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上帝！她要和我一起去。胖得浑身发颤的玛丽要和穿着美国陆军制服的我一起走过格拉夫顿街。人们会说：瞧那个美国佬，都柏林有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而他却挑了那么个大猪油桶。这就是他尽到的最大努力吗？

我说不麻烦她了，但是她一再坚持。酒吧间老板说我又多了一个星期六忏悔的理由，因为“你不仁慈”。

为什么我就不能展示我的独立性呢？我就非得和这个挽着我胳膊、喋喋不休的胖女人一起，平生第一次走进圣三一学院的大门吗？

我还就这么做了。

沿着格拉夫顿街一路走来，她冲着那些只是看了我们一眼的人唠叨个不停：你们怎么回事？以前没见过美国佬吗？直到一个围披肩的妇女回敬她：我们见过美国佬，只是我们从来没见过一个美国佬堕落到如此地步，居然不得不和你这样的人走在一起。玛丽大叫道，如果不是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她就会把那个围披肩的女人的眼睛给挖出来。

想到要走进圣三一学院的大门，我很紧张。穿制服的看门人一定会问我到那儿做什么，但是他理都不理我，甚至当玛丽说“亲爱的，夜色不错”的时候，他也不理我。

我终于站在鹅卵石铺成的路上，进入了大门。我不敢再迈一步。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在这儿走过，乔纳森·斯威夫特在这儿走过，几个世纪以来所有有钱的新教徒都在这儿走过。现在，我来了，进入了大门。那就够了。

玛丽拽了拽我的胳膊。天黑了，你要在这儿站一晚上吗？快点，我要喝雪利酒了。然后，我们到我那小卧室兼客厅去。天知道会发生什么，天知道。她咯咯笑着，把我拉向她那庞大、柔软、上下抖动的身躯。我想告诉所有都柏林人：不！不！她不是我的。

我们沿纳索街前行，她停下来欣赏街角叶芝商店里的珠宝首饰。真漂亮，她说，真漂亮。哦！我把其中一枚戒指戴到手指上的那一天终会到来。

她松开我的胳膊，指着橱窗里的一枚戒指，我趁机跑了。我从纳索街跑开，几乎听不到她尖叫着说我是个肮脏的美国佬兼利默里克城里人。

第二天，我回到比利咖啡馆，对她说我很为自己的行为抱歉。她说：啊，没关系。你当然不会知道几杯雪利酒和啤酒下肚之后，你会做些什么。她说她六点钟下班。如果我愿意，我们可以出去吃鱼和薯条，然后到她的房间喝茶。喝完茶后，她说已经太晚了，我不能步行回格拉夫顿街外的旅店。如果我留下来并在第二天早上和她一起坐公交车，她一点也不会感到麻烦。她到走廊上厕所，而我脱得只剩内衣。她穿着宽松的灰睡衣回来，跪在床边，为自己祈祷，祈求上帝让她远离伤害。她告诉上帝她知道自己正经历诱惑，但是他，躺在床上的那个男孩一定不是个无辜的人。

她滚到床上，把我挤到墙角。我伸手向上拉她的睡衣，她一把拍开我的手，说她不想为我迷失灵魂而承担责任。如果我在入睡前念一段完美的痛悔祷告，她心里会好受些。在我念祷告时，她扭动身体脱下睡衣并将我拉到她身边。她低声说我必须在事后念完祷告，我说行。当我闯进她肥厚的庞大身体并结束痛悔行动时，我确实已经念完了祷告。

那年我二十二岁。现在，已经三十八岁的我向圣三一学院递交了申请。是的，如果我参加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他们会考虑我的申请。我参加了考试，并且以一个很高的分数让自己和周围的人大吃一惊，那意味着我要到那儿和全国的聪明人在一起了。这让我很是振奋，便到布鲁克林区的盖奇和托尔那餐厅吃海鲈鱼配烤土豆，还喝了好多酒，喝得我都不记得是怎么回的家。艾伯塔对我很耐心，第二天一早没有责骂我，因为，毕竟，我要到都柏林上一所优等大学。接下来的两年里，她见我的机会不多。两年是圣三一学院给你写博士论文并答辩的时间。

在GRE考试的一部分，也就是数学部分，我想我得到了世界上最低的分数。

艾伯塔为我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轮船上订了一个铺位。这是这艘船在大西洋上倒数第二趟向东的航行。我们在船上举行了晚会，还喝了香槟，因为那是你应该做的。到了访客下船的时候，我吻了她，她也吻了我。我说我会想她，她说她会想我，但是我不知道我们俩谁在说真话。喝了香槟酒后，我有点神志不清。当船离开码头时，我挥了挥手，但不知道是在对谁挥手。我想，这就是我的生活——挥手却不知道是在对谁挥手。那似乎是一个值得仔细研究的深奥话题，但是那让我头痛，于是我把它抛在一旁。

