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了十年书，我已经三十八岁了。如果要我自我评估，我会说：你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有一些老师只是教书，压根儿不想听学生对他们的看法，教课最重要。这样的老师很强力。他们用个性控制班级，这种个性由超乎寻常的恐吓所支持——一支在成绩报告单上书写令人恐惧的“不及格”的红笔。他们给学生的信息就是：我是你们的老师，不是你们的辅导员，不是你们的知己，不是你们的父母。我教一门课，要么上这门课，要么离开。

我经常想，我应该成为一个遵守纪律、不妥协的老师，有条理且注意力集中，一个教育界的约翰·韦恩，又一个挥舞着大棒、皮带、笞条的爱尔兰男老师。强硬不妥协的老师能在四十分钟内不负众望。理解这篇课文，孩子们，准备好在考试那天把它展示出来。

我有时候开玩笑：孩子，坐在座位上。安静，要不然我要打爆你那讨厌的脑袋。他们笑了，因为他们明白。耶！他不是很有意思吗？当我摆出一副强硬的样子时，他们会很有礼貌地聆听，直到这阵突发的情绪过去。他们明白。

我不把一个班级看成一个坐着听我说话的单位。他们的脸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兴趣和冷漠。正是那种冷漠给了我挑战。为什么那个小浑球在应该听我讲课的时候和她说话？对不起，詹姆斯，这儿正上着课呢。

噢，耶，耶。

有各种重要的时刻和表情。他们可能太害羞了，以至于没有告诉你那是门好课，但是，现在你可以从她们离开教室的方式和他们看你的方式知道，这节课获得了成功还是要被遗忘。在坐地铁回家的路上，他们满意的表情温暖了你的心。

无论教室里发生了什么，监管纽约各个高中的官员们制定了许多规章：

孩子们要压低说话的声音。他们不能在教室或楼道里走来走去。在喧闹的环境中无法学习。

教室不是操场，不能在教室里扔东西。如果孩子们想提问或回答，他们得举手。不允许大声喊叫。大声喊叫可能导致混乱，而这会给布鲁克林区地方教育委员会的官员或者从外地来访的教育工作者留下不良印象。

必须将厕所的使用降到最低程度。每个人都知道各种要求上厕所的手段。有时你能发现，被批准到二楼上厕所的男孩，正透过教室窗户偷看他最近爱上的女孩。那个女孩就坐在窗边，还在对着他做充满爱意的鬼脸。这不能容忍。一些男孩和女孩利用上厕所的机会到地下室或楼梯井见面，在那儿他们没干好事。警觉的校长助理发现了他们，上报情况，并给他们的父母打电话。另外一些人利用上厕所的机会到各种隐秘的地方抽烟。上厕所就是上厕所，不能用来做其他事情。学生出去上厕所不应超过五分钟。如果超过，老师应通知校长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会派一个主任去查看厕所和其他地方，以确保没有发生不恰当的行为。

校长们要的是秩序、惯例和纪律。他们在楼道里徘徊。他们透过教室门上的窗户偷看。他们想看到男孩和女孩们看书，写字，举着手，情绪激动、迫切地希望回答老师的问题。

好老师驾驭着牢固的船。他们维持纪律，这对时不时有流氓帮派来闹事的纽约职业高中来说极为关键。你得密切注意流氓帮派。他们可能会占领这个学校，而那就得和学习说再见了。

老师们也学习。在教室里多年面对上千个学生以后，他们对每一个走进教室的人都有那种第六感觉。他们明白那些斜视的含义。闻一闻新班级的空气，他们就能说出这个集体让人讨厌还是可以合作。他们知道哪些是需要鼓励才能开口说话的沉默的孩子，哪些是需要叫他们住嘴的叽里呱啦的孩子。他们可以通过一个男孩的坐姿来判断他可以合作还是极其让人讨厌。如果学生坐得笔直，把手放在课桌上，看着老师微笑，那就是个好兆头。如果他懒洋洋地向后靠着，把腿伸到过道上，盯着窗外、天花板和老师头顶上方，那就在传递糟糕的信号。提防麻烦吧！

每个班都有一个天生就是来考验你的害人精。他通常坐在最后一排，在那儿，他可以将椅子斜靠在墙上。你早就对全班同学讲过将椅子斜靠在墙上的危险：孩子们，椅子会滑下来，你们会受伤。接下来，老师就不得不写份报告，以防家长投诉或者威胁要起诉。

