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一</h3>
江南的仲秋还是丰腴健朗的，大略望去，草木仍旧苍郁葱茏，只是色泽不那么滋润饱满，有如晚间落尽铅华的少妇，稍稍显出疲惫和松弛，那当然需得细看。但茂林秋风的磅礴却是四时独有的，要说肃杀，那不光是山水的意味，更多的可能是一种由憔悴人生而触发的心境。
东林书院的名字会令人想到秋林古色的气韵，只是眼下林木已不多见，而且那横贯在“东林旧迹”石牌坊后的大红会标也过分耀眼了，很有点艳帜高悬的做派。书院刚刚修葺一新，有一个揭幕仪式要等到下午。四周很静，只有飒飒的秋声，渲染出秋风入户、秋草绕篱的冷寂。正是上午巳牌时分，一个老人在书院内踽踽独行，枯瘦的身影映在铺地的方砖和嵌着联语的门柱上，庭院深深，廊庑曲折，老式的布底鞋缓缓地踱来又悄悄地逸去，有如微风中瑟瑟飘动的落叶。最后，他站在回廊上一块不大的碑刻前，指着上面的一个名字，说：“这就是我。”
这是一块民国三十六年募捐重修东林书院的纪事碑，密密麻麻地刻满了捐款者的名字和钱款数。老人指点的那个名字是这次活动的首倡者，叫“顾希炯”。博物馆的同志跑过来介绍道：这位顾老先生是顾宪成的第十四代孙，今年八十三岁。
我不禁肃然。顾宪成这个名字，是与一个天崩地坼的历史大时代，与一代文化精英的探求、呼喊、抗争和彪炳千古的气节，与一场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的改革壮举和悲剧维系在一起的。这些年来，我因为留意于文化史方面的资料搜集，曾有幸见过不少历史名人的后裔，其中有几位的祖先甚至是中国历史上有相当影响的大人物。例如，就在离我住所不远的一个乡村里，两年前发现了苏东坡的家谱和后裔，我曾专程探访，在树影婆娑的农家小院里与一位苏姓乡民进行过相当愉悦的交谈。在南方某省，我也曾见过民族英雄岳飞的三十几代孙，那位文质彬彬的政协委员据说是岳钟琪一系的嫡亲传人。岳钟琪是清雍正年间的川陕总督、奋威将军，在平定青海时立过大功的。但说实话，那几次我的心灵都不曾像今天这样颤动过。那不仅因为过分遥远的血缘流泽多少冲淡了我的景仰，我无法把一个农家小院里的乡民和历史上铜琶铁板唱大江的文坛巨星联系在一起；也不仅因为岳钟琪曾协助雍正制造过那桩震惊朝野的文字大狱——曾静、吕留良案，那件事情的历史背景比较复杂，我们不能用僵化的民族意识来评判他的气节；更因为今天这种特殊的情境，我和他——顾宪成的十四代孙——面对面地站在东林书院的回廊里，握着老人枯骨棱棱的大手，我仿佛握住了一段冷峻的历史，在这一瞬间，自己也似乎和这座书院产生了某种庄严的联结。秋色满目，秋声盈耳，漫天的浮躁已经消退，化作了凝重的思索，眼前恰是那副脍炙人口的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古往今来的书院联或许成千上万，其中亦不乏大师名流们运思精巧的杰作，但我敢断言，没有哪一副比眼前这副对联更加深刻地楔入了我们民族的政治文化史。再看看落款：“公元一九八二年廖沫沙书。”一般来说，落款是用不着这么冗繁的，他完全可以简略得很潇洒，例如，用“壬戌”或“壬戌年”便足矣。之所以这么不潇洒地写出“公元一九八二年”，其中的意味恐怕不难揣测。是的，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大坐标上，“公元”比天干地支的“壬戌”更具有严格的确定性，在这里，“公元”体现的是一种恢宏而沉重的历史感，而刚刚从一场浩劫中苏醒过来的“公元一九八二年”是多么需要这种历史感的提示！众所周知，那场人类文明的浩劫恰恰是从这副对联开始发难的。对联的落款没有名章，也没有闲章，只有淋漓的墨迹。廖公显然不想让它太艺术化，太艺术化会排斥艺术以外的负载，因而显得太轻飘，不足以体现“尺牍书疏，千里面目”的情怀。
