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徐妙锦的抗婚显然不应作过高的评价，她不是祝英台和刘兰芝，甚至不是在金兵薄城时毁家纾难的李师师。在她出家为尼的动机中，掺杂着众多的政治和个人恩怨的情绪因素。例如，她大抵是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对朱棣的夺位持激烈的否定立场；例如，她的父亲徐达实际上是被朱皇帝以一盆蒸鹅赐死的，她的长兄徐辉祖也因抵抗燕师入城而被削爵幽禁，郁悒而死；例如，朱棣是她的姐夫，她从姐姐那里有可能知道一个表面堂皇的形象的另一面，等等。而所有这一切深层次的情绪积累，都因浸渍了午朝门外过多的鲜血而膨胀发酵，促成了一个贵族少女的终极选择。为了逃避那座充满了血腥味的宫城，她义无反顾地走进了青灯古佛的庵堂。
宫城内外的血腥味，朱棣自己也感觉到了。在这里他杀人太多，积怨太深，冥冥之中总见到一双双怨忿的眼睛包围着他，他要冲出这种包围。于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出巡、亲征，把宫城作为一堵背影冷落在身后。对这座江南的宫城，他有一种本能的隔膜感，虽然这里是父亲的定鼎之地，但他自己的事业却是从北方开始的。“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这都是文人的屁话。这里的山水太小家子气，连气候也令人很不开心，一年四季总是潮滋滋的，午门前杀几个人，血迹老半天也不干；多杀几个，便恣肆张扬地浸漫开去，銮驾进出，车轮碾出一路血红，沿着御道迤逦而出，一直延伸得很远，这似乎不是圣明天子的气象。因此，无论是出巡还是亲征，他总是往北方跑。那雄奇旷远的大漠，好放缰驰马，也好尽兴杀人。黄尘滚滚，风沙蔽天，纵是尸山血海，顷刻间便了无痕迹。在这期间，他先是选定了昌平黄土山的一块风水宝地为自己经营陵墓，又下令在北平建造新的宫城。几年以后，他下诏迁都，回到他“肇迹之地”的北平去了。
离开南京之前，朱棣还心思念念地惦记着江南的文人。当初从朱元璋的屠刀下得以幸存的才子解缙，前几年因得罪朱棣被囚于锦衣卫狱，朱棣查看囚籍时发现了这个熟悉的名字，皱了皱眉头：“缙犹在耶？”语气中流露出显而易见的杀机。锦衣卫的官员和解缙有点私谊，破例采取了一种比较有人情味的做法，让解缙喝醉了酒，埋在积雪中捂死了。这是朱棣对江南文人的最后一次报复。
但这一次绝对没有流血，午朝门外只有一堆晶莹的白雪，埋葬着一个正直狂傲的文人。在他的身后，那座在潇潇血雨中显赫了半个多世纪的明宫城的大门，缓缓地关闭了。
<h3>四</h3>
主角一走，南京宫城便有如一座被遗弃的舞台，立时冷落下来。但场面还不能散，生旦净末也都按部就班地预备着，因为这里仍然是南北两京之一，六部内阁一个不少，只是少了一个皇上。当然，这里的尚书侍郎们大都属于荣誉性的安排，他们可以看相当一级的文件，可以领取一份俸禄，可以受用部级干部的车马品服，却没有多少实际权力。京城离他们太远，皇上的声音通过快马传到这里时，已经不那么朗朗威严。留守官员们与京官虽然免不了那种千丝万缕的瓜葛，但毕竟不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因此，只能从邸报上揣测京师那边的连台好戏：某某倒台了，某某新进圣眷正浓，京城的米价看来涨得挺厉害，等等。放下邸报，他们感慨一阵，说几句不痛不痒说了等于没说的官话，然后早早地打道回府。京城里的事情太多，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皇上很少顾得上向这里看几眼。而且自迁都以后，历代的皇上都没有永乐大帝那样的精力，一个个都病恹恹的，因此也根本不会想到巡幸南都。南都在冷落和无奈中已见出衰颓的样子，大树砸坍了殿脊上的龙吻，廊柱上的金粉一块一块地剥蚀了，午朝门正中那专供銮驾进出的宫门年复一年地紧闭着，黄铜门钉上的锈迹正悄悄地蔓延开来，如同老人脸上的寿斑。值宫太监迈着龙钟的步态在宫城内踽踽独行，夕阳下拖着长长的身影。