安德鲁知道将椅子斜靠在墙上会让你生气，至少会吸引你的注意力，然后他就能抛出那个吸引女孩眼球的小把戏。你会说：嘿，安德鲁。

他不慌不忙。哥们儿，这是摊牌的时候。女孩们都在看着呢。

什么？

你在字典里找不到这种青少年的发音。什么？家长经常听到这个声音。那意味着：你想要干什么？你为什么打扰我？

椅子，安德鲁。你能不能把它放下来？

我只是坐着管好我自己的事。

安德鲁，椅子有四条腿。用两条腿斜靠在墙上会发生事故。

教室里一片寂静，是摊牌的时候。这一次，你知道自己处在一个相当安全的境地。你觉得，这个班级不喜欢安德鲁，而他也知道自己不会得到同情。他是个脸色苍白的瘦子，一个不合群的人。但是，全班同学还在看着。他们可能不喜欢他，但如果你欺侮他，他们就会反对你。如果是男孩和老师对峙，他们会选择站在男孩一边，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一把斜靠在墙上的椅子。

你可以置之不理，没人会注意。那么，教书匠，问题是什么？很简单。安德鲁从第一天起就表明他不喜欢你，而你不喜欢被人不喜欢，尤其是被这个全班其他同学都不喜欢的小浑蛋不喜欢。安德鲁知道你偏袒女孩。我当然偏袒女孩。给我五个大部分学生都是女孩的班级，我会乐上天。肤色、游戏、话剧——多么丰富多彩。

安德鲁在等，全班同学在等，椅子趾高气扬地斜靠在墙上。哦，真想抓住一条腿将他拖下来。他的脑袋会沿着墙滑下，每个人都会大笑起来。

我转身离开安德鲁。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转过身走向教室前面。回到讲台时，我当然不知道自己该做些或说些什么。我不想让他们认为我打退堂鼓了，我知道得采取行动。安德鲁的脑袋靠在墙上休息。他给我一个蔑视的微笑。

我不喜欢安德鲁那蓬乱的红发和清秀的相貌。我不喜欢他那矜持的傲慢。有时候我就一个话题作准备活动，全班同学都理解我的话。我滔滔不绝地讲着。正沾沾自喜时，我扭头看到了他冷冷的目光。我不知道是该把他争取过来还是将他彻底摧毁。

脑海里，有个声音告诉我：把它小题大做一番，把它变成一节观察课，假装你事先计划了整个事件。于是，我说：那么，这儿发生了什么？他们瞪大眼睛。他们很困惑。

想象一下，你是个报社记者。几分钟前，你走进这间教室。你看到了什么？你听到了什么？有什么故事？

迈克尔大声说：没有故事，只有安德鲁同往常一样是个可恶的家伙。

安德鲁脸上那蔑视的微笑消失了。我觉得自己让他动起来了，我用不着说什么。继续这个诱导性问题，让全班同学谴责他。我会将那微笑永远从他的脸上抹去。这个小浑蛋，他不会再把椅子斜靠在墙上了。

我扮演着通情达理而又客观的老师的角色。迈克尔，像那样的评论不会给读者很多信息。

是的，但是谁需要那样的信息？会有《每日新闻》的人到这儿来写关于安德鲁、椅子和生气的老师这个伟大故事吗？

他的女朋友举起了手。

哦，戴安娜？

她对着全班同学说：迈考特先生砍[1]我们——

戴安娜，是问你们。

她停了一会儿，不紧不慢地说：看见了吧，迈考特先生，这就是这个世界出问题的地方。人们试图帮助别人，接下来其他人就会纠正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那很无礼。我是说可以让安德鲁把椅子放下来，因为他可能会打破他那愚蠢的脑袋。但是纠正人们说话的方式是没有理由的。如果你那么做，我们就绝不会在这个班上开口说话。那么，你知道我要干什么了吧？我要告诉安德鲁把他的椅子放下来，别再当傻瓜了。

