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还认为：“苏维埃体制宣讲的某些观念碎片，经过篡改、变异，事实上浸透于最后那一两代苏维埃人的内心，比如友爱互助、淡泊功利、对纯科学或纯艺术的敬仰和渴求。”我虽然同意他所说的苏联，但斯大林之后的社会主义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在气质上还是有相当不同：新中国早期对“阶级斗争”如此强调，对“人道主义”如此厌恶，反映出内心里对某种生活旋律的厌憎，也许还有嫉妒。但是，将“友爱互助、淡泊功利、对纯科学或纯艺术的敬仰和渴求”直接视为是苏维埃体制宣讲的“观念碎片”，这可能也是太理想化了。

当然，作者不那么着力批判旧的极权，也许就因为它已经崩溃，抑或认为它不可能再回来。而新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极权”却是更现实的危险。然而，真正的极权崩溃虽然是事实，但认为它不会再回来可还是说不定，而过于温情地怀念和赞美它甚至可能是促使它以新的、改头换面的形式回来的一种因素。

而对苏联1991年的“易帜”，作者可能是过于否定了。他说：“在今天的俄罗斯，我没遇到一个人将其称为‘自由解放’。”但又补充了一句，“除了媒体精英，或漂游逐酷的美国混混儿”。在他看来，这是“另外一群流氓恶棍上台，如此而已。‘震荡疗法’、掠夺式私有化所包含的残忍与偏执，与20世纪30年代集体化大饥荒并无实质区别”。“如同叶利钦许诺给无数苏联人富裕、自由和快乐。那个革命发源地气氛温馨，景色迷人，看不到杀戮和血腥，但是拥有一份特别的、史无先例的残忍。”苏联解体之后有种种问题，但我以为和斯大林时代的极权还是有实质区别的，就像依靠暴力和谎言的极权与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价值一元的所谓“极权”是有实质区别一样，就像根本不允许有选择的所谓“自由”和多数人选择了物质幸福优先的真实自由有实质区别一样。

作者不赞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说他“没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的信奉者”，然而，在他看来，“1917年的大革命，戴了唯物主义的红帽子，但是发射出宗教和末世的蓝光。这亦是单细胞者的救赎之光”。对于1991年苏联解体，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人们不爱苏联了！而爱是不可以强求的。但我们或许还可以继续提问：为什么会不爱了？有多少人不爱了？甚至可以问：他们曾经爱过吗？如果的确也爱过，为什么会爱，后来又为什么不爱了？

作者此书对中国着墨不多，但我以为他心里最耿耿于怀的其实还是中国。有一句劝告国人的话，他忍不住还是说了。他说：“我理解，中国人在追赶一个目标。根据权威的推测，再过25年，确有可能达到那个目标。但我有句话，憋在心里多年，一直说不出口；不忍心浇灭别人的希望，更没力量面对自己的失败和痛苦。今天，不妨就说出来：美国是个顶糟糕的国家；不谈什么外交国防，那东西另说；我指的是作为普通人，不论是新移民还是本地人，在这块土地上度过一生的感觉。中国人的万米赛跑，倘若以美国的彼岸作为目标，那真的不妨再想一想。现在退出竞赛，也不丢面子。我蹉跎大半辈子，当了一回美籍华人，得出这么个吃里爬外的丧气结论；因为意识到生命之渺小短暂，内心的幸福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鞋子合不合脚，确实只有自己才能知道。”

这段话对于那些以为美国就是天堂，或者认为制度好了其他一切自然而然都会好的人是很有益的一个警醒。但我也认为，这段出自他内心体验的话虽然真诚殷切，却也说得有些过分绝对，而且有将自己的感觉视为普遍感觉之嫌。既然“鞋子合不合脚，确实只有自己才能知道”，作者又怎么知道自己的感觉就是多数“普通人”的感觉呢？书中其实也谈到过其他人的满足，而且是多数、大众的满足。只是这大众此时常被标以“愚众”、“蚁民”。我其实更倾向于相信，这种不幸感可能的确是一些知识分子或其他失意者的真实感觉，但认为这就是“作为普通人，不论是新移民还是本地人”的感觉，还是有些言过其实，并无可靠的根据。我并不主张今后的中国就要模仿哪一条道路，包括模仿美国的道路，而事实上也模仿不了。中国就要是中国，它不会变成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因为文化的平庸和衰落或者个人感觉的不幸，就开始重新向往甚至赞美可能导向真正的极权的那种“革命”，我以为是一件有危险的事情。

