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一个国家文明的基础。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1977年，邓小平在“教育优先发展思想”中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我们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从科技和教育着手。”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教育。”1987年，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教育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始终与人类社会相伴随，人类起源时，便有了人类的教育。古代中国，我们的祖先很早便知道教育的重要，视教育为民族生存的命脉。所以远在四五千年以前就开始了有组织的教育活动。《周易·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物生必蒙，故授之以蒙。”万物生成以后处于蒙昧阶段，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启发他、教育他。这充分反映了殷商先民对教育的重视。当时中国教育已有相当的积累，知识大体具备规模，为学校教育的兴盛发展创造了条件。西周时期已逐步形成了一个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主体的“六艺”教育体制。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华文明的果实成熟了，中国教育进入了“古典”时代，产生了私学和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群体，一大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教育家，如群星灿烂，各家学派教育思想竞相争辉。

孔子非常重视教育，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教育甚至比政令、刑律等更加重要和有效，提出了“庶、副、教”的理论；认为在人的成长和发展上，教育起着决定的作用。他一生致力于通过教育培养士、君子和成人，就是能“修己为安人”的治术人才。他最早探讨了人性问题，认为人的先天素质是相近的，个性差异是后天教育和习染的不同造成的，强调“行相近，习相远”。其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以“礼”和“仁”为核心，以“孝悌”为基础的忠恕之道，强调克己复礼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在教育内容上特别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都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他也肯定了教育的决定作用。在教育对象上，他提出了“有教无类”，即：无分贵族与贫民，也不分华夏与华夷诸族，立主扩大教育对象。孔子创办的私学，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他的教育思想十分丰富，孔门弟子辑录的《论语》一书，是研究其教育思想的主要参考资料。他所使用的教材，既是他整理过的“六书”，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

除孔子外，《管子·权修》有云：“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学记》则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孟子似乎更加重视教育，把教育看成是区分人和动物的重要标志，他在《孟子·腾文公上》中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教育是传递社会文化的重要工具。人类把自己的经验系统化、社会化，理论化，积淀成特定时期的文化，并代代相传，为后代进一步发展新经验、开拓新知识领域打下基础，从而使文化越来越丰富。人类意识到了这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因而自觉地把传递这些经验当做自己的使命。

著名人文大师柏杨对于教育也有自己的精辟见解，他认为：“社会上每一种正当的行业都是神圣的，不分轩轾，没有等级。巷口那个擦皮鞋的朋友，跟坐在大办公桌后面肚子鼓鼓焉的家伙，有同等的地位。但教育这个行业却更神圣，因为教育培养出来的国民素质，决定一个国家民族的盛衰败亡。”“人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教育出来的。”“我们绝对不认为教育是万能的，但我们认为教育是最重要的，非常非常最最重要的。没有教育，就没有人才；没有人才，就啥都没有。”

知识为人类开辟了认识世界、通往宇宙之路，而教师则带领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我国有着悠久的尊师重道的传统，古代就有“人有三尊，君、父、师”的说法。《吕氏春秋·尊师》云：“生则谨养，死则敬祭，此尊师之道也。”古人席地而坐，以西边为尊，故尊称家庭教师为“西席”和“西宾”。《师说》中有：“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强调师道尊严，给予教师很高的地位。重视教育必须尊重教师，尊师本身就是重教，而重教必须尊师。另一方面，尊师也是为了尊道，师严是为了道严，师道尊严的目的是为了学生敬学而有为，也就是程颐所说：“致敬尽礼而后往之，非欲自为尊大，盖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于有为也。”人的成长成才离不开教师。一个没有教师、没有知识的社会，不过是一片贫瘠的荒漠。

张謇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值得一提的是张謇还曾是近代中国师范教育的首创者。“国之有师范学校，自光绪二十八年始，民间之自立师范学校自通州（今江苏南通市）始”。这是张謇在创办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后向世界所发出的豪迈宣言。在举办实业的过程中，张謇深深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认为“人才是立国之本，而人才出自教育”，这是古今中外不变的道理。在各项教育事业中，张謇极为注重师范教育，他从爱国主义角度明确指出：“欲雪其耻（国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从师范始。”他把师范教育视为一切教育之母，认为只有发展师范教育，专科以上的高等教育才能有其基础。

