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那片牛羊成群的草原和高高的天空，总使我觉得自己实在是死去了，才落进这个地方来的。”

——三毛《银湖之滨》

人是非常脆弱的动物。

三毛也一样。隐居生活在一年之后，便划上了句号。悲伤和欢乐一样，都经不起时间的消磨。一年之前，三毛曾下定决心老死在这片海滩上。一年之后，她便打起了回台湾的行装，她的理由很简单——思念双亲。

1981年5月，三毛接到了一个长途电话，是台湾新闻局驻马德里代表打来的。他邀请三毛回台湾，参加台湾1981年广播电视“金钟奖”的颁奖典礼。

当时在电话里，三毛本来是一口回绝了的。但转而一想，又犹豫了，她马上给台湾的家里打了个电话，本来是想和父母商量商量的，但是一听到母亲的声音从话筒中传出来，三毛竟然脱口而出：“妈妈，我要回家了。”

父母对她的爱，是三毛结束隐居生活的最重要的原因，作为一位三十八岁的女性，这样独自隐居在荒僻的海边，是孤独不起很长时间的。三毛说，她在那时才深切地感觉到，父母的爱才是她永生的“乡愁”。以前，她把撒哈拉当做她的“前世乡愁”，并在那里度过了两年多的时光，后来，三毛又在大西洋海岛上生活了将近四年。那时，她并不以思亲为苦，而是与荷西过着如诗如画、神仙眷侣般的生活。尽管黄沙漫漫，海涛渺渺，但只要她守着荷西，就根本不知孤独为何物。

但是现在，她成为了大西洋上的一只孤鸥。或许这时的三毛才真正明白，只有家才是她安静的港湾。三毛这次回台北，在感情里程上依然是三部曲：尽情享受人间亲情的温暖；不堪喧嚣，追求片刻安宁；终于夺路而走，逃之夭夭。

作为台湾的畅销书作家，三毛总是逃不开那些热烈的场面。她曾经自嘲地说，到台北月余，除了餐馆之外，可以说没有去过别的地方。

“回到台北不过三四天，一本陌生的记事本都因为电话的无孔不入而被填满到了一个月以后还没有在家吃一顿饭的空挡。”

人称三毛是台北的“小太阳”，这其实一点也不夸张。盛名之累，让三毛开始有点接受不了。她多么想混入人群当中，真真正正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她最喜欢在薄薄的暮色里，在国父纪念馆的广场上滑旱冰。三毛多么渴望那种感觉：埋头滑旱冰，不知什么时候，奇异地向前看一眼，惊见那竟然是自己的故乡，光芒万丈照亮了漆黑的天空。

这次回来，三毛又认识了许多笔墨同行和知名人士。体育界名人纪政，就是她引为挚友的一个。纪政回忆说：

“我们发现彼此不只年龄相近，并且都是三月出生，最妙的是我鼻子过敏、受了十七年的折磨，每次呼吸困难就得借助一种喷剂解救，而三毛以前的情形竟和我一模一样。”

纪政得知三毛在很早以前就有去南美旅游的想法，他便带她到《联合报》找负责人王惕吾。王先生非常爽快，不仅答应为三毛承担所有费用，还派了美籍摄影师米夏同行，做三毛的助手。

三毛再不用置身滚滚红尘中，躲在家中静静地啃指甲了。

自1981年11月起，三毛在《联合报》的赞助下，从台北起程，经北美，飞抵墨西哥，开始了为期半年多的中南美洲旅行。

第一站就是墨西哥。

三毛对墨西哥城的印象并不是特别好，尤其忍受不了朋友约根的豪华招待。参观博物馆和逛街景，甚至金字塔、爪达路沛教堂，对三毛来说，都是可有可无的行程。阔气而放荡的酒宴，更让三毛觉得非常无聊，她称之为大蜥蜴之夜：

“这种气氛仍是邪气而美丽的，它像是一只大爬虫，墨西哥特有的大蜥蜴，咄咄地向我们吮吐着腥浓的喘息。”

唯一使她难忘的，只有“国家人类学博物馆”，只因为那里陈列了一位自杀神。三毛曾经两次自杀，并且在荷西死后，她还有过自杀的念头。所以，她非常想知道“自杀神”到底是什么职位，是特许人去自杀呢？还是接纳自杀的人，抑或者是鼓励人们去自杀？

