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冰火两重天

小时候还有很多走街串巷帮人崩爆米花的，基本家伙就是那个放在火上不断旋转的密封炉子，上面往往还带着一块压力表。当时这种人来到附近，基本是周围孩子们的节日，往往大家都是自己准备着老玉米豆、大米去爆米花，等到慢悠悠地弄好了之后，我们都躲得远远的，好奇地等着那一声巨响。童年生活有时候蛮有趣味，比现在的微波炉爆米花有趣得多。

美国人拍了个纪录片打算重现这个过程，从中国进口了一个老式爆米花的炉子——这点我挺佩服老美，居然还能找到这种产品。往下就比较有趣了，做实验的那位穿上了防爆服，没错，就是美国军队或者特警用的那种拆炸弹的防护服。穿上这东西之后，爆米花这个工作看上去就很专业了，比当年我见过的那些穿着老棉袄的小贩强太多。搞笑固然搞笑，熟悉美国文化的人都知道，这绝对是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那就是遵守安全第一的原则。

当然，虽说美国人不太了解中国，但很多中国人还是挺了解美国的，这帮人对于安全有着相当偏执的重视，以至于他们的英雄都在电影上，实际上平日里循规蹈矩的人占了绝大多数。说好听点儿这是对于生命的尊重，说不好听就只能说是死板了。这方面美国人还比不上德国人、日本人，那是能把人逼疯的。

有一次我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去访学，中间有点儿私事少开了半天超级无聊的会，坐地铁去了另外一个地方，美国方面管接待的人士差点气疯不说，居然险些报警。在他们看来，倒不是说少开一个会有特别大的关系，而是觉得你人生地不熟的，万一走丢了会出事。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是完全哭笑不得，被当成道路白痴完全不好玩。

但这也正是他们厉害的地方，任何事情都不心存侥幸，按照各种规章制度走，起码出事的几率会大大降低。我这种无可无不可、自由散漫惯了的人，有时候反而适应不了美国人这种看上去自由散漫、无拘无束，实际上各种事情都有正规程序与做法的地方。

您看，这就是不同。我们这里是规矩挺多没人遵守，他们是规矩看上去不多，但大部分人都遵守。两个国家的差距，可能这是其中一项吧。

高考中的数典忘祖

考了659分的重庆高考文科状元何川洋被爆料说民族身份造假，而何川洋父母的身份更是令舆论对此事的注意升级：其父系巫山县招办主任何业大，其母为巫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编办主任卢林琼。高考状元、身份造假、父母的官方身份，几者相加，想不引起关注都难。

造假当然是不好的，不论是作弊还是更改民族身份。更改民族身份不为别的，只是为了政策规定的加分而已。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我等不敢妄言，而且对少数民族的加分政策确实有帮助少数民族的作用在其中。但有意思的是，这种政策往往被利用来给强势民族身份的学生加分，这不知道是否是当年制定政策者能够想到的。而虽然现在不讲究慎终追远，对于祖先的崇拜也大不如前，但为了能够加上些分数竟然擅改自己从祖宗方面传承下来的民族印记，说是数典忘祖也不算过分吧。自古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家”，连自己的祖宗都消失在高考的战云当中，指望考出一批为百姓说话的忠臣恐怕也就是妄想了。

但此事的重点倒未必是众所关注的身份造假与父母皆官，而是一个重庆文科的状元竟然也为了区区一点的分数而造假，让人觉得颇为不可思议。我们可以先看看何川洋的班主任是怎么说的：“何川洋没有一科特别突出，也没有一科特别不好。”何川洋虽然一直是年级前十名，但一次都没拿过年级第一名。对于何川洋考了659分的最高分，班主任说是“爆出了冷门”。

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角度看：作为平日里学习不错的学生，对于高考也是心中无底的。正是因为这种心中无底，才导致了他的父母为了让孩子有个更好的前途而改换了他的民族身份。要是这次没有爆冷门夺得重庆的文科状元，此事未必会引发任何关注。冷门爆得不是时候而已啊。

在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同时，我们当然应该谴责这种行为，尤其是有某些证据表明，这次修改民族身份有利用职权的嫌疑之时。但是，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想一下，为什么对于一个学习尚可的孩子来说，依然需要那点分数作为一个“双保险”？