还在学堂读书时，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这样的座右铭的陶行知，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由于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所以从童年时代起就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特别关注中国的农村，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广大中国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处境而奋斗。他一生推行平民教育，反对“沿袭陈法，异型他国”。陶行知的老师杜威提出“生活教育”这一概念，而陶行知把它翻了半个筋斗改成“生活即教育”。陶行知主张生活即教育，反对教育即生活。他说“生活即教育，是把一个鸟放在林子里；教育即生活是把鸟放在笼子里。”“生活即教育”是从书本的到人生的。

陶行知“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句话在教育界广为流传，甚至是作为衡量教师的准绳。教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主导者，必须要拥有较为博学的知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扎实的专业功底。只有这样，才有能力指导学生。但是“教师”一词有两重含义，“既指一种社会角色，又指这一角色的承担者”。陶行知说“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为人师表，意味着的不仅仅是传授知识、传承文明，更重要的是育人，要道德高尚。“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作为教师势必要身正。唯有每个教师，不断完善自身，树立高尚的人格，才能有教师是文明的使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美誉。

师德就是两把双刃剑，只有你能够挥洒自如，相辅相成才能够发挥超强的威力，否则就如同没有箭的弓毫无作用，甚至会一败涂地。陶行知说过，教师的服务精神是教育的命脉，金钱主义最足以破坏教师职业的尊贵。因此，作为教师要爱学生，要对每一个学生都倾注深厚的爱。这种爱，是无私、高尚的，是无微不至、不由自主的，而不是裹着“负责”精神的暴力型的，或是“爱你没商量”保姆型的……只有拥有一颗爱学生的心，我们的教育事业才会永不言败。

“两千年前的孔仲尼，两千年后的陶行知”（郭沫若）。陶行知怀揣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枕，为人类、为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事业鞠躬尽瘁，奉献一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教育是百年大计，关系民族的前途命运。教育如同一缕阳光，受教育者沐浴着这缕阳光，灵魂得到了唤醒，教师在这种唤醒中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教师，为人师表，是一本最直观的教科书，无论是在教育史上，还是在人类发展史中，她都是一种无法抹杀的教育力量，它对人类的进化、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郁达夫在纪念鲁迅时说过：“一个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尊敬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教师本来是个职业，但由于这个职业的工作对象具有特殊性，因此就演变成了一种特殊而神圣的事业，注定了每一位从教者的庄严使命——传承文化的火种。教师的工作平凡而伟大，教师的使命光荣而艰巨，教师的责任任重而道远……

余秋雨简历

◎余秋雨其人

余秋雨，著名文化学者、戏剧理论家，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

1946年8月，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慈溪），在余姚农村度过充实美丽的童年生活。

1951年，四岁开始上学，比正常儿童早了两三年。

1957年，举家迁至上海，在上海晋元中学开始了他的中学生活。

1958年，画画小有名气，被几家单位请去画大幅宣传壁画

1962年，在上海市中学生作文大赛中获大奖，并选入中学生课外阅读教材。

1962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戏剧学院。

1963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当时最难考的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

1968年8月，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当时正逢浩劫，父亲被同事诬陷错划为“右派”，叔父因热爱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遭到红卫兵及造反派的残酷迫害而含冤自尽。

1969—1971年，为全家生活所迫赴江苏吴江县太湖农场劳动。学校复课后参加过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组织的大学教材编写。后在恩师盛钟健先生的帮助下，到浙江奉化县一所半山老楼里苦读中国古代文献，研习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1983年之后，经过又一番潜心苦读，陆续出版了：《艺术创造论》、《观众心理学》《中国戏剧史》《戏剧思想史》以及Some Observationson on the Aesthetics of Primitive Theatre等一系列学术著作。先后荣获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全优秀教材一等奖。

