，好容易碰到本好的，又漫天要价，贵得离奇，故而利用日本旧书店网站就好。他为我们整理过日本的中国书籍专门书店：东京有亚东书店、内山书店、光儒堂、海风书店、上海学术书店、书虫、中华书店、东方书店、山本书店、兰花堂、燎原书店、琳琅阁书店、六一书房，大阪有东方书店关西支店、上海新天地中文书店，神户有和平书店，京都有中文出版社、高畑书店（此二者已无实体店，仅余仓库，非熟客不知）、汇文堂、朋友书店，名古屋有亚东书店、昆仑书房、燎原书店，九州有北九州中国书店和中国书店，冲绳有乐平书店。他说，常用的大部头书就从这些店里挑选、网购，很便利，偶尔也会在孔夫子买书。

“京都的旧书店比起东京，还是逊色许多。辉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过往事还是很让人留恋。”我曾问他：“老师您对京都哪家书店印象好些？”他笑答：“高畑书店、东方书店、朋友书店都很好。不过高畑书店店面已经没有了。东方书店也倒闭了好些年，只有东京的还在。朋友书店好书是不少，第二代主人在生意方面也挺上心，却不重视网络经营，没有主页，在网上也查不到书目，实在很不方便。”

木田先生对图书资料电子化很重视，他善用电子书，精通网络，提起国学网、四库全书、古籍检索系统等电子化资料，常慨叹此于保存文献、研究学术功莫大焉。他讲起原京都大学校长、国立国会图书馆第十四任馆长长尾真先生，也极佩服。长尾真毕业于京大工学部电子工学科，专业是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是世界知名的语言处理研究专家。1997年到2003年担任京大校长，2007年担任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馆长，致力于开发电子图书馆。他曾向政府申请得一百亿日元资金，将海量馆藏文献资料电子化，不管是为普通读者还是专门研究者，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2012年3月末长尾真辞去馆长之职，引起不小的话题，大多都是感谢他为图书电子化做的贡献。现在国立国会图书馆数字资料库大约公开了古籍资料室七万余种资料，如江户时代以前的和书、清代以前的汉籍。近代电子化资料更庞大，约几十万种。此外还有大量电子化杂志、报纸、音像资料、官报、博士论文。每回使用，都不免真诚感谢此种功德。

又说了大篇题外话。我虽不担心纸本书的消亡，也不得不承认纸本电子化为势之所趋。相似道理，旧书店的网络化也不可缺。木田先生提起汇文堂，颇为惋惜，认为其风华不再。他评价初代主人大岛友直和三代主人大岛五郎都很有经营的头脑，也有文人风骨，“如果他们还在，大概也会顺应这个时代的潮流”。

不惟木田先生这样说，其他老师提起来，也均叹惋汇文堂今不如昔。我一得空仍到店里看看，希望能碰到些有用的，但收获寥寥。后只买过京大学术出版社出版的森时彦《中国近代棉业史研究》与朋友书店出版的竹内实《现代中国论争年表》。那日未见大岛夫人在店内，那位青年人十分沉默，问他什么，几乎都答“不知”。

三

四五月间，好几回过汇文堂，皆闭门不营业。汇文堂定休日在礼拜天，不知为何平时也歇业。与同门提及，对方亦觉蹊跷，莫非和福田屋一样迁址？而湖南先生的匾额仍好好挂着，无此道理。想起此前所见店内的冷清，心里总有些不安。而一直到6月初，仍没有遇到开门的日子。课后问木田先生可知此况，先生略语数言，大约家道艰难云云。

又一日到寺町通买纸墨，阴雨梅天，市街清寂。循例往汇文堂瞧一眼，远看门前摆着特价书摊，心头大喜，暗道总算赶着一回开门。巧的是大岛夫人也在家，这一天谈了不少。她说，前些日子不在，是因家里有病人。数月不见，她似憔悴不少，仍立在柜台边，并不坐下，知道我想听些旧话，反复称自己记忆力太坏，知道的东西太少。“我只是觉得很疲倦，勉强维持而已。”我口拙，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她道：“我们店已没什么值得提的，父亲过世后，就再也不复从前。”

