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现在到医院看病的人都知道，院方借助自己的专业优势，已经从各种免责声明、告知书之类的东西上，把自己的责任推卸得差不多了，阑尾炎手术都能一堆文件，证明阁下要是因为某些原因挂掉不是他们的责任。至于说革命人道主义还是人道主义就不谈也罢，没钱治病被赶出去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说起来医学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科学，而由于工作性质，对于职业道德的要求也更严格。大多数医生都是很有职业道德的，在目前不太如意的医疗体系之下做了太多力所能及的工作，应该对他们的付出抱有最大的敬意。但这些医生的努力，在孙东东这样掌握着建言权的专家学者拨弄之下，变成了卸责的能力。

有时候说起来世风日下真的未必是普通人的责任，更多的可能是这种有文化、无常识的学者专家们的功劳。

人类中心主义

随着广大人民衣食保暖的问题得到解决，城市里的宠物也多了起来。当然，流浪的宠物也多了起来，尤其是流浪猫。猫这东西生存能力超强，是天生的专业杀手以及经常迷路不回家的物种，也有一部分是被人抛弃的。但可爱这件事并不因它们是流浪猫而减弱，某友是爱小动物的人士，每见猫狗必扑上去亲热之。某次看见一只异常可爱的流浪猫在小区晒太阳，她清啸一声打算上去自我介绍一下，那猫也清啸一声，被吓得跳起来就跑了。

热爱动物与大自然总是没错的，重要的是不要把动物吓得惨叫一声跳起来跑掉，这大概算是爱之而又害之的结果。但人类的爱心总是很泛滥，尤其是发挥起来的时候。最近专家版的《动物保护法》在征求意见，其中规定了很多关于动物保护的做法，主要是不虐杀或者虐食。有些动物保护的人士对此很是不满，说这是个绥靖的法律，没有真正达到动物保护的目的，而且没有脱离开“人类中心主义”的范畴。

“人类中心主义”大概是这么回事：人类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其他东西要看人类的脸色，按照人类的价值观来分门别类、划分用途。这种思维方式最近数十年被很多思想进步的人士所批驳，大致跟当年批驳“征服自然”的论调相似。

当然，不能说人家没有道理。无论从古代宗教的“众生平等”，还是从现代的科学研究所显示的动物自我意识上说，尊重生命总是好事。可问题在于，批驳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者，其基础恰恰是人类所独有的智力与逻辑能力，就目前尚未发现地球上有另一物种发展到能用“主义”来互相抡棍子的现状来看，人类中心主义是件必然会发生的事儿。只要具有反思与保护的思想，必然就是以“人”这个特殊物种为基础进行思考，除非是给自己头上来一砖头，然后就可以泯然大众、天人合一、四肢着地、奔腾如烟，要不直接回到树上也是可以的。

人类自己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当然会显得很滑稽，更滑稽的是，其基本论点之一是DNA：主要是说很多动物的DNA其实与我们人类比较相似，最相似的甚至达到98.5％。关于这点就完全是生物进化的不幸了，由于DNA本身是很懒的东西，大致来说所有现存物种的DNA都具有相似度，蚯蚓算是跟我们很不像的东西，但也有70％的DNA与我们是同样的，但它老人家能长出半截身子、雌雄同体——人类当中除了极个别的现象外，这招儿是谁也没学会的。

不过，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人士把自己装进去的逻辑还不止这么一点。前几天参加一个研讨会，主题是善待动物。关于这点其实我个人倒是没啥意见，而且确实是想鼎力支持一下。比如说在该研讨会上我就建议不要谈什么“动物权利”、“动物福利”之类的大词儿，毕竟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饭都吃不饱、孩子上不起学、没有多少社保福利，虽然这两个词本身不是说让动物们有投票权或者享受经常出问题的廉租房，但总是会让人产生某种反感，因为很多人类很不幸地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毛病，一说到这些就先想起自己的境况。

其实更为讨厌的是，在很多抱持这样善待动物观点的人看来，另外一群人的生活与文化就是一种垃圾，比如说您不幸有时候吃点儿狗肉什么的。如果说“人类中心主义”算是歧视动物的话，不知道把另外一群人归入垃圾算是什么。说起来，大概能够明目张胆地歧视同类的，应该只有人类了吧？这样的环保与动物保护，我看还不如“人类中心主义”。