这副对联的作者就是顾宪成。当初，他把这两句大白话写在东林书院门前时，或许没有想到它会千古不朽，也没有想到日后它会惹出那么多的政治事端。
时在明万历三十二年。
<h3>二</h3>
明史上的万历三十二年并不十分引人注目，完全可以用上一句旧小说中的套话：“当日四海升平，并无大事可叙。”几位曾播扬过轰轰烈烈的一代天骄都已匆匆离去。最先是张居正的病殁，皇帝本来就烦他那些改革，人一死，马上变脸，差点没把故太师从棺材里拖出来枭首戮尸。接着是威风八面的戚继光在贫病交加中死去，这位有明一代的军事奇才逝去前，连结发妻子也遗弃了他，可见晚景之凄凉。将星西陨，也就没有人再磕磕碰碰地说剑谈兵了。孤傲狂悖的思想家李贽则在狱中用剃刀割断了自己的喉管，他那惊世骇俗的狂啸自然也就成了一个时代的绝响。改革夭折了，武事消弭了，思想自刎了，只剩下几个不识相的文臣在那里吵闹着“立国本”，结果一个个在庭前被打烂了屁股，又摘下乌纱帽发配得远远的。于是皇帝从万历十四年就不上朝了。还有什么值得操心的呢？昌平的陵墓早已修好，内府的银子发霉了，自有人搬出来过太阳，干脆躺在深宫里，让小老婆侍候着抽大烟得了。皇帝带头躺倒不干，几十年不上班，这样的现象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绝无仅有。一个庞大的王朝也就和他的主人一样，躺在松软的云锦卧榻上昏昏欲睡。
君王高卧，朝野噤声，大概只有读圣贤书才是不犯天条的。那么就读书吧。
万历三十二年九月九日，无锡东门苏家巷，顾宪成领着一班文化人走进了东林书院。
这场面也许不很醒目，特别是和午朝门前那经邦济国的大场面相比，更谈不上壮观。但历史将会证明，正是这座并不宽敞的小小书院，这群彬彬弱质的文化人，给柔靡委顿的晚明史平添了几分峻拔之姿和阳刚之气。
顾宪成已经五十五岁了。一个经历了宦海风涛的老人归隐故里，走进书院讲学，这样的归宿在由文人出仕的官僚中并不鲜见。一般来说，到了这时候，当事人的火气已打磨得差不多了，讲学与其说是一种造福桑梓的善举，不如说是一种消遣，至多也不过是一种仕途不得意的解脱。但顾宪成还没有修炼到这般境界，他是个使命感很强的人。万历十五年，他因为上疏得罪了朝廷，被贬谪到湖广桂阳州。南国的蛮荒烟瘴之地，历来是朝廷安置逐臣的所在。说起来令人惊栗，这些逐臣中有些甚至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才。桂阳附近的永州是柳宗元生活过的地方，而苏东坡的晚年差不多有十六个年头是在岭南度过的。如今，顾宪成也来了，追循着先贤们生命的轨迹，他的心情比较复杂。青衫飘然，孤愤满胸，他在历史的大坐标上寻找人生的定位。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愧轩”，含有高山仰止的自愧之意。但敢于把自己与柳宗元和苏东坡一流人物放在一起，又不能不说是一种自负。在那个天崩地坼的时代里，这种自负往往体现为仗义执言和力挽狂澜。那么就让他自负吧，甚好，从广西回京后，他担任了吏部文选司郎中。文选司郎中品级不高，但肩负的却是考察和选拔官员的重任。明代的官场中有一句说法：“堂官口，司官手。”可见司官的实权是很大的。这样一个权柄在握的文选司，主政的偏又是自负而使命感极强的顾宪成，其悲剧性的结局是可以想见的。万历二十二年，在会推阁臣中，他又得罪了朝廷，比他更自负的君王从烟榻上微微欠起身，御笔一点，顾宪成忤旨为民，回到了无锡张泾的老家。
