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她之后很久，她才坐到我身边。她头上包着绿色围巾，戴着深色眼镜。她拿掉围巾，露出炫目的红发。我很渴望见到她，但是我不会转过身看她，从而让她得到满足。

嗨，弗兰克。

如果我是小说或电影里的人物，我就会骄傲地站起来走开。她又说了一声嗨。她说：你看上去很累——

我打断她的话，以表示在经历了她对我所做的一切后，我不会对她客气。不，我不累。但是之后，她用手指碰了碰我的脸。

那个小说里的人物会把头往后一仰，表示他没有忘记一切，不会因为两声招呼和几个指尖的抚摸就心软。她笑了，又一次碰了碰我的脸颊。

楼道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看她。我想他们一定很好奇她会对我做些什么。她那么漂亮，而我几乎不讨人喜欢。他们看见她把手放到我的手上。

你还好吗？

很好，我声音嘶哑地说。我看着那只手，想着它在诺姆的身体上游走。

她说：你对面试紧张——

我再次打断她的话：不，我不紧张。

你会成为一个好老师。

我不在乎。

你不在乎？那么你为什么参加这个面试？

没别的事可做。

噢。她说她打算拿到教师资格证书，教上一年，再把这段经历写成书。这是诺姆的建议。大专家诺姆。他说美国的教育一团糟，来自学校系统、揭发丑事的书一定会畅销。教上一两年书，对学校糟糕的状况来上一番抱怨，你就会有一本畅销书了。

轮到我面试了。她说：结束后喝杯咖啡怎么样？

如果我有一丁点勇气或自尊，我就会对她说不，然后走开。可我却说好的，然后面试去了，带着一颗怦怦狂跳的心。

我对三个考官说早上好，但他们都受过培训，看也不看应聘者。中间的那个说：用几分钟时间念一下你面前桌子上的那首诗。念完后，我们会让你分析它，并告诉我们你如何把它教给高中生。

那首诗的题目描述了我在面试时的感受——“我情愿忘记我是谁”。

右边那个秃子问我是否知道那首诗的体裁。

知道，哦，知道。这是一首奏鸣曲。

一首什么？

噢，对不起。一首十四行诗。十四行诗。

那么押什么韵呢？

啊……啊……押abbaabbacdcdcd韵。

他们互相看了看。我不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

那么诗人呢？

噢，我认为是莎士比亚。不，不是，是华兹华斯。

都不是，年轻人。是桑塔耶纳。

秃子瞪了我一眼，好像我冒犯了他。桑塔耶纳，他说，桑塔耶纳。我几乎要为自己的无知而感到羞愧了。

他们看上去很严厉，而我想声明：问有关桑塔耶纳的问题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因为我在纽约大学虚度的四年中所看过的教材或诗集里没有这个人。他们没有提问，但我主动说出了对桑塔耶纳仅有的一点知识，那就是如果我们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就一定会重复自己的错误。他们不为所动，甚至在我告诉他们我知道桑塔耶纳名叫乔治时也面无表情。

那么，中间的那个说，你会怎么教这首诗？

我含含糊糊地说：噢，我认为……我认为……这首诗部分讲的是自杀以及桑塔耶纳如何感到厌烦。我会讲詹姆斯·迪恩，因为青少年崇拜他，还会讲他如何很可能无意识地在摩托车上送了性命。我会介绍哈姆雷特的自杀独白——“生存还是毁灭”，并让他们讨论对于自杀的感受，如果他们曾经有过自杀经历。

右边的那个说：你会为强化做些什么？

我不知道，先生。什么是强化？

他抬了抬眉毛，看了看其他人，好像是在尽量容忍。他说：强化是一项活动，是充实内容，是后续措施，是某些紧扣学习的作业，这样学生才会牢牢记住所学的东西。你不是在真空中教学。一名好老师会将教材和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你明白吗？

噢！我绝望了。我不假思索地说：我会让他们写一篇一百五十字的自杀遗言。那会是个鼓励他们思考人生的好办法，因为塞缪尔·约翰逊说过：想到早上要自杀就会让人很好地集中注意力。

