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北镇抚司俗称诏狱，一听就令人毛骨悚然。说是收审，其实就是棍棒伺候，打你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已认定你贪赃纳贿，要你交出赃款，而且都是天文数字。明知你没有钱，偏要你拿出几万两银子来。这样审下去，你必死无疑。

打！打你个傲骨嶙峋，打你个廉明清正，打你个忧时济世，打你个满腹经纶。

起初，“六君子”还抗辩、痛骂、呼天抢地。杨涟甚至在公堂上大声对家人说：“汝辈归，吩咐各位相公，不要读书。”这显然说的是气话，意思是既然自己因读书得罪，那就叫子孙不要读书。这种气话简直天真得有如童话，他以为“不读书”是一种很有力量的反抗，其实那些人根本不稀罕你读书，人家只是轻蔑地一笑，喝令再打，直打得你哀号无声，欲辩不能。不久，“六君子”中的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被活活打死。

到了这时，杨涟才意识到对手其实是要置他们于死地，他私下与左光斗、魏大中商量道：“我们如不胡乱招供，必会被他们活活打死。不如暂且屈招，等案子移交法司定罪时，再行翻供，讲出前因后果，或许可以一见天日。”

按照一般的浅层逻辑，这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但事实上，杨涟又一次犯了天真的错误，其错误就在于自己是监察部副部长，他太相信法律程序，而不知道他的对手是全然不顾那一套程序的。还要移交法司做什么？既然你承认有纳贿行为，那么就追赃，把钱拿出来。拿不出，很好！知道你肯定“拿不出”，要的也就是你这个“拿不出”，来呀，往死里打！

打！天启五年的夏天，整个中国都在呼啸的棍棒下呻吟。棍棒声中，华北和甘陕大地饿殍遍野，昏黄的天幕下，灾民们在拣拾树皮、草根、观音土甚至粪便填充饥肠。那个二十年后将要戴着一顶斗笠闯进京城的李自成，因为借了富绅的“驴打滚”无力偿还，此刻正被木枷铁镣地绑在毒烈的太阳下示众。而山海关外，努尔哈赤正在调动他攻无不克的八旗子弟，向着宁远——这座明王朝在关外的最后一座据点——悄悄地完成了战略包围。

杨涟被打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打手们又故意拖到几天以后才上报。当时正值盛夏溽暑，赤日炎炎，尸体全都溃烂，等到收殓时，仅得破碎血衣数片，残骨数根。“六君子”中的魏大中死后，魏忠贤拖了六天才准许从牢中抬出，尸体实际上已骨肉分离，沿途“臭遍街衢，尸虫沾沾坠地”。

写下这些惨不忍睹的情景，需要相当大的心理承受力。我实在找不出一个恰当的词句来形容中国文明史上曾经发生过的这一幕暴行，也弄不清这些迫害狂们究竟是什么心态。如果单单为了消灭政治上的对手，那么对一具没有任何意志能力，也构不成丝毫现实威胁的腐尸又何必这般糟践呢？

答案就潜藏在下面这一段更加残忍的情节中。杨涟等“六君子”被惨害身死后，打手们遵命用利刀将他们的喉骨剔削出来，各自密封在一个小盒内，直接送给魏忠贤亲验示信。有关史料中没有记载魏忠贤验看六人喉骨时的音容神态，但那种小人得志的险隘和刻毒大约不难想见。《三国演义》中写孙权把关羽的头装在木匣子里送给曹操，曹操打开木匣子，对着关羽的头冷笑道：“云长公别来无恙？”我一直认为，这是关于曹操性格描写中最精彩的一笔。但曹操这只是刻薄，还不是刻毒，魏忠贤是要远甚于此的，他竟然把“六君子”的喉骨烧化成灰，与太监们一齐争吞下酒。