轮船驶入哈得逊河，驶向纽约湾海峡。我提醒自己到甲板上向埃利斯岛挥手示意。每个人都冲自由女神像挥手，但是我特意向埃利斯岛，这个充满希望又让人心碎的地方挥手示意。

我想到了自己。三十四年前，不到四岁的小家伙挥着手驶向爱尔兰。现在，我又在挥着手。我在干什么？我要去哪儿？这一切又是怎么回事？

当你独自一人，喝了香槟酒，双脚还在打晃的时候，你就在船上闲逛，思考问题。我在驶向都柏林、驶向圣三一学院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轮船上，如果你不介意。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来来回回，这么挥挥手，你是在加入敌人的阵线？圣三一学院，新教徒的大学，一直忠诚于这个国王和那个国王。圣三一学院对自由这项事业作出过什么贡献？但是，在你这个不停哧哧吸气的小小心灵的深处，你始终认为他们高人一等，是不是？那些说话带着“啦——嘀——嗒”口音、鼻孔朝天、富有的新教徒。

奥利弗·圣约翰·戈加蒂毕业于圣三一学院。虽然我写过关于他的论文，读过我能找到的他的每一本书，认为他的某些才能和风格会对我产生影响，但是一切都徒劳无功。我曾向麦基职高的一个老师斯坦利·加伯展示我的论文，并告诉他我的愿望。他摇摇头说：听着，迈考特，忘了戈加蒂吧。在你的大脑深处，你一直是那个来自利默里克小巷、蹩脚的笨小孩。弄清楚你到底是谁。爬上十字架，自己受罪吧。没有人会替你，朋友。

你怎么能那么说，斯坦利？那些关于十字架的话。你是个犹太人。

没错。看看我们，我们想适应非犹太人，我们想被同化，但是他们不让。然后发生了什么？摩擦，哥们儿，摩擦产生了像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斯坦利·加伯这样的人。感谢上帝，你还没有被同化，迈考特，放弃戈加蒂吧。你不是戈加蒂，你是你自己。你明白吗？如果你在这一分钟突然倒下并死去，天空中的星星依然是天空中的星星，而你只是雷达屏幕上的光点一闪而过。走你自己的路吧，要不然，你的结局就是在斯塔滕岛的一间小屋里，和一个女人一起念祈祷词“万福马利亚”。

我不会想那些事，因为在这儿，从“伊丽莎白女王”号雄伟的中央主楼梯上走下来一个我认识的女人。她看见了我，说我们应该喝一杯。我记得她是一名纽约有钱人的私人护士，但不知道她的其他身份。她说对那位打乱她旅行计划的朋友很失望。现在，她这个护士住在有两张床的头等舱，前面还有五天孤独的旅程等着她。酒打开了我的话匣子，我告诉她我的孤单寂寞。在这次旅行中，我们可以互相为伴，尽管因为她在头等舱而我在吃水线以下，那可能会很难。

噢，那好极了，她说。她有一半爱尔兰血统，有时候说话像爱尔兰人。

如果头脑清醒，我可能会更理智些，但是我经不住诱惑，在船腹内想不起自己的铺位了。

开船后的第三天，我溜到餐厅吃早饭。这是我第一次造访餐厅。服务生说：有事吗，先生？我说我不知道该坐哪儿。我觉得自己很愚蠢。

先生，你以前没来过吗？

没有。

他是个服务生，所以没有问那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事务长也没有问，他说我已经被正式宣布不在船上，轮船主管认为我在一时激动之下和朋友一起上了岸。你可以看到他正在等我作出解释，但是我绝不能告诉他我和那位私人护士在头等舱的经历。他说，好吧，可以为我提供一个座位，欢迎来吃早餐。

吃水线下的那个船舱有两个铺位。我的室友双膝跪地，正在祈祷。看见我时，他似乎很震惊。他是个来自爱达荷州的循道宗信徒，要到海德堡学习神学，因此我不能对他吹嘘，我在头等舱和一名纽约私人护士一起度过了过去的三个晚上。我为打断了他的祈祷而道歉，但是他说你绝不会打断他的祈祷，因为他的整个生命就是一场祈祷。我认为那句话很了不起，并希望自己的整个生命也是一场祈祷。他的话震撼了我的良知，让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而且作恶多端。他叫特德，看上去干净清秀而且很开心，有一口好看的牙齿，梳着海军陆战队员的发型。他的白衬衫很挺括，显然经过上浆和熨烫处理。他悠闲自得，与世无争。上帝在他的天堂，一个循道宗信徒的天堂，一切都是正确的。我觉得受到了威胁。如果他的人生是一场祈祷，那么我的人生是什么？一个长久的罪恶？如果这艘船撞上冰山，特德会在甲板上唱“上帝离你更近”，而我会在船上找一个神甫来聆听我最后的忏悔。