她十六岁，高个子，很酷，金黄色的头发沿后背垂下，那种练达的样子让我想起斯堪的纳维亚女演员。当她走向教室后排，站在安德鲁面前时，我很紧张。

安德鲁，看吧。你看见了这儿发生的一切。这是个大班，有三十多个人。那边的迈考特先生看见你斜靠着椅子坐着。他让你把椅子放下来，你却笑着坐在那儿。安德鲁，谁知道你在想些什么呀！你在浪费这个班里每个人的时间。你有什么毛病呀？付报酬给老师是让老师教课，而不是让他叫你把椅子放下来，好像你是一年级的小孩，对不对？对不对，安德鲁？

他还是斜靠着椅子坐着，但是他看着我，好像在说：这儿怎么啦？我应该怎么办？

他把椅子向前倾，直到放平。他站起来，面对戴安娜。看见了吗？你会永远记得我，戴安娜。你会忘了这个班，你会忘了这个老师，这个“叫什么来着”先生，但是我把椅子斜靠在墙上，老师因此而生气。这个班里的每一个人都会永远记得我。对不对，迈考特先生？

我真想摘下“通情达理老师”的面具，把心里想的都说出来：听着，你这个小笨蛋，把椅子放下来，要不然我就把你扔出该死的窗外，让你成为鸽子的美餐。

你不能那么说。你会被上报给当局。你知道自己的角色：如果小坏蛋们时不时地让你生气，忍着，哥们儿，忍着。没有人强迫你从事这个工资过低、悲惨的职业。没有什么东西阻止你穿过那扇门，来到那个到处是有权势的男人、美丽的女人、城外鸡尾酒会和缎子床单的闪闪发光的世界。

是的，教书吧。在那个到处是有权势的男人等等的伟大世界里，你能做些什么？回到工作上来吧。对全班同学讲话，处理斜靠在墙上的椅子这个问题。事情还没完，他们正等着。

听着！你们在听吗？

他们笑了。他又来了，又是老一套的“听着！你们在听吗”。他们在楼道里冲彼此叫喊，模仿“听着！你们在听吗”，那表明他们喜欢你。

我说：你们看到了发生在教室里的事。你们看见安德鲁把椅子斜靠在墙上，你们看见当我叫他把椅子放下来时，又发生了什么。那么，你们就有了写故事的素材，是不是？我们有过冲突，安德鲁与老师，安德鲁与全班同学，安德鲁与他自己。哦，对，安德鲁与他自己的冲突。你们都在心里做了笔记，对不对？要不然你们就会说：为什么老师要对安德鲁和他的椅子这样小题大做？或者为什么安德鲁那么让人讨厌？如果你们要就此事写份报告，就会有另外一个角度：安德鲁的动机。只有他知道为什么他要把那椅子斜靠在墙上，而你们有权推测。在这个班上，我们可以有三十多种猜测。

第二天，安德鲁下课后留了下来。迈考特先生，你上的是纽约大学，对不对？

对。

嗯，我母亲说她认识你。

真的？我很高兴有人记得我。

我是说，她是在课外认识你的。

又说了一次，真的？

她在去年死了。得了癌症。她叫琼。

噢，上帝！理解力迟钝都不足以恰当地形容我，应该是发育迟缓。为什么我没猜到？为什么在他的眼睛里我见不到她的影子？

她过去常说要给你打电话，但是因为离婚，她过得很糟糕，后来又得了癌症。当我告诉她我在你班上时，她让我保证永远不告诉你有关她的事。她说不管怎样，你永远也不愿意和她说话了。

但是我真的愿意和她说话。我愿意永远和她说话。她嫁给谁了？你父亲是谁？

我不知道谁是我父亲。她嫁给了格斯·彼得森。我得去清空储物柜了。我爸爸要搬到芝加哥，我和他还有继母一起去。我有继父和继母，这是不是很可笑？不错吧？

我们握了握手。我看着他走向楼道的那一头。在走进储物柜区前，他转身挥了挥手。刹那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就这么轻易地让往事流逝。

学校里有句名言：除非你能让时光倒流，否则不要威胁一个班级或者一个人，尤其不要傻到去威胁那个以拥有空手道黑带而名震这个学校的本尼·“风暴·风暴”·布兰特。

在“阿门”、“意大利面食”、“厨师长”、“豪华高级轿车”这些英语外来词，以及“女式贴身内衣”、“坐浴盆”、“胸罩”这些引起学生窃笑的单词正讲到一半的时候，缺课四天的他悠然自得地走进了教室。