她说，汇文堂创始者大岛友直是她的叔父，却在盛年遽然病逝。她的祖父大岛友爱维持过一阵，将店传给她的父亲大岛五郎。五郎先生六十岁过世，店传到她手中，衰势已呈，无力挽回。她说，还记得很早的时候，大约是1955年前后，她还很小，父亲和几位相交甚密的老师同聚中国菜馆喝酒谈天，往昔盛会，极可追怀，然而想起来也徒有伤感而已。

她从架上找出大正十一年（1922）再版的《增订平安名家墓所一览》，说这是叔父当年出版的书，店里几无所剩。我说在学校图书馆还见过一些，她面上露出一丝笑意：“是么？那倒真是想不到。”问她如今汇文堂可还出版图书，她摇头道：“早就不了。父亲过世后就没有了。叔父当年做的那些书，虽有知名的老师抬爱，却受众甚窄，很难出售。凭自己的热情做了些，却卖不动，到底也不长久。父亲当年和中国的一些书商也有往来，关系很不错。父亲一去，也都断了。”

她指着壁上一幅富冈铁斋的书法：“过去铁斋先生常来店里，送了好些书画。父亲死后，亲朋好友常上门来瞧。有伸手要的，我也不知珍惜，东送西送，竟全散了。如今所剩寥寥。”

她四望书架，又歉然道：“店里的书，真的没有什么了，还是常有人到店前看湖南先生的字。我却总有一种感觉，这家店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关门。说出这样的话，很难过，但也没什么办法。”她说前些日从父亲的遗物中发现一封仁井田陞先生的书信，信里说看店里的书目有某某书，希留下，待自己来京都时亲到店头来取。

仁井田陞是日本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大家，出身东大法学专业，是东京学派的重要学者，所著《唐令拾遗》《中国法制史研究》《中国的法律、社会与历史》等均为法制史经典之作。我问她：“后来先生来店里了么？”她仍是抱歉道：“我不清楚这些掌故，家里只有父亲知道……”

说话间从柜台内的书架上翻了很久，找出两册《册府》，赠我道：“这个给你，如果对你有一点用处的话。”

是复刊后的第十九号（1964年正月）与第二十一号（1965年正月）两种。《册府》创刊于大正五年（1916）十月五日，当时决定一年发行六期。创刊号卷首有“鄙堂经营中国新书并和刻本各书，经验尚浅，多蒙江湖诸贤荫庇”“中国书籍系直接进口，有各省出版者，私家刻版者”等语。创刊号目录有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约》（第一）、罗福苌《勒柯克氏高昌访古行程小记》、黑风白雨楼主人《懒窝笔钞》、野狐禅侣《筑山精舍读书记》（一）。附录为中国新刊书目介绍与汇文堂发售书目。第四号、第五号有缪荃孙《清朝经师经义》。友直先生谢世后，《册府》一度停刊，到五郎先生时又出过几期，内容已简略不少。京大图书馆仅有创刊前八期《册府》，关西大学、佛教大学也有零星收藏，此外就只有龙谷大学图书馆收藏得稍微多些，或可一观。

汇文堂编印的《册府》创刊号

谈话间店里电话响过一回。青年接了，似乎是家事，征询夫人意见。我忙道告辞，夫人却说不忙，命先挂了电话，仍要和我说几句。自不便久留，复道珍重。她笑着，说恐怕还会有临时停业的时候，未免走空，来之前可以给个电话。以后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资料，也会告诉我。

离开时外面雨已很大，东山烟云飘渺，过丸太町桥，北面群山也云山雾罩，桥下流水湍急。忽想起清人曹溶《流通古书约》有“古人竭一生心力，辛苦成书，大不易事。渺渺千百岁，崎岖兵攘劫夺之余，仅而获免，可称至幸。又幸而遇赏音者，知蓄之珍之，谓当绣梓通行，否亦广诸好事。何计不出此，使单行之本，寄箧笥为命，稍不致慎，形踪乖绝，只以空名挂目录中，自非与古人深仇重怨，不应若尔”之语，又觉感慨。

四

回学校后特往图书馆找出馆藏汇文堂出版的书籍，多少想记录些什么。很难说有什么意义，纯属是为一点纪念，兹略录如下。

（一）、《增订平安名家墓所一览》（并《续》，一函二册），山本临乘编，明治四十三年（1910）初版印刷发行，大正十一年（1922）再版发行。馆藏者为山本氏所赠。

《增订平安名家墓所一览》（并《续》，一函二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