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古书店风景(苏枕书)_京都书店之今昔（1 / 2）_京都古书店风景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一

京都是日本的旧都，公元794年，桓武天皇迁都至此，废平城京、长冈京，据传统堪舆学选定平安京，“此国山河襟带，自然作城”。京都盆地有东山、北山、西山三面合围，高野川、贺茂川、桂川朝南流去，确可称“山河襟带”。又仿长安城里坊制，将城市划分作横平竖直的格局。柯南剧场版《迷宫的十字路口》有一首关于京都地名的歌谣，由北到南，将京都十条主干道串起来唱了个遍：“丸竹夷二押御池，姐三六角蛸锦，四绫佛高松万五……”也就是丸太町路、竹屋町路、夷川路等等。古代平安京分左右（东西）二京，右（西）京曰长安，左（东）京曰洛阳。右京地势低洼，水患繁兴，日渐衰落，于是城市中心也逐渐移往左京。“洛阳”这一古称在京都也留存至今。城内叫“洛中”，城外为“洛外”，如今还能见到“洛阳女子学校”“洛南小学”等名称。纵横的棋盘间，随处散落着历史悠久的寺庙、神社、老铺，动辄几百年历史，但京都几经兵燹火患，这些建筑多数度重建。

京都有古谚云：“都人官居五位。”意思是天子脚下的百姓抵得上五品官员。京都人有许多可矜傲的东西，悠久的历史，受自然恩惠的风土，平安贵族流传的文化，文雅动听的方言——外地人难免侧目，攒了许多京都人排外的故事。明治维新后，1869年国都东迁，京都遂与奈良同为旧都。从此“上京”的“京”成为东京，标准语也以关东语为本。各大企业、老字号纷纷向东都扩展势力，香店、笔铺、渍物店、和果子店……旧书店也不例外。

说起来，京都是日本图书业的滥觞之地。印刷技术普及之前，书籍流通只有抄写一途。平安时代（794-1185）中后期，渐有木版印刷的佛教经典流传。而这些印刷物只流行于寺庙、贵族间，并未流布民间，当时贵族阶层所用的文学书籍亦仅止于手抄卷本而已。

平安时代至镰仓时代（约1185-1333）以后，新旧宗派的寺院开始有各自印刷的经典，也产生了各种版本。如春日版，即奈良法相宗兴福寺的出版物，多卷子本与经折装，以宽治二年（1088）所刊《成唯识论》最为古老。镰仓时代，春日版大量流布，被供奉入各地寺院与神社，得以妥善保存。又如叡山版，是天台宗延历寺所出，今有《法华文句》。其余还有净土教版、高野版、泉涌寺版、南都版、东大寺版等等。

镰仓时代，儒学书籍日益多见。镰仓后期，受宋元时代禅学书籍出版兴旺之影响，以镰仓五山、京都五山为中心，出现了寺庙开版印行的刊本，即所谓“五山版”。其与此前的寺院出版物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以复刻、仿刻宋元版为主。佛教书籍之外，还刊行了中国流入的大量类书、诗文集，亦不乏日本本土著作。到南北朝时代（1336-1392），天龙寺、临川寺的出版事业迎来高潮，也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刻工，相当活跃。

应仁之乱（1467-1477）后，京都佛教书籍的刊行略呈衰势，寺院出版活动日渐式微，而地方实力雄厚的大名仍保有较强的出版实力。直到战国时代的兵火平息，京都才又成为出版的中心。