特德问我是否信教，是否上教堂，还说欢迎我在一小时后和他一起做循道宗礼拜。我嘟哝道：我偶尔参加弥撒。他说他理解。他怎么会理解？一个循道宗信徒对天主教徒，特别是爱尔兰天主教徒的痛苦了解多少？（当然，我没有这么说。我不想伤他的感情，他那么真诚。）他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祈祷，我又嘟哝着说我不知道新教的祈祷词。另外，我得洗个澡，换身衣服。他给了我一个作家称之为锐利的眼神，我觉得他洞悉一切。他只有二十四岁，但是他已经有了信仰、看法和方向。他可能听说过罪恶，但是你可以看出他没有犯过罪，各方面都清清白白。

我对特德说：洗完澡，我会去寻找天主教堂，然后参加弥撒。他说：你不需要参加弥撒，你不需要神甫。你有信仰，有《圣经》，有两个膝盖和一块可以在上面祈祷的地板。

这让我变得很暴躁。人们为什么就不能不管其他人的事情？为什么人们觉得他们得改变像我这样的人的信仰？

不，我不想和这个循道宗信徒一起跪下祈祷。更糟糕的，是在我可以到甲板上走走、坐在椅子上看地平线起起落落的时候，我不想参加弥撒或做忏悔或别的什么。

噢！见鬼去吧！我说。我边洗澡边想着地平线。我认为地平线比人要好。它们不去打扰其他地平线。我洗完澡出来时，特德已经出去了，他的行李整齐地放在铺位上。

在甲板上，那个私人护士挽着一个胖子走了过来。那胖子灰头发，身材矮小，穿着海军蓝双排扣男式上装，喉结下还飘着一条粉色领巾式领带。她假装没看见我，但我死死地盯着她，迫使她不得不轻轻向我点了点头。她走了过去。我不知道她是否故意扭着屁股来折磨我。

继续扭吧，我不在乎。

但是，我在乎！我觉得被彻底打败了，还被扔在一边。在和我一起过了三天后，那个护士怎么能和那个至少六十岁的老男人一起入睡？坐在床上成瓶地喝白葡萄酒的那些时刻是怎么一回事？我在浴缸里为她擦背的那段时光又是怎么一回事？在轮船停靠爱尔兰之前的这两天里，我该怎么办？我不得不躺在上铺，伴着那个循道宗信徒在下铺的祈祷和叹息。那个护士不在乎。她故意越过我在甲板上的散步路线，以让我痛苦。当我想到她和那个老男人时，他那上了年纪、满是皱纹的身体挨着她的身体这一念头让我很气愤。

接下来的两天，公海上一片漆黑。我坐在舷栏上，想到要跳进大西洋，跳到海底，和那些在战争中被击沉的所有船只——战舰、潜艇、驱逐舰和货船在一起。我不知道是否有航空母舰被击沉。我遐想着航空母舰，还有漂浮在水下并撞上舱壁的尸体。那让我暂时忘了痛苦，但痛苦还是回来了。你无所事事地在船上闲逛，却碰上了一个你曾经与之共度三天的护士，她却和那个穿着双排扣男式上装的老男人在一起。这时，你会很少想到或者根本就不会想到自己。如果我跳进大西洋，也许会让她想些事情，但这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因为我将永远不会知道。

我站在那舷栏上，轮船嗖嗖前行。我想起了我的人生，我是个十足的胆小鬼（这是我那个时候最喜欢的几个词之一，它很贴切）！胆小鬼。从我到达纽约的那天起一直到乘坐“伊丽莎白女王”号的今天，我所做的就是从一件事迂回曲折地行进到另一件事——移民，干一些没有前途的工作，在德国和纽约喝酒，追女人，在纽约大学浑浑噩噩地过了四年，从一个老师岗位漂到另一个，结婚但希望自己还是单身，又喝酒，在教学中钻进死胡同，带着生活会规范自己行为的愿望乘船前往爱尔兰。

我希望成为那些快乐游客中的一员。不论在陆地上还是在海上，他们都打乒乓球，玩打圆盘游戏，然后去喝一杯，天知道还会有其他什么。但我没有那种天赋。在我的脑海里，我练习并模拟着这么一幕：哦，喂，我会说，情况怎么样？他们会说：很好。顺便问一声，为什么你不和我一起喝一杯？我会说：为什么不呢？带着一种漫不经心（那是另外一个我在那时喜欢的词，因为那是我的目标所在，而且我喜欢这个词的发音）的神情。如果我喝了几杯，那种漫不经心的神情就可能会出现。凭着我那迷人的爱尔兰人的手段，我会成为宴会中最活跃的人，但是我不想离开那舷栏，不想抛下走完舷栏的那种享受。

