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创造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充分显示了炎黄子孙的无穷智慧和宽广胸怀，让世人认识了一个具有悠久历史而光辉灿烂的国家。余秋雨先生在《文化以沟通为业》中赞叹道：“中华文明之大，相当一部分取决于它的普及企图和传播力量。暂处衰势时它会隐匿自保、清高自慰，而一旦有兴盛的可能，总是百川连注、众脉俱开、气吞万汇。”

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便是它的悠久性与绵延性，仅仅以有文字记载的文明而言，便有五千年的漫长发展历史。这不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更在空间里蕴藏着广袤地域范围内的各种多姿多彩的文化。《中庸》说：“至诚无息，不思则久，久则征，征则悠久”，纵观世界各国，唯有中国文化还存在着博大、独特、丰富、传承等诸多方面的特征。在五千年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灿烂辉煌的华彩乐章可供人们欣赏领略，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有着极为复杂的不断转换或衍迁的过渡性变局，仿佛穿行于风光旖旎、千回百转的画廊中一样。

几千年文明历史，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第三次浪潮”，传承精华、延续薪火的最广泛载体，无疑当属于书籍。藏书文化廓清了传统文明生生不息的发展线索；图书典籍，有兴有废，亦聚亦散，精华光大，糟粕泯亡，记录了中华文化的嬗变轨迹；一座座藏书楼在时代与人性的考验下穿越历史走来，昭示着“古典文化事业”在产生、传承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坎坷和问题。从藏书历史中我们感悟到了沧桑和无奈；教育也是人类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重要机制，人类取得的一切进步，都有赖教育予以保存和传承。历经荣辱兴衰的书院文化，再次复兴在我们眼前，面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的碰撞、冲突和融合，我们该如何抉择？语言在我们的生活里起着重大的作用。也许由于太平淡无奇，所以我们对语言很少注意，但语言承载的文化又何止是一个“浩瀚”所能形容的！在我们的教育计划或者哲学家的思考里，语言的地位太低太低。世界上讲汉语的人最多，但世界通行的语言却不是汉语，当汉语在世界一路走红的同时，我们是否错过了它“内冷外热”的一面，是否该思考一下现行的教育体制究竟怎么了？

精博传世的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在自己的社会内在发展中走向近代，而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引起变化，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矛盾冲击的过程中，互相会通融合，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与传承，而形成新的文化。虽然当代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活跃着大量的西方文化因子，但中国人应当始终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余秋雨先生在《文明的碎片》题叙中说到“消解文明的日常理由往往要比建立文明的理由充分。这便决定，文明的传播是一个艰难困苦甚至是忍辱负重的过程。”

在收藏背后呼唤

◎风雨中文化遗存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

——《风雨天一阁》

伟大的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可想而知，没有书的世界，人类的记忆就好比流动的沙丘，生命的根须将无法驻足，疲惫的心灵将得不到生息。我们不禁要问：书是什么？无数书生跳入书海，寻求答案，往往穷尽毕生的心血和忠诚。书，是圣贤们与我们永恒同在的活的灵魂；书，是人类崇高面孔的左右脸庞，书，是承载着知识的海洋。一本书铸就一个不灭的灵魂，一本书成就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杰出的民族，一段辉煌的历史。因此，书籍是大于时空的意义符号，书籍是人类精神不灭的象征。正是由于对书的敬畏和爱戴，世上有了这样一群人，他们把收藏书籍当做生命的真谛，呕心沥血只为寻求那一片知识的栖息地。

在我国古代，有这样一些文人学士，他们终年辛劳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但由于清苦寒贫，他们无法收藏很多的书，而这些书往往又因为改朝换代而失散流离。所以，余秋雨先生说“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据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有一定影响的藏书楼达一千多座。然而历经沧桑，现存于世的仅有120多座，其中大多更是“楼在书亡”。

都说“乱世藏金”，可是在我国清朝末年藏书的习惯却蔚然壮观，形成了我国近代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四大书籍收藏家及其藏书楼。它们分别是江苏常熟瞿绍基的铁琴铜剑楼，浙江归安（今浙江湖州）陆心源的皕宋楼，山东聊城杨以增的海源阁和浙江杭州丁申、丁丙兄弟的八千卷楼。四位藏书楼的主人，又被称为“清末私人藏书四大家”。在四家藏书楼中，铁琴铜剑楼排在第一位，因为它是清中叶以来，历史最为长久的藏书楼。有诗云：“琴剑飘零皕宋空，八千卷散海源同；峥嵘一阁留天壤，文献东南此大宗。”

铁琴铜剑楼，位于历史文化名城常熟古里镇，始建于清乾隆年间，迄今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瞿氏五代藏书楼主都淡泊名利，以读书藏书为乐。创始人瞿绍基，自幼就喜读书，深受家乡藏书文化的熏陶，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许可，使他能一心一意收藏书籍。经十几年的收集，瞿氏的藏书达10万多卷。瞿绍基的藏书处原叫“恬裕斋”。瞿氏第二代、绍基之子瞿镛，对鼎彝古印兼收并蓄，在金石古物中，尤为珍爱一台铁琴和一把铜剑，铁琴铜剑楼由此得名。解放后，“铁琴铜剑楼”藏书几乎全部归入北京图书馆。铁琴铜剑楼经历了初创、发展、鼎盛、劫难、稳定、善终等阶段，给后人留下了比较完整的藏书和藏书楼，为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海源阁，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光岳楼南万寿观街路北杨氏宅院内，为单檐硬山脊南向楼房，面阔三间，上下两层，下为杨氏家祠，上为宋元珍本及手抄本等秘籍收藏处。海源阁是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进士杨以增所建。杨以增平生没有别的嗜好，只是喜爱读书，特别喜好收购书籍。他在任江南河道总督时，正值战乱，一些藏书家纷纷将书散出，杨乘机收购归入自己的海源阁。他儿子杨绍和（同治进士）又有所扩充。海源阁藏书楼上层中间门额上悬挂“海源阁”匾额一方，为杨以增亲书，额后有杨以增自题跋语。海源阁藏书浩瀚，是杨氏四代人潜心搜集的结果。如今藏书约4000余种、22万余卷。珍本书主要得之于黄丕烈等藏书家，很多是孤本秘籍，其中宋元珍本逾万卷。四大藏书楼中以瞿杨两家所收藏的宋元刻本和抄本书为最多，因之又有“南瞿北杨”的美称，深为海内外学者所仰慕。杨氏藏书后历经战乱，迭遭破坏，所藏图书大部散失，只有一小部分辗转收入北京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得以保存至今。