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日本出版史有两大事件。其一为吉利支丹版的出现，其二为大量朝鲜本的传入。吉利支丹版即天主教传教士为传教与学习日语而以西洋活字印刷术出版的书籍，如《天草版平家物语》《日葡辞典》等。因德川幕府的禁教活动，鲜少传世，即便片纸零楮，也有很高价值。室町幕府时期，渐有朝鲜版经贸易、外交等途流入日本。但大量朝鲜铜活字与铜活字本流入，还要等到明万历年间，丰臣秀吉发起壬辰倭乱与丁酉倭乱（日本称为“文禄·庆长之役”）时的掠夺。文禄二年（1593），丰臣秀吉将掳回的铜活字献给后阳成天皇。同年，后阳成天皇下令开版铜活字本《古文孝经》（今已不存）。庆长二年（1597），又印行《锦绣段》《劝学文》。《劝学文》跋云：“此法出朝鲜，甚无不便，因兹模写此书。”此后至庆长八年（1603），印刷有大量书籍，即敕版庆长本，版本价值很高，亦可反映当时公家贵族学问兴趣之所在。

江户时代（1603-1867）之前的大部分时间中,京都牢牢占据出版中心的位置，那时候的图书，也多由寺院或官家所刻，非商业经营性质。江户初期，仍是京都独大，中期以后，江户、大阪与京都竞争激烈，而在佛教、美术工艺等书籍方面，依然难追京都。直到皇权复古、明治迁都，京都出版业才真正衰颓，难追昔日隆盛。

江户时代的出版物极为丰富，其中，佛教类图书约占半数，其次是儒学书籍与汉诗文集，这些被视为最正统的书籍，呼作“物之本”。绘本、御伽草纸、好色本、女训书、料理书、旅行书等老少妇孺咸宜的趣味书，呼作“草纸”。此外，还有开本较小便于携带的“小草纸”，以及“一枚摺”，即“瓦版”，多见于祭典等活动，类似新闻速报。

幕府初期，并不禁行好色本（艳情作品），书肆可公然售卖，书籍目录亦不避讳著者姓名。享保七年（1722），政府以好色本坏乱风俗、不利人心教化而一应禁行。宽政三年（1791），幕府整顿社会风气，实行抑商重农之策。学问方面独崇朱子学，禁阳明学，同时禁用奢侈品，禁浴场男女混浴，禁私娼艺妓，整肃出版物，艳情书刊被重教化、讲义气的物语故事取代。这些变动对不同领域的作家命运产生不小的影响——比如曾经极有人气的流行作家山东京传因作品多涉风月情爱，被处以刑罚，作品刻版也尽遭焚毁，而赶上时代风潮，专写侠义小说的曲亭马琴则一时炙手可热。

二

京都的书店，在近世初期即已出现，最早只售卖由大阪堺港传入的汉籍（唐本）。而后，寺院或个人开始经营私刻书籍，手抄本、旧书也渐成为书店经营的内容。庆长年间（1596-1615），京都出现了日本最早的出版从业者——本屋新七。他在庆长十四年（1609）刊行古活字版《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后集》，是日本最早标注书店名的出版物。

宽永年间（1624-1645），京都涌现大量书肆，兼有印刷、出版、贩卖职能。京都出版的全盛时期在元禄年间（1688-1704）。据《元禄太平记》（1702年版）载，京都有本屋七十二间，其中有林、村上、野田、善本、八尾、风月、秋田、上村、中野、武村十家最为著名，有“十哲”的美称。其中，村上即村上平乐寺勘兵卫店，代代经营法华宗书籍，也出版医书、启蒙书。明治以后第十一代主人将祖业让给别家，后更名平乐寺书店，仍继续出版佛教书籍，常用的《东方年表》即出自这家书店。

据宽文五年（1665）版浅井了意编纂的京都地方志《京雀》载，寺町通自古为书店聚集的区域。配图描画生动，店前有一段延伸的木台，供客人等待。旁有木制“出箱”，盛装书本，上有“物之本や”字样。廊下是写着“本や”二字的暖帘，屋内可见堆叠的书籍——大概可以想象江户时期京都书店的情形。每日早晨，书店开门，将出箱、招牌搬到门前，挂上写有“本屋”或“书肆”的暖帘，招牌上写明“古本买卖”“儒书、佛书、和本、唐本”等字样。往来路人或张望，或在店门口翻书，或有熟客到店内小坐——且看今日寺町通老店竹苞楼的风景，大概可以想象几百年前的情状。据东京有三百余年历史的浅仓屋书店第十一代主人回忆，从前熟客到店里买书，会请到二楼小坐。若是大客户，则会请他亲自到仓库内看书，还有筵席招待。有些书店还兼营药房，卖些常见散剂，客人买了书，还会顺便给家里女眷买付药。这是江户旧书店的风情，亦可作参考。