古典名著的权威

在中国拍古典名著其实挺有风险的，文化太深厚了就容易让人变得很执拗，一旦不能“忠实再现原貌”，自然免不了口诛笔伐。最新的那版《三国演义》就号称很真实，但看见演员骑在比狗大不了多少的骏马上，挥舞着清朝中期的兵器，脑袋在宽大的头盔里晃得象个滚珠似的，还真没觉得跟真实这事有什么关系。

喧嚣多年的新版《红楼梦》在选秀、黑幕、选秀变成扯淡后终于开机。没开机之前就换掉了第三任导演，该导演号称要让“红楼十二钗”穿上露背装亮相。这个自然是舆论大哗，有人反讽曰：比基尼、丁字裤与高跟鞋要不要也上阵？

说让演员穿丁字裤当然属于妄想，就是现代题材的电视剧，您老也休想看到这样的场景。这倒未必是演员不愿意为了艺术而牺牲，而是我天朝自有尺度在，不容演员这么牺牲。但露背装相信是可以的，连《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低胸装都可以，露背装也不是什么过大的尺度。当然，估计这些评论者要说的主要意思在于，既然是拍古典名著就要真实再现当时的风貌，不能把古代爱情悲剧拍成现代三角乃至多角恋爱，尤其是跟时装剧要区分开来。

关于艺术这事我是这么想的。从小我们受到的某种教育就告诉我们，艺术是为现实服务的东西，凡是不能反应现实的艺术，多少有些不太靠谱。一直以来，所谓的艺术的主流都是所谓现实主义的艺术，但凡真有个抽象的东西出现在大家面前，一般人还真是不认。

这种教育多了以后，看见什么都想往“真实再现”上靠。所以，露背装的说法一出，挑战的倒不是艺术的创造力，而是大众“真实再现”的神经。大家可能都觉得，古典名著是不能亵渎的东西，想要拍好就要按照原样去拍，最好是一几一案都要与当时的社会状态与实际生活相吻合。

但艺术要是这么混下去，估计离死的那天也就不远了。艺术总是要不断地发展与创造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也算经典了吧，某导演就把这个生生地拍成了现代枪战时装剧。我们这里也不乏这样的人才。张导演纪中先生把金庸大作中的青城派弄成了“草裙舞”固然相当扯淡，但这种探索的精神未必是扯淡的。武林中人嘛，有个把门派的服饰特别一点，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我总是觉得这种一说起古典名著就认为是不能再进行艺术创造的想法，有一点先天的迂腐味。尤其是在面对所谓“四大名著”的时候。《三国演义》本身就是演义不说，《西游记》根本就是神怪小说，《水浒》是根据传说改编的，《红楼梦》倒是有点写实的味道，可人家曹雪芹没说是哪个朝代。

有时候这种看见古典名著或者什么已经成为权威的东西就自动上去保卫其纯洁性的做法，你都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学来的。要说写这些东西的古人，都是开创前人所未有风格的大师，估计没指望后人把自己当作牌位供起来。愿意自动成为大师牌位卫士的，基本都是毫无创造力的庸众。

所以，接受不了露背装的人，真的不适合看《红楼梦》，或者说不适合看任何有艺术含量的东西。《霸王别姬》里有这么个镜头，葛优演的“戏霸”问：“别人的出场都是六步，你为什么是七步？”您说，他那是看戏么？

远离读经，珍惜经典

中科院院士杨秋子说博士要能够背诵《老子》与《论语》前七章，不会者不能参加他的博士考试。估计这个消息一出，大概应该是骂声一片了。这事儿不奇怪，除了文科、还必须是读中国文学有关的科目以外，我们的教育更多的是一种应用教育，甚至博士也不例外。至于人文之类的东西，按照当年电影《少林寺》的说法，叫做从此不上该寺戒条。

应该说中国的经典被两种人把名声给搞臭了。一个是原来的那些人文工作者，也就是八股那批人，除了把传承了几千年的剩馒头嚼到毫无滋味以外就没干什么别的。现在这帮人的精神后裔还在倡导一个叫做“读经”的运动，依然是那个古人已经把什么都说清楚了的欠揍德性。任何脑子正常的人都知道，只是把这些东西背熟是完全不足以在现代社会生活的。

还有一帮人认为古代经典都没啥用，看人家船坚炮利的掌握着号称科学的东西，我们就可以把这些都学过来一通发展，将来我们就是科学大国了、从此就站起来了。这当然也是脑子进水，人家不会只是表面上的实用科学好用，真正的东西是那种深植于其中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也不是他们的特产，我们这里其实也是不少的。