<h3>我们可以抱有怎样的期望？</h3>

出路在哪里？我们应当追求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价值，以及什么样的个人生活？是从欧洲，从昔日苏联，从中国的民国乃至更久远的传统中综合地吸取各种因素？比方说重新发现和崇敬那结合了民国人的单纯自信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爷爷”一辈的精神性格（但作者对“通三统”又明显是嘲讽的）？或者不说“出路”那样的大词，而是换一句话说，我们可以对理想的社会、对个人生活的幸福抱有怎样的期望？

作者今天的期望应该说有谨慎的方面。他谈到当年旧民国变成新中国，似乎有一种精神的跳跃，觉得从此改天换地、金光灿灿，大伙儿一块儿变成“幸福的人民”。所有人为此都先后有一个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成为“新人”的过程，所以称为“解放”亦不为过。今天在一些中国人看来，不走苏联人的路，而改走美国人的路，甚至移民美国，也将能使自己成为幸福的“新人”。而在他的心里，他“已经和新人的幸福永久告别”。

作者始终有一些“完美主义”的倾向。如果他来美国之初不是对美国抱有那样一种莫大的期望，他的失望也许就不会那样沉重且无法摆脱。当然，这对于中国封闭多年后最早一批来美国求学的年轻人来说可能也难免，但却最好为后来的人们所避免。今天他倾向于将“完美的性爱”视作最高的境界或衡量幸福的最重要标准，以这种“完美的性爱”作为制度的“心”，认为应该建立“爱情制度”或者说制度应该体现爱心，可能不是很牢靠，而他对文化的期望大概也是相当高蹈的。

具体到国家来说，作者对于旧欧洲、旧苏联的希望也同样不很牢靠。它主要是由对美国的失望刺激而起，所以他会在1994年夏天到俄罗斯的第一天，还没怎么去体验就已被深深感动，那希望和感动可能早已经在他的心里。另外，他所亲历的俄罗斯已经是否定“苏联”之后的俄罗斯，就像他所心仪的“旧欧洲”其实也正是美国文化的母体。所以，作者如果在俄罗斯和欧洲生活得再久一些，他可能会继续失望。或者说，有些漂泊的知识分子注定就是永远的不满者甚至“不幸者”。

这里还有一个人性的问题，有一个根据人性的差异来做的一种量的区分，即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概括和引申而来的多数和少数的问题。人有差别是人的共性，而在差别中又有共性，即最根本的差别自然是个人之间的差异：人和人之间都有差别，或者说都有自己的个性，而另一方面，差别还是可以依不同范围的群体具有某种共性，从而可以概括归类。比如当我们说两性之性别的时候，就是撇开男人和男人之间、女人和女人之间的个性差别，而讲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共性差别，即两性之别。同样，任何范围的族群之间也都会有一些性格和特点的差异，只是今天的人们常常因为“政治正确”而不太提这些差别，或者仅有弱势群体为了争取平等而提出和强调这些差别。

一个重要却往往被人忽视的差别是这样一种多数与少数的差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这种在任何时代与社会都存在的多数与少数的差异是：一个社会总有一个多数和一个少数，其划分的标准是那多数要比那少数更重视物质而非精神，更重视安全而非自由，更重视奇迹而非理性。换言之，更重视物质和安全的人们可能在任何社会里都占多数。但是，在传统社会里，社会并非被物质主义所支配，因为无论中西的传统社会，几乎都是实行少数统治和等级制度，而少数的统治者常常具有一定精神性的价值追求，并使之成为支配和主导社会的追求，物质的追求反而被约束甚至压抑在一定范围内。只是到了现代社会，这一多数与少数的差别才全面浮现出来，成为严重的问题，造成紧张的冲突。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崇尚平等和走向多数统治（民主）的社会，政治精英必须顺从多数的意见，遵从民意。现代社会中人人都有权追求自己所理解的幸福，哪怕这幸福优先和主要是物质的和经济的。

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是平等。平等就意味着多数支配，不仅民主体制的社会实行多数裁决，非民主的社会今天也大致要顺应多数人的意见或者说“民意”。平等自由还意味着价值多元。但是，价值多元在一个平等社会仍会造成一种事实上的一元，也就是多数人的生活趣味占上风。你要享受自己的自由吗？那么，你也要忍受别人的同等自由，而多数人的平等自由就可能自然而然地构成这样一种偏重物质化和消费主义的价值状况。