皕宋楼，位于浙江湖州，藏书为三部分：皕宋楼（藏宋元刊及名人手钞手校本）、十万卷楼（藏书以明刊本为主）、守先阁（藏明后及明刊的重校本和传钞本）。据时人李宗莲《皕宋楼藏书志序》说皕宋楼中藏有“宋刊至二百余种，元刊四百余种”。皕宋楼创始人陆心源是清咸丰时举人，一生爱书，从青少年时就开始藏书。陆心源一生著述颇丰，是一位大学者，其遗作汇成洋洋大观的《潜园总集》达940多卷，藏书达15万多卷。可惜陆心源的后人是在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下保护那一大批书籍的，却不知道其价值并非仅仅为了收藏而收藏。在陆心源去世后13年，即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陆心源长子陆树藩将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等藏书以6万元卖给了日本人，后归属日本财阀岩崎静嘉堂文库。此举造成中国文化遗产的重大损失。著有《书舶庸谭》的董康说：“古芬未坠，异域长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都”，这次事件被称为“皕宋楼事件”。后陆树藩将守先阁剩余之书捐赠给刚兴办的海岛图书馆。

八千卷楼位于浙江杭州，主人丁申、丁丙被时人称为“双丁”，丁氏兄弟均博览群书，对图籍嗜藏不怠，一生专好读书治学，在其祖父丁国典、其父丁英藏书的基础上访求图书，或购或抄，在将近30年间，聚书1.5万多种、20余万卷。除有宋本40种左右、元本约百种之外，明刻精本、《四库全书》底本、名人稿本和校本、日本和朝鲜所刻汉文古籍等较多，是其藏书的主要特色，并且其中很多都曾为明清藏书家所递藏。丁氏宅院的祖居自清末、民国和抗战后日渐衰落，丁氏子孙徙居各处，八千卷楼也似“王谢旧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丁氏后人将全部藏书低价售予江南图书馆，后藏南京图书馆，该馆辟专库贮藏，完好无损。丁氏兄弟传名后世，不仅因为家有8000卷藏书，还因为他们在战乱中尽力抢救和保护了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

藏书楼走到了现代，积蓄、升华、蜕变、涅槃，图书馆成了它的最后归宿和崭新化身。面对风雨沧桑的藏书楼，余秋雨先生不禁感慨：“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从各大藏书楼创建和它代代相传的历史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独特而艰辛的流传方式，既表现了中国人的文化良知和坚韧精神，又反映了家庭代传的封闭系统不可避免的困惑与悲剧。对于那些珍藏书籍的人来说，他们的精神生命大于他们自己的领域，因为目力所及，都是人类崇高思想的精髓，是大于世界而永恒于世界的存在。

中国深厚的文明，使每一册书籍都散发着诱人的灿烂。在莫高窟的耳洞里，我们发现了大量古代文书，史称“敦煌遗书”，其数量、内容、范围、价值，前所未有，国内外学术界以此形成了一门当代的显学——敦煌学。从此一例，中国藏书文化的博大浩翰可见一斑。季羡林先生曾感慨“中国藏书事业甲天下，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令人扼腕的是，中国历史上图书所遇浩劫也是非常之多。罪责难逃首推秦始皇，焚书禁书，以期江山永固，万世长久，孰料过了十几年就乌呼哀哉了；曲阜孔府中的鲁壁，是孔子后人藏书于墙中，冒死抵御专制的感人场景的遗留。项羽的又一把大火，烧嬴政的皇宫烧他的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倒是明智的萧何知道藏书的重要，抢救、保存了很多重要文献，在西汉坐稳天下后，又主持建造了石渠、天禄、麒麟等藏书阁，使皇家藏书固定有序，像模像样；清代乾隆帝力倡读书藏书，主持修订《四库全书》，但在建造七阁、彰扬天一阁、集纳书籍的同时，也销毁了几千种十多万部不利于统治，语涉伪妄、抵触、违碍、讥刺、诋毁、悖逆的“不经之书”。至于民间自行闻风而弃而毁的书籍就更不计其数了。清末民国，觊觎中华文明已久的西方列强，终于有机会乘虚而入，大肆搜罗，使许多中国文人精心收罗的珍贵典籍，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流落海外，成为远离故土的“海外游子”。

历史是一本教科书，可以阅读，透视古今。今天，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国泰民安，文物书籍外流的态势终于止住了。国内的藏书界正努力通过各种途径，以期实现流散异邦的古籍文典早日“回归”。

◎融入藏书的世界

如果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投身再大的事业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做一个事业，聆听再好的故事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做一个故事，我们一定会动手动笔，做一点有意思的事情。不妨把这样的故事称之为“收藏人生的游戏”。让今天收藏昨天，让明天收藏今天，在一截一截的收藏中，原先的断片连成了长线，原先的水潭连成了大河，而大河，就不会再有腐臭和干涸的危险。

——《收藏昨天》

收藏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人生的态势。在人与物的对峙中，人生因为收藏而美丽，藏品因为藏鉴而闪烁。我们可以从收藏中感悟其承载文化的深意，体味物趣，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和满足，从而达到一种品质的提升，创造一种更高的境界；而收藏品则揭示了一个时期历史的发展与文化的走向，跨越时空，见证着人类的发展。因此，收藏也是一种精神和境界。

我国有不少名人深谙收藏之道，他们涉猎广泛，藏品丰富。收藏因名人而更具活力，名人也因收藏而更显风采。其中以藏书最雅，一些名人甚至将它作为自己毕生的心爱事业。

中国私家藏书绵延至宋，已成为士大夫的普遍时尚。北宋司马光，是我国杰出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他曾经做过宰相，还主持编写了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司马光爱读书，也爱藏书，有“藏书癖”之称。他家建了一座藏书楼，内有各种文史书籍万卷以上；他埋首于这座藏书楼达数十年之久，还给它的所在地取名为独乐园。他很爱惜书本，每次读书前，为免把书弄脏，总要先揩抹桌面，铺上一层毡毯，然后小心地把书平放在毯子上，这才开始阅读。每当他看完一页，总是先用大拇指轻轻托起书页边缘，然后加上食指，小心地翻过，从来不用指甲去刮书页。他轻易不肯捧着书读，更反对人家把书卷起来读或把书页折角。

南宋大诗人陆游，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也是著名藏书家。他一生嗜书，藏书丰富，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将居室取名“书巢”，在书史上也占有一定地位。但是长期以来，他作为藏书家的声名却为诗名所掩。