为什么对几块喉骨如此深恶痛绝？就因为它生在仁人志士的身躯上，它能把思想变成声音，能提意见，发牢骚，有时还要骂人。喉骨可憎，它太意气用事，一张口便大声疾呼，危言耸听，散布不同政见；喉骨可恶，它太能言善辩，一出声便慷慨纵横，凿凿有据，不顾社会效果；喉骨亦可怕，它有时甚至会闹出伏阙槌鼓、宫门请愿那样的轩然大波，让当权者蹀躞内廷，握着钢刀咬碎了银牙。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从屈原、司马迁到那个在宣武门外带头闹事、鼓动学潮的太学生陈东，酿成自己人生悲剧的不都是这块不安分的喉骨吗？禁锢、流放、鞭笞、宫刑，直到杀头，权势者的目的不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扼制你的喉骨，不让你讲真话吗？魏忠贤这个人不简单，他对政敌的认识真可谓深入到了骨髓：你们文人其实什么也没有，就有那么点骨气，这“骨气”之“骨”，最要紧的无非两处，一为脊梁骨，一为喉骨。如今，脊梁已被我的棍棒打断，对这块可憎可恶亦可怕的喉骨，我再用利刀剔削之，烈火烧化之，美酒吞食之，看你还有“骨气”不？

这是一群没有任何文化底蕴的政治流氓，一群挤眉弄眼、捏手掐脚的泼皮无赖，一群得志便猖狂、从报复中获取快感的刁奴恶棍。在种种丧尽天良的残暴背后，恰恰透析出他们极度的虚弱和低能。他们不讲人道，没有人格，更没有堂堂正正可言。当初听说杨涟究论他二十四大罪状时，拦在宫门外可怜巴巴地以头触地，哀哭求情的是魏忠贤；如今一旦得势，不惜对死尸大施淫威的也是这个魏忠贤。对于他来说，摇尾乞怜与耀武扬威都没有丝毫人格负担。前面提到的那个首先上疏弹劾魏忠贤的周宗建临死前，打手们一边施刑，一边刻毒地骂道：尚能谓魏公一丁不识否？鞭声血雨中飞扬着一群险隘小人的狞笑，这狞笑浸染了中华史册的每一页，使之变得暗晦而沉重……

这帮险隘小人当然忘不了江南的那座书院。

天启六年四月，正是绿肥红瘦的暮春时节，圣旨由十万火急的快马送到江南：“苏常等地书院尽行拆毁，刻期回奏。”昔日学人云集、文风腾蔚的东林书院被夷为一片废墟，不许存留寸椽片瓦，连院内的树木也被砍伐一空。令人深思的是，所拆毁的木料与田土变价作银六百两，被全部赍解苏州，为魏忠贤修建虎丘山塘的生祠去了。

此时顾宪成已死，主持讲会的是高攀龙，面对东林废院，他的愤慨是可以想见的。但信念之火并未熄灭，在《和叶参之过东林废院》一诗中，他的声音仍然朗朗庄严，他倔强而自信地宣告：

纵然伐尽林间木，

一片平芜也号林。

是的，权势者只能废毁有形的构建，但东林的声音已经汇入了整个民族精神的浩浩长河，从这里走出去的一代文化精英将支撑起风雨飘摇的晚明江山，上演出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活剧来。

<h3>四</h3>

后人一般把对东林党人的迫害归结为“阉党矫旨”，似乎恨东林的不是皇帝，而是几个弄权的太监，这实在是对魏忠贤太抬举了。殊不知，有明一代，由于朱元璋的苦心经营，皇权已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那一套铁桶也似的专制模式是历朝天子所无法比拟的。臣子尽管有点权势，甚至可以胡作非为，但还是要看皇帝的脸色；皇帝尽管昏聩无能，尽管躺在深宫里抽大烟泡女人玩方术，但哪怕无意打一个喷嚏，顷刻之间就是满天风雨。从个人品性上讲，天启皇帝确实懦弱，但在一种极端的独裁体制下，君主的懦弱，却无损于他对政治的影响力，而只会把事情干得更荒唐。毁几处书院，杀几个读书人，这便是小小地荒唐了一下。偏偏被杀的读书人却不认皇上这笔账，更谈不上怨恨。这就很值得深思了。

我们先来看看高攀龙临死前的那份遗书。

对于死，高攀龙是有思想准备的，风声越来越紧，校骑已经到了苏州，打探消息的家人回报说，老爷也在黑名单内，一时举家惊惶。高攀龙却与几个门生在后园里赏花谈笑，镇静如常。不久，又有人回报，说缇骑将至。高攀龙这才移身内室，与家人款语片刻，打发他们离去后，自己到后园投水自沉。投水前，用黄纸急草《遗表》一封，略云：