高考无疑是残酷的，提倡了这多年的素质教育与改革高考体制，其实质并无真正的改变，虽然不能完全说是一考定终身，但分数的一点差距就是冰火两重天。熟悉高考的人都知道，近些年里，或许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学生即使成绩差一点也是有大学可上的，但在其他地区，那种竞争的激烈与残酷是很难想象的。在这种背景下，无数考生的家长都患上了“分数恐惧症”，利用任何可能的手法，只要能提高最终分数就是好的。何川洋的父母固然有可能利用了官员的身份，其实他们在这个教育体制下依然是可怜的。

说这些并不是为这个学生以及他的父母乞怜，而是希望我们要反思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改换民族身份或者滥用权力的问题，这些东西是一个大背景下的枝叶，根源远不在此。至于如何能改变这种高考制度，也远不是一篇小文能够说清的。只是新闻里面说，何川洋已经跟北大重庆招生组签下预录取的协议，现在正在等处理的结果。孩子是无辜的，如果他的考试并无作弊的话，这就是他的成绩，不能因为更改民族身份而被抹杀。父母如何处理倒还罢了，祸及孩子总是不好的。如果能够把成绩与改民族身份的事情分开处理，倒是不失为两全之道。只是这个两全之道很是悲凉：孩子一纸文凭的代价是家长受到党纪国法的处理，这也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情之一吧。

千古忠奸未有知

所谓“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长跪在西湖岳王庙前的秦桧夫妇泉下有知，不知道是不是学会了上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能看到这条消息而感到欣慰：荆楚网转网友拍的照片，称自己在山东荣成成山头福海风景区旅游的时候，看到了一座当地旅游机构建立的“奸臣纪念馆”，里面列出了秦桧先生的同行们之大名与事迹，据说详尽得很。网友的说法是这个做法很“雷人”。

在还没有具体的消息与资料之前，讨论忠奸的问题似乎是远了点，更何况中国虽然有“盖棺定论”的说法，但只要是时世不同，这棺材板盖上了还是可以掀起来的，不论是弄出来鞭尸还是梳洗打扮一下放到圣人祠堂里陪祀冷猪肉，又或者是先陪祀然后鞭尸，更极端的是鞭尸也鞭了好几次，冷猪肉也吃了好多年，总是折腾个没完没了。到最后还有人打油诗云：周公恐惧留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是当时便身死，千古忠奸谁人知。谁人知？不学无术者反正是不知。

就我看来，这件事如果是真的，应该也不是为奸臣树立一座什么永不磨灭的丰碑之类的豪举，其后面的原因很可能简单到让人哭笑不得的程度：这“纪念”二字应该是某人不学无术的成果。大致的流程是这样：某人（很可能是领导）觉得自己这地方开发旅游要有噱头，也要有人文的景观。但自己这里没啥名人，风景虽好也不算出众，所以要出奇制胜地突出一个文化类别的东西，什么能够吸引眼球？结果就想起“奸臣”二字了。至于是不是对此物种有与众不同的爱好不好说。建了东西总要有个名头吧？关于人物的人文景观如果是新近设立的基本都冠以“纪念”之名，所以这东西就叫做“奸臣纪念馆”了。基本算是个没文化惹的祸。

这种事情算是屡见不鲜，当年曾有人征集过近年最雷人的标语口号，票选前十条基本都是让人以为出自能看文件的文盲之手。文化这东西虽然平日里似乎未必起眼，但在真到应用的时候，能够用好的确实不多见。

文字只是运用错误也就罢了，最多是出点诸如“宁可血流成河，不能超生一个”，以及这种“奸臣纪念馆”的笑话，但文字之后是文化的表现，而文化本身所代表的意义，往往是一种能够真正识别忠奸的能力。

正如上面那首打油诗里说的，不论是周公还是王莽，在他们还没把事情做完之前确实很多人都不能论断他们的行为是忠还是奸。能够判断这件事的，除了通过一般的常识，还要通过各种迹象与行为。后一种往往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而后一种的分析判断，没有文化作为底蕴，则根本就是不可能。

所以，或许我们的文明里有所谓“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反智主义说法，但终究还是很看重文化这件事的。因为没有文化的“忠”往往是愚忠，有了文化就有了真正的自觉性，那种对于国家或者正义的忠，远不是凭借朴素的感情所能比拟的。