我满脑子都是三十八岁乘船前往爱尔兰、日渐苍老、可还是个学生的老师。对于一个人来说，那是生活的方式吗？

我把自己硬塞进甲板躺椅，思考自己遇到的大西洋中部危机。我闭上眼睛，将大海和那个护士的景象关在外面，但不能阻拦她的高跟鞋发出的咔哒啪嗒声，和那个上了年纪的领巾式领带先生发出的美国式狂笑。

如果我有任何一种超越呼吸这个简单生存技能的智慧，我就会试图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令人痛苦的重新评价。但是我没有反省的天赋。在利默里克经历了那些年的忏悔之后，我可以和那些最杰出的人物一起扪心自问。但这次不同，母教帮不了忙。在那个甲板躺椅上，我几乎回答不了《教理问答》中的问题。我开始明白自己其实并不明白，而探究自我和自己的痛苦让我头疼。一个三十八岁、生活一团糟却不知道该怎么应对的人。我就是那么无知。现在，我明白了，你是被怂恿着因为任何事而去责怪除你之外的任何事物：父母、悲惨的童年、教会和英语。

纽约的人们，特别是艾伯塔告诉我：你需要帮助。我知道他们是在说：你明显心理不正常，你应该看心理医生。

她一再坚持。她说没有办法和我一起生活，并替我预约了东第九十六街的一名心理分析师（现在是精神科医生了）。那人叫亨利。当我对他说他看上去像吉夫斯时，他显然措手不及。他说：谁是吉夫斯？在我讲了那个P.G. 沃德豪斯小说里的人物后，他不是很高兴。他用吉夫斯式的方法扬了扬眉毛，我感觉像个傻瓜。另外，我不知道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我在那个办公室要干什么。从纽约大学的心理学课上，我了解到思维有各种不同部分：有意识的、无意识的、潜意识的、自我、本我和力比多，还有其他可能潜藏着恶魔的小角落。这就是我的全部知识，如果它是知识。还有，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要付钱。我几乎承担不起仅仅坐在这个人面前所需的费用。他在抵到下巴的笔记本上涂写，偶尔停下来盯着我，好像我是个标本。

他难得说话，我觉得自己不得不说几句话，不然我们就会坐在那儿呆望着对方。他甚至从未像电影中他的同行那样问：你对此有何感受？当他合上笔记本时，我知道谈话结束，该付他钱了。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不会收全价，我会获得穷教师的折扣。我想告诉他我不是个慈善案例，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心口不一。

他的固定程序让我感到不舒服。他会走进等候室，站在那儿，那就是给我的信号：起立，走进咨询室。他从未主动和我握手，从未说几点了。我不知道打招呼或主动伸手是否是我的工作。如果我这么做了，他会怎样判断？他会说我这么做是出于强烈的自卑感吗？我不想给他那种他可以用来判断我与家族中某些祖先一样是个疯子的攻击性材料。我想用我很酷的行为、我的逻辑性和我风趣的话语（如果可能）来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第一次见面时，他看着我，我却在想自己该怎么办。这会和忏悔一样吗？扪心自问吗？我应该坐在那把高背椅上，还是应该像他们在电影里那样躺在长沙发上？如果我选择那把椅子，我就得和他面对面十五分钟。但是如果我舒展身子躺在长沙发上，我就可以看着天花板，避开他的视线。我坐在那椅子上，他坐在他的椅子上。看到他的脸上没有出现不赞成的神色，我感到释然。

见了几次面后，我想放弃，想去第三大道的酒吧享受午后啤酒的宁静。但我没有这个勇气，或者我还没有足够的愤怒。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我坐在椅子上喋喋不休，有时候一星期两次，因为他说我需要更频繁的关注。我想问他为什么，但是我开始明白他的方法就是让我自己找出问题所在。如果情况真是那样，我问自己：我为什么要付他钱？为什么我不能坐在中央公园，看着树和松鼠，让我的麻烦浮出水面？或者，为什么我不能坐在小酒馆，喝着啤酒，审视内心，扪心自问？那会节省几百美元。我想把这想法提出来，说：医生，我有什么毛病？为什么我会在这儿？我付给你那么多钱（即使你给我打了穷教师折扣），我想要份诊断书。如果你说出我得了什么病，我会查字典，找出治愈的方法。我不能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地到这儿来，对自己的生活乱说一通，却不知道我是在犯病初期、中期还是晚期。

我绝不可能这样同那个人说话，我没有接受过那样的教养。那不礼貌，他会生气。我希望自己看上去气色不错，不想让他为我难过。当然，他会看到我多么通情达理，多么精神正常，尽管我的婚姻有问题，生活没有目标。