皇上大概是不会再来了。
南京宫城的大门整整关闭了一百年，正德十五年，皇上终于来了。
来的自然是正德皇帝朱厚照，他是朱棣的六世孙。大概有愧于几代先人的脚头太懒、欠债太多，他在这里一住就是一年，并且在午朝门外导演了一场相当具有观赏价值的好戏。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什么样德性的都有，好玩的也不少，但是像正德这样玩得出格，玩得豪爽阔大，玩得富于浪漫色彩的恐怕绝无仅有。他是皇上，富有四海，这份大家业足够他挥霍的。但皇上自有皇上的难处，那一套从头管到脚的封建礼法也实在令人不好受。正德的潇洒之处在于，他既充分张扬了家大业大手面阔绰的优势，又把那一套束缚自己的封建礼法看得如同儿戏。大约七八年前，我看过一本台湾作家高阳的历史小说《百花洲》，写的是唐伯虎在南昌宁王府的一段经历，也涉及正德，内容提要第一句这样写：“正德是个顽童。”说得很有意思。这位顽童虽贵为天子，却颇有几分真性情，他并不很看重自己的身份，也不大拿架子。且看《明良记》中的一段记载：
武宗在宫中，偶见黄葱，实气促之作声为戏。宦官遂以车载进御，葱价陡贵数月。
这种以黄葱或芦膜之类“实气促之作声”的儿戏，相当多的儿童都玩过。但作为皇帝来玩，且玩到“以车载进御，葱价陡贵数月”的程度，算不算有点出格呢？
这还只是在宫城内小玩玩。
要大玩就得走出宫城。他常常简装微服。一声不响，一个人一走了之。如果有什么人来劝阻，对不起，那就请他吃家伙——廷杖。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口外的宣府大同，据说那里的女人水色特好，这正对皇帝的口味，什么样的女人都像皮匠的针线逢着就上。京戏《游龙戏凤》所演的，就是他在宣府的一段艳遇。既然上了后世的舞台，可见是盖棺论定的了。戏中的那些调情场面自然意思不大，却有一段台词相当不错：正德说京城里的皇宫是“大圈圈里的小圈圈，小圈圈里的黄圈圈”，他一概住不惯——倒很有几分个性解放的味道。
现在，他到南京来了，带着一个从口外嫖来的叫“刘娘娘”的妓女。
正德这次南下，有一件很风光的事，不久前，宁王朱宸濠伪称奉太后密诏，在南昌起兵反叛。这场闹剧来得快去得也快，前后不过四十三天，赣南都御史王守仁只用三千人马，就把朱宸濠捉进了囚车。但正德却偏要小题大作，下诏御驾亲征，他是想借机到南方玩玩。大军刚出了京师，就已经得到了王守仁的捷报。正德怕搅了南游的好事，命令封锁消息，继续前进。一路上旌旗蔽日，翠华摇摇，十数万大军实际上成了皇上的仪仗队，这样的大排场真是少见。
凄清冷落的南京宫城立时冠盖如云，午门正中那锈迹斑斑的大门打开了，阳光喧嚣而入，铺满了苔藓阴湿的御道。六部的官员们翻箱倒柜，寻找自己的补服和朝笏。平日闲得无聊的太监忙得颠儿颠儿的：皇上要在这里导演一场“献俘阙下”的好戏哩。
那么，就拉开帷幕，轰轰烈烈地开场吧。
“献俘阙下”本来有一套固定的程式：俘虏从前门经千步廊、承天门、端门解至午门，沿路禁军森严、刀剑林立，呼喝之声如山鸣谷应，那种凛然至尊的威慑力令人不寒而栗。皇帝则在午门城楼上设御座，一面展示天威，亲自发落敌酋，一面嘉奖有功将士，这场面不消说是相当威武壮观的了。但正德还觉得不过瘾，他是大玩家，玩就要玩个刺激，而不仅仅满足于一幕走过场的仪式；他自己也应该走下城楼，做一个威风八面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呆坐在城楼上审视裁判。于是，他设计了这样的场面：朱宸濠等一干叛臣从千步廊外押过来了，只见当今皇上戎装罩甲，立马于旗门之下，喝令将叛臣一律松绑，任他们满场奔逃，皇上则策马扬旗，指挥将士分兵合击，在惊天动地的金鼓和呐喊声中一举将其抓获。这样一铺排，自然精彩且绝伦矣。可正德兴犹未尽，又别出心裁，要移师玄武湖，把朱宸濠投之湖水，让自己亲自生擒活捉（那个倒霉鬼是在鄱阳湖中被俘的），因是日风浪太大，臣下再三劝阻，才不得不作罢。