作者其实也意识到了多数与少数的差异。他说：“近20年，统治多数美国人的思想，不仅仅是经济至上、物质消费至上、哈佛学位至上、华尔街至上，最重要、最根本的一环，是自我至上。”但这可能不只是近20年如此，也不仅是在美国。按托克维尔的观察，这一过程是早在几百年前，在欧洲就开始了。作者或还以为这是媒体、资本、政府的共谋和塑造，是它们对大众的“洗脑”。他说：“大众的洗脑，并不总需要领袖、警察或柏林墙，有更加精致、更加有效的办法。”“无须废黜百家，独尊某种单一的思想。怎么办呢？将一切意识形态、时尚和大众潮流碎片化、相对化、泡沫化，并根据广告效率最优原则，将一切信息语言加诸大众草根，雷人雷语式的脱口秀、咆哮体。这种经营模型，大体上仿照犹太国际传媒或虚拟金融。”然而，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老百姓心里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要求的，媒体只是顺应群众，资本亦然。连政府也可以说是顺应多数或者民意，而逆着人性的大规模强行灌输大概才能叫做“洗脑”。

如果这种多数与少数的差别不可泯灭且在现代社会大规模浮现，那么重要的问题就是少数对于多数的态度。那不满的少数人该如何对待多数人呢？是去提升后者，将他们改造成为新人？而如果多数并不接受这种改造呢？那就强制他们，或者先欺骗他们？但是，正如前述，这种大规模改造或塑造“新人”的后果我们已经看到，那就是一种极权。或者只是去迎合多数，甚至讨好多数？许多行动的、政治的精英，甚至观念的、科技的精英正是这样做的。但是否还是应该有一些观念的、人文的精英对此进行批评？只是这种批评应该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垫底，且其手段不会逾越道德的范围。这样一种对待是更悲观还是更具有现实感？但其实后面还是有一种道德感的，即一个人无论如何也要既对别人真实也对自己真实，更重要的是，无论如何不准备通过强制或欺骗他人去实现——即便这种生活是我不满足甚至不喜欢的。多数与少数可能最好有一种自然分流，多数最好不要压制少数，少数也不要压制多数。他们互相尊重，正常交流甚至交易，但并不缠在一起过亲密生活或“强制”一方去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和价值。的确，多数即便不强制少数，仅仅作为多数也还是会有一种舆论和社会氛围的“强制性”的，这样少数就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让自己比较“心平气和”。

这里还有一个有关制度和极权的问题。制度毕竟永远是绕不过去的。作者说到极权者“只热爱权力，热爱从一切关系中发现权力、证明权力，证明了还要再证明，再再证明，永无止息。哪怕是短期的极权社会实验，遗留下的扭曲记忆、感情和身份的内心废墟，也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慢慢痊愈”，这可能是指不要民主和法制的极“左”政治下的情形，但是他依然担心重蹈覆辙，所以他又说：“极权已经倒塌，又似乎改头换面，重新出场。对我来说，封冻的语言，埋葬神秘元素的土地，无性无爱无诗无音乐之高效增长国，就是极权。它憎恶一切自然、混沌、原生的生命状态——尤其憎恶爱情。”这无疑是一种提醒。遇罗克所遭遇到的和作者所遭遇到的无论如何不是一回事。今天的世界大国至少基本上摆脱了20世纪那种左右两翼的政治体制，中国也是如此。政府已经摆脱了极“左”路线的束缚，正向着民主与法制的治国之路迈进，也许它无论在心理还是制度上都存有某种最早源自苏联的高度集权后遗症，权力的滥用和扩充仍然触目可见。但是我们不必悲观，这些残存的旧迹正可以作为一种警示，提醒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还任重而道远。

如果从多数与少数的角度观察，对“极权”或可如此界定：极权是一个或少数政治精英（或通过一个政治组织）掌握着这个国家最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和动员机制，是对于社会生活与个人的全方位控制。这一极权往往将一个政治领袖推到权力的最高端，拥有最大的权力，即实际是一人统治；这一领袖可能只有很少数的精英追随者，但他能够动员和联合大众，如此才能全面、严密地控制社会的各个方面。故而它往往是以“民族”或“人民”之名，压制和排斥其他几乎所有的精英，包括观念的精英、其他的行动和政治的精英，以及可能从大众中涌现的潜在的各种精英。这种极权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并不主动伤害多数，甚至冒用他们的名义，但是它却通过将国家拖入战争或饥馑，而最终使整个社会，当然也包括多数受到最严重的伤害。真正的极权会戕害除独裁者以外的几乎所有人。

所以，我以为我们的期望无论如何要把防止最坏的事情放在第一位。我们可能本来就不必期望过高。要坚持种族平等但不要对种族融合期望过高，要保护高端文化但不要对社会文化期望过高，要撤除对爱情的社会障碍但也不要对完美的爱情期望过高。总括到幸福，这里我们更多地要和充满各种欲望（物欲、性欲、爱欲）但自身又是有限的人性打交道，故而对总体的幸福也不要期望过高。我们尤其对政治——无论是常态的政治体制还是非常态的革命政治都不必期望过高。即便是理想的政治制度，最多也只能提供一个健全合理的制度平台，尽量消除苦难和冲突，它并不能够确保普遍幸福，更不要说每个人都幸福了。