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 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结愿来生。臣高攀龙垂绝书，乞使者执此报皇上。

外面大概已听到缇骑的哄闹了，只能打住。

如今，高攀龙投水的遗迹尚在无锡市第七中学内，近旁假山错落，林木依依，站在郭沫若所书的“高子止水”石匾前，我很难想象那么从容的自沉竟发生在这块如此逼仄的小水潭里。一汪涸泉倒映着树影，清则清矣，毕竟不那么浩阔。在离这里不远的五里湖畔，高攀龙不是筑有一所水居吗？在那里，他曾取屈原《渔夫》中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之意，吟过“马鞍巅上振衣，鼋头渚边濯足，一任闲来闲往，笑杀世人局促”的诗句，潇洒放达中透出相当清醒的生死观。如果让他选择的话，他大概更愿意在那里完成自己悲壮的一跃，那里包孕吴越的湖光山色正可以接纳自己孤傲旷达的情怀，纵然是走向死亡，那也是一种人生的大手笔，可以毫无愧色地比之于汨罗江畔屈原的身影，但高攀龙却走向了这块“局促”的小水潭，我想很有可能是最后来不及选择了。在此之前，他或许并没有真正想到会死，皇上圣明，宸衷英断，会在最后一刻觉察阉党的阴谋的。但家人送来的消息终于粉碎了他虚幻的侥幸，皇上不会救他了，那么就以死相报吧。因此，当他站在这水潭边时，并不见得很从容，他会想得很多，而且肯定会遗憾地想到烟波浩瀚的五里湖。但这不是皇上的过错，“君恩未报，结愿来生。”到了这时候，想到的仍然是皇上的好处。读着这样的遗书，真令人不知说什么好，在景仰和痛惜之余总有一种深沉的困惑，因此，面对着那个跃向清潭的身影，我们只得悄悄地背过脸去。

其实又何必背过脸去呢？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历史人物，他们是道德理想主义的献身者，又是在改革社会的实践上建树碌碌的失败者；他们是壮怀激烈的奇男子，又是愚忠循礼的士大夫；他们是饮誉天下的饱学之士，又是疏于权谋的政治稚童。在他们身上，呈现出一种相当复杂的历史和道德评判的二重奏，17 世纪的社会环境使他们走到了封建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他们却终于未能再跨越半步，只能以惨烈的冤狱和毁家亡身的悲剧震撼人心，激励后辈越出藩篱，迎来新世纪的曙光。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不得不又一次转过脸去，理性地审视如下一幕幕令人难堪的场景。

杨涟被捕时，当地民众数万人奋起援救，打得缇骑四处逃生。肩披钮锁的杨涟也跟着东躲西藏，不是为了逃避逮捕，而是逃避援救他的民众。他老泪纵横地向群众求情，要人们成全他的大节。在他看来，自己个人的生死荣辱无关紧要，万一激起民变，破坏了封建王朝的法统可是塌天大事。这位在金殿上浑身是胆、威武不屈的监察部副部长，这位在奏章中一次次为民请命，正气凛然的青天大老爷，此刻却在民众热切的拥戴中胆战心惊。他步履踉跄，狼狈不堪地到处乱跑，唯恐和逮捕他的缇骑走散，也唯恐失去自己身上的锁链。他以自己毫不矫情的眼泪消弭了民众的反抗，跟着缇骑从容就道，一步步走向京城的诏狱。在他的身后，是乡亲们纷飞的泪雨和悠长的叹息。