张泾在无锡东北乡，如今，顾宪成故居的“端居堂”犹在，青石柱础上的楠木覆钟柱质和月梁间的飞云纹饰，都是典型的明代建筑风格。却不很高敞，可以想见当初那个卖豆腐起家的门庭并不十分富有。穿过门前的弄堂，步下石级码头就是泾水，这条宽不过数丈的小河是无锡到东北乡的主要通道。顾宪成中举入仕以后，停在这埠头的大小船只想必不会少，雕窗朱栏的画舫中夹着几条简陋的乌篷船，煞是闹猛。四面八方的官吏、文士、亲朋故旧在这里系好船缆，整一整衣冠拾级上岸。来客了，家人忙前忙后地一溜小跑，弄堂里的麻条石板上响得热烈而风雅。这响声一直在泾水上飘得很远，引得过往的艄公船娘倚舵停篙，向这座临河的宅院投以意味深长的一瞥，一边想象着当初这河房里的读书声和那副很有意思的对联。说的是某个夜晚，有一艘官船经过这里，受阻于风雨靠岸停泊。主人推窗看景，但闻风吹梧桐，雨打新篁，映衬着临河茅屋里的朗朗书声，不由得触景生情，随口吟出一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不想茅屋里书声稍息，即飞出一句下联：“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茅屋里深夜苦读的少年即顾宪成，而关于官船的主人则说法颇多，有陈阁老、陈御史、陈布政史等，总之不是等闲人物。接下来自然是陈阁老（或陈御史、陈布政史）慧眼识英才，顾宪成腾达有期。这是中国俗文化中的一种思维定势，大凡一个布衣寒士出息了，总会连带着不少传奇性的说法，这些说法又不外乎“寒窗苦读”和“得遇贵人”之类，至于这中间的真实程度，也就不去追究了。波光桨声中，小船已悠然远去，连同那些意味深长的目光和想象，一并溶入了如梦的烟水之中。
站在顾家门前的小石桥上，我很难想象，这条柔姿袅袅的泾水曾负载过那么多铁血男儿的聚会和气吞万里的抱负。当年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时，经常坐着小船回到张泾，就是从这条小河上来往的。这是一幅极富于软性美的水乡归舟图，小桥、流水、桂楫、晚钟，还有沿途那风情绰约的江南村镇，曾激发了多少文人学士的才思和遐想，多少华章文采从这里流进了中国文学的煌煌巨帙。但顾宪成倚在窗前，此刻想到的大约不是“急橹潮痕出，疏钟晚色生”那样的清词丽句，而是朝政、时事和民生疾苦，是经济天下的宏愿大志。四方学子慷慨纵横的议论犹在耳畔，忧时救世的紧迫感填满了胸襟，心情自不会那样恬淡闲适。张泾离无锡大约四十里，经常早出晚归，总有好一段时间要盘桓在这条水路上的。小船在一座座缺月弯弓的石桥和扑朔昏黄的渔火间行进，橹桨过处，搅起一道道轻波银涟，中国晚明史上的一系列大事就在这波涟中闪现出最初的光影。
现在，我们该随着顾宪成的小船驶进无锡东门水关，走进东林书院了。
中国的书院，大致始于初唐而盛于南宋，像朱熹、张縂、吕祖谦、王阳明这样一些大学者都与书院有着终身的联结。但在中国文化史上，无锡东门的这座书院却有着独特的光彩。东林书院与传统的聚徒式书院不同，它实际上是一个文人沙龙，这里的“丽泽堂”内有一幅“会约仪式”很有意思，好在行文并不古拗，且摘几章看看。
每会推一人为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已毕，更端呈请，不必搀乱。
可见这沙龙里的学术气氛相当宽松，亦相当活跃。讲学、切磋、研讨、辩论，真正的群言堂。连首席讲师的交椅也是轮着坐的，并不定于一尊。
