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一、 云烟旧事</h3>
东家的二婶常说：“我来的时候，福儿还没这桌子高，老是苦着脸叹气。谁问他，也总是那句话：‘我没得老子。’像个小大人似的。”
算起来，二婶嫁过来的时候，我才三岁，依稀记得是坐轿子来的，带着吹打，很风光。远近的人都说，林春讨了个“毛连眼”，盖全村；也凶，比林春大三岁哩。新娘子到底漂亮到什么份上，我已记不清当初的模样了，但直到现在，二婶六十岁出头了，走出来还格铮铮的，可以想见四十年前的“盖全村”并非虚妄。
“福儿”是我的小名，福谐腹，只有遗腹子才用这名字。
遗腹子所感受的是一个母性的世界，至于父亲，只从母亲那里一鳞半爪地听到，说父亲很敦实，不大讲话，乍一看像个“肉头”，但内里却极精到。说得最多的是一次上街卖猪，账房先生把秤砣一抹，手指刚搭上算盘，父亲已脱口说出个数码来了。账房先生那惊诧的目光便从老花镜的下边定定地瞄过来：这个沙包佬，倒看不出……
母亲自说自话的时候，语调中透着落寞与悲凉，一边轻轻地拍打着我的屁股蛋，因为这时我大抵总是钻在她怀里吃奶的。吃奶往往不是由于饥渴，而是一种习惯性的游戏。这游戏一直延续到上学以后，每每放学回来，见母亲正在田间劳作，便迫不及待地扑过去，扑进那散发着温热汗气的怀抱。母亲则停下手里的活儿，极惬意地在田埂上坐下，微微闭上眼睛，任我有滋有味地把乳头吸出响声来，那神态似作小憩，又俨然在静心静意地欣赏一首赞美诗。间或田埂那边有人说：“三嫂，你咋这么容着孩子？回去用胡椒往奶头上一搨，看他还吊不吊了？”
母亲便笑着：“咱不搨，咱不搨，人家吃奶吃到娶媳妇哩。”
我的母亲，似乎只有这时候才会停下来小憩一会，也只有这时候才会展颜一笑。
母亲那怀里总是汗津津的，乳房也日见干瘪，一家五口，生活的负担太沉、太沉。祖父八十多岁，眼睛已近乎全瞎。我和姐姐都不到十岁。另外还有一个大哥，解放初期，他正读师范二年级的时候，却因病辍学回家。他得的是肺结核，在当时是不治之症。大哥极聪明，文章和字都很出色，心气又高，得了这种病，内心的烦闷是可以想见的，因此，便每每无端地在家里发脾气。母亲总是赔着小心，不声不响地收拾摔碎的碗瓷，间或说一句：“你身体不好，歇着点，别发躁。”发完了脾气，大哥便一个人躲进房间里，捶自己的头，偷偷地哭。他是1960 年初夏离开这个世界的，母亲把家中的杉木大门脱下来，给他做了一口棺材，葬在父亲身边。大哥是属鸡的，享年二十八岁。
大哥死后，母亲常常会自言自语地反躬自省：“如果当初让他娶了冠珍，或许就不会……”
冠珍是邻村的姑娘，在我记忆中是高高的、瘦瘦的，极文弱的样子。有一段时间，大哥和她好上了，但母亲竭力反对，她知道，大哥这种病结了婚会越发加重。记得有一次傍晚时分，我放学回来，见家里的气氛有点异样，朝房里一看，原来是冠珍来了。那阵子大哥正发病，躺在床上，冠珍坐在床边，拉着大哥的手，似乎也不在说什么，只是相互看着。母亲冷着脸，在院子里吆鸡打狗的。不一会，冠珍走了，大哥从房里挣扎着冲出来，雷鸣电闪地发作了一通，当然又摔了东西。不久，冠珍嫁给了本大队的一个军官，随军到广东去了，大哥也日见暴戾颓唐，终至一病不起。
有人看见，大哥死去的那年深秋，冠珍回来探亲，一个人来看望过大哥。寒烟衰草，落叶萧萧，冠珍在大哥的坟上徘徊了许久，走的时候眼睛红红的。