我可以不理会风暴·风暴，继续讲课，并让他走到座位上去。但是我知道全班同学都在看，在想：为什么我们缺课时得交请假条，风暴·风暴就可以这样大模大样地走进来坐下？他们是对的，我理解他们。我得表明自己并不软弱。

对不起。我尽量用讥讽的语气说。

他在门口站住：有事吗？

我手里玩着一根粉笔，以显示我很酷。我不知道自己该问“你要去哪儿”还是“你以为你要去哪儿”。第一个问题可能听起来像一个简单的问题，有一点老师的权威。第二个问题中的“以为”一词暗示着挑战，而且可能会带来麻烦。不论是哪一个问题，关键是语气。我作了点让步。

对不起，你有出入证吗？缺课后，你得有办公室开具的出入证。

这是老师在讲话。他代表权力：大厅那一头为所有事情发放出入证的办公室、校长、地区教育主管、市长、总统和上帝。这不是我想要的角色。我到这儿是来教英语，而不是来索要出入证的。

布兰特说：谁要阻拦我？他听上去几乎很友好，是发自内心的好奇，但全班同学发出的却是倒吸一口气的声音。

噢，见鬼！拉尔夫·博伊斯说。

上级强烈要求高中老师禁止学生在教室里使用亵渎的语言。这些语言很无礼，可能会导致法律和秩序的崩溃。我想警告拉尔夫，但我不能，因为在我脑海里不停跳跃的话就是：噢，见鬼！

布兰特背对着已经在他身后砰的一声关上的门站着。他似乎很有耐心。

我突然对这个来自曼哈顿德兰西街、动作迟缓的未来的水暖工感到很亲切。这种突然迸发的热情源于何方？是他耐心等待的样子和几乎称得上温柔的表情？他似乎是那么通情达理，体贴周到。那么，我为什么不放下强硬老师的架子，告诉他：噢，没关系，坐下，布兰特。现在，忘了出入证吧，记得下次带来。但是我走得太远，已经无法回头。他的同学们是目击证人，必须发生点什么。

我把粉笔抛向空中，又接住了。布兰特看着。我向他走去。今天不是我死的日子，但是全班同学都在等着，是时候回答他的问题了：谁要阻拦我？

我抛了抛粉笔，也许是最后一次了。我告诉他：我。

他点点头，好像在说：那很合理。你是老师，哥们儿。

那种亲切的感觉又回来了。我有一种冲动，想拍拍他的肩膀，告诉他忘了整件事情，坐下吧，布兰特。

我又抛了一下粉笔，但没接住，它掉到地上。必须拿回来。我弯下腰去捡。在那儿，布兰特的脚伸出来邀请我。我抓住它，拽了一下。布兰特向后倒去，脑袋砰的一声撞到铜制的球形门拉手，然后他滑到了地上。他静静地坐着，好像在盘算下一步的行动。又一次，全班同学倒吸一口气：哇呀！

他揉了揉后脑勺。他已作好准备要发出一连串快速的击、劈、踢了吗？

呸！迈考特先生，我不知道你会空手道。

看上去我是胜利者，下一步该我行动了。好了，布兰特，你得坐下。

可以。

什么？

所有的老师都说：你可以坐下。风暴·风暴在纠正我的语法。我是在疯人院吗？

好的，你可以坐下。

那么，你不需要出入证或其他什么了？

不需要。那不要紧。

那么说，我们无缘无故就干了一仗？

在走向座位的途中，风暴·风暴踩在粉笔上，看了看我。那是故意的吗？我应该制造争端吗？不。脑海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继续上课吧。不要表现得像个十来岁的孩子。这个孩子可以把你撕成两半。教书匠，回到英语外来词这节课上来吧。

布兰特表现得好像我们之间什么也没发生。我感到一阵羞愧，以至于我想对全班同学特别是布兰特道歉。我为自己做了这么一件不登大雅之堂的事而训斥自己。现在，他们羡慕的是他们认为我拥有的空手道手段。我张开嘴，开始唠叨起来。

想象一下，如果你们拿走法语词，英语语言会变成什么样？你们将不能再命令你们的司机将你们的豪华高级轿车开来。你们将不得不说内衣而不是女式贴身内衣。你们不能到餐馆去。不再有菜肴，不再有美食家，不再有调味汁、菜谱、厨师长和香水。你们将不得不为胸罩找一个新词。