幸福也无法总是狂喜，可能就是安宁平淡的生活。作者谈到东、西柏林的人们今天还是不太来往时说：“15年前，围墙倒塌，千百万人流泪拥抱狂欢，像是已经遥远得让人无从追忆。”这种状况大概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任何一种狂欢都不会持久，长久隔绝的人们也不会那么容易重新融合，但那墙无论如何都还是应该推倒。如果我们仔细体会，幸福其实是很普通的，就在许许多多的小事之中。而许许多多普通人的幸福不仅是物质的，还有种种与责任、感情，乃至一种感觉到不朽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的、看来平凡的天伦之乐。

各人的幸福只有各人自己知道，也需要各人自己去创造。社会怎样能让有些容易敏感不幸的文学艺术家也感觉幸福，这的确比较难办。尤其在性爱的问题上，大概注定是要有幸福与不幸之分的，因为一般的性爱注定是有某种排他性的。所以，在任何一个理想社会、任何一座城市或者国家，都不可能“不再见到因为失去真爱而痛不欲生的那种神情”。再美好的地方，大概也不会没有失恋之痛，除非对所有人有一种先定的“爱恋基因”的安排，但那是更可怕的。制度只能尽量排除那些阻止人们自由相爱的社会条件，却不能担保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或者所有人都得到自己的心爱。从社会的角度看，一个时代中有些人更多地得到爱慕，固然会受到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但这归根结底大概也还是得由个人去决定。制度体现爱心只是因为它能创造可以自由相爱的社会条件，还有帮助那些弱势的人们获得基本的自由权利和像样的物质生活条件，如果说这体现了一种爱心的话，那么这爱心实际是一种不忍之心、同情之心。

我们对自己的精神追求可以是不设限的，但对社会、对政治的期望却可能是设限的。我们要谨慎地区分自己的感觉和别人的感觉、自己的愿望和他人的愿望，不要轻易将自己的感受和愿望错认为普遍的感觉和愿望。如果自己真的就是命定地属于少数，并且承认和接受自己就是少数，或许心态还能更好些，或更平静些。当然，社会也还是要有一种理想主义。一个健全且始终保有希望的社会必须要有理想主义者生存的空间，必须要有一些人去做不懈的、至高的精神追求。甚至我们也还是要以一种信仰的态度去追求那初看起来似乎不高的对于社会和制度的期望，因为它也仍然是相当难以达到的。至于个人，当然可以向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信仰付出无限的期望、无限的努力，只要不越过侵犯他人和社会的道德界限。

作者的爱其实也已不再局限于性爱，他发现自己还“爱上了森林、落叶、极光、黄昏中的悬崖、小姑娘的脚踏车、德国车站卖的红色香肠、山坡上的木教堂、伦敦小巷深处的快餐店、哈瓦那西郊树林子里的艺术学院、肮脏的堤岸、灰色的大浪，当然，还有绿皮火车”。他说他可以直视传媒大亨默多克先生和善然而讥讽的眼睛，但决意在他缔造和统治的世界当永远的流浪者和漂泊者。“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这一种坚持是让人感佩的，个人也要为之付出某些代价。或许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最后还是可以像维特根斯坦一样，说“我度过了幸福的一生”。

作者在美国生活20多年，又流浪世界多年，不仅保留了一种汉语写作的能力，而且显示出一种相当精致、干净的文字之美，这是令人欣慰甚至吃惊的。他的感觉也是很真实的，虽然窃以为其中有不少只是属于少数人的感觉，但无论如何，这些文字对这个世界，尤其是对作为我们家园的故国是富有意义的，至少有助于提醒人们，美国并不是天堂，制度也并非万能。它们还可以告诉那些努力奋斗、争取平等自由和法治民主的人们，必须要有一些心理准备，即要准备这一过程将相当艰巨，而且费尽千辛万苦获得的结果，可能在某些方面又让人失望。作者写道：“时至今日，前东欧异议者群体在人格上的坚韧、丰满与虔诚，仍然让我震惊并肃然起敬。历史从日后演变中接二连三甩到他们墓碑上一记又一记沉闷耳光，也真是足够酸楚、残忍、黑色幽默的。”但如果有心理准备，我想也就不会那样“酸楚”了。我认为他们当中一些人还是预见到了日后的“沉闷”和冷遇的。历史并没有那样嘲讽。无论如何，这一目标还是值得努力奋斗去争取的，不仅是为了少数，也是为了多数；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社会。

最后，我希望作者能坚持不懈地贡献给读者那更广阔的爱恋的思想文字。总之，这是一些稀有的文字，由稀有的“异类”写成，它们有助于我们看到这个功利的世界中不那么功利的、动情的一面。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