鲁迅先生是尽人皆知的伟大文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一生热爱收藏的收藏家。他把收藏除了作为一种休闲消遣外，还用来增长学识、探究历史。他常常买些自己感兴趣的古器古籍回来，作为研究和探讨之用。鲁迅先生也酷爱藏书，其一生藏书费用约合今日人民币52万元。在他的《鲁迅日记》中记载着明确的书账：购藏9600多册书籍、6900多张古文物拓片，共计16500件图书。从他开始在北京教育部工作，到最终在上海病逝，24个年头中，鲁迅收入的平均11.1％，专门用来藏书购书。

毛泽东既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书法家和诗人。他一生酷爱读书写字，个人藏书达10万余册，有的是买的，大部分是别人赠的。他有一枚藏书章，是1963年请上海博物馆的篆刻家吴朴堂刻的一方“毛氏藏书”印章。他的所有藏书上均盖有这枚藏书印章。书中朱墨纷呈，批语、圈点、勾画满书，直线、曲线、三角、叉等符号满目都是。因为收藏、阅读了大量古籍，毛泽东无论是讲话还是写文章都喜欢引经据典，达到了信手拈来、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地。

我国许多藏书家的乐趣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图书上，他们还喜欢在新获图书上盖一方自己的印章，以表达个性情志。明代藏书家祁承的藏书印章是：“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不仅流露出了爱书之情，而且表达了读书之乐。清人《榆园丛书》作者许益斋，其藏书印文深含哲理：“得之不易失之易，物无尽藏亦此理。但愿得者如我辈，即非我有益可喜。”其藏书观、珍书情，更显境界高雅。与藏书章的作用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藏书票”。它是一种小小的标志，以艺术的方式，标明藏书是属于谁的。是读书人爱书、藏书的标志，被誉为“版画珍珠”、“纸上宝石”、“书魂”、“书海之帆”等。

世界上第一枚藏书票起源于15世纪，是由德国人设计制作的，迄今已有550年的历史。这枚藏书票的画面是一只嘴里衔着野花的刺猬，上面写着“慎防刺猬一吻”。接着，藏书票传入英国、法国及美洲大陆。17世纪后，收藏和交换藏书票成为一种时尚。随着艺术品收藏的兴起，各国先后成立了藏书票协会。藏书票的产生虽然比邮票早300年左右，但与邮票类似的是，它从出现之日起，就演变为收集和收藏的对象，甚至有时它的收藏功能已经盖过了藏书的标志功能。原因是，藏书票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的特质，它图文并茂，色彩斑斓；小小票面不仅可以传递某种思想，还适应各种画种和制作方法，变化无穷，趣味无限。

藏书票在20世纪初传入日本，大约20世纪30年代初传入我国。其实，在此之前，一些传教士、西方学者和外交官就已经将藏书票随书籍带到了中国（上海图书馆有收藏证明）。我国现今发现的第一枚藏书票大约出自1914年，它是中国台湾藏书票收藏家吴兴文先生发现并收藏的。该枚藏书票贴在1913年版的《图解法文百科辞典》上，印有“关祖章藏书”字样，画面是在满壁皆书的书房里，一位头戴方巾的书生正在搜索图书，秉烛展卷。在辞典的扉页上，还用钢笔写有如下英文字句：“关祖章藏于美国纽约特洛伊城第八街一七七号，伦斯勒工艺学校，1914年9月26日。”该枚藏书票用西方引进的木刻技法，构图又完全是中国古典传统风格，极具收藏价值。

因为藏书票不仅具有艺术欣赏功能，更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所以很多藏书家和艺术家都喜欢收藏、制作藏书票。鲁迅先生就很关注藏书票，曾托日本友人从日本购买过，现在，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中还珍藏着鲁迅先生收藏的各国和中国早期藏书票。鲁迅先生对藏书票的迅速普及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最早的文学人藏书票“凤凰”便产生于30年代的上海。它是由著名作家叶灵凤，于1933年亲手绘稿刻印的。他思想进步，和诗人郁达夫等人积极推介西方文化，并开始注意和推介藏书票。亲手制作了这枚书票印出后，他寄赠书票给日本友人太田临一郎。后来李桦、赖少其等一些青年木刻家受其影响，也积极制作藏书票。可见这枚书票有史料和艺术双重价值。

由爱书而藏书，由藏书而有藏书票，由藏书票而衍生出一个专门的艺术门类，并培育出一支收藏爱好者队伍。如今，中国的藏书票已普及全国、走向世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余秋雨先生在《收藏昨天》中提到“希望世间能有更多的人珍视自己的每一步脚印，勤于记录，乐于重温，敢于自嘲，善于修正，让人生的前前后后能够互相灌溉，互相滋润。”

是一种情托起了藏书票，这种情便是人类对知识的崇拜和对书籍的热爱。现实生活中的很多读书人，一不小心便沦为藏书人，虽然他们常常有书不读，却能专注于藏书，所以想要得到好书很难。历史上只藏书不读书的人有不少，登峰造极的莫过于天一阁的主人范氏子孙，他们甚至把藏书作为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钱绣芸，一位为了能到天一阁里看书而不惜嫁给范氏家人的伟大女性，最终只能因为其家族保守先祖遗产的严格条款规定而郁郁终老。1673年，黄宗羲成为范氏家族允许登楼查看其藏书的第一人，此后范氏家族也改变了其规定：只要是具有真正大学问的人便可以入阁观书。

在我们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中，有时候，精神文化是很难得以传承的。精神较于物质让人更难以坚持。书籍，在中华民族有了文明史以来，就成了保存中华文化的一种载体，也是传承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最好的工具。它的流传，比人的繁衍有时候还要困难。因为，除了保证不因人为的破坏而中断以外，还需要一种极其坚强的毅力和精神。范钦一家围绕创办天一阁的故事，让我们领悟到，在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是人要具有一种文化精神。

精神是构成文化的最重要因素。没有精神，再多的文化也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存在了，也会消失和毁灭，只有精神才能使它永远存在，并受到它的滋润。

独立自由之思想

◎兴衰荣辱的书院

书院的出现实在是一批高智商的文化构想者反复思考、精心设计的成果，它既保持了一种清风朗朗的文化理想，又大体符合中国国情，上可摩天，下可接地，与历史上大量不切实际的文化空想和终于流于世俗的短期行为都不一样，实在可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让人赞叹不已的创举。