离开墨西哥，三毛又游历了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西等国。一路上，她为《联合报》发去一篇篇游记。后来，这些游记都收录在《万水千山走遍》一书中。

三毛走遍万水千山。让她感到最开心的，却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国家——厄瓜多尔。

在厄瓜多尔中部的安第斯山脉，座落着很多纯血的印第安人村落。三毛一度曾认为自己的血管里，流着的是印第安人的血。她支开米夏，独自一个人，走进了一个印第安人的村落。在村子里，三毛认识了一位名叫“吉儿”的土著妇女，并且在她家住了下来。和他们一起睡玉米叶堆，汲水，纺线，吃玉米饼，喝麦片汤，喂猪……三毛开始有模有样地过起了印第安人的生活。村里的人，以为她是同类，对吉儿家的这位陌生客人不以为怪。

直到米夏放心不下，来找她，三毛才恋恋不舍地与吉儿告别，结束了这段在印第安人家度过的快乐时光。

南美洲之旅，对体弱的三毛来说，可以算是一场苦难之旅。尽管苦难，浪漫的三毛还是走遍了万水千山。就像在撒哈拉一样，三毛最喜欢的还是“人”：观察民俗，访问亲友，购买土著工艺品，品尝各种各样的小吃，哪怕是味同抹布，也要细细品一品。

1982年5月，三毛结束了她漫长的、多姿多彩的南美洲之旅，回到了台湾。5月7日，在国父纪念馆，《联合报》为三毛举行了专题演讲会。年轻的读者把纪念馆围得水泄不通，以至于三毛本人都被阻挡在了门外，最后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她才左冲右突地进入会场。

三毛有声有色地讲述了她精采的旅行故事，期间，她还特意穿上了印第安人的服装，为读者做了简单的表演。这次中南美洲之旅，是三毛一生中为期最长的一次国际旅行。这以后，除了治病疗养和短期旅行，她基本上就定居在了台湾。

◎难舍故乡情

“三毛从楼上奔到楼下，碰见人就叫喊：‘我们可以回大陆了。’”

——华家杉《三毛回乡记》

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可以准许部分台湾居民回祖国大陆探亲。消息一传出来，全岛欢庆，三毛更是表现得欣喜若狂。她告诉记者：她有一位邻居，是个退伍老兵，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她抱住老兵又喊又哭，叫着：“可以回大陆了！可以回大陆了！”

三毛是在重庆出生的，1949年才跟随父母从上海离开，来到台湾。以后，她再也没有回去过。尽管四年的襁褓和幼童时代的生活，没有让三毛对大陆留下太过深刻的印象，但是，三毛总是说：“血浓于水。”她对回大陆的感情，似乎比父亲陈嗣庆还要来得更强烈。

1988年春，陈嗣庆当年在南京的老同事倪喜竹先生，从浙江舟山捎信到台北，问讯陈嗣庆。三毛为之大为兴奋，并踊跃地代父回信。她在信中告诉倪叔叔：她将于翌年返回大陆，代表父亲看望故友乡亲。

1989年，三毛首次返回大陆。她这次的大陆之行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看望“爸爸”张乐平；二是到浙江舟山故乡和苏州探亲。在故乡浙江舟山，三毛的首次大陆之行，达到了高潮。

4月20日，她从宁波乘船，前往舟山群岛的定海。轮渡船长是个非常热情的人，他对三毛说：“我们用海员最高规格——拉汽笛欢迎您，您自己拉吧！”三毛抓住把柄，用力一拉。汽笛长鸣，三毛顿时泪流满面。

下午六点的时候，轮渡终于缓缓靠上了鸭蛋山码头。岸上有很多迎接三毛的人，有堂姐陈坚等一些亲戚，还有倪竹喜叔叔，三毛下船的第一句话是：“倪竹喜叔叔来了没有？”她含着泪，拥抱了这位老人，并说：“竹喜叔叔，我三岁时，你抱过我，现在也让我抱抱你！”