其实正常人都能通过常识来判断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绵延了这么长时间的文明肯定不会是一无是处，但在现代社会里古代的经典又不会全然好用。我们知道，文明总是一种继承与发展，完全否认或者完全复古都不是正常人的思考方式。而能够了解古人的思考方式或者理解自己文明中某些特质、打下这种人文的基础，对于将来的研究未必是坏事，即使这个研究是纯现代科学形式的。话说回来，就是在科学研究上没啥实用价值的话，至少写字说话还能不至于词不达意吧？能够把情书写得文通句顺，对于找老婆多少也会有点用处嘛。

我这个人虽然读了很多古代经典，但原来并没把这些东西当作有用的东西。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与知识的提高，越来越觉得从方法论或者哲学的角度来说，这些经典、尤其是杨院士指名阅读的两部书，确实值得拿来作为一种人文思想的底蕴。所以，我个人感觉这要求是不过分的，只要不是走到一味强调“读经”的极端上，珍惜并且学习一下这些经典，是每个学生应该可以做到的事情。顺便说一句，民国那些学术大家，不论文理科的学者，对于古代的经典都异常熟悉，其大家风范，真不是现在学者所能及的。至于是不是因为这些经典陶冶了其情操不敢说，至少这是当年他们的特征之一。

江湖规矩还是要守的

前两天有人在网上爆料，说是北京的一帮城管、公安把流浪者的棉服等东西给抢了。当时这新闻我都没在意，主要是觉得这事儿太过古怪，这些人毕竟都有一份不错的收入，抢这些东西能做什么？难道是晚上值班太冷？如果他们供职的机构不能提供御寒衣物的话，怕是也没这么多人去考公务员，也对不起咱们经济总量全球第二的盛名。

后来才通过正式的报道得知此事不假，只是双方的说法有差异。流浪者方面说是他们抢走，而公安、城管一方则说是收拾流浪者不要的衣物。话说您相信哪个？北京今年可称不上温暖宜人，流浪者的身家无多，大概是不会把御寒的衣物、被褥随便就丢弃的，他们可不是财政出钱养着的人员。

咱们中国是个有着优秀武侠文化传统的国度，当然，也可能是有着优秀武侠小说文化传统的国度。加上小说两个字之后，意思就大不相同了，武侠文化是一种以侠客自居的文化，而武侠小说文化，则是意淫为主的侠客精神，而这种精神在现实生活里相当罕见。从这种事情上来说，我们这里比较接近后者。

为什么这么说？作为一个对传统江湖稍有了解的人而言，当年道上的兄弟们还是有些风骨的，一般遵从“三不偷、五不抢”的政策，虽说执行情况不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是很有些盗亦有道的感觉，其中一项就是不偷不抢叫花子的财物。从道理上来说，强盗都说自己是替天行道，抢这种人与自己标榜的道义不和，从实际而言，这些人实在也是没有什么油水，没必要坏了名头。

说起来两者之间确实不能这么简单类比，毕竟国家执法人员与当年的侠盗们还是有区别的，区别的地方在于，一个是可以没有道德约束，一个则必须有道德约束。为什么国家执法人员没有约束？这就要从他们工作的性质说起了。

想必这些人也是普通人，他们得到的命令应该是清理整顿市容环境，整顿的目的之一，就是清空这些有碍观瞻的流浪人员。在这个任务目标之下，强制把人打翻弄走总是不好的，怎么才能让他们自愿走掉或者消失？剥夺他们生存的基本环境。抢走这些御寒物的目的就在于此，这种行为算是一种完成任务所必须的“恶”。正如当年开运动会想把低端人士清除出北京一样，直接清除不是个好办法，但他们可以规定地下室不能出租，让你们没有栖身之地、不得不走。

不得不说这种执法还真算是人性化了，至少比起当年的那种直接扔上车去昌平筛沙子强得多，最多就是冷一些嘛。但这种软驱除后面的狰狞，是很少人能够理解的，这比强制驱除更为邪恶。

因为强制驱逐我们还有媒体或者大众可以监督、声讨，也有那些惨不忍睹的照片可以激发大众正义感，但软驱逐发生之后，即使有现场照片，其冲击力也不足，而且他们完全可以找到各种借口说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符合规定的，被驱逐者只能默默消失在城市里，甚至倒毙街头也很难指责这种始作俑者的不是。