——《千年庭院》

对于学生受教育的地方，我国的最初称谓是校、庠、序、学。《孟子·滕文公》载：“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学校之称由此而来。书院，是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期兴起的，它萌芽于唐末五代，兴盛于宋、明，普及于清代，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延续了千年之久。它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集教育、学术、藏书为一体，为我国古代教育发展和学术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书院的最大特色，在于它在系统地综合和改造传统的官学和私学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不是官学，但含有官学成分，不是私学但又吸收私学长处的新的教育制度。它由私人创建，没有政府的认可与资助，与官办高等学府在许多方面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是官学和私学相结合的产物。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我国古代几千年的教育制度，在各代虽略有差异，但其特征却一脉相承，从其组织结构和办学方式来看，主要分为：官学与私学。西周奴隶社会的官学是由国家政权机关主办，高度集中的，“学在官府”是其传统，维护“学术官守”的传统。此时的官学是建立在土地国有的经济基础上，它的社会阶级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奴隶主贵族。

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转变时期。随着经济政治的变更，教育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私学便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私学是私人根据社会或个人需要而设立的，分散的，特点是由“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促进了学术的下移。孔子在创办私学方面可以说是留芳千古。孔子重视教育，拥有弟子三千、门生贤人七十二，还在曲阜杏坛讲学，培养了大批掌握文化知识的人才。余秋雨先生曾说“天下最大的学校，一定是孔子创办的那一所。”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私人讲学的第一人，也中国的第一位私学教师，他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打破了文化知识为贵族专属的局面，将文化知识移植到民间。他首先提出“有教无类”的方针，不分贫贱富贵，均可以在他那里受教。孔子兴办的私学，可说是书院教育的雏形。对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早已是学界定论。在中国历史上，宦海浮沉，升迁不定，进入仕途的文人们常常进退难测，不仅要具备激流勇进的精神，也要有消极恬退的思想准备。当他们失意，或不满时政时，既想坚持“志于道”，又渴求精神上的自由和解脱，于是儒释道的观念左右他们走进山水，读书著述，随性所致。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逐渐形成习业山林的风气，深山幽谷中出现了一些私人隐居、读书治学的地方。从地方志来看，书院最早出现于唐太宗时期，如大将军李靖在山东读书和研习兵法的书院。从官方的文献记载看，则始于中期唐玄宗时代开设的东西二都丽正、集贤书院。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随笔》中写道：“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但在五代末期，已经形成了具有聚众讲学性质的书院，庐山国学，也称白鹿国庠就是代表，地址在江西庐山，是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的前身。当时书院就已有私人办与官方办两类。在最初，书院还仅仅是官方藏书、校书的地方；有的只是私人读书治学的地方，还不是真正的教育机构。

宋代经过连年战乱之后，官方所办的学校遭到了破坏，有名无实，而且国家还没有充足的力量来兴办学校，此时私学教育和启蒙教育得到了充分发展。学者们开始选择名山胜地建立书院，作为聚徒讲学和研究学术的场所。这种书院成为当时一种新型的教育体制，它的诞生是我国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大转折点。从此，我国教育即呈官学、书院、私学三轨并行的体制。当时的大宋，可以说是一个繁华如梦的王朝，一个崇拜文化的王朝，正是那灿烂的文化造就了它的繁华，而大宋文化的根源就在于赫赫有名的四大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和商丘的应天府（睢阳）书院。它们实际上已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学术中心，是大宋文化的缩影。宋代的书院大多继承了孔子办私学的传统，还承袭了其自由、开放的办学风格，成为中国民间自由学术思想的代表。

在各个朝代，最有活力的教育都是书院类型的私学，而当这些私学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往往因受到政府的认可和资助而转化成官学，而一旦成为官学之后，便往往失之了她的活力，最后趋于衰落，被其它新兴的私学取代。有学者将其称为“三部曲”，即私学由兴起，到转为官学，到最后衰落的三个阶段。以四大书院为代表一些的书院，其前身多为地方官或其他人私创，后来朝廷通过赐额、赐书、赐田和任命教官等手段加以控制，使其具有了半官办性质。随后因办学重点转移、财政困难、管理不善等原因而关闭。但也有很多书院在制度上，既吸取了官学与私学的经验教训，又采纳了佛教及道教讲学的经验，博取各家长处形成别具一格的特色，加之许多著名学者由官学转向私人书院、印刷术的发展为书籍的出版提供了便利条件等，从而使书院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元朝统治时期，也非常重视教育，常常奖励学校和书院的建设。不但文化兴盛的江南普遍创建或复兴了书院，连北方也相继设立了许多书院，但其管理和讲学水平都很一般。到了明代，情况又有了改变。明代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政府重点是办官学，提倡科举，所以不重视书院。从整体上说，书院处在一个发展的低谷，而这时也正是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低落期。程朱理学长期处于官方学说的地位，使它失去了往日的进取而流于僵化，而八股文的盛行更加重了这种僵化。到了嘉靖（公元1522—1566年）年间，以王守仁、湛若水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家，以书院为阵地，发动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由此明代书院由衰到兴。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嘉靖、万历（公元1563—1620年）年间，中国书院东植朝鲜半岛，形成了几乎与李朝相始终的朝鲜书院制度，造就了其立国的文化基础。中国书院文化传播由此可见一斑。

清朝书院承袭明朝遗风。清初，政府一直奉行“不许别建书院”的禁令。直到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才准许各省创建书院，但一直实行严加控制的文化政策，加上文字狱的影响，迫使书院改变了最初的学术追求。多数书院都以科举为业，对学术的发展没有过多的增进，但书院的这种形式得到了迅速发展，普及程度有了较大的提高，影响了东南亚等一些国家的办学。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印度尼西亚华侨创建的明诚书院为海外第一所华人书院；其后，新加坡华侨也在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创建了萃英书院；美国的旧金山也在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建有大清书院。虽然这些海外华人书院与朝鲜等仿照中国制度建立的书院有所区别，但是书院已传播到中华文化领域之外，为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

余秋雨先生在《远年琥珀》一文中说过：“文化如远年琥珀，既晶莹可鉴又不能全然透明。一定的沉色、积郁，即一定的浑浊度，反而是它的品性所在。极而言之，彻底透明，便无色彩和图纹存在，而没有色彩图纹，便没有文化的起点。”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慈禧太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不得不颁布诏书，将各省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地普遍设立中小学堂。至此，中国一千多年的书院制度被人为地划上了句号。从书院的产生到发展、兴盛到衰落，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传承文明、传播思想与文化载体的书院，同文化传承有着难解难分的姻缘关系，它始终是封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统治阶级既有调和，又有斗争，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教育主张和教学特色。用哲学的观点来解读，书院改为学堂，使中国古代教育和近代教育得以血脉传承，使中西文化得以交融贯通。所以，书院并没有就此灰飞烟灭，而是在这次“改制”中得以涅槃重生。