顺便说一句，历代权奸当中，除了严嵩等几个异类之外，大多数还真是在文化上半通不通的人士。文化这东西学好不容易，学成个基本识文断字然后去祸害天下倒是很简单的事情。当然，这话我不是在说起这个“纪念馆”之名的人，而只是说出这么个现象，请勿误会。

故宫的金缕玉衣

大概上过学的中国人都知道“金缕玉衣”这个东西，那是古代丧葬制度中的一种器物，用金丝穿玉片，成盔甲状套在逝者的身上，看上去像个人形雕塑。据说玉有保持尸体不腐败的功效，这个理念是这种葬制的来源。当然，这是王侯之类人物专享的葬制，普通人是没有资格的。

古玩市场上有时候会有这种玉衣的残片出售，整件的东西相当罕见，也不是民间藏家能够得到的。但最近正在审理的一桩案子当中，原北京燕山华尔森实业集团法定代表人谢根荣，3年期间违规骗取建设银行贷款7亿余元。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这位谢先生曾经向建设银行的有关人士出示过自己收藏的两件金缕玉衣，从而得到了对方的信任。而这两件所谓的金缕玉衣其实都是西贝货，是北京中博雅文物鉴定中心鉴定委员会主任、北京电视台《天下收藏》栏目特聘鉴定专家牛福忠串起来的，用的是谢根荣给他的玉片。

但为什么银行的人士会认为这两件东西是真货、从而相信了他的经济实力？很简单，这两件行内称为“药”的东西，经过了故宫五位专家的鉴定，并且给出了价值24亿元的评估。而故宫的专家也是做金缕玉衣的那位鉴定专家请来的，最后拿走了几十万的鉴定费。

事情过了几年之后，在东窗事发之时，其中一位专家已经去世了，另外几位专家很轻易地就把主要责任都推到了去世专家头上，都说自己只不过是友情出演，主要还是听了那位专家的意见之后才做了那样的鉴定。这话当然属于不要脸的范畴，连基本的担当都没有了，把应该一体扣上的屎盆子扣在死去的同事头上，其品行如何，可想而知。

实际上这件事行内人一眼就知道，纯属友情鉴定、金钱鉴定的一种。古董行花样多、水深，这是其中一例。比如说买到假货又不甘心，找个专家鉴定一下之后，假货也就堂而皇之地烫了金，成为了真宝贝。据说某电视鉴宝栏目当中，还有人把自己手里的东西换个人拿上去鉴定，然后给出一个天高地远的估价，从而哄抬市场价格。而各类专家当中，故宫的专家属于价位最高的那种，除了迷信“故宫”两字之外，重要的就是这帮人见多识广，按说不会走眼的缘故。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当中，专家是受人尊敬的一群人，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作为某些领域的建议者与裁判者，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专业与声誉就是他们的生命，也是别人愿意付钱给他们的原因。但您也看到了，专家这个词儿在咱这里基本属于骂人话，主要的原因倒不是专家不专，而是他们利用专家的名声与社会信誉度，明目张胆地为各种假货保驾护航，而且还不是在古董这一个领域，其他地方也会看到他们奋战的身影。

如果我们回过头看很多社会问题，总有专家们出来为各种机构进行粉饰，这个景象让人不能理解的地方在于，知识在任何地方都是让人清醒的东西，而且总是会划定一个界限，使得掌握了知识的人具备最起码的智力诚实、学术诚实，不会让他胡作非为，这就像一个经过训练的武林高手，不会随便出手肆意妄为。只有一种情况他们可以放弃这种约束，那就是知识本身早就不是追求，而只是用来不择手段攫取利益的工具，在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还得不到惩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权威在我们这个社会已经成为了威权，而威权是被用来肆无忌惮地谋利的。这种威权既没有约束，也没有授权，自然也就不会对知识本身负责，而只是把知识当做工具。从上到下都是如此，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如果开始辟谣，这事儿基本就可以当真了。当威权必须要证明自己合理性的时候，必然要绑架其他力量为其背书。

这几乎是一个隐喻，是一个社会价值观溃败的缩影。当一个社会最该有公信力、美誉度的群体都成了这样的时候，真是让人无语凝噎了。最该有美誉度的公益机构几乎成了藏污纳垢地圣地，最该被相信的专家学者失去了公信力，裁判者、鉴定者成了造假者，一个社会就没有了公正可言。现在很多社会事件中，往往可以发现原本应该作为维护正常标准的机构与个人，恰恰就是造成灾难的人。