有时候死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种虐杀，软驱逐在这个冬夜里就是一种虐杀，是找不到责任人的虐杀。一个政府机构一旦用这种方式虐杀民众，其良心完全就不可闻问了。如果这种做法成为一个国家中的常态，我们这里就不要再谈良心与社会正义，那玩意儿喂狗都不会吃。

书法也成是俗物

中国古代文人有“琴棋书画”四门清课，算是陶冶性情、增加点儿文化修养的修身之道。但文人入世的途径之一是做官，无论现实的官场怎么俚俗，毕竟都是文人聚集的地方，这些修身之道与官场文化结合，成为应酬的一种方式。可以说原本文人的修身之道，一开始就与官场结缘。后来咱们这里盛行的题字文化，除了附庸风雅之外，更多的也是古官场之流风余韵。在这点上看，用字母文字的蛮夷们就相差很远了，就是题字也题不出个花儿来。

也正是因此，各地书法协会各种头衔之多、之滥，是完全不用奇怪的。不但书法协会如此，画画的、写作的，凡是有点儿文艺范儿的地方，都能数出一长串各种副主席、荣誉主席、执行主席、联席主席等等，以至于这些地方要开会的话，光是介绍到场的领导就能用掉至少5分钟。在下不学无术，有时候在某些场合接到某位闻人的名片时，总是被上面各种文艺界副主席头衔所震惊，后来见多了，也就把这种敬意抛到了九霄云外，简而言之，这东西不值钱。

当然，这是我作为门外汉的看法，这种头衔想必还是值些银两的。微博爆料说，新一届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常务副主席等加起来足足有64人之多。《南方都市报》记者核实了一下，除去2名兼职秘书长，该协会新近选出的主席、常务副主席、副主席、名誉主席、顾问以及秘书长加起来一共52人，另有10名副秘书长，协会领导数量高达62人。其中还不乏退休以及在任的官员。

可能有人觉得退休以及在任官员成为这种协会主席什么的不可思议，但这种事并非值得关注的焦点。首先，我们要允许官员们有个业余爱好嘛，比如说陕西官场一定不会全是“表哥”杨达才那样的钟表鉴赏家，如此有文化积淀的地方，有些官员加入这种半官方组织不是怪事。其次，中国古代有僧人曾经说过，沙门不依王者不可兴盛。出家人尚且如此，书法协会这样的组织以有权力者为靠山，应该说是题中应有之意。

这种头衔对于官员来说，除了少数借着头衔明着卖字、暗里腐败之外，基本上就是个附庸风雅的意思，但对于很多“书法家”来说，这可是实在的真金白银。虽说我对于书画一道完全外行，但听过行内人解说，说是一旦挂上这种头衔，其每个字、每平尺价值马上得到提升。

另外一种好处则在于挂上这种头衔，在文化帮闲的序列里地位马上也就不同。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各种文化协会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地方名流，咱们这里又有政协这么个东西，可供容纳大量这种文化帮闲人士。一旦成为政协、人大之类的委员，多少总是有好处的，至于这个好处是不是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有不少隐形的权利。前段时间不是还有酒驾者高喊自己是什么政协委员么？这就是在我们这种特殊的环境下，获取某种特权的证明。

其实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更想知道的是这些个头衔拥有者到底用不用公帑养着。作为半官方机构的管理者，我知道有很多人是有行政级别的，不但有行政级别，每年政府还要拨款给这些人，以便于支付其办公开支。拥有这些头衔的人越多，理论上支出的经费也就越多，加上其中还有退休、现任的官员，这笔钱是否可以公开出来晒一晒？

书法原本不是俗物，但现在变得这么俗，其中说不定还有某些私下的交易，大概也是某种特色了。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话说当年金庸先生成名于武侠小说，最初被人所知是第一部《书剑恩仇录》，声名鹊起、脱颖而出的是《射雕英雄传》。“射雕”并不是一部完全独立的书，而是有所谓“射雕三部曲”，《射雕英雄传》是第一部，主角郭靖、黄蓉深入人心的形象，甚至使得曾扮演过83版射雕的翁美玲永驻很多人心间。

近日，在“射雕”当中曾出现的地点——襄阳——要树立起郭靖、黄蓉的雕像，是为新的城市名片。老实说，小时候看这书之时才知道有个襄阳，就像到了嘉兴首先想到的除了粽子之外，想起来的居然是“江南七怪”一样。武侠小说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可谓极大，很多东西是从金庸先生的小说里学来的。