他们低声交谈，低声交谈；咯咯笑，咯咯笑。嗬！迈考特先生，你都说了些什么呀？

就这样，我将他们的心思从刚才的事件中转移开来。我似乎获得了全线胜利，直到我抬头看看布兰特。他的双眼似乎在说：很好，迈考特先生。我猜你需要看上去很好，所以我很好。

他很聪明，能够通过纽约州校务委员会的英语考试。他原本可以写出一篇合格而且能够及格的英语文章，但是他选择不及格。他不理会试卷上给出的标题列表，给他的文章加上“唧唧叫”这个标题，然后就开始写“唧唧叫，唧唧叫，唧唧叫，唧唧叫，唧唧叫，唧唧叫……”写了三百五十遍。

他毕业后，我们曾在德兰西街相遇。我问他：那些“唧唧叫”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我疯了，我不在意发生了什么。我在那个教室里，所有的事似乎都那么愚蠢。监考老师警告我们不要看别人的卷子，一只鸟却在窗台上不停地唧唧叫。我说：好吧，呸！见鬼去吧！于是我记下了它说的话。我十四岁时，我爸爸送我去上武术课。日本人却只让我在门外的长凳上坐了一个小时。我说：唷！先生，课怎么办？他让我回家。回家？我是说我们付了他一个小时的钱。他说：回家！我说：下周我还要来吗？他什么也没说。下周，我又去了。他说：你想要什么？我再次告诉他我想学武术。他让我去扫厕所。我不知道那和武术有什么关系，但我什么也没说。我照做了。他叫我坐在长凳上，脱下鞋袜，看自己的脚。他叫我一直盯着自己的脚。你看过你的脚吗？我的一只脚比另一只大。他走出来说：光脚穿上鞋子，回家。他叫我做的事渐渐变得容易。我不再生气了。有时候，我坐在那条长凳上什么也不做，然后回家，但照样付他钱。我告诉我爸爸，但他只是做个鬼脸。六周后，日本人把我带进屋上第一节课。他让我脸贴着墙站着，而他用一种剑攻击了我将近十五分钟，还冲我大喊大叫。那节课结束时，他说我被他的学校录取了，只是在回家之前还要扫厕所，以免对自己还有什么了不起的想法。所以，那天你一拽我腿，我就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知道你得挽回面子。对我来说，那没什么，因为我不需要那个东西。你是个不错的老师，我不在乎班上那些孩子在想些什么。如果你不得不表现得像个做作的老师，你就应该回家扫厕所。

这就是美国公立学校的情形：你走得离教室越远，你的财务奖励和职业奖励就越多。拿个证书，教上两三年书，上一些行政、管理、指导方面的课，带着你的新证书，你就可以搬到有空调、私人卫生间、长沙发和秘书的办公室。你就不用再和一大群让人讨厌的孩子作斗争了。躲在你的办公室里，你甚至用不着见那些小坏蛋。

但现在我已经三十八岁了，缺少在学校系统里向上爬的抱负，在美国幻梦中漂流，面临中年危机，一个失败的高中英语老师，还受到上级、校长及其助手的阻碍，或者我这么认为。

我感到忧虑，但不知道是什么让我苦恼。艾伯塔说：你为什么不去读博士，然后获得晋升呢？

我说：我会。

纽约大学说，好，他们会接受我读博。但是我妻子说：你为什么不去伦敦或者都柏林呢？

你是想甩掉我？

她笑了。

十六岁那年，我和朋友趁着一次当天来回的短途旅行去了趟都柏林。我背对一堵灰色石墙观看游行。那堵灰墙属于圣三一学院，但我不知道那被看成是外国领土，属于英格兰和新教徒。在街的那一头，铁栏杆和一扇大门将像我这样的人拒之门外。大门外有埃德蒙·伯克和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的雕像。噢！我说，他在那儿，就在那儿，那个写《荒村》的人。上学时，我不得不熟记这部作品。

我的朋友来自利默里克，他对世界的了解比我多。他说：好好看看奥利弗和周围的一切吧，因为你这类人永远不会踏入这些大门。大主教说过，任何走进圣三一学院的天主教徒将自动被开除教籍。