住吉具庆绘《洛中洛外图卷》（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中元禄年间京都书店的风景，店门口是过路卖花人

宽文五年（1665）版京都地方志《京雀》中所绘寺町通书店情形

江户时代的出版商叫做“版元”，版元有自己的屋号、店面，很多直接写着“某某书肆”的招牌，相当于中国明清时代的书坊。其时出版商与书店是合二为一的，从制作版木到印刷、发售,是连贯一系的工作。而且，店里不仅出售自家的出版物，还有别家出版的新书及各种古旧书籍。书肆拥有版木，即拥有版权，只要通过书店联合会（本屋仲间）获得幕府町奉行所的许可，便可以出版、发行图书。一些拥有版木的寺庙、私塾，也会委托书肆印行书籍。比如伊藤仁斋开创的古义堂便拥有大量藏版，请书肆发行图书之际，可按发行数量收取费用。如古义堂藏版、享保庚子(1720)新刊、京兆文泉堂发行本《孟子古义》卷末有“古义堂藏板”之印，注明“每部有图章记号，无是者皆属赝本”“享保庚子新刊,京兆文泉堂发行”。

古代城市同类经营者集中在同一地域，日本称为“同业者町”。京都二条的药屋、夷川的家具屋、六条的数珠屋、西阵的吴服屋、东京神田神保町的古本屋街，又如过去北京的琉璃厂、隆福寺街，皆属“同业者町”。据《京雀》载，当时书店多分布在寺町御灵神社以南到五条、西堀川三条以南、一条堀川等区域。又据贞享二年（1685）刊刻的京都观光旅游书《京羽二重》载，书店多聚于寺町通。此时京都代表性书店多聚于寺町通、二条通、六条通、堀川附近。寺町通一带多有禅宗、天台宗寺院，专售佛教书籍的书肆自然很多。二条通临近乃公卿家、宫人、士家阶层所居之地，故多儒书、国学书。六条通有东西二本愿寺，佛书书肆亦颇繁荣。有关京都书店与寺庙的关系，与藤井文政堂主人聊天时，曾听到这样详细精彩的一段：“江户时藤井家并非专营佛教书。那时的书店，一般都有兼具出版、发售两种责任。读者有什么需求，就去印什么书，然后拿到店里卖。跟现在做畅销书是一个想法。京都寺庙多，老和尚教年轻僧人念经，就需要教科书，也就是各种经典。平常行动坐卧该有何规矩，如何为檀家举办葬礼，各宗派都有前代师傅写下的总结，也需整理出版。明治初年虽有废佛毁释、神佛分离的运动，但寺庙并没有彻底衰败，毕竟佛教在日本浸淫日久，势力盘根错节。与德川幕府世代交好的东西本愿寺面对时局，转向明治政府低头效忠，东本愿寺还响应政府号召派出大批僧侣远赴北海道垦荒。脱亚入欧之际，许多人出国留学，回来后用哲学研究方法看待佛教，写了很多书，我们也出版过。在我看来，明治以后佛教的发展，相对江户时代成果更大，因为研究者更有学问，佛教也近代化了。受此恩惠，当时京都的书店很兴旺。到明治二十年（1887）左右，我家就专营佛教书了。佛经主要有木版、珂罗版两种。明治末大正初，流行铜凸版印刷，木版师傅几乎绝迹。我家也不再出版木刻本。只有贝叶书院家的木版印刷技术至今未废，是京都唯一的一家。”