1985年，在从未担任过一天副教授的情况下被破格提升为教授，并以39岁的年龄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

1986年，被任命为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院长，上海市写作学会会长，上海市委咨询策划顾问，并被选为“上海十大高教精英。”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当时获此称号的全国仅十五名，领取国务院特殊津贴。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写作《文化苦旅》等文化散文，辞职后更以亲身历险考察国内外各大文明为人生主业。所写的《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开启一代文风，长期位踞全球华文书畅销排行榜前列，已被公认为目前全世界各华人社区中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在大陆公布的近十年来全国最畅销书籍前十名中，余秋雨一人独占了四本。这些著作，获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中国出版奖、上海优秀文学作品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连续两届）、金石堂最有影响力书奖、台湾中国时报白金作家奖、马来西亚最受欢迎的华语作家奖、香港电台最受欢迎书籍奖等。《借我一生》又创立了“记忆文学”的新体裁，刚出版就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年度“全亚十大最重要的华语书籍”之一。

1999年，参与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特别节目，对凡是在人类历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古代文明遗址进行了认真仔细的参观考察，因而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穿越数万公里危险地区的人文学科巨匠，也是美国九·一一事件之前，最早向文明世界报告恐怖主义控制区域实际状况的学者。旅行日记后被命名为《千年一叹》，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2000年秋，再次跟随香港凤凰卫星电视台对辉煌的欧洲文明进行了历时三个多月的详细考察。回国后，旅行日记被华艺出版社率先出版，《行者无疆》一书问世。

2004年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编辑部等单位选为“中国十大艺术精英”和“中国文化传播座标人物”。相继被联合国选为研讨《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和参加“2005年世界文明大会”的唯一中国文化学者。

2005年春季，在台湾各大城市巡回演讲。盛况空前，每场都拥挤了数千名听众，被台湾媒体称之为“难以想象的余秋雨旋风”。天下文化出版公司所编的《倾听秋雨》一书，记录了这一盛况、这几次演讲内容。

2007年，被澳门科技大学聘为荣誉教授。

2008年，被全国网民投票评为“2007全国十大学术精英”第一名，又被亚太测评系统评为“影响世界一百年的百名华人”。

2008年9月，由上海市教委设立在上海戏剧学院的“余秋雨大师工作室”挂牌成立。

◎平易中的语言魅力

——桑庚楚

余秋雨先生的作品为什么会持续十年受到海内外读者的欢迎？这是一个神秘的问题。

很多人都在探询答案，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受欢迎。

有人认为余秋雨先生的作品受欢迎，是因为他新颖的文化观念。余先生的文化观念不愠不燥，开明智慧又契合人心，当然是受欢迎的重要因素。但应该看到，再好的观念也只具备引领意义，而不会让人反复品味、爱不释手，何况，有精彩观念的知识分子远不止他一人；

有人认为，是因为他作品中的知识含量。但记得余先生早在八年前就对媒体记者说，好的散文是排斥知识性、学术性的，那些有太多文史色彩的部位，常常造成“文气滞塞”，是他文章中不好的部位，迟早会删掉；

有人认为，是因为他的作品迎合了世俗的需求。但显而易见，余先生的书中没有艳情、警匪、凑趣、玩波、挑逗的成分，也没有故弄玄虚、哗众取宠的色彩，也就是说，从未迎合流俗。喜欢读他书的人，一般都是各行各业有文化的人士；

有人甚至认为，他的作品受欢迎，是“商业炒作”的结果。这实在是一些卖不掉书的文人的自我心理安慰，完全与事实不符。余先生出每一本书，几乎都没有召开过新闻发布会、新著座谈会。在我印象中，只有那本现在已经不再重印的《文明的碎片》出版时，由“布老虎丛书”负责人安波舜先生在北京文萃阁召集过一次，那也是几本书合在一起的一个座谈会。可以说与其他作者相比，他在这方面的“炒作”几乎无迹可寻。

那么，余秋雨先生的作品受欢迎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我认为有很多原因，这篇短文只想谈一个最具体、最感性、最技术的原因：语言。