眼下四十岁出头的女人，还可以堂而皇之地称之为少妇的，也不会拒绝各式新潮时装和“霞飞奥丽斯”之类。母亲是三十六岁上生我的，可是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来便是个老人。她那样瘦小，脸上那么多的皱纹，眼睛一经风便流泪，那是生我的时候，月子里经历了太多的悲伤。她总是忙，晚上也总是很晚才回来。每天，我站在村头的大路边等她，暮色里走来的每一个身影都会撩起我温馨的希冀，可归来的身影又一个个从我面前过去了，他们都不是母亲。在这种百无聊赖的等待中，有时，我便会倚着什么睡去。醒来的时候，往往是母亲正抱着我，用心细细地替我洗脚。灶门口的火光一闪一闪的，映着她那张疲惫的脸。炊烟在茅檐下缭绕，弥漫着玉米粥清甜的气息。
倘若白天跟着母亲一起下田，便可以躺在田埂上，检阅羊群似的白云和浩浩荡荡的蚂蚁队伍；或赤着脚，吧嗒吧嗒地追逐田间的野趣。有时走得远了，偶一回头，见母亲正直起腰身，撩起衣襟擦汗，天空湛蓝湛蓝的，日头明晃晃地照着，那发丝飘零的身影雕塑一般，令儿子怦然心动，看得发呆。母亲一边劳作，间或便要喊一声：“福儿，别走远了。”“福儿，妈挖了花生芽，快来吃。”声音甜甜的，暖了儿子的心。但有时，那喊声也会变得粗暴：“福儿，要下雨了，快回去。”我一看，果然天边正涌上一堵乌云，太阳也黯淡下来。我不走，要跟她一起回去，母亲便板起脸：“一个人回去，妈干活哩。”
雷阵雨，说来就来，追着我的脚步扑到门前，闪电撕开混沌的雨帘，天地间一片惊心动魄的破碎声。在这一瞬间，我突然想到了母亲，想到她会不会被雷打死，我惊恐至极，哭喊着扑向暴风雨……
结果是，母亲抓小鸡似的把我从村头的泥水中掳了回来，铁青着脸问：“别嚎丧，这么大的雨，谁让你往外跑的？”
我边“嚎丧”边申述：“我怕，外面响大雷哩，我怕妈被雷打死了……”
母亲就如融化了似的向我倒过来，将我搂进怀里：“乖，别怕，雷不会打妈的。”她紧紧地搂住我（那怀里冰凉冰凉的），面颊上潸然而下的，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
母亲虽然个头不高，但干活很麻利，特别是点种、收割、打场之类，更是全村的“一把手”，人家都喜欢请她帮工（那时候还没实现合作化）。我也喜欢，因为她去了，我可以跟着去“吊桌子”，特别是收种季节，阔气点的人家说不定要买肉的。我去了，妈不让我上桌，只坐在下面的小杌子上，桌上“请”起来了，妈就把她的那块肉搛到我碗里，自己则埋头扒饭。一般“请”过三巡，肉碗就空了，妈便倒几口肉汤泡饭，她说肉汤泡饭实在比肉好吃。有时“请”过三巡，碗里还漂着零星几块，大家都叫母亲吃掉，她却从来不吃，说是肉汤太油，也不肯搛给我吃。
我家也请人帮工，但从来舍不得买肉，即使是过年，也只是除夕晚上才能吃上一回。正月里，别人家的孩子都出去走亲戚拜年，欢天喜地，小皇帝似的。母亲却从不让我出去。我总是埋怨没有七大姑八大姨的，母亲的娘家也绝了，连个舅舅也没有。后来才慢慢悟出来，原来是母亲怕礼尚往来，我们去人家拜年，人家也自然要到我家来的，正月里的头几天，桌上没有肉和鱼不好看。因此姑妈家的几个表哥每年都到正月底才来拜年。表哥来了，母亲便说：咋不早点来？天天都在瞟哩。她把藏在坛子里的炒花生和爆米花捧出来，还有过年留下的拳头大一块咸肉，母亲把它切得很薄，盖在咸菜上炖得油汪汪的，大家吃得很香。
大约在1956 年前后，因为一场纠纷，我才知道我有一个很不简单的外公。那一阵家里似乎很亢奋，大哥更是频繁地出门找人。晚上，还关起门来，叫我给磨墨，让他写什么状子。大哥写字很格局，正襟危坐，腰杆挺得很直，先握着笔屏气凝神，作沉思状，然后抬起肘子，洋洋洒洒地一挥而就，写好后略改几个字，轻轻复念一遍，很自得的样子。母亲则站在一旁，老是说着那句话：“当初他可像只乌眼鸡似的，看不得咱家那七亩好水田哩。”或“你外公的消息传回来，他关着大门喝酒，尸也不肯去收。”