金缕玉衣无论如何华丽也是尸衣，专家的头衔无论如何耀眼，如果是这样使用，早晚也会变成他们的尸衣。

生前身后不安宁

名人的生前身后事基本都能成为街谈巷议的题材。季羡林先生主要的学术功绩是没几个人能弄懂的，大众名声多来自于其散文，以至于后来季先生驾鹤西去之后，举国媒体闹出一个“国学大师”的大笑话。而在他老人家去世之前，更为轰动的消息倒是他的秘书涉嫌盗窃其收藏的事件，以及在他葬礼之上出现的闹剧。

不知道是不是北大方面的公关工作得当，前一起疑似“内鬼”的事件很快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最后到底是个什么结论，到现在也没人知道。信誓旦旦的季门弟子所承诺的猛料也再无音讯。没想到没过多久，一起更为“真实”的盗窃案又再次光临，这次是季先生生前在北大朗润园的故居被盗——或许称为洗劫更为合适，季先生的关门弟子钱文忠在博客里说：“几千册珍贵的线装古籍，数量不等的佛像、铜像，其价值是难以计算的。若论市场价格，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起码以百万计的数目。”

这件事无法不让人想起季先生生前最后那段日子所发生的事情。幸好网络是有记忆的，各类因为当时爆出的“疑似秘书盗窃事件”所留下的新闻采访都还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北大当时对季先生之“重视”真是空前之举，不但很少让人去探望，连季先生自己想花些钱都被限制着。季先生在接受某周刊采访的时候说：“我是周扒皮，最后只剩一张皮了。×××发财了，××也发财了，我成了穷光蛋，我拿100块钱都困难。”最为有意思的是，当时这个事件最终也没有到立案调查的程度，并且并无一个合理的解释。

盗窃案毕竟是警方的职司，分析案情、决定是否立案相信各方必有权衡。这次与上次不同，这是张明显著的盗窃事件，无论北大外宣部门与警方作何解释，不立案侦查想必是说不过去的，而这样一批东西如果流入市场，以笔者对于古玩行业的了解，顺藤摸瓜抓到案犯也不是什么难事，说不定挖出萝卜带出泥，还有些让人惊讶的东西等在后面。如果并非是被盗而是另有因由，这个故事相信会更加精彩了。

但此事的重点倒不是于此，而是如北大这样的学府对待一个学术大师的态度。记得有先哲说过，“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是有大师之谓也”，一个学校的镇校之宝是它拥有或者拥有过的学术大师，否则的话，未名湖畔再怎么风光旖旎，也不过是一弯浅水罢了。从各类报道来看，北大对于季先生的态度确实像是饲养一尾高档的观赏鱼，有着按照级别所给予的照顾，也有着当做摆设的冷漠。甚至在出事之后，熟练运用太极功夫进行推搪的手段，在在都显示出其态度之暧昧——这些几乎是需要搬家公司才能运走的东西就这么消失，作为一直强调校园管理的校方，不知作何解读？

前段时间，有个中学校长推荐的特招生在被北大面试的时候问招考人员，现在的北大是否还有当年的勇气与志向？那个招考人士回答得颇有官场特色：“特定的时代，大学的使命是不一样的。”这话说得就像现在这些事情的注解似的，真正的大师成了观赏品与装饰物，而围墙倒是拆了又盖、盖了有拆，大量的博士文凭颁发给了官员与商人，就连推荐研究生都考虑到了出身，还说这是符合规定的。

越是市场经济，也就越需要有大师、文化与象牙塔，而在这种状态下，一个大学的堕落比一个政府机构的堕落更让人痛心。

无能树木、何谈树人

北大算是又出事儿了。事情倒是不大，把自己所属地盘上十几棵树砍了而已，树龄似乎也不长，树身也不算庞大，不到一人合抱那么粗吧。看见砍树的学生都觉得这事儿不好，毕竟北方树不多，校园里有树才显得有品位，尤其是大树。要知道，北大也算是庆祝过自己百年校庆的地方，说什么也不能让人觉得“树小墙新”，像个暴发户不是？