语言在文学中的重要意义一定被我们轻视了，我们更重视的是内容。其实，语言才是真正的基元，就像唱腔在京剧中的地位。大家迷京剧，总是迷唱腔，很少有人迷具体内容的。有了唱腔，才有风味，内容才活起来。

语言是文学的“唱腔”，全部风味、韵致就在那抑扬顿挫间。海内外读者喜欢余秋雨先生的作品，首先也是着迷于他谈论每个话题时的口气、节奏、神情、心态，而这一切都非常感性地渗透在他一句句的语言中。

简单说来，余秋雨先生的文学语言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剥除装饰。即彻底剥除了语言的外在装饰，裸露出语言本身最朴素的肌理。

语言的外在装饰，在他早期的学术著作中倒是时时呈现，可以判断那是他挑战学术话语枯燥性的一个实验，我们在《中国戏剧文化史述》和《艺术创造工程》中都能看到。但是，当他一写散文反而进入最本真的语言状态。人们读到《文化苦旅》的第一句是：“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朴素得让人眼睛一亮。

为什么写学术著作讲究色彩，写散文却洗净了色彩呢？这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一位青年学者出现在学术讲坛上的时候特意选了一套时髦的西装，试图改变一下过于沉闷的气氛，但当他来到体操运动场真正要呈现自己形体美的时候，就不在乎外在的服饰了。从学术进入散文，也就是脱去外套进入生命的自然状态，越朴素越美。

文字间有大量信号足以证明，余秋雨先生是很能雕刻文字的，可以雕刻得非常优美，但他放弃了这种雕刻，故意追求“净空无色”、“真水不香”。例如张爱玲年轻时写的句子：“房里有金粉金纱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淋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我估计，余秋雨先生也会喜欢，但他不会这么写，觉得雕刻过度。

除了剥除色彩的装饰外，他也不喜欢“气息”的装饰。他的文字既没有名士气、简古气、园圃气，也没有桐城气、新月气、哈佛气，更不追求京味、川味、塞外味。他让所有的气味都回归内容之中，只让语言变成当代中国文化人日常的感性话语，然后再来负载不同的内容。这是一种舍弃，甚至是一种牺牲，但他手下这种无声无色的语言进入了一种无障碍状态，几乎具有了无限的发挥可能。我认为，这也是余先生自从操持文学语言之后能够纵横驰骋、无学不窥、无远弗界的原因。有的作家，则让过于有特色的语言困住了生命，只能发一种腔调、摆一种姿势了。

第二，溶化艰深。为每一个艰深的话题寻找最平易的话语入口，使当代的精神前沿获得了娓娓动听的世俗牵动力。

例如，他要通过对清代历史的重新认识来探讨中国民族主义的思维陷阱，这本是很难通俗得了的课题，但在《一个王朝的背影》开头却从每一个中国人从小就在历史课里产生的误会说起，一下子把所有的读者都带入了，而且带入得那么平等。又如，他要通过对清代晋商的升沉来探讨中国商业文明的命运，也是够大够难的题目，却也从自己对山西的抱歉之情说起，由一种颇有普遍性的误会和无知，引入感情，再引入论题，于是这个论题也软化成大家都能接受的了。余先生的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是如此，这并不仅仅是谋篇的策略，而是以诚恳之心左右了语言，使语言具有了一种内在的吸附性。

其实除了开头之外，通篇都是这样。因为随着文章的推进，时时都会出现思维高点，余秋雨先生都用诚恳之心、平易之笔缓缓软化，使广大读者方便进入，并充满趣味地一步步攀援，却又不降低高度。这其实是最难的事。英国历史学家屈维廉（G. M. Trevelyen）说：有一种说法，认为通俗一定容易，有趣一定浅薄，晦涩一定艰深，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容易读的东西最难写。

据我所知，自从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成功后，很多抒情作家开始写文化，很多历史学家开始写通俗，但都没有成功。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呢，要把最前沿、最深刻的思想传达得人人爱读，必须比深刻的思想更深刻，然后用生命的热力去慢慢溶化，再熔铸成美的形体，比什么都难。在这个意义上说，余秋雨先生不可模仿（尽管看起来最容易模仿）。