后来我渐渐明白了，原来外公是个浑身带着光环的革命烈士，1927 年的党员，担任过县委的军事部长，是我们这一方的风云人物。前一年，政府发下来一百二十元抚恤金。那时候，一只鸡蛋才三分钱，一个为人师表的小学教员月工资也只有十二元。可见一百二十元是个不小的数字了。但外公有个弟弟——当然算是我的叔伯外公了——却瞒着我们家，独自把抚恤金吞吃了。大哥听到消息，很是义愤，因为母亲是独养女儿，现在外公外婆都已作古，母亲理所当然地是第一直系亲属。她去找叔伯外公交涉，叔伯外公不认账，说他是烈士的弟弟，和烈士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姑娘算什么？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何况是个野种，假人假马假到底哩。”所谓“野种”云云，系指母亲是外公抱养的，并非亲生。大哥算是个知识分子，自然懂得一些新社会的政策法规，于是诉诸政府。结果，双方打了个平手，抚恤金利益均沾。最后，当叔伯外公从腰包里抠出六十元钱给母亲时，说了一句很刻薄的话：“拿去，回家给那个痨病鬼打药吃。”
母亲回家以后，没有把这话告诉大哥，但那钱确是给大哥打药吃了。
等我上学以后，每年的清明节，学校照例要组织去祭扫烈士墓的，回校写作文时，一个个情不自禁地从笔下流出“心潮澎湃”“可歌可泣”之类的形容词。是啊，那一页页鲜红的历史，确实有着惊天地泣鬼神的巨大震撼力，而其中最初的几页上，就记载着我的外公。在我那与生俱来的自卑心理的阴影中，外公是一尊辉煌而圣洁的雕像，时时辐射出生命的暖色。
母亲也经常说起外公，但在她心目中，外公却是另外一种形象。她说外公福相好，高个子，大脑门，头发向上梳过去，有时戴一顶直贡呢黑礼帽，很有派头。她说外公能喝酒，会赌钱，人又极“四海”，家中虽有七亩好水田，操持好了也够他吃喝的，但他总是要往外跑，当牛行，当草行，赚大把大把的钱，赚了钱就用，从不藏藏掖掖的。家里时常有三朋四友的来，来了就称肉打酒搓麻将。他这人一辈子都吃香的喝辣的，到哪里也有人请他上馆子。四周围有难解的纠纷，只要他一到，天大的冤仇也烟消云散。母亲说起这些的时候，有一种神圣的崇拜和自豪感。
母亲还说，外公闹共产，是由于跑小路。跑小路就是搞野女人。外公跑小路，外婆从来不问，随他去。但由于村里的一个寡妇，结下了仇人。那家伙也是个狠角色，外公奈何他不得。民国十六年闹共产，外公第一个参加进去，并且第一个把那“小路相逢”的家伙绑在村头的香椿树上，用麦叉活活戳死了。
外公被捕以后，外婆去看望过，当时只要他在自首书上签个字就能不死，外婆劝他认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外公说了两句话，一句是：“我这人，死就死在一边。”一句是：“你不要舍不得我，我这一世人生，什么样的福也享过，死了没啥抱怨的。”
就在外婆去看望的第二天（民国十八年农历六月十九日），外公被押往刑场，同去的一共五个人，用铁丝穿着琵琶骨连在一起。通往刑场的路很长，在走过一座桥时，外公突然感到不对头，怀疑是要往周益庄去，一年前他亲手杀了周益庄的地主麻乡约（乡约是旧时乡村中管事的头面人物），麻乡约的儿子后来当了铲共团，这会儿就在后面押着他。他怕今天要被挖出心来祭麻乡约，便大喊一声：“横竖是个死！”往桥下一跳，其他五个人当然也一同下去了，桥上一阵乱枪，血水澎湃了半河……