他在笔记本上涂写。他从未向我展示过笔记本，但是我知道和我在一起他很开心。我对他讲述我在爱尔兰和在课堂上的事，尽量表现得精力充沛、幽默风趣，让他相信一切都很好。我不想用任何方式让他不高兴。但是，如果一切都很好，我在那儿又是干什么呢？我想让他有所反应——一个小小的微笑、一个小小的词语，以表示他对我努力的赞赏。但什么也没有。他赢了。他掌控着一天的进程。

然后，他把我吓了一跳。他说：啊哈！他把笔记本放到膝盖上，凝视着我。我不敢说话。我说什么了，导致他发出这声“啊哈”？

我认为你挖到宝了，他说。

哦，又一个挖到了宝的时刻。时装产业高级中学的主任曾经因为我讲解句子成分那节课而恭维我挖到了宝。

在那声“啊哈”之前，我说的话是：我与人交往时很腼腆，我那些高中学生除外。在人群中，我几乎不说话，除非喝了点酒。我不像我的妻子或兄弟，他们可以走到人们面前，加入欢快的谈话。那就是宝。

在那声“啊哈”之后，他说：嗯，你可能会从参与集体活动中获益。如果你和其他人相互影响，这可能是前进的一步。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团体，你会是第六号。

我不想成为第六号。我不知道相互影响是什么意思，不管它是什么，我不想这么做。我怎么才能告诉他我的感受，对他说这是浪费时间、浪费金钱呢？无论哪种情形，我都得有礼貌。在这张椅子上胡说了六个星期后，我觉得比以前更糟。什么时候我才能用艾伯塔、马拉奇那种轻松的方式走到人们跟前聊天呢？

我妻子说即使这个主意意味着我们每星期要花更多的钱，那也是个好主意。她说我缺乏某些社会技能，有点棱角粗糙，集体活动可能会带来重大突破。

这席话导致了一场持续几个小时的争吵。居然说我棱角粗糙，像一些刚下船、粗皮鞋上沾着泥巴的爱尔兰人！她是谁呀？我告诉她我不会和一帮纽约疯子待上几个小时，嘀嘀咕咕说他们的妻子并炫耀个人秘密。在哈欠连天的神甫面前小声说出自己的罪恶，我就这样度过了少年时代。因为担心冒犯可怜的耶稣基督，他已经因为我的罪恶而在十字架上受难，我发誓再也不犯罪了。这一切已经够糟糕了。可现在，她和那个精神病医生却要我再次泄露秘密。不！

她说她已经听腻了我讲自己悲惨的小天主教徒的童年生活。我没有责怪她，我也厌倦了自己悲惨的童年。它跟着我穿过大西洋，不停地向我唠叨，以便让众人知道。艾伯塔说如果不继续治疗，我就会陷入很深的麻烦。

治疗？你什么意思？

就是你正在接受的东西。如果你不坚持治疗，这场婚姻就结束了。

那很诱人。如果我再次单身，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在曼哈顿闲逛。我本可以说：好吧，婚姻结束了。但我还是让这机会溜掉了。即使我自由了，又有哪个头脑正常的女人会要我这个四处闲逛、棱角粗糙、对东第九十六街上一个像吉夫斯的人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经历的老师呢？我想到了一句爱尔兰格言——“争吵好过孤独”，于是决定待在原地不动。

在那个团体中，他们谈论一些令人震惊的事。有的谈话是关于和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来访的叔叔、一个拉比的妻子、一条爱尔兰蹲伏猎狗的性行为，和一罐鸡肝的性行为，和一个来修冰箱却因衣服掉在厨房地上而待了几天的男人的性行为。这些都是你只能向神甫坦白的事，但是这个团体的成员并不介意将他们的秘密讲给全世界。我对性行为有点了解。我读过《爱经》、《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萨德的《所多玛的一百二十天》，但是我认为它们都只是书本，而且都是作者的想象。D.H. 劳伦斯和萨德本人如果身处这个团体，也会大吃一惊。

我们围成半圆形坐下，亨利面对我们。他在笔记本上涂写，偶尔会点点头。有一天，一个男人讲到参加弥撒并将圣饼带回家以便用它手淫。在他讲完后，周围一片安静。他说那是他切断所有与罗马天主教会联系的方法，而他的所作所为是那么富有刺激性，以至于他经常只为了好玩就重复那个小动作。他知道在犯下如此恶劣行为之后，这个世界上不会有神甫愿意赦免他的罪孽。

这是我第四次参加这个团体的活动。之前，我一言不发，但听完这个男人的故事后，我想起身离开。我已经不再是天主教徒，但我绝不会想到用圣饼来获得性享受。为什么那个男人不脱离教会去忙他自己的事呢？