◎书院文化的复活

文化，在它的至高层次上绝不是江水洋洋，终年不息，而是石破天惊，又猛然收煞。最美的乐章不会拖泥带水，随着那种神秘指挥的一个断然手势，键停弦静，万籁俱寂。

——《奇怪的日子》

书院作为一种高级形态的教育和学术机构，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纵观我国历史，国势兴，则教育兴、学术兴。书院起源于繁荣的唐代，至宋代，达到了全盛时期，曾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无法比拟的贡献。然而在近代，书院被学堂所取代，历经了近百年的沉默。20世纪整整一百年，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各种革命和运动的“否定”。可是，书院仍然是中国文化人心中永远抹不掉的记忆，仍然是中国文化人所向往的一个美好的精神家园。今天，人们又开始认识到它的价值，书院文化又在人们现代意识的觉醒下悄然兴起，象征性地对当今的现代教育制度进行反驳。

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认为，书院的繁荣，是中国文化、政治和经济全面进步的标志。经济发展了，人们的文化信心便开始增强了，中国该怎样发展，如何发展，很多人开始回顾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去那里寻求资源。书院文化的内涵相当丰富，它是在书院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经过长期的传承与创新，形成了有别于传统中国其它文化内涵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的独特思想成果。

书院的出现使得传统中国的社会教化局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书院在传授对象方面是极为开放的，虽然书院在招收生员上有严格的名额限制，但书院教学是面向广泛的社会群体的，实行开放式的办学。而且在宽松自由的办学环境下，学术大师们集聚书院讲学，师生之间相互答疑问难、相互激荡提升，由此获得新的观点、思想，促进了学术创新精神的形成。书院已经发展成为以文化传播、普及为核心的社会教化的重要机构，这是它直接为社会服务的重要方式。在1901年，书院改制之后，胡适先生曾感慨过：“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有学者分析认为，今日的传统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等，基本上已经成为旅游景点，成为文物部门和旅游部门共同保护的单位，只有建筑存在，已不再进行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岳麓书院则代表了焕发现代活力的传统书院，与现代教育相结合，招收研究生，主要研究的方向就是书院文化，并办有中国书院的辑刊，正在搜集各方面书院文化的典籍。

中国传统书院和学术是互动的关系，学术发展借助讲学，书院是相对自由的、不受约束、非体制化的讲学形式，自由活泼。当然，新的文化学术不是孤立的，它反映了社会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再度大量涌入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发展遭遇到了断裂处境，这使得一批知识分子及文化人士开始思考用书院这种方式，来实践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种文化“对接”。在现代书院中，中国文化书院是一位实践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对接”的先行者。1984年，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与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岱年、季羡林、汤一介等学者创办中国文化书院时，就吸纳了大批海内外学者加盟，而且与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建立合作机制，集中名家讲学，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张炜认为，书院是中国的伟大传统，今天的坚守十分不易，因为要防止走调，防止形似而实非。他在山东创办的万松浦书院，就具备了中国传统书院的所有基本元素，如独立的院产、讲学游学及藏书和研修的功能，稳定和清晰的学术品格，以学术主持人为中心的立院方式，传播和弘扬文化的恒久决心和抱负等。张炜说，独立的院产、讲学、游学、藏书和研修的功能，稳定和清晰的学术品格，传播和弘扬文化的恒久决心和抱负，是书院的基本要素和功能。

各种书院的相继成立，使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对传统书院的“复活”和现代书院的创立这一重要文化现象再度关注和讨论。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志民认为，现代书院的创办，显示了中国作家、学者自觉的文化使命感和积极的文化创造姿态，对于我国的文化体制，也是一种创新和探索。

历史文化学者、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也对现代书院予以了肯定，他认为，“这体现了各个知识阶层派别从各自角度或爱好出发，或传习传统文化经典，或以西方文化为启蒙，都无可厚非。”他说，“只要不是将书院变成一个封闭的堡垒，传习传统文化只要不是将之变成民族主义的东西，都是有益无害的。因为它们构成了中国多元的文化事实。”实际上，中国书院的重要意义正是它对今天教育机制及无法自由办学的补充功能。

书院在复兴的道路上也遇到了不少问题。冯骥才说，目前书院发展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先例，凡事都要创造。“我们是第一批人。最大的困难没有可以仿效的，最大的优点可以发挥想象力自由创造。”师资也是一个问题。书院不少导师是由北大教授兼任，但忙于本职的青年学者们，却难有更多精力照顾书院。就此，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认为，由纯粹学者主持的书院要发展，关键是要解决体制问题。岳麓书院属于高等院校，集中了很多人才从事教学研究，有学位授权体系，有博士点和硕士点。承担了很多国家的研究课题。书院如果要红火起来，必须在制度上理顺，不要把它仅仅当做文化遗迹。用的好，仍可成为今天学术研究的重要场所和基地。其次是要有保护书院的理念。我们所做的，不仅是保护古籍，更重要的是传承与弘扬，这是岳麓书院的理念。我们也借助市场，通过旅游收入平衡开支，可用于文物保护，又可以支持学术研究经费。第三，积极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前来讲学，使岳麓书院请进来，走出去。主事者一般没有精力也不善于产业化运作，学者们往往不具备太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还认为，“没办法授予学位”也是该院及其他中国书院目前面临的普遍困难。

在建设现代大学文化的征程中，充分挖掘书院文化的精华，以扬弃的态度将其转换为大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应是构建现代大学文化的重要途径。中国大学体制应属典型的舶来品，这是由近代中国特定政治社会条件所决定的。然而，制度移植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大学文化也可以照搬，因为文化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正如梅贻琦先生所言：“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大学文化的构建需要在充分挖掘包括书院文化在内的优秀传统基础上，对其精华部分加以现代化转化，使中国大学文化呈现出中国气派、中国特色。余秋雨先生在《文化敏感带》中谈到，“一个民族，如果它的文化敏感带集中在思考层面和创造层面上，那它的复兴已有希望……”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必须把握好自己，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只有厚德才能使人生充满活力；只有笃学才会使社会充满生机；只有传承才会在回归中超越；只有开拓才会促进崭新的文明升华。我们应当在先进文化的引领下，为青年一代的成长，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百年书香校园创造更好的业绩，谱写更新的篇章。