当然，让武侠小说中的人物耸立在襄阳城，这事儿要是不引发争议才是怪事。反对者的理由无外乎什么“虚拟人物不宜”之类的玩意儿，完全忘了丹麦的小美人鱼以及那些神话传说当中的人士。虚拟而又深入人心，正好证明了一种文化现象的成功。最多我们可以说在作者还没千古之前就给他笔下的人物立像有些着急，但为虚拟人物立像并不犯什么忌讳。实际上有时候那些现在看来烜赫一时的人物，他们经常会“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其生命周期还不如郭靖、黄蓉。

关于立像与否就说这么多，城市名片倒是可以说几句。

郭靖、黄蓉以及贯穿着“射雕三部曲”的主题，不知道打算用他们作为城市文化名片的人是否知道？黄蓉的身世比较复杂，父亲黄药师属于那种自我放逐的类型，并没有多少家国之思；郭靖则是梁山好汉的后代，属于最终还是走上了正路的大侠。这个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并不出奇。

金庸是个知识分子，他所在写《射雕英雄传》的时候其实是描写了一场正常的家国之悲，郭靖他们虽然是以武犯禁的侠客，最终会走到与当局合作的这条路上来。这未必是他们所愿意的，但当其他入侵者更为凶残的时候，侠客的目的与当局的目的有共同之处。这在“射雕三部曲”的第二部《神雕侠侣》当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最终奠定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基调。

如果金庸止步于此，他也就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远远说不上“伟大”二字。他伟大的地方在于，可以颠覆掉自己曾经建立的价值系统。在他后期的《天龙八部》、《笑傲江湖》中，不向权力谄媚的价值观固然还是主流，而这个权力到底是不是正当也是受到怀疑的。大侠萧峰出身异族、段誉则是大理王子，在他们心中的正义已经没有多少家国的背景，更多的是超越了国家之后，再看什么是自己能够认可的侠义精神。

只是这种思考往往是以一种归隐或者死亡作为归宿的。在那个或者这个时代里，单纯的侠义是不存在的，他们只能在两难当中进行选择。这种选择的结果，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成为令狐冲，离开所谓的侠义与纷争，找个地方与自己的爱人终老。能有这个结局已经是不错了，比起他们战死在襄阳的前辈来，在白驹过隙的人生里算是有着自己个人的幸福。

武侠小说中的“侠”其实是知识分子自身的一种写照，不过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把批判的武器变成了武器的批判，从而接着给自己的两难处境找一个归宿罢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已然是他们最好的结局，其他都是不堪闻问。借问一句襄阳今日的守城者，你们在立这个雕像的时候，真的明白他们的精神是什么吗？

流放之路，成人之美

说起古代的刑罚，今人看起来似乎是种类繁多、严苛怪诞，这大致无非是古代所谓的“肉刑”留下的印象。去古不远，提起黥面、枭首、绞刑、千刀万剐、五马分尸，人们无不颤栗。这些都是事实，是文明未到的表现。实际上说，古人尚算质朴，其刑虽然在肉刑方面具有原始的残忍，但其他刑罚倒是简单的很。

有宋一朝，除了死刑之外，刑罚大致分为“杖、流、徒”三种，黥面而流者，高也不过三年，流配不过三千里。宋朝是知识分子很喜欢的一个朝代，开国皇帝赵匡胤虽然以一条杆棒打出一片锦绣江山，但也算是个好读书的，据说行军之时也载书而行。就此一点就比现代赌徒高明：现代很多赌徒因“书”“输”同音，家中讳设书房。不知是不是由此而尊重读书人，赵太祖明确对后人说除了谋逆大罪外“不杀大臣”。士人为官而不怕皇帝杀头，恐怕也算是中国几千年间的另类时代了。

对付不太合意的大臣或者失职者，宋朝的常规做法是贬官、流放。唐宋八大家里那几位，基本都遭到过这样的待遇。苏轼“乌台诗案”几乎被上纲上线到谋反的程度，最终也不过是贬抑到了盛产竹子的某地，挂个官衔没啥待遇可言。东坡居士是何等人？“无竹令人俗、无肉令人瘦”，在那里炒笋炖肉的一通忙活，填词作诗之余还带着小妾。按说类似于现今“双规”的处理，当地实权官员是有责任去好好看着这个不安分的人物的。结果当地官员的这个责任变成了尽量照顾他的生活。谁说文人并无力量？东坡居士估计从来没有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感慨，倒是颇有天下无人不识君的豪情。