这种令人扼腕的情节还在不断发生。不少东林党人在被捕前以自尽维护自己的尊严，却留下遗嘱，要家人典当器物，给执行逮捕任务的缇骑作回京的路费，因为他们毕竟是代表朝廷来的，是皇差。更有甚者，抓人的皇差把朝廷开出的逮捕证搞丢了，被抓的人却自己穿好囚衣，对着京城叩头谢恩，乖乖地跟着他们上路。江南的民风并不算强悍，苏州人更以其吴侬软语般的清柔著称。但在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时，这里却暴发了撼天动地的“开读之变”，十数万市民自发行动起来，声援东林，抗议阉党的暴政。民情汹汹有如干柴烈火，若是东林中有人站出来振臂一呼，他肯定将是李自成、张献忠一流人物，晚明的政治史也极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格局。但他们没有，当愤怒的市民号呼蜂拥，追打缇骑时，他们只是坐守庭院与亲朋垂泪话别，大谈其“死于王家，男儿常事”的气节。事后，带头闹事的颜佩韦等五人被残害身死，又砍下头颅悬挂在城墙上。这五位义士都是市井小民，并没有受过诗书礼乐的教育。小民的大义并不示于慷慨高谈，而是凝聚在危难之际的奋然一搏。他们死后，苏州民众花五十两银子把挂在城墙上的头颅买下来，与尸身合葬于虎丘山塘。复社魁首张溥为之写了墓碑，这篇很有名的《五人墓碑记》至今依然出现在中学的语文课本里。复社是继东林之后而起的政治团体，其宗旨为“复东林也”，在明清之际的政治舞台上是很有过一番作为的。张溥的这篇墓志铭写得很动情，对五位义士的评价也相当高，但其中有这么一段却颇耐人寻味：

而五人亦得以加其上封，列其美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 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志哉！

给人家写墓碑还忘不了显摆自己那种士大夫的优越感，似乎这五个人之所以有如此大红大紫的荣誉，是沾了东林党人的光，不然，像他们这样的引车卖浆者流，只能“老于户牖之下”，“人皆得以隶使之”。这样说就好没意思了。

真正有点意思的是，五位义士的墓是拆毁魏忠贤的生祠建造的，而魏忠贤的生祠又是当初用拆毁东林书院的钱建造的，在这繁复的拆建之间，不仅隐藏着一段不平常的政治史，而且昭示着一种相当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东林党入不会揭竿而起，这毋庸苛求；颜佩韦等义士也不会成为李自成和张献忠，面对着一场大规模的血腥报复，他们选择了投案自首以消弭事端，而不是拉起竿子对着干，这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江南民风柔弱。李自成和张献忠只能出现在西北的黄土高坡，而东林党那样的文人士大夫，甚至颜佩韦那样的义士，则只能出现在江南的市井巷闾。这是一块商风大渐，市民阶层开始显露头角的舞台。但刚刚萌芽的商品经济又深埋在封建经济的土壤之中，市民阶层的脚跟也相当软弱，他们只能附和在别人之中隐隐约约地喊出自己的声音。对着皇权喊一声“反”，他们大概是想都不敢想的。他们只能枕着一块忠义石碑，在秀色可餐的江南大地上悄然安息。

东林党人和江南的市民阶层不敢想的事，西北黄土高坡的农民却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了。就在张溥为五人书写墓碑时，陕西澄城县的农民高举着棍棒锄头冲进了县衙，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差不多也就在同时，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开始对宁远发动了第二次攻击，与明王朝的最后一位军事奇才袁崇焕激战于松辽大地。兵连祸结，天崩地坼，距紫禁城不远的一棵老槐树上，已经为疲惫的朱家皇帝预备了上吊的环扣。

<h3>五</h3>

在顾宪成故居的纪念馆里，我还见到了一幅署名“后学韩国钧”的七绝。韩是我的老家海安人，民国年间当过江苏省省长兼督军。但其一生中最为辉煌的闪光却是垂暮之年不当汉奸，以及新四军东进以后与陈毅的合作。电影《东进序曲》和《黄桥决战》中都有他的艺术形象。这首七绝写得很平朴：

东林气节系兴亡，

遗墨犹争日月光。

二月春风惠山麓，

万梅花下拜泾阳。

“泾阳”是顾宪成的号。诗写得不算好，但这位紫石先生站在端居堂前时，鼓荡于心胸的正是东林党人那种高山景行的气节。韩国钧写这首诗时已经六十四岁，二十年后，当他严词拒绝日寇的威逼时，不一定会想到这四句小诗，也不一定会很具象地以历史上的某位英烈作为楷模。但他那凛然正气中，确实贯注着东林先贤的流风。一个封建遗老，在那个民族垂危之秋闪现了自己生命的光华，他以八旬之躯为抗战奔走呼号，在病情弥笃时仍嘱咐家人：“抗战胜利之日，始为予开吊，违者不孝。”陈毅将军曾赠他一联：“杖国抗敌，古之遗直；乡间问政，华夏有人。”肯定的也正是他身上所体现的那种堪为民族脊梁的气节。韩国钧也是一个文人士大夫，文人自应有文人的一份真性情。魏忠贤说得不错，你们文人其实什么也没有，就有那么点骨气。但反过来说，若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骨气，那还不成了一堆行尸走肉？