下面一章就更有意思了：
各郡同志临会，午饭四位一席，二荤二素。晚饭荤素共六色，酒数行。第三日之晚，每席加果四色、汤点一道。亦四位一席，酒不拘，意浃而止。
完全是“工作餐”的标准，即使第三天晚上的告别宴会（东林会讲每月一次，每次三日），也只是加几碟果品意思意思，并不铺张。酒可以喝一点，却不准闹，“意浃而止”，很实惠的。
一群文化人，在这种宽松活跃的氛围中，吃着“工作餐”，睡着硬板床，开始了他们悲壮的文化远征。这里不是遗老遗少们的“诗酒文会”，不是空谈心性的象牙之塔，也不是钻营苟且的名利之场。这里是一群血性男儿神圣的祭坛。在这里，他们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指陈时弊，在风雨飘摇中为一片明朗的天空而大声疾呼；他们躬行实践，高标独立，研究经世致用之学，于万马齐喑中开启了明清实学思潮的先河；他们还留心剖示地方事宜，以民生疾苦为忧，以乡井是非为念。万历三十六年，太湖流域遭遇特大水灾，洪涝被野，灾民流离，锦绣江南在淫雨中呻吟。东林学子忧心如焚，朗朗书声沉寂了，滂沱大波中流淌着一群文化人伤时忧世的泪水。顾宪成一面写信给巡抚江南的地方官周怀鲁，因周怀鲁比较体察民情，有“善政满江左”之誉，请他代呈灾情，上达朝廷，以便及时赈恤灾民，同时又致函同为东林党人的李三才，通报了“茫茫宇宙，已饥已溺”的灾情，信中说得很动情：
此非区区一人之意，实东南亿万生灵之所日夕嗷嗷，忍死而引颈者也，努力努力！此地财赋，当天下大半，干系甚大，救得此一方性命，茧丝保障，俱在其中，为国为民，一举而两得矣。
这封信几乎是蘸着泪水写成的。东林书院门前的那副对联或许已在漫天秋雨中凋零，但家国天下之事却时刻念念于怀，片纸尺牍背后凸现出的强烈的忧患意识，令人五内沸然。顾宪成已经罢官归里，既没有直接上书朝廷的资格，也没有部署赈灾的权势，君门万里，殿阙森严，一介寒儒，何以为力？他只能动用自己的人际关系来通融接济。他的声音或许很微弱，却贯注着巨大的人格力量。当京城的中枢大员们从奏章的附件中读到这些时，不知该作何感想。而那位在烟榻上已经躺了二十二年的皇帝是不是该欠起身，向江南大地看上几眼呢？
皇帝当然是要看的，而且那目光相当机警睿智，但关注的却不是那里疮痍满目、民不聊生的灾情，那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这么大，每年总免不了有点水旱失调，区区小事，自有下人去处置，何用寡人劳神？他关注的是那里一座不大的书院，聚集着一群狂悖傲世的文化人。“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居林野，闻风归附，学舍至不能容。”这么多文化人扎堆儿在一起干什么？很值得注意！更有甚者，一些学者竟从北京、湖广、云贵、闽浙等地千里趋附，他们乘着一叶扁舟，餐风宿露、颠沛荒野，历经一两个月赶到东林书院去赴会。似乎全中国的政治中心不是皇帝的金銮宝殿，而是东林的熙熙学馆；似乎全中国都在倾听一个削职司官的声音，这如何了得？既为书院，你们读书便读书得了，研习八股，穷章究句，那都是正经学问，读读读，直读成十三点二百五神经病痴呆症都无妨，竟敢讽议朝政，指陈时弊！朝政和时弊岂是由得你们指手画脚的？一定要指手画脚，那好，结党乱政，煽风点火，小集团俱乐部，这些现成的政治帽子随手就可以赏给你一顶。
皇帝的目光变得阴冷起来。
<h3>三</h3>