在那以后，不论什么时候到都柏林，我都被吸引到圣三一学院。我站在大门外，羡慕地看着学生们优雅地将飘动着的圣三一学院的围巾甩到肩膀上。我羡慕他们说英语的口音。我偷看那个永远不会瞥我一眼的美丽的新教徒女孩。他们会和同类人、同阶级的人结婚，都是富有的新教徒。如果像我这样的人和他们中的一个结婚，就会被逐出天主教会，毫无救赎的希望。

衣着光鲜的美国游客悠闲地进出这个学院。我希望自己能有勇气走进去，但看门人可能会问我要干什么，而我不知该怎么回答。

六年后，我穿着自认为会带来尊重的美国陆军制服回到爱尔兰。那身制服确实带来了尊重，但我一开口说话就露馅了。我努力装出一口美国腔，以便和制服相符，但没能奏效。起先，女招待会跑过来给我领座，但我一说话，她们就说：啊，上帝！你根本不是美国佬，不是。你和其他人一样是爱尔兰人。你从哪儿来？我努力把自己说成是来自阿拉巴马州的美国大兵，但是格拉夫顿街上比利咖啡馆的一个女人说：如果你来自阿拉巴马州，那么我就是罗马尼亚王后。我结结巴巴地承认自己来自利默里克，她也放弃了对罗马尼亚王位的所有权。她说和顾客聊天违反比利咖啡馆的规定，但我看上去像那种可以一块喝一杯的人。我吹嘘自己如何在巴伐利亚喝啤酒和德国烈酒。她说如果那是真的，我可以到街那边的麦克戴德酒吧给她买杯雪利酒。

我认为她不漂亮，但是一个比利咖啡馆的女招待愿意和我喝一杯，这很让人高兴。

我到麦克戴德酒吧等她。因为我穿着美军制服，喝酒的人都盯着我看，还用胳膊肘互相轻推以传情达意。我感到不舒服。酒吧老板也盯着我看。当我要一杯啤酒时，他说：我们这儿来了位将军或者其他什么吗？

我不明白话中的讥讽。我说，不，我是个下士，酒吧里立刻爆发出一阵大笑。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

我很困惑。我生在美国，长在爱尔兰，后来回到美国。我穿着美军制服，但感觉自己是爱尔兰人。他们应该知道我是爱尔兰人。他们不应该嘲笑我。

当比利咖啡馆的女招待来和我一起靠墙坐着，要一杯雪利酒时，更多的人在瞪眼和轻推胳膊肘。酒吧老板眨了眨眼，说了些“又一个牺牲品”什么的。他从吧台后面走出来，问我是不是想再要一杯啤酒。当然，我还想再要一杯啤酒。人们对我的关注让我的脸发烫。我知道照照那个大镜子，就会发现我的眼睛红得像消防车。

女招待说如果酒吧间老板再给我送来一杯啤酒，他不妨再给她来一杯雪利酒。在比利咖啡馆工作了一天，她累坏了。她告诉我她叫玛丽，还说如果我因为她只是个女招待而不把她放在眼里，我最好就此打住。毕竟，我只是个乡下来的土包子，穿着美国制服装腔作势。雪利酒似乎让她变得话多。她说的话越多，靠墙座位上传来的窃笑声就越多。她说她只是临时在比利咖啡馆工作。她正等着律师解决她祖母的遗嘱纠纷。遗嘱裁决以后，她要在格拉夫顿街开一家小商店，向较高阶层的人们推销精美的服装。

我对精美的服装一窍不通，但我对她在这样一个商店里工作感到好奇。她很胖，眼睛深埋在满脸的褶子里。她下巴下垂，来回晃动，浑身上下胖鼓鼓的。我不想和她在一起，但不知该怎么办。我看得见人们在嘲笑我。绝望之中，我脱口而出：我得走了。

什么？她说。

我得……我得去看看圣三一学院，圣三一学院的里面。我得走进那扇大门。我的第三杯浓烈黑啤酒在说话。

那是新教徒的地方，她说。

我不在乎。我得走进那扇大门。

你们听到了吗？她对整个酒吧的人说，他想走进圣三一学院。

呀！上帝！一个男人说。另一个人说：圣母马利亚！

没关系，将军。酒吧间老板说，去吧，去圣三一学院，到里面去看看，但是星期六一定要去忏悔。

你听到了吗？玛丽说，星期六忏悔，但是别担心，亲爱的，我会随时听你忏悔。来吧，喝完这杯啤酒，我们去圣三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