母亲讲述这些的时候，语调平淡而矜持，眼睛定定地望着很远很远的地方，没有激愤，没有悲戚，有的只是那种春蚕吐丝般绵长的思念。我得承认，母亲口中的外公活灵活现，带着虎虎生气和奕奕神采，却又没有烈士墓前介绍的那样辉煌圣洁。我不知道哪一个更真实。
除去一次性的六十元抚恤金，外公的光环对于一个贫寒拮据的农家是黯淡而遥远的。深夜里，我常常会被大哥那喘不过气来的咳嗽和母亲轻轻地叹息惊醒，于是便好一阵不能入睡。大哥的脾气日见暴躁，每当他雷霆震怒时，母亲便对我说：“福儿，别在家里惹你哥生气，到社里玩去。”
社在我家西面不远，有办公室、仓库、粉坊、豆腐坊什么的，很大的一个四合院。我从家里出来了，心里空空的，对一切的玩乐都失了兴趣，只呆呆地看一个小老头写标语。标语是用石灰水写在墙上的。社的院墙很长，那标语自然也长，他写的是：“发扬武松打虎的勇气，唐僧取经的恒心，大禹治水的毅力，愚公移山的精神，为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化学化而奋斗。”老头很专注，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很少向我看一眼。只有一次，他似乎无意问了句：“你哥这些时有没有发病？”我扭头不答。我这人从小就有一种畸形的自尊，最不喜欢人家问我大哥的病、家中的困难之类，即使那是出自真诚的关怀，我也一概不喜欢。
这老头是本大队的一个地主，很有学问，据说上过大学（也有人说只是高中毕业）。因为有学问，大家便叫他陈先生，解放前就这样叫。那时陈先生不仅家里有百十亩好田，在扬州还开着铺子，在政界也小有影响，和国共双方都有交往，还出面营救过共产党方面的几位要人。陈先生对人很客气，对佃户也不很刻薄，因此，在人们眼里，他和其他地主是有区别的。合作化以后，社里有些写写画画的事，就叫他干。围墙上那条标语，就是他自己独出心裁的创造。不过有人说，陈先生学问虽高，字却蹩脚得很，这是实评，连陈先生本人也承认的。但在我眼里，那字是极好的了，单是那么大，就很了不得。
直到母亲在门前软悠悠地喊，我才蔫蔫地往回去，此时大哥已息了火气，正似看非看地捧着那本商务印书馆的《古文观止》。我看看时机极好，便提出那标语问他。大哥好为人师，又不能常为人师，因此，一遇上这种机会便表现出少有的兴奋。他从武松打虎讲到愚公移山，还有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直讲得头头是道，神采飞扬，苍白的脸上也现出几许红晕。我最初的那点历史文化知识，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大哥也说，陈先生的学问是没说的，但字不行。
大哥是个浪漫色彩很浓的人，他对那墙头标语的解释简直近乎神话：“机械化就是什么也不用人动手，庄稼成熟了，联合收割机从田里开过去，前面吃进去的是带秆儿的麦子，后面吐出来的是馒头，还热乎着……”讲到这里，他突然叹了口气，黯然地看着窗外，脸上又渐渐恢复了那没有血色的苍白。
我知道，他大概是想到了自己的命运，自己的病……
一次，我放学回家，陈先生又在村头写标语，我站着看了一会儿，陈先生仍旧旁若无人地专注，我走出不远，有人问我：“福儿，你刚才看什么？”