天明八年（1788）正月晦日，鸭川东侧民家遇火，因强风而瞬间蔓及五条、寺町通。黄昏时，连二条城也在大火中。这场大火是京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火灾，两日后方止，史称“天明大火”。当时京都市街八成以上化为灰烬，损失甚于应仁之乱。三条通一带集中的书商也大遭毁灭。重建过程中，有些书商舍弃原址，迁居寺町，比如钱屋惣四郎。惣四郎家初代名春重，生于享保八年（1723），幼年于堀川通的书肆钱屋仪兵卫店内当学徒。宽延四年（1751）在姊小路通的寺町西口开店，获准用主家钱屋之名，加入书林协会。二代店主春行遭遇天明大火，版木尽毁。文化二年（1805）迁居寺町御池下，即今本能寺前。同在姊小路通遭遇火灾的鸠居堂也搬到寺町通，离钱屋相距不远。钱屋惣四郎从此改店号曰竹苞楼，营业至今，与鸠居堂做了两百多年的老邻居。

明治维新后，新政府突然迁往东京，素与出版界关系密切的公家、名士也多随往，以佛书为中心的出版活动停滞不前。历史悠久的传统书店因无法适应新时代而陆续关张，一些敢于创新的店主不得不远迁东京，幸好发展大多不错，譬如文求堂。

明治三十年（1897），京都大学建校，首开理工科。三十二年（1899）设法科、医科，三十九年（1906）设文科。京都高等工艺学校、京都绘画专门学校、京都府立医学专门学校、同志社、立命馆等也相继开校。最初大学周边鲜少旧书店，后来慢慢兴起，终成规模，京都出版业、旧书店藉此迎来转机。

大正末年，丸太町的书肆街约有二十五间书店。数量上虽超过寺町，但都创业于明治三十年（1897）之后。京都传统书店主要经营佛书、和书、美术书三大类，而当时丸太町只有一间关于美术、建筑的书店，其余均以周边大学师生为对象，经营学术、教辅书。寺町通书肆亦有发展，新开的有芸草堂、汇文堂等，此时仍可称京都最高水准的书店街。据日本经济学家胁村义太郎回忆，大正七年（1918）到大正十年（1921），他在第三高等学校（现在的京都大学前身之一）读书时，丸太町东侧，即冈崎、吉田学生街一带，一家书店也没有。出町柳附近以东、田中地区以及北部的下鸭地区，亦无一家书店。大正年间，田中、下鸭一带住了许多学者，但他们若欲购书，最近也得走到丸太町。

三

上世纪20年代中期，进入昭和时代以后，京都市内大学机构扩充，交通发展，对书店街的发展又产生不小影响。如市内开通熊野神社以北至京大西北角、百万遍区域的路面电车，京大农学部前至银阁寺前，以及百万遍至今出川、丸太町铺设了电车轨道，白川通、百万遍区域也逐渐有了书店的身影。但昭和初年，经济萧条，京都不少古本屋无力招聘店员，无法继续营业，颇有倒闭关张、书籍流散者。

京大出身的日本史学家林屋辰三郎在随笔集《历史·京都·艺能》中回忆道：“昭和十年（1935）左右，我的学生时代，京都的古本屋也属同业者町。从北白川附近的住处出发，首先是银阁寺道到百万遍这一段，由南到北呈之字形的第一区。接着熊野神社到寺町，丸太町通两侧是最为密集的第二区。再去往寺町通一带，即丸太町往南到五条为止的区域。如此逛下来，大抵已能满足古书之用。”

二战期间，京都虽未遭空袭，但还是深受战争影响。许多店主、店员都被征召出兵，留下家眷艰难照料生意，不少店铺不得不关张。战争后期，为躲避空袭而强制避难，又有许多书店倒闭。战后，大量读者来到京都买书，许多外地书商也纷纷到此搜书，京都市民纷纷出售自家藏书换取柴米度日。不少寺庙在农地改革中丧失领地，财产管理混乱，遂将自古以来的藏书、书画、古文书倒卖给旧书店，藉此维持生计。其中，也有不少被当做废纸化为纸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