传承知识的音符

◎感悟语言的多元

终身沉埋在华语圈域中的人很难辨识华语真面目，要真正看清它，须走到它的边沿，进出一下山门。

——《华语情结》

如果我们身临文化熔炉之中，便会发觉中华文化是如此地源源流长，那么地让人梦萦情牵。中华上下五千年，既有平淡如水的寻常人生活，也有惊心动魄的历史景象，虽然与时空有阻隔，但我们与历史之间是没有距离的。那是因为我们同生华夏地，同长黄皮肤，同饮长江水，同飘黑头发，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种共同的语言——汉语，它承载着悠久的中华历史传播到世界各地。

人类的语言在最初产生阶段是纷繁复杂的，具有模糊、不稳定、随意性等特点。同一种语言也会因部落的迁徒融合、图腾崇拜的变化、时间地理的变迁而产生变种，比如方言。据估计，世界上大约有5600多种语言，其中使用人数超过100万的语言有100种左右，超过5000万的有20种左右。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有声语言的书面形式。任何文字都是在一种具体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文字依附、从属于语言，没有语言就谈不上文字。世界上有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历史上有过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时代，却没有只有文字而没有语言的民族或时代。语言虽然可以作文字的基础，但语言毕竟不等于文字，尽管各国科学界和宗教界做出很大努力，然而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二的语言没有相应的文字。文字记录语言，依附于语言，又反过来影响、提高语言，促进语言的健康发展，平时面对面说话，来不及锤炼推敲，而且话一出口，看不见、找不到，文字把语言记录下来，变成了有形的、书面的东西，这就使人们有可能对它进行加工，这种经过加工的语言，比起它的自然形态来，无疑更加精练、更加严密、更趋于规范化了。

古人认为文字的发明，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淮南子》里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一般的文字也都沾上了迷信的色彩，有字的纸不能乱扔，要放在有“敬惜字纸”标签的容器里，积聚起来烧掉。文字里边当然也有避讳，嘴里不能说的名字，纸上也不能写；必得要写就得借用同音字，或者缺一笔。正是因为有了文字，才有了记录人类文化和人类历史的大量典籍，使我们今天依然能大体知道古人的历史和文明状况。也正是因为有了文字，被称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作品，才有可能被创造出来。文字是语言的最好助手，是人类文化传播的功勋使者，也是文学以及艺术的伟大工具。可以说，文字的创立，体现了人类的伟大智慧，是人类社会发展史及人类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源远流长的汉语文化从她的缔造者那里就被授予了跨越时空的使命，其中吸纳了多少文人的情怀。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告白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友情誓言；从杜工部笔下“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愁思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从《三国演义》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到《红楼梦》的儿女情长……这所有的文字记载都传承着汉语的精华，凝聚成了我们心中的汉语情结。

汉语自古以来就有文言文和白话文之分。在我国古代，用口头语言及用书面语言来表述同一件事是不同的。总的来说，文言文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并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作品中的语言。而古白话是唐宋以后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书面语。古白话虽说是白话文，但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白话文，一般都是以口头语为基础而夹杂一些文言成分。我们现在所讲的白话文，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产物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由于当时看到西方国家的语言和文字是统一的，回顾我国语言和文字却是分离的，因此便开始提倡白话文——也就是用语体来代替文言。

鲁迅，可以称得上是白话文的鼻祖。鲁迅，原名周树人，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其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交接的时期，所以他目睹了推翻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也见证了成为中国现代史开端的“五四”运动。他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熏陶，后又走出国门留学日本，在那儿又广泛接触了西方文化。在经历了当时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巨大变迁后，鲁迅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思想。他的精神渗透于每一部作品中，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在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这揭开了中国进入白话文小说时代的序幕，也预示着文言文时代的终结，这篇小说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内容和形式的现代化特征，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开辟了我国小说发展的一个新时代。作为一个中国人，鲁迅是深爱着自己的国家的，他甚至把一生的精力都倾注于创作救国。他的作品不单单只是作品，更是当时社会血泪的写照，是敲醒沉睡中的国人的警钟。他关注着民族的发展，也思考着人类面临的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鲁迅自己曾认为，他的创作之所以在当时“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原因就在于“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应该说，鲁迅的小说真正做到了“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和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并具备独特风格的“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文学。

近百年的事实证明，推行白话文让国人得益匪浅，白话文早已深得人心。然而五四一代学者是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它的现代性最严重的弊端就表现在：五四文学的反传统主义，“使中国作家不但与被抛弃的古典传统割断了联系，而且更重要的是，与中国大众和民间传统也割断了联系——失去了后者就不可能和群众产生有意义的联系”。白话文运动在中国文化史上，从教育方面说，因为白话文的提倡，从而使教育更加普及了，人民的知识水平也因此而提高，对国家的进步有贡献。但是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看，却又如被拦腰斩断了一般。我们古老的文化遗产都蕴藏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可是接受白话文教育的人对于古籍中的古文，几乎没有任何接触，那么又如何能谈得上继承自身优秀的文化呢？

当然，时代毕竟如滔滔江水一去不返，单纯的复古主义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如何整理五千年的文化遗产并发扬光大，却值得我们深思。我们看到目前华语文化也陷入尴尬的境地，其发展形势亦不容乐观。

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杨锦麟在接受采访时说到：所谓浓厚文化气息，估计是一种“假象”，不过我喜欢这个氛围和“假象”，至少证明，中华传统文化的氛围，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新认同和喜欢。华语文化的状态正在受到商业化、庸俗化，以及卡通文化的冲击。华语文化的发展，现实的情境，未必对华语文化的健康发展有利。现实中的各种制约因素和思考模式，可能会使华语文化对传统的承接，以及对现代的延续遭遇到可以想象的瓶颈，这也就使得华语文化的蓬勃发展出现了诸如海外的华文文学、散文、诗歌以及华语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通俗歌曲，在马来西亚以及台湾、香港等地区都能获得出人意表的发展，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文化状态。

萨丕尔（E．Sapir）在它著名的《语言论》中曾说道：“语言有一个底座。说一种语言的人属于一个（或几个）种族，属于身体上某些特征与别人不同的一个群。语言不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脱离那种代代相传地决定着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信仰总体。”在更多国人忽视华语的同时，华语在国门外却得到了较好较快的发展。一位加拿大女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学好汉语是我很多年前就开始追寻着的一个梦。因为只有懂得汉语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古老而神奇的历史与文化，才能了解今天迅速发展着的中国”。那么现在，你的梦又是什么呢？