与宋朝不杀大臣比较类似的倒是以蛮族入关的清朝。大概足够粗鲁而接受成熟文明过快，更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缘故，朝乾夕惕的结果是定下祖制云“不杀言官”。所谓言官就是瀚詹科道几种专门提意见的官员，品级不高而有直接上书皇帝的权力，还特准闻风言事——听见某种流言就可以说话，不一定要有证据。应该说清朝在这方面做的还算不错，大致上确实没有杀过什么言官，就是惩罚也一般是流放，或者最重的也不过是革职永不叙用。只有在八国联军那个时候，慈禧大怒之下把反对与各国开战的人杀了几个，其中有言官在内。而没过多少年，清亡。

清朝最著名的流人估计应该算是林则徐了。当然，他不是言官，只是因为封疆大吏任上虎门销烟引发战争一事而倒霉。他所发配的地方是新疆。新疆算是在清朝时才稳定下来的疆域，由于其辽远，从来都是发遣犯人的宝地，大致的意思是戍边而戴罪立功。到近代之时，前二十年严打，也是把犯人发配新疆。这个大致就不是戍边，而是开发边疆的意思了。

林则徐在新疆也是没有遭多少罪，原因也无非与东坡居士相似。或者当权者的想法与百姓或者其他官员的是非善恶标准总是有所不同，虽然经常有好官或者好人被误会，但更多的是遭到更大的同情。流放生涯未必总是给这些人带来彻底的伤害，倒是另外一种成就其不朽英名的另类方式。有时候你会觉得，如果在昏天黑地的世界上，不被流放过一次而在仕途或者做学问的路上一帆风顺，将来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曾经为民请命过。

因此，流放这件事对于很多人来说，未免更多的是有了一种浪漫与悲壮的色彩，是值得浮一大白的事情。在流放的命令下达之后，往往就是各种送行的开始，清朝虽然有旨下即行的规矩，但也是出了城门就算。城门外早就等着各路意气相投者，酒宴排开大致能有一个月的时间不用自己掏钱吃饭。

我有一位亦师亦友的朋友，近日要去新疆了。

从来就没有什么纯艺术

关于审美这件事原本是各说各话，因为一时一地的不同，审美的标准也有所差异。但这些年有个很古怪的现象，即只要是官方机构的建筑或者是活动，只要出来现世就会骂声一片。最新的骂声集中在苏州那个“东方之门”上。

那东西基本算是放大了的凯旋门，但细脚伶仃与两楼链接处，确实与低腰牛仔裤神似。既然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而人民群众手里又有诸如绘图工具等武器，这个建筑基本上就被调侃得体无完肤了。当然，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基本走的是下三路，上半身配上奥特曼、玛丽莲梦露不一而足。

《苏州日报》可能是被惹急了，发表宏论云，审美这事儿需要有基础才行，不是什么人都能看出好来的。这话我基本同意，从建筑的角度来看，这东西远称不上难看，比起什么造型如铜钱的方圆大厦、直接把楼盖成福禄寿三星的巨大塑像（当时我开车路过这三尊巨型楼宇，下巴差点直接砸在方向盘上）来说，这玩意儿也就是无功无过，要是比起全国很多政府办公楼都山寨成白宫或者故宫的式样，几乎都算是有创造力了。

其实这事儿与审美能力基本上没有关系，而是与民间的观感有联系。说起来无论是奥运会的鸟巢还是国家大剧院的鸟蛋，以至于被调侃到体无完肤的央视大裤衩，从纯粹的建筑领域来说，都不能说是难看的作品，甚至可以说放在这个时代里，与其他国外的建筑杰作相比毫不逊色。

之所以大家对这些东西不接受，更多的是民间对于弄个宏大名字、与政治有关的工程无法忍受。这种东西在现阶段的民间语境下与建筑的美感无关，与民间对政府有多少恶感有关。在老百姓看来，这些东西无一不是劳民伤财的象征，整体上厌恶感充斥心中，早就没有审美能力的容身之地了。这么说吧，丑人穿什么都不好看。

从来就没有什么纯艺术，尤其是在公共建筑的领域，老百姓看见这些建筑，并不是看建筑的本身，而是通过诋毁这些建筑表达自己的厌恶之情。明白这个道理，就能明白为什么那些其实还不错的建筑永远不会得到夸奖。