第三，感性叙事。尽可能挖掘语言的感性叙事素质，并铺展为感性场景。

余秋雨先生的文学语言，着重于感性叙事。这与着重于抒情或议论有很大的区别。他一再申诉散文和小说的叙事功能，甚至在《美文》杂志发表的一封他给一位中学生的信中，也表达了这个意思。他认为叙事是文学之本，抒情和议论都应以叙事为基础，因此他希望中学里的作文教学应加强叙事训练，缩小抒情和议论的比例，并把它们沉淀在叙事之中。但是，由于抒情常常被误会成“文学性”，议论常常被误会成“深刻性”，叙事历来不被充分重视。余先生的文章中，几乎不见单独的抒情，偶有较长篇幅的议论，但主体部位一定是叙事。最佳的议论也都渗透在叙事之中，叙事之前的议论。只是介绍性、引入性、铺垫性的手段，为了引出叙事。

即便渗透着议论，他叙事的基本途径也是挖掘感性，努力寻找能被五官感觉捕捉的信号。

叙事到一定程度，他会铺展出一个感性场景，使读者身临其境。这是感性的大集合，也是精神的闪耀处。余秋雨作品的文学素质，往往在这种感性场景中表现得特别透彻。香港董桥先生说，在朋友之中，余秋雨先生是最善于在写作中组织场景的，他认为这与余先生从事过戏剧专业有关。

叙事是一条美丽的山路，而场景则是山头观景的亭台。

我想，这也是余秋雨先生敢于在语言中洗去装饰和色彩的原因。他认为语言的感性远超语言的色彩，同样，对场景的铺排胜过一切零星的装饰。

《文化苦旅》中最动人的篇章，都在于感性场景，例如《道士塔》、《阳光雪》、《沙原隐泉》、《风雨天一阁》、《牌坊》、《庙宇》、《信客》、《老屋窗口》、《腊梅》、《这里真安静》等等。连深沉的《山居笔记》中的一些篇目，如《苏东坡突围》、《千年庭院》、《抱愧山西》、《乡关何处》、《遥远的绝响》中也包含着令人难忘的感性场景。两本考察日记《千年一叹》、《行者无疆》自不必说，最近出版的《借我一生》的感性场景就更多了，这需要另有专文研究。

我认为，在常人难于构筑感性场景的地方居然构筑起了感性场景，这是余秋雨先生作品的无敌亮点。

第四，优雅警句。这是在感性叙事、铺展场景过程中加入的哲思，似乎是议论，却又不尽然，而是突如其来的思维灵感，如电石火光，烛照前后。

余秋雨先生笔下的警句，都用口语方式呈现，没有格言架势，也没有布道模样，而只是依据感性场景自然流出。但一旦出现，却显得凝炼隽永，与前后文句迥然不同，让人反复吟诵，输入记忆。这种以寻常方式呈现的非常，立时拔出高度，显得贵重而优雅。贵重而不失随和，优雅而更见亲近，这真是遣词造句的化境。余秋雨先生在讲述苏东坡后对“成熟”的那番警句，在讲述李清照后对“名誉”的那段隽言，在讲述清代兴亡之后关于文化灵魂祭奠的那个结论，在解剖“小人”过程中的连篇精辟论断，一直延续到考察文明过程中对繁复物象的痛快判语，都是很多读者能够随口背诵的。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景象，我自己就经历过很多这样的场合，一群原先并不相识的人在一起聚餐，突然争相背诵起余秋雨先生文章中的警句隽言来了。背诵过程中发现，在场的其他客人虽然没有读过余秋雨先生的书却也能立即听懂，而且立即安静，品赏一种只属于文化的优雅。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坊间也有大量的名人名言录，那些名人名言也都很精彩，却独独余秋雨先生的言语被大家记忆得最多、最深？除了种种内容上的原因外，还因为这些言语是他笔下延宕已久的感性场景的产物。感性场景很难忘记，这些言语也就被深深铭刻了。其他名人名言再好，出现时却没有这种感性场景。这就是兼为文学家的思考者余秋雨先生的特殊优势。