◎走红背后的思考

那时唐朝强盛，华语走红，种种交往中主要是异邦人学华语。这就像两种溶液相遇，低浓度的溶液只能乖乖地接受高浓度溶液的渗透。尽管当时作为国际都市的长安城大约有百分之五的人口是各国侨民、外籍居民及其后裔，华语反而因他们的存在而显得更其骄傲。

——《华语情结》

余秋雨先生在《华语情结》中曾这样说道：“语言像山岳一样伟大。不管哪一种，堆垒到20世纪，都成了山。华语无疑是最高大幽深的巨岳之一了，延绵的历史那么长，用着它的人数那么多，特别有资格接受E．Sapir给予的“庞大”、“广博”这类字眼。”可以说，任何一种语言文字都深深地植根于其民族文化特性的土壤之中，都与其自身赖以存在和运动的社会和文化血肉相连，每种文化都通过自己的语言来论及实在。

唐朝（公元618—907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历史最开放，中国人最自信的时期。当时的这个东方泱泱大国，使全世界都为她而倾倒。当时的长安现在的西安，既是唐朝的首都，也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世界各国商贾、货物的汇集之地。现在，其他国家居住的中国人为了纪念那个时代的繁华盛世，还常常将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为“唐人街”。那时的长安比欧洲的任何一个大都市都要大，吸引了形形色色的外国人前来目睹她的风姿华韵。由于来中国的人太多，唐朝皇帝不得不下令成立一个特别部门专门打理这些人的饮食起居，并让私塾先生教这些外国人学习汉语。

唐朝的文化影响了日本与朝鲜。在唐朝时，日本有语言而无文字，当时日文的发明者根据汉字的一些部首来标定日语的一些发音，而很多日语中当时就没有的词汇则直接借用了中文的写法和汉语的发音。韩国文字的演变历程也是来源于中国。从6世纪到8世纪，日本一直把唐朝作为效仿的对象。原本佛教是从印度传到中国，但中国却能把它加以改造变为自己的东西，然后再输送到邻国。余秋雨先生在《华语情结》中说道：“华语，连带着它背后的整个华夏文化人格，曾经被一个异邦人收纳到何等熨帖的程度。语言优势与心理优势互为表里，使得唐代的中国人变得非常大度。”

今天，我们仿佛又听见了唐朝的回响。如果说中国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的“英语热”，表明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坚定愿望，那么最近几年来兴起的世界性“汉语热”，则体现了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开始显示对于世界的日益深入的影响力。如今，世界各国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政要还是学子、民众，都有相当大数量的人在埋头读中文、练汉语，形成了政府倡导学、民间扶持学，领导带头学、民众主动学的局面。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称“学习中文是对未来的一个极佳选择”；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说：“做一个人，你一定要了解你的背景、你的根。如果你是一个华人，你完全不会讲、不会看、不会听、不会写华语———中国话，我看你或多或少一定是很难过的，是有自卑感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当一国的民族语言被作为外语普遍学习的时候，就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该国国际地位的真正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深化。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美、最古老、也是最难学的语言之一。中华文化悠久灿烂，汉语音谐符美，使用人群庞大，但汉语正在崛起的最根本、最强劲的动力就是中国的崛起。中国二十余年的快速发展使经济实力日趋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汉语的实用价值随之大幅增长，影响力大大增强。为此，汉语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越来越被外国人看作一种必须获得的知识。很多国家都已经认识到，“在未来50年里，汉语将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带领下与英文并驾齐驱，成为主要的国际交流语言”。

在这种大背景下，为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与学习，以圣人“孔子”为名、回归中华文化主流的“孔子学院”，作为在世界范围内传承汉语教学的载体，应运而生。中国教育部在北京设立“孔子学院”总部，并通过总部授权在国内外设立以开展汉语教学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孔子学院。孔子学院，也称为孔子学堂，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而是推广汉语文化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是在借鉴国外有关机构推广本民族语言经验的基础上，在海外设立的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它秉承孔子“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理念，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宗旨。其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给世界各地的汉语爱好者提供规范、权威的现代汉语教材；提供最正规、最主要的汉语教学渠道。“汉语桥”等世界性的比赛活动也成功举办多次，目的就是为了弘扬中华文化，在世界上进一步传播汉语，让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大学生在比赛中用同一种语言——汉语，来表达他们热爱汉语、热爱中国的心声。同时提高各国青年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增进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

汉语在世界一路走红的同时，我们也明显地感受到了当今的汉语热多少显得有点“内冷外热”。因为中国国内汉语与中文教育出现的问题日益严重，如学生的中文水平比之20年前明显下降，文句不通、辞不达意的教授也比比皆是。在一些教育制度的设置和文化、学术价值的评估上，也是重英语而轻自己的民族语言。余秋雨先生在《华语情结》中也谈到，“这些年在华语圈边沿上晃荡进出的人数之多，可能已达到历史之最。青年知识分子中很少有完全不理会外语的，这实在是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走向未来的吉兆，一点也不应该抱怨。从趋向看，进出华语圈的人还会多起来。几乎所有大城市里的父母亲，都在关注着子女们的外语成绩。至于华语的好不好，反而已不是关心的重点。”不可否认，英语在当今世界确有优势，受它的影响也不足为奇。不仅仅是汉语，其他语言包括处于霸权地位的英语，也都面临着其他语言要素的冲击。但是，以英语为权重，为标准，为唯一重要指标，来衡量选择人才是错误的，不科学的。封闭了太久的中国人太想与国际接轨了，不慎过多地接上了“英语”的轨，搭上了并非真正的“国际”班车，最终不免走错方向。而且受英语和网络语言的双重“夹击”，汉语的“纯洁性”更难以保持，再加上近代以来白话文运动的某些失误，“优雅的汉语”成为奢望。

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用“百年中文，内忧外患”来说明“汉语的危机”。这样，一方面是海外的汉语热，一方面是国内的汉语危机，可谓“两重天”。如果说，汉语热成为连接世界与中国的新桥梁，那么当人家架起了桥梁的那一头时，我们这一边的桥墩可千万不能出现裂痕。语言的纯洁性事关一国的文化凝聚力及软实力。语言并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维护一个民族生活、思维和行为方式的载体。诗人荷尔德林曾说，若词语破碎，无物可存在。大哲学家海德格尔说得更直白：语言是万物之所以存在的家。