但北大校方也有自己的道理，这是为了拆掉三座筒子楼，改建成学生的活动中心，还真似乎是为了学生着想的架势。只是之前的报道说的是将要把大树移栽，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直接一砍了之。

这几年北大大动干戈、大兴土木的时候挺多的，一栋栋老式的楼房躺下、一座座新式的房子站起来。如果当年北大把自己南墙拆了是显示改革开放、走出象牙塔的决心，后来修上南墙是已经打定主意在自己院子里动土了，是不是深化改革则让人很拿不准。

对于砍树这件事大家反应这么大当然是好事儿，这证明环保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尤其是在学生当中，都知道树木也是人类的朋友，有树才能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前段时间南京砍树闹出了偌大的风波，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只是这个理由早就被大众所认同，奈何在很多时候并不会被掌握着树木生死的人认同，这大概也算是中国社会的某种缩影：很多时候社会已经进步到了某种阶段，一帮老百姓站在进化的前沿看着那些秉政者在后面爬行。

如果只是几棵树倒也罢了，长在校园里的树还是有所不同的。中国有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木与树人都需要一些耐心与智慧。学校、尤其是一所已经百余年的学校，既有树木的责任，也有树人的要求，树木与树人在一所老校园当中，是合而一体的事儿。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留下老树、大树，不但是承载一片绿荫，更多的时候是提醒很多在这里读书的学子，这个校园并非是一个新潮的地方，它可以有新潮的思维，但承载的更是历史的厚度。没有这种厚度，所有新式建筑都不过是需要时光陶冶的东西，它们还没有扎下根呢。北大虽说在世界上真说不上能排第几，但怎说也是中国接受大学制度以来的先锋之一，就凭这个地位，哪怕是留下一些东西撑起门面，就比满眼的新式建筑、成不了林的小树苗要好得多。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年当中，急功近利的并非整个社会，作为社会压舱石的大学也被卷了进来，甚至更为变本加厉地成为急先锋。这几年北大的拆建速度比较快，而清华前段时间那个“真维斯楼”也算是让人笑掉大牙，让人奇怪的是，据说这都是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地方，您见过哪个世界一流大学做出这么下九流、毁文化的事情来着？

所以，这确实不是一件大事，但又确实不是一件小事，这事说明了一个早就有人担心的问题：现在北大的管理者不但在精神上没有去追赶那些前进的意识，甚至根本没有把北大的过去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这个地方不过跟那些应该装上拉链的马路一样，不过是一团可以随便雕刻的烂泥罢了。

澡堂子的兴衰

老北京当年把公共浴池叫做澡堂子，是个聚众洗澡的地方。那时候的房子里普遍没有浴室，卫生间都少有，能够在热气腾腾的地方洗个澡是件大事儿，尤其是在北方的冬天里。曾经一座有着九十多年历史的澡堂子因为拆迁也可能要消失了，该地还是电影《洗澡》的取景地。为了不让这个澡堂子消失，当时的管理者打算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据说申请要是能批下来的话，这个地方就有可能不被拆掉。当然，咱这里古庙旧居都拆了好多，这个愿望是不是能够达成还真是很难说。

其实说起来中国很多城市当年都有这种洗澡的习惯，扬州就号称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上午那是说的著名的汤包，下午就是澡堂泡澡。而且纵观古今历史，有这种情况的国家也不少见，我们的东邻日本也同样有这样的设施，而且澡堂子还真不能说是只供洗澡的地方，更多的时候是酒肆茶寮的补充，大家在这里完成的社会功能除了清洁身体之外，更多的是进行某种程度的社交活动。

要是我们再往远了说，这种集社交与清洁为一体的设施足可以追溯到古罗马的时代。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古罗马的城市是颇有现代化意识的城市，不但在城市中已经有了高达六层的公寓楼，而且各种公共设施相对齐全。现在走在意大利罗马的大街上，各种古代建筑不时映入眼帘，其中就有当年的公共浴池。

那时候的公共浴池不但便宜，而且是向社会所有阶层开放的，甚至奴隶都可以花上一点儿小钱进入其中，与某些大人物同池共浴。而且也相当科学，当时不但有搓澡的手艺在，就连现在我们的干蒸浴室也是有的，甚至还配备有医生，以便于救助那些实在扛不住冷热交替的人士。