第五，非凡节奏，余秋雨先生的文章极可诵读，我听过好几位德高望重的朗诵专家诵读《文化苦旅》的录音带，都极为振奋。但是，与其他常见的朗诵文本相比，余秋雨先生的文章不适合表情浓烈的排比渲染。它们隐藏着一种难度最高的口语潜质，那就是内在节奏，可以说是内心节奏。

这种内心节奏常常体现为作者喁喁私语间的心理徘徊、进退自问。你看这段：“只要历史不倒退，时间不倒退，一切都会衰老。老就老了吧，安详地交给世界一副慈祥美。假饰天真是最残酷的自我糟践。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的。没有废墟的人生太累了，没有废墟的大地太挤了，掩盖废墟的举动太伪诈了。”

这是一段议论，魅力全在内心节奏。有无奈叹息，又有自我说服，然后产生联想，最后得出感叹式的领悟——这每一层，都由不同的语言节奏来表明。试读几遍，即可明白。

在叙事过程，余秋雨先生的语言节奏更是发挥到驾轻就熟的地步。一般写作教师讲得更多的是文章的详略关系、简繁关系，都没有切中要害。一篇文章，即使详略匀停、简繁得当，也可能是乏味的。其实，这一切，除了内容之外，都因节奏的进度而取舍。余秋雨先生笔下的详略、简繁就是靠节奏来调配的，可以详至细微，也可以略如跳跃，全部受控于那个神秘的整体节奏。他写什么都好看，说什么都好听，也都与节奏的魔力有关。

只要细细品味就能发现，余秋雨先生的文章每一篇一开始叙述，就进入一种择定的节奏系统，他知道推进的速度，更知道回荡旋转，即使那些难啃的段落，他也能用放慢或加快叙述速度来贴合读者的心理推进逻辑，然后再前前后后回荡几圈，在余音袅袅中了结。说他能够“深入浅出”真是说轻了，实际上他是靠节奏把广大读者“圈”进去的，读者受一种叙述节奏的诱惑，把所有的审美障碍和消化硬块都溶解了。由此可见，我们所说的节奏，早已不仅仅是朗诵家口中的抑扬顿挫，而是一种近似于诗作的心理气氛，只不过余秋雨先生连诗作的短程节奏也突破了，进入到了散文化的长程节奏。

以上四点，我认为是余秋雨先生语言特色的核心，其他还有很多派生的或旁依的特色，在此不一一列述了。

我最后想说的是，语言人人会说，但还是人间的至高奥秘。几句平白无彩的话，却把素昧平生的读者深深吸引了，而大篇声色繁丽的句子，却无法让至亲好友读完，这是什么道理？一般人都认为语言只是工具，却不知工具也有“成精”的时候。语言是“成了精的工具”，同样的文字通向着截然不同的天地。在文学领域，有品赏语言能力的人，远远少于那些能对主题思想、人物塑造、情节结构作出议论的评论者。中国作家中可以把语言单独离析出来研究的对象并不太多，在五四以后，鲁迅、周作人、沈从文、朱自清可以，连大名鼎鼎的郭沫若和茅盾，在语言上仍有一般化之嫌。另有一些，则太怪异，把格局弄小了。

在延续多年的“批余风潮”中，几乎没有人批评过余秋雨先生的文学价值，当然更没有人研究他的语言。有人用骂人的口气说他的语言是全国最差的，这种语言本身就暴露了他的语言等级，以及语言等级背后的文化等级和人格等级。他们就像一群不会品茶的人闯进了茶馆，把茶叶说成是“最碎的树叶”，把茶水说成是“最浑的水”，实在是毫无办法。

◎余秋雨的思想价值

——朱庆华

余秋雨先生广受读者欢迎的一些文章，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就开始在上海《收获》杂志连载了。如果要问，这十七、八年间在文化思维上对中国大陆广大读者影响最大的是哪一个人？我想，只要不存在偏见的人都会承认，余秋雨先生一定名列前茅。