皇帝阴冷的目光，东林书院里的文化人并没有十分在意，他们太天真，也太自信。在他们看来，自己耿耿忠心可昭日月，之所以指手画脚，目的全在补天。即使有些话说得不怎么中听，也是为了让国家好起来。对于读书人来说，这是一种生命的自觉。况且，自唐宋以来，自由讲学的风气就一直很盛，当局一般也并不干预，有时还题词送匾以示褒奖。不客气的时候也有，例如南宋的“庆元党案”就是冲着岳麓书院和朱熹来的，但时间不长，很快就平反了，而且朱熹从此备受推崇，几乎到了和孔圣人比肩齐名的高度。又如元代，当局担心自由讲学会激发汉人的民族意识，对书院比较忌讳，但采取的手段也只是由官府委派山长，用“掺沙子”使书院官学化，并不曾横加禁毁。这些历朝历代的往事，东林同志记得很清，却偏偏忘记了自己生活在那个以严猛峻酷著称的朱明王朝。从朱元璋开始，历届圣主的目光从来就不曾慈祥过。书院是文化构建，毁书院，杀学人，终究不是什么圣德，因此这些事正史中不载。但翻开地方志，这座书院“毁于洪武某年”，那座书院“毁于永乐某年”，虽语焉不详，含糊其词，却不难闻到那股浓烈的血腥气。就在万历七年，张居正还迫害过讲学的文化人。张居正是改革家，对历史有大贡献的，但中国历代的改革家似乎无一不是铁腕，同样容不得别人指手画脚。常州龙城书院的学子们对张居正父丧夺情提出批评，张居正身为宰相，但宰相肚里不一定都能撑船，他马上以朝廷名义下诏将龙城书院毁废，且进一步殃及天下书院六十四处。张居正指责书院“科敛民财”。他很聪明，整你是因为你有经济问题，并不是我张某人批评不得。顾宪成当时就是龙城书院的活跃分子，在那些关于张居正贪位揽权的议论中，想必他的声音也是不小的。
就在东林学子们天真而自信地讲学议政时，北京的宫廷里也好戏连台，明史上著名的三大案：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一幕比一幕热闹，皇帝已经换了好几个，年号亦由万历而泰昌而天启，但皇帝注视东林的目光却越来越阴冷了。
到了天启初年，皇帝决心要晓以颜色了。
事情的起因似乎是关于“外行能不能领导内行”。东林党人周宗建上疏究论权阉魏忠贤。魏忠贤这个人，只要对明史稍有涉猎的人都是不会忘记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以宦官而位极人臣者不少，但是像魏忠贤那样把权势玩得遮天盖地而又堂而皇之的，恐怕不多。东林党人既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自然不会坐视魏忠贤专权误国。周宗建这封长达千言的奏章的底稿，至今仍然完好地保存在东林博物馆里，透过陈列柜的玻璃，那淋漓的墨迹令人惊心动魄。特别是痛斥魏忠贤“千人所指，一丁不识”那八个字，更透出一股执著的阳刚之气。我相信，每一个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的后人站在这里，都会从那龙飞凤舞的章草中仔细找出这八个字，并对之久久端详，生出无限感慨的。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标榜以文化立国，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凭什么在那里左右朝政、操纵生杀，指挥满腹经纶的六部九卿？周宗建的这八个字实在够厉害的，连魏忠贤本人看了也吓出了一身冷汗。但不久人们将会看到，为了这八个字，上书者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皇帝现在面临着一项选择，是站在有文化的东林党人一边，还是支持听话的文盲魏忠贤。他并不急于表态（这是政治家们常用的技法），只是态度暧昧地皱了皱眉头，把上书人夺俸三个月，以示“薄惩”。他还要再看看事态的发展。