亨利知道我在想些什么。他停下笔，问我是否有什么话要对那个男人说。我觉得脸上火辣辣的。我摇摇头。一个红发女子说：哦，来吧！你到这儿已经四次了，可一句话都没说过。为什么我们就应该暴露自己，而你就可以每天沾沾自喜、一言不发地离开这里，然后在酒吧里将我们的秘密告诉你的朋友呢？

那个讲述圣餐故事的男子说：是啊，朋友，我在这儿将自己的事全盘托出。我们也想听听你的故事。你的计划是什么？你打算光这么坐着，让我们来做工作吗？

亨利问我左边那个年轻女子艾尔玛，她对我有什么看法。当她替我推拿肩膀并说她感受到了力量时，我吃了一惊。她说她愿意成为我班上的一名学生，还说我一定是个好老师。

你听到了吗，弗兰克？亨利说，力量。

我知道他们正等着我说些什么，我觉得自己应该作点贡献。我曾经在德国和一个妓女睡过觉，我说。

噢，很好，红发女子说，给他点奖励。他尝试了。

了不起呀，圣餐男子说。

给我们讲讲，艾尔玛说。

我跟她上床了。

接着呢？红发女子说。

就这些。我和她上了床，付给她四马克。

亨利救了我。时间到，下星期见。

我再没回去。我想他可能会打电话问我为什么退出，但艾伯塔说他们不会那么做。你得自己作出决定。如果你不回去，那意味着你病得比以前厉害。她说治疗专家只能做这么多。如果我想拿自己的心理健康碰运气，那么“你就有血光之灾”。

什么？

这是《圣经》里的一句话。

我正离开圣三一学院英语系主任沃尔顿教授的办公室。他确实对我的读博申请说“好”，也确实对我的博士论文题目“一八八九年至一九一一年的爱尔兰-美国文学关系”说“好”。为什么要起止日期呢？一八八九年，威廉·巴特勒·叶芝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而在一九一一年的费城，都柏林阿贝剧院的演员们在演出《西部牛仔》后被人投掷了各种东西。沃尔顿教授说：有意思。他说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将会是布伦丹·肯内利教授，一个来自凯里郡、不错的年轻诗人兼学者。我现在已经正式成了一名圣三一人，出没于大理石砌成的教学大楼里，我感觉很兴奋。我学着像一个已经习惯于走出学校前门的人那样走出那扇大门。我走得非常慢，以便美国游客能注意到我。回到明尼阿波利斯后，他们会告诉家人他们如何发现了一名温文有礼、真正的圣三一人。

当你被圣三一学院录取为博士生时，你不妨沿着格拉夫顿街走到很久以前你和比利咖啡馆的玛丽一起坐过的麦克戴德酒吧，以此来庆祝一番。坐在吧台旁的一个男子说：从美国来，我猜？他怎么知道？衣服。你总是可以通过衣服来认出美国佬，他说。我觉得他很友善，便对他讲圣三一学院的事，梦想成真的事。他变得面带敌意。上帝！你到都柏林上那个该死的学校的那一天，是个该死的、让人伤心的日子。他们在美国就没有许多那样的学校吗？或者这就是他们摆脱你的方法？你是个新教徒还是别的什么？

他在开玩笑吗？我得习惯都柏林人的说话方式。

我突然意识到我是个外地人、外国人、返乡的美国佬，但首要的是，我是一个利默里克人。我以为自己会以一个胜利英雄、有着学士和硕士学位的返乡美国佬、在纽约各个高中挺了将近十年的人这样一种形象回来。我错误地认为自己会适应都柏林小酒馆的温暖生活。我以为自己会步入一个如此显赫、风趣而富有文学性的圈子，以至于在它边缘徘徊的美国学者会将我的每一句妙语传回国内，而我会应邀到瓦萨大学和萨拉·劳伦斯大学，给那些富有魅力的女生发表有关爱尔兰文学的演讲。