亲友们一一和三毛见面，三毛的泪水从上岸起就没有停止过。

两天后，三毛来到了小沙乡陈家村祭祖。在陈家祠堂里，她照闽南习俗，在供桌前点燃六柱清香，放在列祖列宗的牌位前，然后，合掌举香至额头，极郑重地施以祭礼。

从祠堂里走出来，三毛便上山给祖父陈宗绪上坟。祭奠完祖父，她从坟头上撮起一把泥土，放进早在台湾就准备好了的麦秆小盒子里，她对众人流着泪说道：“故乡的土是最珍贵的东西，生病了，只要拿它泡水渴，病就会好。”

恋土恋亲之情，三毛吐露得凄凄楚楚，真真切切。她的礼节、情感，犹如一位中国旧式妇女一样。磕头、烧香、唤魂……这些原本应属于她父母一辈的礼行方式，三毛做起来，自自然然，竟然看不出一点做作。

离开家乡之前，三毛带着感情对记者说，她热爱故乡，特别是喜欢乡亲们称呼她为“小沙女”。她还说，要用“小沙女”做她的第二个笔名。

一年之后，1990年4月，三毛第二次返回大陆。

与第一次大陆之行的轰轰烈烈相比，这一次三毛要低调得多，她尽量回避着记者。她到了北京等一些北方地区，参加由她编剧的电影《滚滚红尘》的摄制录音。大概是因为这次没有跑够，三毛于同年秋天，开始了她的第三次大陆之行，这次大陆行也是她最后一次返回大陆。

三毛早在旅行前就已经制定好了计划，她可谓是雄心勃勃，这次要去的地方有很多：

广州——西安——兰州——敦煌——乌鲁木齐——天山——喀什——成都——拉萨——重庆——武汉——上海——杭州。足履丝绸之路，情驻巴山蜀水，登世界屋脊，览浩浩长江。这一次，她要把祖国梦一次做个够。

三毛到达大陆后，从广州直接飞到了祖国西北，游览了古都西安和甘肃省府兰州。随后，出了嘉峪关，三毛来到了大西北。大西北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天高地阔，苍苍茫茫，它唤起了三毛昔日在撒哈拉沙漠时期的情感。莽莽西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生长之地。如果三毛把它称为“前世乡愁”，怕比北非的撒哈拉更为贴切些吧！

最让三毛神往的地方，就是敦煌。在敦煌，她看到了莫高窟，在敦煌，她决定选择这里作为自己死后的栖息地。

离开敦煌，她过天山，走喀什，沿中巴公路，她再次来到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有一个让她不能忘怀的人——王洛宾。

半年前，她初访老人。离开那座孤清的家，三毛心中，忽然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温柔。然而这次的乌鲁木齐之行，三毛跟王洛宾老人最终还是没能走到一起，生活背景的差异，人生价值观的不同，让他们最后还是选择做了朋友。

四川是三毛的出生地，她对这片土地的情感，比起祖籍浙江定海，更深一些。三毛此次前往成都，不再像定海之行那样富于戏剧化，前呼后拥，大悲大喜。她恢复了往常的旅行习惯，背着简单的行囊，在普通街巷里自由地穿梭：

“喜欢走小街，穿僻巷，看看古老的四合院建筑，听听乡音浓重的老太太们坐在屋檐下摆家常，瞧瞧小娃娃们趴在地上弹玻璃珠、拍烟纸盒。”

布衣旅行让三毛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走渴了，进茶馆喝一碗盖碗茶；热了，就干脆脱掉鞋袜，靠在墙上。

三毛离开在成都居住的锦江饭店时，饭店请她留言。三毛写道：

“不肯去，不肯去。”

依恋之情，跃然于纸。

后来，三毛还去了拉萨、重庆，但是都没有停留太长的时间。而她的大陆之行的最后一站，三毛还是选择了到上海去看望“爸爸”张乐平。那时候正是1990年的中秋节，三毛与“爸爸”张乐平一家团聚，那也是三毛一生当中最后一个中秋节。本来他们约定，来年的春节还要团聚，但是几个月后，却传来了三毛在台北自杀的消息。她不能来赴约了。

◎茫茫大地真干净

“夕阳染红了这一片无边无际的沙漠，我对伟文说：‘要是有那么一天，我活着不能回来，灰也是要回来的。伟文，记住了，这也是我埋骨的地方，到时候你得帮帮忙。’”