古代社会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公共设施，实际上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如果想实现在家里洗澡的愿望，至少有两件事是必须的，一个是拥有随时可用的水源，一个是可以加热，并且有单独的房间。我们知道，城市当中的市政自来水出现并没有多少年，现在我们认为必须的生活条件，在一百年前还是科幻小说——在五十年前，是我们这里的科幻小说。

与之共同进步的是，我们的居住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原来中国的城市是一个扁平化的城市，也就是说没有多少高楼，人们的居住环境是在平地上，建立一个公共浴池所需要的社会成本比改造所有老式院子要少得多，摊薄了成本之后，基本上人人都可以享受清洁的便利。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很多文化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原本的社会在公共生活层面上的需求必须借助这些场所才能完成，酒肆茶寮当然也是很好的地方，但更多的人不喜欢花费那么多钱，或者那种地方的交往也往往是朋友之间小聚为多。澡堂子算是大家都赤条条的地方，交友或者侃山更毫无顾忌。这个老澡堂子的拥趸也认为，他们在这里交流更为放松。

现代社会的交往场所有了很大改变，不但经济发展之后选择更多，人们对于个人隐私也更为在意。实际上很多人并不喜欢与好多人坦诚相见到这个程度，或者用桑拿这种形式取代之。桑拿与老澡堂子的不同，就像现代小区与老北京大杂院的不同一样。

既然如此，这种已经过去了的文化与生意，是否有保留的必要？是否值得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个还真是不好说的问题。实际上澡堂子做的都是邻居生意，如果周边都拆迁完了，单独一个澡堂子在那里就没有生意了，因为老主顾很可能因为拆迁走人而天各一方，这种盛况不再的话，澡堂子的存在也就没有了意义。

实际上老式的生活方式转变所带来的并不止这些，原本的大杂院文化等已经随着现代社会的来临而转变了，是不是都要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值得商榷的。不开玩笑地说，当年北京胡同里的公共厕所还算是一个景致呢，蹲在其中也有很多的社交功能。但似乎现在大家都去装修自己的卫生间了，没人留恋这个东西。

所以说有时候老东西没啥用了，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新一代的人怀念，让它消失也就罢了。

语言纯洁很无聊

商务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一直是识文断字的好帮手，虽说查字典已经是一件相当老套的事情，但这东西想必是不会从我们生活里消失的。当然，词汇的消失与补充，则是一件相当正常的事儿。字典永远会在，内容不断更新。

2012年，国内百余名学者联名写举报信，送至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该举报信称，商务印书馆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收录“NBA”等239个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违犯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法规——看着这条消息，心中就无来由地起了反感：这两年看NBA的时候总是听见什么“美职篮”，弄得脑子总要转个弯儿才能反应过来，而扯到CPI的时候，非要用“居民消费指数”这种称呼以正视听，尤其令人深恶痛绝。

这个倒不是说炫耀自己知道这些英文缩略语的意义，而是觉得既然说到《现代汉语词典》，我们首先要明白的是，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哪个词。在我看来，最重要的“现代”二字，如果您编撰的是《汉语词典》，收入英文缩写的词语确实不合适，但如果是现代汉语的词典，那就是当下汉语的状况，而当下汉语当中，很多英文缩写已经成为接触这些词汇的群体的常用语，忽视或者打算强制改变这个现实，未免太不现代了。

汉语拼音在大陆已经普及多年，这是咱们自己引进改造的，再说大学学位证都要用英文四六级来换取，现在有这个结果，您能怪编字典的？对语言文字的纯洁化要求就像30岁的老处女，有意义、无价值。

这事儿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在一个快速变化、资讯相对开放的社会，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与文字面对强势文化的时候，应该如何抵抗其入侵。承认自己的文化不够强势是很为难的，所以才会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拾遗补缺的工作，能扛一会儿是一会儿。

但很遗憾的是，强势的文化并不会因为这样的保护而减轻威胁，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几部美国大片正在电影院排期上映，我也正在翻找自己的电影院优惠卡，而且坚决不看中文配音的，一定要看原音——这个倒不是崇洋媚外，而是原音更能有感觉。