“看陈先生写字。”
那人脸上现出一种诡谲的笑容：“你不该叫陈先生，该叫他舅舅。”
“你瞎说，我妈姓李，我没有舅舅。”
“你妈是领来的，这个陈先生才是你的亲舅舅哩。不信，回去问你妈。”
我感到蒙受了莫大的侮辱，这个叫陈先生的地主，怎么可能是我舅舅呢？我狠狠地瞪了那人一眼，扭头便走。
当然，我把那人的话对母亲讲了。她呆了一会，说：“挑猪草去！”
于是我便去挑猪草，出村时，远远地躲开了那个写标语的小老头。
此后不久，陈先生迁居扬州。1963 年社教运动中又被遣送回原籍改造。1979 年再度迁居扬州，据说曾担任扬州某区的政协委员，子女也很出息。初时，村办厂有人去扬州办事，上门看望过他。回来说，陈先生见了家乡人很高兴，自己爬阁楼，硬是把床腾出来给客人睡，几个子女都是高级教师，云云。
后来便再也没听说有谁去看望过他。
<h3>二、 艰难时世</h3>
母亲用家中的那副杉木门板给大哥做了棺材，把原先猪屋里的杨木门卸过来作了大门。杨木很重，开门关门，便“吱儿吱儿”地响，脆生生的很悠扬。每天，那旋律一早便闯入我的梦境，似醒非醒的慵倦中，我闭着眼睛，似看到母亲开了门，一边扣衣服，一边打开鸡窝，让鸡婆争先恐后地挤出来，在晨露湿漉的小院里印下一行行鲜活的“个”字。然后便去河边提水，母亲个子小，提水时必须将身子仄过来，仄过来，头发一直垂到腰际，桶里的水一晃一晃的，把一条裤管溅得精湿。等到她坐在灶门口生火做饭时，我已经揉着睡眼起床了，踉踉跄跄地拎起竹篮走出去。每天早饭前，我得挑满一篮猪草，然后上学。
但有时，那旋律也会失信，等到我醒来时，太阳已照在床头，到上学的时候了。我转了转那杨木门，却悄然无声。母亲一边给我盛早饭，一边说，是她把门窝子里洒了点水，不响了。“这几天考功课，用脑子哩，让你多睡会儿。”
母亲自己不识字，却很看重子女的功课，不管家中多么困窘，她也要让我们读书上进，从低矮的茅檐下走出去，开拓自己的人生之路。
1962 年，我小学毕业，姐姐初中毕业。
那是个饥饿年头，老人们说，天道轮回，恰逢庚子鼠年，天下的粮食都被老鼠吃光了。村头的老槐树被人们从上到下剥光了皮，枯成了一株干柴。阳光下到处徜徉着浮肿病人的影子，一双双眼睛浑黄浑黄的，死鱼一般。一天吃晚饭时，姐姐说，要填报考志愿了，老师知道我们家困难，动员她考师范，因为上师范是供给制，用不着家庭负担。如果上高中，要到离家十几里以外的曲塘去，除去学费，还有伙食费、住宿费什么的。这些先不去说它，光是拿着录取通知书去报到，那一笔钱就供不起。母亲沉吟了一下，问：“师范出来做先生？”“嗯。”“做先生不错了，吃国家粮哩。”姐姐却低头吮着筷子。母亲又问：“你自己呢？”姐姐迟迟疑疑地说：“我想将来考大学，就是……”母亲没有作声，收拾起碗筷到灶上去了，她慢条斯理地洗得很细心，一点响动也没有。洗好了，平静地走过来：“你要考曲塘就考吧，只要考得取，拆房子也让你上。”
在后来的那些年里，姐姐常说，如果当初母亲坚持要她考师范，她也就考了，家中那样难，她没有勇气、也没有理由拒绝。那样的话，可能在某一所乡村小学的讲台上就多了一名女教师，而现在这家工厂的总工程师室里则少了一名机械工程师。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只在反掌之间。
以母亲的见识，她当然不懂得当教师与工程师的区别，反正都是“吃国家粮”的。但是她懂得多读书总是有好处的，更懂得尊重子女的意愿，而在当时，这种“尊重”却要付出多么艰辛的代价。