当然，思想深刻的学者不止他一个人，但只有他找到了具有社会渗透力的文学语言；反之，广受读者喜欢的时尚作品也不少，但那些作品大多缺少文化思维的深度。

正是在精英文化难于普及、时尚作品缺乏深度的双重必然中，余秋雨先生就显得特别难得、又特别珍贵。谁不想自己的作品既广受欢迎又不失深度呢？全国那么多人在努力，但只有他充分地做到了，而且一直领先十七、八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历史事件。

可笑的是，一些社会上最浅薄的文人经常会把余秋雨先生广受读者欢迎的原因说成是“媚俗”。这种颠倒说法由于迎合了中国文化界历来宣扬的所谓“深刻的东西不会产生广泛影响”的观点，也让不少人糊里糊涂地相信了。其实，仅仅看《文化苦旅》，就会发现事情完全不是这样。

且看下面这些例子——

第一，对于一个文明古国的文物，究竟应该看作全人类的遗产，还是看作一个民族的珍宝？《文化苦旅》第一篇就表现了“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的“两难”结构。这个结构，到现在，到今后，都是艰深和苦涩的。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广大普通中国读者接受这个悖论，具有可想而知的障碍，但是，通过余秋雨先生的笔力，大家大致接受了。从此之后，中国大陆的学术文化界很少再有人简单化地把斯坦因等人说成是“帝国主义强盗”了；

第二，历史上，最高的政治评价来自于战功，还是来自于利民？《都江堰》开宗明义提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这个论断直到今天还是冒险而备受争议的，但余秋雨先生作了雄辩的论述；

第三，中国的文化灵魂，应该集中居住在城市里，还是应该散落在大地间？《江南小镇》提出了一种既古典、又超前的构想。余秋雨先生主张文化智者应该拔离集中而逼仄的倾轧，以充分的自立和孤独走向真正的安宁；

第四，中国传统文化是通过什么样的艰难方式获得民间保存的？这种方式各有什么利弊？文化和生命的关系如何？《风雨天一阁》提出的是这么一系列艰深的课题；

第五，作为中国近代特殊成果的上海文明应该如何评价？被全国人民所诟病的上海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群落？他们在集体文化心理上有什么优点和缺点？这一系列问题非常复杂，社会上争议重重，余秋雨先生在《上海人》中由历史到文化，由宏观到微观，论述精辟，几乎一锤定音，至今无人能出其右；

第六，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的根本差距是怎么造成的？《夜航船》一文比较了中国明代的张岱和几乎与他同时代的法国的狄德罗，指出中国文人喜欢炫示文物典章的恶习与欧洲百科全书派立足开拓创新的区别；

第七，如何来看待废墟？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早早地提出，反对把所有的废墟刷新、修缮和重建。他说，中国历来缺少废墟文化，但是，“没有废墟的人生太累了，没有废墟的大地太挤了，掩盖废墟的举动太伪诈了”；

……

请注意，这一切都写于十七八年前，也就是说，写于文革灾难刚刚离去，改革开放开始不久，人们的思想禁锢尚未解除，文化思维还很僵化的时代。这些观点中的一部分，在八十年代“文化热”的时候已有涉及，但“文化热”终究集中在部分文人学者间，而且涉及方式更多的是直接搬用外国的观念和方法。余秋雨先生所做的不仅仅是通俗化，而是通过自己的体验调动一般读者的体验，因此实现了真正的文学化、生命化和普及化。

事实已经证明，“文化热”中的那些介绍文章功不可没，但很快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人们再也不会去翻看，而唯一能长时间留下去的，也只有余先生的文章。它们验证了一个道理：任何一时的热潮如果真正上升到了文学，就能延续久远。