——三毛《夜半逾城——敦煌记》

1991年1月2日，三毛住进了台北荣民总医院。对于体弱多病的三毛来说，住院是经常的事。这次的病因是子宫内膜肥厚，影响荷尔蒙分泌。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重病，更不是什么绝症。

在病床上，三毛告诉母亲，她突然产生了一个幻觉：“床边有好多小孩跳来跳去，有的还长出翅膀来了。”三毛的幻觉经常发生，她是个想象力非常丰富的女人。母亲没有觉察到有什么不正常。

1月3日，晚上十一点多钟。荣民总医院的值夜班工作人员查房，发现三毛病房内的灯还亮着。三毛告诉工作人员，她的睡眠状况特别不好，希望不要在晚上打扰她。

1月4日，早晨七点零一分，清洁女工走进三毛的病房内准备打扫卫生，却发现病人在卫生间里，用一条咖啡色长丝袜，自缢于浴室吊点滴的挂钩上。

上午十点四十五分，医院将三毛的遗体移交给三毛的父亲。

陈嗣庆夫妇，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父亲决定将三毛生前精心布置好的育达商校附近的公寓，辟为她的纪念馆。

香港、台湾各大报纸，均在最显著的位置，刊出了三毛自缢身亡的消息，一时压倒当时引人瞩目的国际要闻——“海湾战争”。

一些知名人士和生前好友，纷纷发表谈话，或者撰写怀念挚友三毛的文章：

“三毛对生命的看法和常人不同，她相信生命有肉体和灵魂两种形式，我们应该尊重她的选择，不用太悲哀。三毛选择自杀，一定有她的道理。

三毛是很有灵性和聪明才智的，也许她是抛下有病的躯体，进入另一形式的生命。三毛的经历那么丰富，活了四十多岁就仿佛活了四百岁。”

——琼瑶

“三毛的死，不但她的朋友感到难过，这也是文化界的损失。三毛曾经说过很羡慕我和秦汉恩爱，她也非常想找一个关心自己、可以谈心及工作上的伴侣，可惜一直没能找到理想的对象。对于死去的丈夫，她仍然十分怀念。

她太不注意保护自己，有一次醉酒从楼梯上摔下来，断了三根肋骨，还切掉半个肺，而她却毫不在乎。我曾经劝她不要太过任性，就算自己不在乎自己的身体，也要为父母保养身体。对三毛的死，秦汉也很难过，不知道我们现在还能做什么，但我们愿为她做一切事。”

——林青霞

“三毛没有子女，没有寄托，加以近日电影《滚滚红尘》有褒有贬，对她也产生不小的压力，才会酿成不幸。

三毛的自杀，与肉身的病痛无关，最大的可能是来自心灵深处的空虚寂寞。三毛一直有自杀的倾向。三毛是一个戏剧性很强、悲剧性很浓的人物，三毛是因失去爱与被爱的力量才离开人世的。”

——倪匡

作家司马中原曾说过：

“如果生命是一朵云，它的绚丽，它的光灿，它的变幻和飘流，都是很自然的，只因为它是一朵云。三毛就是这样，她用她云一般的生命，舒展成随心所欲的形象，无论生命的感受，是甜蜜或是悲凄，她都无意矫饰，行间字里，处处是无声的歌吟，我们稍稍用心就可以听见那种歌声，美如天籁。被文明捆绑着的人，多惯于世俗的繁琐，迷失而不自知。”

司马中原先生的这一段话，足以代表了人们对三毛的评价。三毛就是一朵云，她轻轻地飘走了；三毛还是一朵花，绚丽而凄美；三毛更是一首歌，你唱着它就会生出许多遐想……

“不要问我从那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远方到底是什么？远方就是“醒来时发觉星星四面八方，是脱去了一层又一层的束缚，身至心到的境界。”三毛追求的正是这种境界。现在，她真正自由了。想起她曾经说过一句话：

“如果选择了自己结束生命这条路，你们也要想得明白，因为在我，那将是一个幸福的归宿。”

所以，当我们再次唱起那首《橄榄树》的时候，请不要为她难过了，我们要为她高兴。因为她找到了梦中的橄榄树。而且，在流浪的路上，她随手撒下的丝路花语，无时无刻不在治疗着一代人的青春困惑，她的传奇经历已经成为一代青年的梦，她的作品更是一代青年的情结。她，虽死犹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