绝不会那样。如果有那么个圈子，我也绝不会成为其中的一分子。我只在边缘徘徊。

我在都柏林待了两年。我的第一个公寓位于艾尔斯伯里路外的海景街。安东尼·特罗洛普作为邮政督察员骑马走遍爱尔兰并每天早上写三百个字时，曾在那儿住过，我的女房东说他的幽灵如今仍然在那里游走，她还相信他的一部重要小说的手稿就埋在那所老房子的墙里。我知道特罗洛普先生的幽灵还住在那里，因为当他在半夜巡视时，油脂会突然在我的煎鸡蛋和熏肉片的四周凝结。我勘查公寓，寻找那份手稿，直到邻居们抱怨我一天到晚不停地敲墙。我在都柏林挣扎，怀着最美好的意向开始每一天的生活。我早上在比利咖啡馆喝咖啡，在国家图书馆或者圣三一学院图书馆苦读。中午，我告诉自己我饿了，然后信步走出图书馆，到附近的小酒馆（尼亚里酒馆、麦克戴德酒吧或贝利酒馆）吃个三明治。三明治需要就着一杯啤酒吞下去，正如年轻人所言：鸟儿从不用一只翅膀飞行。再来一杯啤酒可能就会打开我的话匣子，帮我和其他的顾客聊天。很快，我就让自己相信我过得很快活。小酒馆因为午后圣时而关门时，我就再到比利咖啡馆喝咖啡。那就是拖延时间。几个星期过去了，我对爱尔兰-美国文学关系的研究毫无进展。我对自己说，我是个对美国文学一无所知、对爱尔兰文学有点粗浅认识的笨蛋。我需要背景知识，而那意味着我得了解这两个国家的历史。阅读爱尔兰历史时，我在索引卡上填上任何提及美国的信息；阅读美国历史时，我在索引卡上填上任何提及爱尔兰的信息。

光读历史书还不够。现在，我得阅读重要作家的作品，以发现他们如何影响大西洋彼岸的对手，或者如何受到大西洋彼岸的对手的影响。当然，叶芝有美国关系和影响；当然，圣三一学院的埃德蒙·道登属于首批支持沃尔特·惠特曼的欧洲人。但我和这一切有什么关系？我要说什么？在我经历所有的困难后，会有人来听吗？

我还有其他发现。我走上了一条远离美国超验主义和爱尔兰文学复兴的道路，这儿有关于爱尔兰人在修建伊利运河、联合太平洋铁路时，以及在美国内战中劈山挖土、战斗歌唱的报道。爱尔兰人经常与自己的兄弟和表兄弟立场对立，彼此争斗。不论哪儿发生战争，交战双方似乎都有爱尔兰人。即使在爱尔兰，情况也是如此。在利默里克上学时，我们不断听到那个关于爱尔兰人在撒克逊人统治之下遭受苦难的令人伤心的漫长故事，但是几乎没有听到有关爱尔兰人在美国修路、战斗和歌唱的事。现在，我阅读关于美国的爱尔兰音乐、美国政界的爱尔兰实权人物和天才、“战斗六十九”的英勇事迹，以及为约翰·肯尼迪打开椭圆形办公室大门的爱尔兰民众的书籍。我阅读关于卑鄙的美国佬如何在新英格兰全境歧视爱尔兰人，以及爱尔兰人如何还击并成为市长、州长和党魁的故事。

我用单独的一摞索引卡记录爱尔兰人在美国的故事。这摞卡片越积越多，高度超过了关于文学关系的那摞。这足以让我在午饭时间远离小酒馆，足以让我无法从事本应从事的关于爱尔兰-美国文学关系的研究。

我能改换博士论文题目吗？圣三一学院会允许我描述爱尔兰人在美国某些方面，例如政治、音乐、军事和娱乐领域的表现吗？

沃尔顿教授说在英语系，那不可能。我似乎偏离原来的方向而倾向了历史，那需要得到历史系的批准，而他对获得批准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因为我没有历史方面的教育背景。我在圣三一学院已经待了一年，只剩下一年时间让我完成关于爱尔兰-美国文学关系的博士论文。教授说一个人必须牢牢地掌握住自己的方向。

我怎么能告诉在纽约的妻子，我浪费了一年时间来探究爱尔兰-美国历史上的沟渠和铁路路基呢？我本应在这段时间里扩充文学知识。

我继续待在都柏林，做一些让论文成形的无用功。如果我到小酒馆吃午饭，用一杯啤酒让自己头脑清醒，那一定会有一种洞察力和灵光一现，一定会。我的钱都花在了酒吧。啤酒回来了，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

我坐在圣斯蒂芬公园的长椅上偷看都柏林的办公室女郎。她们会和我一起私奔到科尼岛、法罗克卫和长岛东端的汉普顿地区吗？

我看着池塘里的鸭子，心里很羡慕。它们在世上要做的就是嘎嘎叫着，在水里游泳，以及张开嘴巴吃东西。它们不用担心那要我命的博士论文。我如何陷入了这场困境？我为什么要陷入这场困境？上帝！我本可以感激自己的命运，在纽约每天上五个班的课，回家，喝杯啤酒，看场电影，读本书，对着妻子柔情细语，然后上床睡觉。

噢，但是不能这样。来自利默里克小巷的骄傲的小弗兰克要努力超越自己的地位，在社会阶梯上攀爬，和更高阶层的人们、圣三一学院的上流人士交往。

弗兰克，这就是你那微不足道的远大理想的下场。为什么你不跑到街上给自己买一条圣三一学院的围巾？看看那是否会振奋你的精神，帮助你撰写那部关于一八八九年至一九一一年的爱尔兰-美国文学关系的伟大的原创作品。