《山居笔记》在写法上与《文化苦旅》完全不同。《文化苦旅》由一个个废墟来带出文化感悟，对地点的依附性比较大，很容易被人看成是“因景抒情”的传统散文；《山居笔记》虽然也有空间引发因素，但却以一个个重要的文化课堂为构建之本，充满了学理思辩却又不是学术论文，近似学者随笔却又比同类文章长得多。在理性和感性的巧妙组合上，这肯定是余秋雨先生独创的文体。自《山居笔记》篇篇轰动后，文坛间追随、摹仿者很多，有的近于文学，有的近于史学，但几乎没有谁能在文学等级和历史气韵的浑然天成上赶得上《山居笔记》。

更重要的，是《山居笔记》在连载时出现的许多杂志竞相转载、每期成为街头巷尾人们热烈话题的景象。就广度而言，这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山居笔记》把一个个极为前沿的文化难题端到了广大民众眼前。

第一篇《一个王朝的背影》，恰恰是从审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灾难开始的。一般中国人从历史教科书里接受的“民族气节”和“攘夷情结”，最集中地表现为明末清初对满清王朝的强烈对抗。余秋雨先生勇敢地从自己出发，检讨了这种思维惯性和情感惯性，然后从人格意义上正面推崇了康熙皇帝，并对比了明代的皇帝，得出了有力突破民族主义历史观的现代结论。文章最后，又以汉族大学者王国维在清亡后的自沉来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文化挣扎。这篇文章一度在社会上产生的震撼程度，十分巨大。此文还产生了一大串副产品，即触发了近十年来“清宫电视剧”的热潮。如果不是余秋雨先生对康熙皇帝的论述广泛深入人心，这种热潮不可能产生，尽管这种热潮的方向与余先生的本意并不相同。

从这篇文章开始，《山居笔记》的每一个主题都是极尖锐、极迫切的。按照余秋雨先生自己在《借我一生》中简约的概括，全部主题具有严整的连贯性：

“借东北的流放者来讨论中国文化的生存灾难”——这是指《流放者的土地》；

“借渤海国的兴亡来讨论社会灾难与群体生命的关系”——这是指《脆弱的都城》。这篇文章，还首次鲜明地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城市文明的遗憾，因此也指出了文明转型中的一个重要关键；

“借苏东坡的遭遇来讨论社会灾难与个体人格的关系”——这是指《苏东坡突围》。这篇文章发表后被广大读者喜爱，各行各业的读者至今能熟背文中关于“成熟”的那段论述；

“借岳麓书院来讨论文化应该如何来救助愚昧的灾难”——这是指《千年庭院》。这篇文章表现了一部以“文治教化”来对抗社会灾难的千年史诗；

“借山西商人来讨论文化应该如何来救助贫困的灾难”——这就是名篇《抱愧山西》。这篇文章也首次以震撼性的叙述结构向全国读者描述了中国自发的商业文明曾经有过的气魄，以及它的寂寞和脆弱。这对于十几年前市场经济开始萌动的中国大地带来何种历史性的启示，不言而喻。这篇文章还从根本上改变了广大中国读者对于山西历史的看法，据说至今仍受到广大山西民众的感激。

——以上这些文章，被余秋雨先生本人概括为一个总题目：中国文化与社会灾难。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迄今仅有的研究灾难与文化的宏伟巨制。

《山居笔记》后半部分的文章，余秋雨先生确定的总题目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归宿。

这个题目的展现也很壮观。余先生说：“我借自己的家乡来讨论狭义的精神家园，借海南岛来讨论广义的精神家园”。这很明白，指的是《乡关何处》和《天涯故事》。

后面一组对比就气魄雄伟了：“借科举制度来讨论精神家园在官场化、世俗化过程中的变异，借魏晋名士来讨论精神家园在反官场、反世俗方面的固守”。这确实触及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归宿的核心部位，在余秋雨先生之前没有人作过这么深入的对比。令人惊奇的是，余秋雨先生不仅仅是借科举和魏晋来说精神家园，而且在对科举和魏晋的研究和描述上，也精彩备至、独树一帜，即使在这方面的专家，也难于望其项背。就我个人而言，则把《遥远的绝响》看作平生读过的文章中极少数最精彩的篇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