另外一句俗话说得好：您自己长得像个包子就别怪狗追。

自污以求全

很难说每个人都有自虐的倾向，但据心理学家说，确实有很多人是有的，但平日里并不表现出来，而是潜藏的很深。要是没有一个诱因的话，可能终其一生都不会显现。而在很多时候，这种东西显现出来的时候，还是要有强大的外力压迫以及自我的心理建设才能真正甘心情愿地把一世清名换个污名回来。

明晚清初的士林领袖钱谦益自然是自虐的典型。重要的并非是他先是高蹈远隐、然后求死而怨水凉，而是既然已经坚持到了这等地步，哪怕水确实太冷而珍惜生命，远走江湖或者佯狂求免也就算了，最终还是出山为新主子效力，正所谓“声妓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虽然使用苦命的女人为喻，在现有的语境与社会之下有政治不正确的嫌疑，但意思还是可以明白的。

这种自污加上自虐的手艺，未必也全是外界压力过大造成的。如钱谦益等人，其实也是有所谓理想在后面支撑。比如说要教化这些满人，使之能够接受圣人的学说——这个当然就是妄想了，华夏正统的龙子龙孙们有几个真的把孔家学问当做一回事儿的？也不过是弄一堆“外儒内道”、“外儒内法”以及汉家自有法度，霸王道杂之的把戏了。儒家这种自反而缩的精神气质倒是被用来做了多少“一队希夷下首阳”的底气。

但这也算是古代一种通例了。最近一些年，如对五代冯道的评价就大幅看涨。五代的皇帝与皇朝换得像走马灯儿似的，唯有冯道老先生始终如不倒翁一般。有新皇登基招来问之：汝何人？冯道对曰：痴顽老子。自污及自虐几乎到了底。但这种话在皇帝而言是爱听的，于是他也就好官我自为之了。此人私德上非常良好，以至于没人能抓住他的小辫子。皇朝时代并无民族国家概念，他也算为保存文化传承立下功劳。南怀瑾后来在自己的书里提到他数次，未必有明面上的褒贬，但看上去还是赞赏的。

文化人这么做当然有多年被圈养之后的软骨病症状，实际上高贵如一国之君也并不例外。后主刘禅“乐不思蜀”的典故不用再提，历史上以后主之名名世的几位，大多曾做过卑躬屈膝的举动，甚至有自污为奴者。但结局其实都不怎么好，没有几个能够得终天年，哪怕是碰到有宽仁之名的赵匡胤手下，也因为一首词送了卿卿性命。当然，他们自污与自虐除了保存自己的性命之外，更多的还能安慰自己是在保存祖先的血嗣不绝。

直到近代的时候，这种自污兼自虐才在汪精卫身上有了个人的最高成就，甚至这不是他一个人在战斗，而是周围一群人都以一种相当高昂的气象投入到了自污的征程当中。他们的理由更是正大，毕竟日本人统治也是统治、自己人统治也是统治，那为什么不为了救当时沦陷区的百姓于水火中呢？至少在后来为自己辩解的时候，汪精卫那些为其精神所感召的人当中是有人如是说的，如果当年能够舍身谋刺摄政王的汪先生当时尚在人世的话，说不定也是要这么说的。而近代颇有人为汪精卫正名翻案，其道理也是在此。自污确实是常人勇气所不能为的，但要说自污、自虐到这个地步，总是令人难以置信。

说了半天，似乎自污与自虐都是高等阶层的事，与我们老百姓是没有关系的。这倒也并非无因，而是在那些时候确实用不到老百姓自污，汝等只能被冤枉，但不用你们自己来冤枉自己，最多是屈打成招。真正能够触及到这个阶层的自污与自虐狂潮，大概也就只有“文革”了。

“文革”之后有所谓伤痕文学流行于一时，其中几乎都会写到一些自我的检讨、自我的精神阉割，一次写不过去还要接着去写，直到把小时候偷过贫农家里的一根黄瓜都写出来，然后成为下次整你时候的材料。主要的目的已经不是强迫判你有罪，而是要在那种你自己承认有罪的前提下，提升整人的快感与道义的正确性。

比之当年那些高阶层的自污与自虐，至此才算完成了整个过程的历史使命而到了真正的大成。所有用以衡量罪与非罪的界限都在于掌握当中，那是所有人都逃不开的天罗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