家中养了一头猪，一年前抓的，那是全家的希望之星。猪也善解人意，虽然没能吃上一口精料，却得之于四时嫩草的精华，长出了百十斤的架子。自留地上的新麦收打以后，母亲咬咬牙，每天从人的口粮里匀半瓢大麦粉给猪吃，一个月下来，那猪屁股的弧线居然出落得圆润且生动了。全家人便每每围着品头品足，心中充满了憧憬。来人了，母亲便请他们估斤两，都说不小了，一百二十斤是笃定，甚至有说一百三、一百四的。母亲满脸喜气，嘴上却总是不信：“没那么重，我咋总不见它长呢？”“你天天见哩，看惯了。”“我看没那么重。”母亲虽这么说，脸上却越发神采明艳。
经过不知多少人的估看之后，母亲开始筹划卖猪了。卖猪是欢欣鼓舞的节日，但对于母亲，却毋宁说是一道苦涩难解的方程式。包括原先抓猪娃的本钱在内，一年来林林总总的开支，一笔笔都欠着，欠的时候，都说等猪卖了还。现在，即使按最乐观的估算，这头猪也是远不够还债的。母亲得根据各家的经济景况、拖欠时间特别是亲疏为人，反反复复地排列筛选，以决定哪几家这次非还不可，哪几家再拖一拖，哪几家一次还清，哪几家先还零头。对于拖一拖和还零头的，预先就得和人家打招呼，当然，那是很难堪的事。母亲向来是很重脸面的人，但一钱逼死英雄汉，在那些日子里，或清晨，或夜晚，我们常常看到母亲那瘦小的身影从村头蹒跚着走过来，直到进了家门，仍旧一声不响，我们知道，那肯定又是受了债主的脸色。而后，全家人便会不约而同地走向猪圈，围着猪一阵好看，心头似乎得到些许安慰。
终于到了卖猪的日子。那时人的口粮每月只有十二斤，对猪的长期“优待”是断然吃不消的。猪没有卖给国家的收购站，因为怕够不上斤两，又得抬回来，折了膘分。谈好了，卖给村里的屠夫去宰杀，饿食一百二十元一担，饱食一百元一担。母亲选择了饱食。那天，我们挑了顶顶鲜嫩的青草，加进去两大瓢精料，煮了一锅好食，一家人围在猪圈前，看着猪吃。猪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食，先是奋不顾身地吞咽，满头满脑的食水点滴淋漓。眼见得那肚子渐渐鼓起来了，便摇头摆尾地撒泡大尿，再回过头来，放慢节奏，优哉游哉地受用。母亲低头加食时，眼眶里似乎有亮晶晶的东西在闪动，我们也心里沉沉的。最后，母亲用手把食槽里的剩食刮到一起，在猪背上把手揩干净，祈祷似的说：“猪过千年有一刀，总有这一天的。”便扭头去喊人来过秤。
猪哀嚎着挂上了抬秤，只见那秤杆老是往下戳，掌秤人向里抹了好几把才稳住了。母亲脸上僵得紧紧的，只是说：“怎么只有这点，怎么只有这点……”掌秤人把秤打在那儿，对母亲说：“三奶奶，你自己看，一百零二斤，还疲疲的。”母亲叹了口气：“我不用看，这猪是吃草长大的，架子有，其实没膘分，称不出斤两。”于是那几条汉子便发一声喊，把猪拖到隔壁林春家去了。
那个下午，我们一家三口坐在屋里，听着那边一片忙碌的响动，心头暗淡得很，母亲时不时的就冒出一句：“这畜牲，怎么只有这点斤两？”傍晚时分，林春家的二婶来了，说：“三嫂，猪杀好了，也称点肉给孩子烧烧吧。”见母亲沉吟不语，又加了句：“价钱大，就少称点”，母亲问：“卖什么价？”“贵是贵，两块半哩。”母亲迟疑地站起来，跟着二婶往外走。这时候，我突然义无反顾地扑上去，拦在母亲面前：“妈，我不吃肉！”母亲愣住了，说：“乖，咱就称几两，回来和着茄子烧，你们挑猪草挑到现在，该吃的。”我寸步不让地堵在门前：“我不想吃肉，真的不想吃。”声音不高，却异常坚决，因为我感到喉头堵着一股热乎乎的东西，我怕抑制不住，要哭出来。母亲只得对二婶说：“孩子不想吃，就依他吧。咱摊饼，多放点油。”