有一个叫“让自己振作起来”的活动。我试了一下，但是有什么需要振作的呢？

在都柏林的第二年慢慢溜走。我在那儿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我没有那种个性或者自信去挤进一个团体，成为年轻人中的一员，买一整块三明治，说一些你在爱尔兰小酒馆里应该听到的风趣幽默的话。

我坐在图书馆里，给我那堆小山似的索引卡添加材料，喝酒让我的头脑更加糊涂。我沿着这座城市长时间地散步，从这条街上，从那条街下。我遇到了一个女人，一个新教徒。我们上了床。她爱上了我，而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都柏林的街道上游荡，寻找那扇门。我认为任何一座城市都有一个让外地人和旅行者进入的门。在纽约，对我来说，那就是学校、酒吧和友谊。但现在对我来说，都柏林没有门。最后，我不得不承认我想纽约了，就是这个让我浑身不舒服。起初，我抵制这种情绪。走开！别烦我！我爱都柏林。看看这历史，每一条街道都充满过去的痕迹。小时候在利默里克，我就梦想着都柏林。是的，但是，是的，但是是的，正如帕·基廷姨父所言：你都快四十了，所以，要么干完，要么就让别人去试。

在我离开圣三一学院之前，沃尔顿教授看了看我的索引卡，说：天哪，天哪！

一九七一年一月，我，一个不及格的博士生，回到了纽约。艾伯塔怀孕了。一年前的夏天，我们在楠塔基特岛过了两星期，她就是在那时怀上的。我告诉她我可以在纽约第四十二街图书馆继续我的研究。她对我那包索引卡印象深刻，想知道它们有什么用。

每个星期六，我都坐在第四十二街图书馆的南阅览室里。我本应坐在文学区的北阅览室，但是我在南阅览室发现了《圣徒的人生》系列丛书。它们是那么吸引人，以至于我无法置之不理。后来，我偶然读到关于修建横贯大陆的铁路的报道：爱尔兰人和华人如何从不同方向开工并最后修完铁路；爱尔兰人如何酗酒、如何损害健康，而华人如何吸鸦片、如何休息；爱尔兰人如何不在意吃什么，而华人如何用认识和喜爱的食物养活自己；华人如何工作时不唱歌，而爱尔兰人如何因歌唱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而不停地唱歌。可怜而疯狂的爱尔兰人。

艾伯塔休了产假，我回到苏厄德代她上课。但是在我开始苏厄德公园高中的工作一个月后，校长死于心脏病。后来，我在电梯里遇到了新校长，那个将我从时装产业高级中学解雇的部门主任。我说：你在跟踪我？他双唇紧闭，我知道我的日子又不多了。

几个星期后，我的苏厄德之旅走到了尽头。当着其他老师的面，校长问：迈考特先生，你已经是一个父亲了吗？

不，还不是。

嗯，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噢，这对我都一样。

嗯，他说，只要不是看上去没有性别特征的人就好。

嗯，如果是那样，我就培养它长大当个校长。

很快，一封校长助理（代理）米切尔·舒里奇签字、宣布我被“解雇”了的信毫无悬念地到来。

我，一个做任何事都失败的人，寻找自己在世上的位置。我成了一名流动代课老师，在各所学校间漂流。高级中学叫我按日去代替生病的老师。当有些学校的老师得长期参加陪审团工作时，这些学校就需要我。我被指定教英语课或者其他任何需要老师的课程：生物、艺术、物理、数学。像我这样的代课老师漂浮在现实边缘的某个角落。我每天都被问到：你今天是谁？

卡茨夫人。

哦。

那就是你：卡茨夫人或戈登先生或纽曼夫人。你从来都不是你自己。你总是那个“哦”。

在教室里，我没有权威。校长助理有时候告诉我要教些什么，但学生一点都不专心，而我无所事事。那些来上课的人不理我。他们聊天，要出入证，趴在桌子上休息、打瞌睡，叠纸飞机玩，学习别的课程。

我学会了如何不让他们来上课。如果想让教室空无一人，你要做的就是站在教室门口皱眉。他们会因此断定你很凶，然后就会跑掉。只有华人来上课，他们一定受到了父母的警告。他们坐在后面学习，抵制住我让他们也消失的微妙暗示。看到我坐在一间几乎空无一人的教室的讲台旁看报纸或者读书，校长和他的助手们会不高兴。他们说我应该教课，雇我就是为了教课。我会很开心地教课，我说，但这是节物理课，我的执照是教英语。他们知道这是个愚蠢的问题，但是他们是督导员，因此不得不问：孩子们哪儿去了？每个学校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条规则：当你看见代课老师时，跑啊，宝贝，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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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文中的“砍”(ax)与“问”(ask)读音易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