当然，提倡维护汉语的纯洁性，谨慎汉语英语化、网络化的趋势，并不是反对学英语本身，也不是让汉语故步自封，拒绝革新，而是批判盲目崇拜英语的行为和心态。语言是民族的命脉，是民族的凝聚力，是民族独立的象征。语言是根植于民族灵魂与血液间的文化符号，她不仅是一种表达工具，更是真实记录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踪迹，成为延续历史与未来的血脉。我们必须给予我们的母语——汉语，足够的地位和爱护，激励国人去学习去发展去发扬，吸引世界上更多的人来学习汉语、运用汉语。

不可忽视的教育

◎无法回避的考试

科举制度实在是中国封建统治结构中一个极高明的部位，它如此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又如此精巧地把社会竞争欲挑逗起来，纳入封建政治机制。时间一长，它也就塑造了一种独特的科举人格，在中国文人心底代代遗传。

——《狼山脚下》

自古以来，中国就很重视人才的选拔，而人类选才的方法不外乎两类：一为推荐，二为考试。考试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项伟大发明，在世界史上占有特别的地位，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同中国的四大发明相媲美。作为考试制度的发源地，中国拥有悠久的考试历史。

传说，尧舜禹时代，就有“四岳会议”、举荐、公举、查核、考绩、考察、试用等选举形式，这给后世统治者选择人才、考核人才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考试制度的最早渊源可以追述到夏商周时期。1910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考试”条说：“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是中国用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的制度（据公元前1115年的记载），以及对已进入仕途的官员的定期考核（据公元前2200年的记载）。”当人们需要测度、甄别人的知识和才能的差异以“选贤与能”的时候，考试便应运而生了。

考试一词由“考”与“试”二字组成，《尚书》中有“试可乃已”、“试不可用”、“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等记载。《大英百科全书》的说法是根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有关科举的论著而来，而这些论著的说法又是根据《尚书》的记载而来。

“考”与“试”是两个意思相近的概念，都有“考查”、“检测”、“考核”等多重含义。是西汉的董仲舒创造了“考试”一词，首次将“考”与“试”二字连用。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考功名篇》说：“考试之法，大者缓，小者急；贵者舒，而贱者促。诸侯月试其国，州伯时试其部，四试而一考。天子岁天下，三试而一考。前后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计。”由此可见，最初“考”字更侧重于考核政绩的含义，“试”字更侧重于测度优劣的含义。当“考”与“试”合为一个词之后，其内涵逐渐演变为特指考查知识或技能的方法和制度。

其实，中国古代考试作为一种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方法，其历史源远流长。春秋以前，出于世官和选举；汉代推行察举与征辟；曹魏时实行九品中正制，这些还不算是真正的考试制度。

就严格意义上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考试制度——科举制，以隋朝元年（公元605年）由“进士科”取代“察举科”为标志。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考试是我国历史上一种十分重要的选拔官员制度，其雏形出现于2000多年前的汉朝，正式形成于隋而确立于唐，完备于宋，一直延续至元、明、清，直到1905年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才消失，它前后在中国经历了1300多年。

《荀子·大略》曾说：“学者非必仕，而仕者必如学”，这还是未实行科举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荀子的看法，待到科举实行后，天下读书人的聪明才智便都被吸引到了读书作官的道路。在1300多年的漫长时日中，求学而不为入仕的人则是少而又少，每逢开科取士，读书人总是趋之若鹜。余秋雨先生说：“科举以诗赋文章做试题，并不是测试应试者的特殊文学天才，而是测试他们的一般文化素养。测试的目的不是寻找诗人，而是寻找官吏。其意义首先不在文学史而在政治史。中国居然有那么长时间以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不无温暖。”

科举制度作为选才的主要手段，有严格的程序、法定的内容、较为科学的方法，所以说是一种规范了的制度化的考试制度。它实行公平竞争。在考试内容上，明确规定以儒学经典为依据；在考试方法上，有一套诸如“锁院”、“弥封”、“誊录”等防弊制度；在制度上防止特权侵入，订有考试法规和严厉的惩罚制度，从法律上保证科举考试的正常进行。

正是由于科举制度具有的上述这些特点，有利于封建统治的稳固，所以，历来被视为抡才大典，受到隋唐以后每一个王朝的重视。它的影响既广且远，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还远播海外。日本曾在公元8至10世纪一度仿行过科举，韩国（朝鲜）、越南曾长期实行过科举制度；16世纪，中国考试制度传至西方，19世纪，英国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20世纪以来，考试随着社会的发展得到广泛的应用。科举制对东亚和世界文明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孙中山先生曾指出：“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上最古最好的制度。”科举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制度，它一直在发挥着无形的统合功能，将文化、社会、经济诸领域与政治权力的结构紧密地连系了起来，形成一个多面互动的整体。科举对于儒家经典的传播，对于中华民族的融合，对祖国的统一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的各项制度中，科举制是历时最久，变化最小却又影响最大的一项。在实行科举制度的历史时期，除了皇帝、贵族等极少数世袭者外，从中央到地方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科举出身。如科举选拔了从王安石、包拯到海瑞、张居正这样的政治家；从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到欧阳修、苏东坡这样的文学家；从韩愈、朱熹到蔡元培、黄炎培这样的教育家；甚至还有沈括、宋应星、徐光启这样的古代科学家；连清末激烈批判科举的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严复等人也是科举出身。

科举考试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但同时，科举考试制度又成为套在广大读书人脖子上的一具枷锁，既禁锢思想，又摧残人才，读死书、死读书的现象屡见不鲜，这种现象在清朝后期尤为突出。由于民族危机的严重，西方文化的冲击，再加上其自身固有的弊端，科举制作为一种考试制度，日益显得不合时宜，并成为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教育发展的障碍。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所以，科举制在1905年终于被宣布废止。

虽然科举制度已经终结不复存在，但其中的一些合理的因素还是被人们保留承袭下来了。它所体现的许多有价值的观念具有永久的生命力，特别是公平竞争、广泛参与、惟才是举的思想不但在封建社会是进步的，并且还超越时空，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成为人类共同的基本理念。当然，作为中国教育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考试制度，科举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如余秋雨先生在《千年一叹》里所说，“许多文明的捍卫者往往成为这种文明的葬送者。”一味保守传统的做法只会让文明失掉了它的土壤而无法再生活下去。经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发展，科举制既有改革，也有演变，积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聪明才智，在历史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决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上千年以上的根柢。这是历史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遗产，也是对世界思想文化宝库的巨大贡献。

◎尊师重教的关怀

他们在专业教育上的最后一课都有案可查，而在人生课程上，最后一课一定也会推延到弥留之际，可惜那时他们找不到学生了，缥缈的教室里空无一人，最重要的话语还没有吐出，就听到了下课铃声。

——《终身的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