二婶走了以后，杀猪的来了，拎着一副猪肠子，挂在我家檐下，说：“三奶奶，大肠不贵，只算八毛钱，可以烧两大碗哩。”当母亲用哀求的目光望着我时，我几乎是吼着喊出了一句决定性的话：
“我什么也不要吃，我要上学！”
跟着，我再也抑制不住了，心头的酸楚往上一涌，放声哭了起来。母亲也哭了，我们全家都哭了，泪雨滂沱，不仅仅是因为贫穷……
杀猪的“啧啧”感叹着，拎着猪肠子走了。
不久，我考取了初中，姐姐到曲塘去上高中。
但那次没称肉，母亲总觉得欠着我们什么。夏日的一天，她挑猪草回来，突然兴奋而神秘地把我们叫到面前，从篮子里捧出一团东西来，那是只死羊，而且不小。母亲说是人家扔在路口的，还没变味，去掉内脏和头脚有几斤好肉哩。当下她便起劲地忙乎起来，烫洗去毛，开膛剖肚，每完成一道工序，她总要凑上去闻闻，然后说：“生臭熟香，一下锅就好闻了。”我也凑上去闻过，觉得有一股异味，但这么大一块肉，诱惑力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都舍不得丢掉。
最后是下河去洗。母亲把羊放在篮子里，上面盖着青草，这么热的天气，把人家扔在路口的死货捡回来，张扬出去，人家要笑话的。
但河对面的庆芳还是发现了。庆芳的丈夫是部队的军官，三十五十的经常寄钱回来。她不上工，保养得白白胖胖的。此刻她在河对面洗衣服，发现了浮在水上的羊肠子，问母亲洗什么，母亲躲闪不过，说是家里的羊，夜里偷吃蚕豆，胀死了。庆芳连忙捂着鼻子说：“死东西不能吃的，有细菌，不卫生。”母亲说：“是哩是哩，洗洗看，能吃就吃，不能吃埋下去垩树哩。”
说话间，母亲已经三把两把洗好上岸了，庆芳又在河对面说：“三奶奶，孩子少油水，煎几只蛋吃吃，营养也不错。我家就喜欢吃蛋，不大吃肉。”
庆芳确是经常吃鸡蛋的，我们家的鸡蛋都卖给她，一块钱六只，她是现钱，也不大计较个头大小。此刻，她那热情的建议使我们觉得心酸。有一则民间故事中说，富人问穷人：“没有饭吃，你们为什么不吃肉呢？”庆芳并没有什么恶意，这人就是少文化，好炫耀，举止言谈有点贵妇人的派头。
羊肉烧了一盆子，母亲先尝了尝，说好吃，叫我们也吃，我和姐姐略略吃了几口，便都不吃了。下午，母亲把那剩下的半盆偷偷倒了。
从那以后，母亲一吃羊肉就反胃。
前年母亲病故，按乡间风俗入殓时，要在嘴里含上米粒和银子。所谓银子，其实只是象征性的，一星半点即可。我一时却束手无策，因为家中实在找不出一件可以称为银器的东西。有辈分高的老人提醒道：“三奶奶当初不是有一副绞丝银镯子的吗？”我心头一酸，摇头叹息道：“没了，早没了。”于是只得到邻家孩子的长命锁上用刀子刮下少许银屑，好歹让母亲上路时能带上点“硬通货”。
母亲确实有过一副银镯子，那是娘家给她“压箱子”的。在我的印象中，那是母亲拥有的唯一算得上首饰的东西，母亲也很珍惜，平时是不戴的，藏在箱子底层，偶尔开箱子拿东西，套在手上试试，眼睛里便有一种异样的光泽。1965 年夏天，我考取高中，为了筹集开学的费用，家中能想的办法都想尽了，连老屋上的几根杉木桁条也用杂木换下来卖了。到最后，行囊里还差脸盆和热水瓶。学校在邻县，离家有五十多里，这两样东西都是住宿生必不可少的。我不忍心让母亲为难，便提出到学校和别的同学商量着合用，母亲却决然不肯：“咱再穷，也不能让你在学校里低三谀四，被人家看轻。”开学前一天，她果然给我买回了新脸盆和热水瓶，但那副“压箱子”的银镯子却从此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