顺便说一句，今天成为强势的那种文化之所以有这个江湖地位，最大的原因就是它的包容与变革精神。

左牵黄，右擎苍

苏轼老先生号称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有词云：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左牵黄，右擎苍”大概说的是他老人家在打猎的时候左手牵个黄狗、右手驾着猎鹰，一派豪迈的架势。但这路子的豪迈看跟谁比。近日，吉林有一位仁兄直接把两只小老虎牵到街上遛弯去了，虽说当年草原部落的酋长们也养过豹子、老虎什么的打猎，但现代社会里，除了某些君主制国家的酋长之外，别人也是没有这个实力与豪气的。哪怕是两只看上去出生没有多久的乳虎，这个级别也足以让东坡居士汗颜了。

对于任何人牵任何动物遛弯儿我都没意见，就目前我所见过的情况，牵个鬣蜥啥的完全体现不出一个人的档次与另类，最搞的还有牵着一棵白菜出门的——抱歉，那基本是拖着一棵白菜，回家估计都不能吃了。但我个人觉得对于法律还是应该有所敬畏，毕竟无论是哪种老虎都算是国家保护动物，随便牵着上街或者私人饲养，似乎不太符合目前的规定。

当然，对于某些猛兽不让私人饲养还是有依据的。在这漫长的人类进化史当中，能驯养的不是在给我们看家护院、跑步犁田，就是最终摆上人类的餐桌。凡是没有被饲养的，基本都有不能饲养的理由，比如说实在是野性难驯，基本不适应与人同居的日子，或者是成本过高，以至于把主人吃破产。

现在咱们这里生活确实好过了，很多人都有条件养一些明显看着不那么实用的宠物，而根据有钱人定理所言，有钱人所做的事情是不以绩效考核为基本的，越是没用且昂贵的东西越是能够得到青睐。从这个理由来看，养老虎算是个很合乎逻辑的选择，幸好是恐龙绝种了，不然侏罗纪公园绝对不是梦想。

其实我倒是更希望这是个行为艺术，毕竟这个时代沉闷得很，在街头能看见两个小虎崽也算是能有一个谈资，为我们日渐苍白与沉重的生活添上一抹虎纹的色彩。

记者无文化、教授少常识

北大最有名的未必是未名湖与红楼，更多的可能是兼容并包的传统。这个传统发挥到极致之时，前有辜鸿铭先生的辫子，后有孙东东教授的言论。近日，当年说上访者“99％都有精神病”的北大孙东东教授再次发难，直斥“记者没文化，《人民日报》的记者除外”，以及医院“躺着进，竖着出，这不是正常的；竖着进，躺着出，才正常”。之后再次发表声明称：有关言论实属无中生有，严重失实。现特提出强烈抗议，同时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的权利——记者这个行当可能没文化，但绝对有录音机与摄像机，倒是想看看孙教授怎么追究此事。

这两句话中，前者可能是很多人关注的重点。这事儿当然挺好玩的，好玩的地方不在于教授说记者没文化，而是在于他是面对《人民日报》记者这么说的，可能是脑子一时不清，忘了对面也是个记者，然后赶紧找补一句以示区别。记者虽然文化比较少，但既然《人民日报》的记者已经除外了，不显示一下自己有文化都对不起孙教授。所以，笑纳了夸奖之余，还是把孙教授的言论给曝光了。孙教授不能怪人家，谁叫你把高帽子送上的？

我倒是比较关心后面这句言论。如果这句不是没文化的记者瞎写的话，问题可就实在是太大了。要知道，孙教授在北大误人子弟之余，还是起草某些医疗方面政策、法规的专家型学者，是要被咨询的对象。而他这话的意思是如果阁下去医院的话，站着进去、躺着出来，或者说那时候是躺在棺材里出来才算正常，而躺着进去自己健康地走出来算是不正常——这话听着不像说医院，而是在说屠宰场。如果这次不是因为记者没文化而导致的误读，我觉得后面这句比说一个群体没文化更可怕。您想，医院原本的责任是救死扶伤、治疗伤痛，结果其正常的职责竟然是恭送病人归西，就说火葬场与医院总是有合作，这么紧密的合作与一条龙服务还是让人不寒而栗。

孙东东教授的意思当然不是把手术台当做了杀猪台，而是说大家要树立这种意识，医院也要向患者讲明白这里面的风险。孙东东教授还说，之前的那句口号“救死扶伤、施行革命人道主义”是不对的，正是因为这样的宣传，导致医患纠纷越来越多。他建议院长们，应该多宣传“死人是正常的”，多给患者和亲属讲清不利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