尽管如此，午朝门前的这一幕活剧，从创意到表演，从排场到气氛，都玩得相当圆满。经国伟业，治平武功，竟如此轻松地演化为一场游戏，当今皇上总算让南都的臣僚们开了一回眼界。
明代的皇帝，大体上是麻布袋草布袋，一代不如一代。到了正德皇帝朱厚照这个时候，开国之初那种叱咤风云雄视高远的自信已经消磨得差不多了，内忧外患，危机四伏，整个王朝的架子虽没有倒，内囊却也空了。正德既然没有中兴振作的能耐，便只能借助于午朝门外这种虚张声势的表演，来作为自己脆弱的心理支撑，这实在算得上一个时代的气象。可以设想，在朱元璋和朱棣那个时代，对献俘大概是不会这么看重的，他们打了那么多的仗，有些仗甚至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很值得一提的。俘虏进京了，很好，该杀头的杀头，该流放的流放，一道朱批便发落了。他们也不缺乏参与意识，一次又一次地亲征，骑着烈马，操着长戈，在血雨腥风的搏杀中展示自己的豪强和雄健，根本用不着在午朝门前来一番表演，那没有多大意思。因为他们有一种喷薄跃动的自信，而正德恰恰失却了自信。一座行将倾颓的舞台，一群底气不足、强打精神的演员，一幕纯粹属于表演性质的儿戏，这就是16 世纪中期的明王朝。
是的，明王朝已经相当疲惫慵倦了，这从皇上离开南京时的步履可以看出来。一年以后，当正德回跸京师时，远没有他的祖先朱棣北上时那样虎虎有生气，虽然他比朱棣当年整整年轻了三十岁。而就在他离开南京三个月后，这位浪荡子就在他寻欢作乐的豹房里“龙驭宾天”了。
南京宫城的大门又关闭了，午朝门前的那一幕好戏，成了一茬又一茬的留守官员们永恒不衰的话题。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次堪称空前绝后的壮举，因为从此以后，即使作为一种表演，这种机会也再不曾有过，从战场上送来的大多是一败涂地的塘报，从来只有自己的总兵督抚被人家杀头俘虏的份儿。在后来的几代君王眼里，那标志着圣朝武功的献俘大典，已经成了一种相当奢侈的憧憬，一个沉埋在风尘深处的遥远的梦。
自正德以后，明王朝又经历了六代帝王共一百二十余年，这中间，除亡国之君崇祯而外，没有一个不是玩家。但说来可怜，国事日非，风雨飘摇，世纪末的靡废感年复一年地浸淫着宫城，这几位君王的人格精神也日趋宵小猥琐。他们已玩不出正德那样阔大的气派，而只能演化为深宫一隅的自虐，一种心理变态者的怪癖。嘉靖玩方术，最后把自己的老命也搭上去了；万历亲政三十八年，竟有二十五年是躺在烟榻上的；天启本是个懦弱无用的窝囊废，便只能玩玩斫削雕琢之类，他似乎有希望成为一个不错的木匠，国家却治理得一塌糊涂。至于玩女人，这个绝对古典主义的保留项目，玩到啥时候也是新鲜的。反正国事已经不可收拾了，管它怎的，豁出去玩个痛快得了。这样，到了不大会玩的崇祯执政前，前人欠下的烂污账却一齐要他承担，他只得去上吊。好端端的一份大家业终于玩光了。
这是公元1644 年春天，北京的一幕戏。
<h3>五</h3>
接下来轮到南京的戏了。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好多王朝来说，南京可不是一处“吉宅”，这里演惯了凄婉动人的亡国悲剧，一个个短命的王朝在这里最后落下收场的帷幕，一队队“面缚舆榇”的末代君臣从这里的宫门鱼贯而出。本来，明王朝已经曲终人散了，可偏偏还要到这里来续上一段不绝如缕的尾声。
皇上在煤山吊死了，不碍，三只脚的蛤蟆难找，朱家宗室里想当皇帝的凤子龙孙多的是。不久，一个从河南洛阳逃难来的藩王进入了南京城。这位整天哈欠连天、委靡不振的藩王叫朱由崧，他坐上了南明弘光小朝廷的金銮殿。