由此我不禁想到，对于任何一个人物或群体来说，历史评价总是有时限的，而道德评价却有着相当久远的超越性。一座小小的东林书院算什么呢？它是那么脆弱，战乱和权谋可以让它凋零，皇上一个阴冷的眼色可以使它片瓦无存。书声朗朗，似乎很清雅，那只是出自读书人良好的自我感觉；评时议政，似乎很热闹，也只是书生意气，徒然遭人猜忌。但它又那么倔强地坚守在江南的那条小巷里，并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一个相当醒目的坐标。它留给后人的不在当时当地的是非功过，而是为国为民的道义和良知，是中国知识分子那种积极入世、高标独立的人格力量。正是这种人格力量在铁血残阳中鞭霆掣电、拔山贯日，支撑起明末清初一大批雄姿英发的伟丈夫。我们只要随便说出几个，便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例如，左光斗的节操影响了他的学生史可法，而史可法在扬州殉国的壮举又极大地震撼了江东才俊，松江的陈子龙便是这中间的一个。陈是幾社的领袖人物，他和柳如是的交往和热恋不仅是一段才子佳人的风流佳话，更使青楼女子柳如是得到了一次“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思想升华。陈子龙后来为抗清牺牲，柳如是又用这种思想影响了钱谦益。钱谦益这个人的口碑不怎么好，他身为后期的东林党魁、文坛宗主，却在清兵进入南京时带头迎降。柳如是劝他投水自尽，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池水冰冷，投不得。”他不想死，但降志辱身的秽行一直折磨着他的晚年。他和柳如是后来都为抗清做了不少事情，钱谦益因此几乎丢了性命。郑成功从崇明誓师入江时，如是以蒲柳之躯亲自到常熟白茆港迎候，站在冷风中苦苦地远眺故国旌旗。“还期共复金山谱，桴鼓亲提慰我思。”这位原先的烟花女子热切地期盼着像当年梁红玉那样桴鼓军前，报效于抗敌救国的战场。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东林党人大多死得很壮烈，受他们影响的后人也大多是爱国的，这是历史上的不争之论。

文章的开头曾提到一块民国三十六年募捐重修东林书院的记事碑，我留意了一下，在募捐者中，以杨、荣、薛三姓居多，数额也最大。这三个家族不仅是无锡巨富，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史上也是很值得一提的。我曾粗略地翻阅过他们的家族史，发现其中有一条大致相同的发展轨迹：最初由读书入仕，而后官商兼备成为儒商，到本世纪初叶开始弃绝官场兴办实业，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巨子。也就是说，他们都有着相当深厚的文化底蕴。例如其中的薛家，其父辈即清末著名外交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被称为“曾门四弟子”之一的薛福成，这种现象很值得我们玩味。一般的论者认为，明末东林党人的崛起标志着旧时代的终结。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我认为这还不是新时代的起点。终结和起点一步之遥，却不是一两代人所能完成的。今天，当我站在东林书院的回廊里，仔细计算着无锡三大家族的捐款数时，突然产生了一种奇特的联想：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为什么首先发端于江南，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巨子为什么出现在无锡，是不是与面前的这座书院有着某种割舍不开的渊源呢？或者说，这募捐碑上的杨、荣、薛三姓“大款”是不是可以看作东林后学呢？

出东林书院的后门便是苏家巷。据无锡博物馆朱文杰先生考证，当年顾宪成起居的小辨斋就在这里。有了这处小辨斋，顾宪成才省去了每天乘着小船来回张泾的辛劳。但后来因家境不好，这所房子又以四百两银子典当出去了，可见文人都是很清贫的。小辨斋与东林书院近在咫尺，顾宪成主持东林讲会期间经常止息于此，与门人论学议政。如果说东林书院是17 世纪初的“江南政治学院”，那么这里便是政治学院的“教授楼”。可惜现在知道它的人已经不多了。

我徘徊在这条僻静的小巷里，一边想，忘记了小辨斋不要紧，忘记了文人的清贫也不要紧，只要别忘记这里的东林书院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