果然，另一个“有文化”的东林党人又跳了出来，他是左副都御史杨涟。这位监察部副部长在奏章中一口气列举了魏忠贤的二十四条罪状。在他的号召下，“一时东林势盛，众正盈朝”，讨伐魏忠贤的奏章争先恐后，数日之内，竟有一百余疏，大有京华纸贵的气氛。
魏忠贤毕竟是个小人，他沉不住气了，据说他曾暗中用重金收买敢死之士，伺机对杨涟下手。某日，杨涟发现有一不速之客从屋檐上飞窜至堂前（果然身手不凡），准备行刺。他为之一颤，但马上镇静下来，说：“我即杨涟，杀止杀我，毋伤吾母。”该刺客并非人们常说的那种冷面杀手，听了杨涟的话居然为之汗颜，嗫嚅应道：“我实受人指派，感君忠义，何忍加害？”言罢即惶惶离去。这样的情节也许太富于传奇色彩，但对于魏忠贤那样的流氓无产者，他是绝对做得出的。
其实魏忠贤是过于紧张了，因为皇帝已经拿定了主意：这么多人抱成一团反对一个人，这很不正常。魏忠贤仅一家奴耳，且目不识丁，即使有点问题，谅与江山社稷无碍。可怕的倒是那些抱成一团的文化精英，你看他们振臂一呼，朝野倾动，招朋引类，议论汹汹，这帮人究竟意欲何为？难道寡人的宫阙也成了他们恣肆纵横的书院不成？得，我且小试刀锋，镇一镇他们的气焰。就是刀下有几个冤鬼，大不了过些年再平反昭雪，给他们立块忠义碑得了。到了那时，岂不又显出寡人的英明大度？
刀还没有砍下去就想到将来给人家平反，这是多么高瞻远瞩的预见！不要以为这是作者的主观揣测，古往今来，这样英明大度的政治家难道还少吗？仅凭这一点，一般的芸芸之辈就玩不成政治家，你缺乏那种超越性的思维，缺乏那种明知不该杀也要坚决杀的大无畏气概，也不可能那样永远占有真理：当初杀你是对的，现在平反也是对的，你还得对我感激涕零呢。
在一本叫《碧血录》的书中，我见到了一份《东林党人榜》。在当时，这是以朝廷名义向全国发布的通缉令，所列钦犯共三百余人，最后的判决是：“以上诸人，生者削籍，死者追夺，已削夺者禁锢。”这中间没有说到“处决”，更没有“枭示”“戮尸”“凌迟”之类，这样的处理似乎还比较文明，“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只是给你一点名誉和人身自由的损失。其实刽子手们的险恶歹毒恰恰就在这里。
我们且来看看在这种文明的背后……
杨涟因上书列数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被魏忠贤称为“天勇星”，列入东林“五虎将”，此番自然首当其冲。天启四年十月，他和另一位东林主将左光斗被削职，敕令即刻离京。这算不了什么，一个文人，不当官了，正可以流连山水，啸傲烟霞，照样活得很潇洒。但魏忠贤的本意不是要让你潇洒，他有他的打算。你杨涟、左光斗身为朝廷二品大员，这几年的官俸财物一定相当可观，等你们车载船装，珠光宝气地出了京城，我这里令锦衣卫在半路上来个突然拦截，先把证据拿到手，再逮回来慢慢整治。但后来他从杨、左守门的差役那里得知，这二位书呆子堪称两袖清风，并没有什么积蓄。再看到二人出京时，仅青衣便帽，只携带很少几件衣物从容上道时，才感到好生没趣。
经济问题一时抓不到把柄，那就先逮起来再说。天启五年春，已经罢斥归里的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六君子”被押解京师，入北镇抚司收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