这个弘光实在糟糕透顶，国事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他念念不忘的仍旧是玩。他当皇帝总共不过大半年时间，这期间干得最起劲的一件实事就是发动老百姓抓蛤蟆，为了用蛤蟆配制春药，闹得全城鸡犬不宁、怨声载道，他自己也因此得了个“蛤蟆天子”的称号。朝政已经败坏到了极点，群小弄权，鼠窃狗偷，宫城内弥漫着一股黯淡柔靡的陈腐气息，有如一座阴森森的古墓。这里没有议政的庄严，没有御敌的慷慨，甚至连几句欺世盗名的高调和清谈也没有。每到夜晚，宫墙内笙歌低徊，舞影凄迷，与宫墙外捉蛤蟆的灯火遥遥相望，常常有被奸死的女孩子被扔出宫门。新鬼烦冤旧鬼哭，任何人都会感到这种末世的不祥气象。弘光自己倒是坦然得很，他的思维方式相当实际：反正这皇帝是捡来的，不玩白不玩。再说清兵已经饮马淮河，说打过来就打过来了，到那时想玩也玩不成了。就这种德性，送他一句“荒淫误国”也太抬举了，因为国家本来就不是他的，他是在挥霍别人的家业，所以唯恐来不及。这是南京历史上任何一个末代皇帝也不曾有过的腐朽。陈后主的昏聩，还能写出相当不错的《玉树后庭花》，让后人传唱；李煜即使在肉袒出降前，还留下了一首未完成的《临江仙》词，那种对艺术的痴迷，亦令后人感慨不已。弘光什么也没有，他已经完全蜕化成了两脚兽，只有近乎变态的肉欲。这样一个皇帝，这样一个南明小朝廷，当年那么要强的朱元璋也只能躲在钟山一隅暗暗饮泣吧。
南京宫城坍塌了，坍塌在“窝里斗”的闹剧和笙歌舞影之中。事实上，从袍笏登场的那一天开始，南明的权力中心就不在这里的朝廊和大殿里，而在远离宫城的鸡鹅巷和裤子裆。这是两条偏僻的深巷，名字都不怎么雅，但在当时是很显赫的，因为这里住着两个权倾一时的大人物：马士英和阮大铖。马阮联手，把弘光朝的政坛搅得乌烟瘴气。其实这两位倒也是文人的根底，马瑶草的书法和诗文都说得过去；阮大铖甚至可以列入戏剧家的行列，他的《燕子笺》《春灯谜》等剧作在当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谈兵夜雨青油幕，买笑春风锦瑟房。”这虽说有点王婆卖瓜的味道，但不可否认，他确实是很有才气的。如果把他算作一个文人，那么便是坏文人的典型。在某种程度上，坏文人比其他的什么坏人都更可怕，因为他们有才，更懂得怎样钻营，怎样整人。这个阮大铖，早年和魏忠贤贴得很紧，却“内甚亲而外若远之”，这可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至于“每投刺，辄厚赂阍人毁焉”，这就更厉害了，既上书讨好权贵，又不留下把柄，马上买通门人把效忠信给毁掉，所以后来魏忠贤事败抄家时，就抓不住他投靠的证据。在那个民族危亡的多事之秋，城南聚宝门外的那条深巷里却每每流泻出抑扬宛转的歌吹和苏白，矮胖而多须的阮大铖一边拍着檀板，导演家伎上演自编的剧本，一边盘算着怎样整人，怎样敛财，以至于日后怎样改换门庭投靠“建虏”。这是当时宫城外的一幅相当富于时代感的画面。
真正站在南明政治舞台中心的是一群有骨气的文人，他们每个人的身边大抵还站着一位深明大义的青楼女子。在这里，他们的聚会超越了痴男怨女的小悲欢，呈示出慷慨嘹亮的主调。一辆辆马拉的青油包车或轿子在秦淮河畔的青楼前停下，晚明政治史上的一系列大情节也由此悲壮地展开。包车和轿子里走下侯朝宗、陈子龙、冒辟疆、方以智等复社名流，他们大抵披着那个时代的贵公子所流行的白袷春衫，极是倜傥潇洒。门楣下则迎出李香君、董小宛、柳如是等秦淮名妓，于是脂香粉腻，说剑谈兵，才子佳人的艳歌中流动着民族复兴的宏大主题。这中间，最为哀艳动人的莫过于《桃花扇》的故事。孔尚任真是大手笔，把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浓缩于笙歌红裙之中。上上下下都在忙着卖国求荣，卖友求荣，卖身求荣，只有那椒兰红粉、烟花世界之中还保存着一腔未被污染的气节，这是多么深沉的悲哀。一般来说，在中国的古代社会中，女人面对的永远是男人，选择新主子还是旧主子，主要是士大夫的事情，即使国难当头，女人所感受的痛苦，一般还是以家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李香君的不同“一般”，就在于她的爱憎具有更为广阔的时代和社会的内涵。“桃花扇底送南朝”，当一个青楼女子倒地撞头，血溅扇面时，这就不仅仅是对权贵的抗争，同时也撞响了南明小朝廷灭亡的丧钟。
弘光的预计大致不差，清兵说打过来就打过来了。不过人家没用得上怎么“打”，是堂而皇之地开进南都的。城门两侧跪满了迎降的南明显贵，当年朱元璋耗费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所筑的城墙，到这时纯粹成了一圈纸糊的摆设。而紧挨着朝阳门的大内宫城，这时也根本用不着担心防卫问题了，这一点似乎早在朱元璋的预料之中。当然，这位刚愎专横的老皇帝也有始料未及的：当年自己最不放心，因而也杀得最多的文人，在明王朝人去场空时，却成了送葬队伍中最为哀戚的一群。
<h3>六</h3>
清兵过了长江，很快就把明宫城丢在身后，又马不停蹄地向南征讨去了。据说迎降的南明官员为了拍马屁，曾请豫亲王多铎下榻于明宫城，被多铎以“僭越礼法”而拒绝。这里是皇权的象征，岂是可以随便住得的？他怕引起摄政王多尔衮的疑忌。因为清廷已经有了一座北京的宫城，不再需要宫城了。
那么，就把它冷落在一边，让它慢慢地圮毁湮灭吧。
过了差不多两百年，到了清咸丰二年的三月，随着凤仪门下的一声轰然巨响，又一个束着黄头巾的草头王进入了南京城，这位从广东来的私塾先生叫洪秀全。
现在轮到洪秀全站在钟山之巅来规划宫城了，在可供选择的方案中，明故宫无疑具有相当的竞争力，但洪秀全断然否决了这座没落的宫城，其原因恰恰是当年朱元璋所不屑考虑的：宫城位置太偏，不利于防卫。
历史似乎在磨道上蹒跚了五百年，又兜回到原来的地方。五百年后的洪秀全挥手之间否决了朱元璋的选择，在重提“防卫问题”的背后，朱元璋那种透着王霸之气的自信和进取意识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
洪秀全是到南京来当皇帝的，站在这里，他看到的只有江南一隅的富庶繁华和城高池深，所谓经营八表以取天下的念头已经相当淡薄了。因此，他下令把新建的天王府深深地藏进京城的腹地，这样，他在金銮殿里可以清静些。
明故宫拆毁了，一座座当年由江淮工匠营造的崇宏巨殿，被一群来自广西湖南的农民闹哄哄地肢解，那些巨大的梁柱和石料被运往天王府工地，去构建一个新王朝的仪仗。龙吻依旧，鸱尾威严，只是廊柱上重新涂上了一层金粉。
但清静却从来不曾有过。几乎所有的攻防都围绕着天京而展开，奔腾湍急的农民战争巨流，一下子汇成了以天京为中心的回浪浅滩。定都以后，太平天国虽曾有过北伐、西征之举，但西征意在经略上游，屏障天京；而北伐则是以偏师孤悬险地，与其说是犁庭扫穴，不如说是以攻为守。造反而以战略保守为能事，这是令后人不能不为之扼腕叹息的。与此同时，六朝绮罗滋长了天朝内部的安富尊荣意识，随之而来的是人间天国的急剧封建化。忠王李秀成似乎比较清醒，面对清军潮涨潮落般的围攻，他曾多次提出放弃天京，以运动战经略东南的建议，所谓“陛下在外，犹能腾骞天际。若守危城，譬处笼中。”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但是洪秀全已经尝到了坐在宫城里当皇帝的滋味，根本不愿再骑上战马颠儿颠儿地“运动”了，他已经失去了那种席卷千军的锐气。完蛋就完蛋吧，天京龙盘虎踞，足够守一阵子的，死了就埋在宫城下，好歹当了一回皇帝。但“清妖”却不肯让他入土为安，曾九的湘军进城后，洪秀全被掘尸焚灰，又和以火药，入炮轰散。然后一把火烧光了天王府。黄钟毁弃，天倾东南，大火七日不绝。
所有这一幕幕悲剧，早已成了一片废墟的明故宫都看在眼里，它静静地躲在京师一隅，没有悲哀也没有迷惘。世事如棋，天道轮回，转来转去总转不出那个小圈圈。远望着天王府里冲天的火光，它叹息一声，更加深深地藏进荒烟茂草之中。
时在公元1864 年7 月，甲子当头。
又过了两轮甲子，我到南京来挣文凭，在明故宫的东北角住了两年。考证下来，那地方当是明代的冷宫。那两年过得很平淡，百无聊赖，就去看看明故宫遗址，其实现今已没有什么可看的了，只有一座午朝门，当年杀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