中间的那个蹦出个词：什么？

右边的那个摇了摇头：我们不讨论塞缪尔·约翰逊。

左边的那个从牙缝里挤出话来：自杀遗言？你不能做这种事。听到我说的话了吗？你是在和思想脆弱的人打交道。耶稣基督！你可以走了。

我说：谢谢。但这又有什么用？我确信我完了。很容易就能看出他们不喜欢我，不喜欢我对桑塔耶纳和强化的无知。我还确信那个自杀遗言的想法是最后一根稻草。他们是高中各部门的头头或者担任其他重要的工作。我不喜欢他们，正如我不喜欢任何凌驾于我之上的有权人，比如老板、主教、大学教授、税务审查官、领班等。即便如此，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主考官之类的人那么无礼，他们总让你觉得自己毫无价值。我想如果我坐在他们的位置，我会努力帮助应聘者克服紧张感。如果年轻人想当老师，那些认为桑塔耶纳是宇宙中心的主考官就应该鼓励而不是恐吓他们。

这就是我当时的感受，但是我不懂得人情世故，不知道坐在上面的人得保护自己不受下面的人欺负。我不知道年长的人得保护自己不受那些想把他们从地球上赶走的年轻人欺负。

我的面试结束后，她已经在楼道里了。她把围巾在下巴那儿打了个结，告诉我面试很容易。

不是那么回事。他们问我关于桑塔耶纳的问题。

真的吗？诺姆很崇拜桑塔耶纳。

这女人是不是没头脑啊，一定要用诺姆和那该死的桑塔耶纳毁了我这一天？

我才不在乎诺姆，也不在乎桑塔耶纳。

哦唷唷！瞧这口才。这个爱尔兰人是在发脾气吗？

我想屏住呼吸，降降火气，但是我走开了。我没有停下来，即使她喊着：弗兰克，弗兰克，我们可以来真格的。

我走过布鲁克林桥，一路走到东七街的麦克索利商店，嘴里重复着：我们可以来真格的。她这是什么意思？

我一杯接着一杯喝啤酒，就着薄脆饼干吃肝泥香肠配洋葱，在麦克索利商店巨大的小便器里狠狠地撒了一泡尿。我在公共电话亭给她打电话，听到诺姆的声音就挂了。我为自己鸣冤叫屈，想再次给诺姆打电话，邀请他到马路边上作个了断。我拿起话筒，最终又放下了，回了家，抱着枕头啜泣。我讨厌自己，骂自己是个傻瓜，直到酒意涌来才沉沉睡去。

第二天，带着宿醉的痛苦，我来到布鲁克林东区高中参加教学考试。这是取得教师资格证书的最后一道坎。我应该在课前一小时到达，但是我坐错了地铁，结果迟到了半小时。英语部主任说我可以下次再来，但我想了结这件事，特别是在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注定要失败的时候。

主任递给我几张纸，上面写着这节课的主题：战争诗歌。我背过这些诗：西格弗里德·沙逊的《那重要吗？》和威尔弗雷德·欧文的《致注定失败的青年人的赞美诗》。

在纽约教书，你就要遵循教学计划。首先，你要陈述教学目标，然后，你要激发班上学生的兴趣，因为众所周知，这些孩子不想学任何东西。

我对班上的学生讲我姨父的故事，以此来激发他们的兴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毒气熏过，回家后发现唯一能找到的工作就是在利默里克煤气厂往火炉里铲煤、焦炭和时光。学生们哄堂大笑，主任也微笑了。这是个好兆头。

光讲诗可不够。你要“引导和召唤”，要让你的学生参与到教材中，要让他们兴奋。这是地方教育委员会的话。你要问一些关键性问题，以鼓励学生参与。一位好老师应该抛出足够多的关键性问题，从而让全班学生的脑子在四十五分钟内不停地运转。

有几个孩子谈到了战争，以及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家人。他们说一些人回到家时已经失去了脸或腿，这不公平。失去一条胳膊不是那么糟糕，因为你终归还有一条胳膊。失去两条胳膊就是真正的痛苦了，因为得有人来喂你吃饭。失去一张脸又是另外一回事。你只有一张脸，失去就没有了，朋友。一个身材可爱、穿着一件粉色带花边衬衫的女孩说，她姐姐嫁给了一个在平壤受伤的人。他根本没有胳膊，就连可以固定假肢的残肢也没有。因此，她姐姐得喂他吃饭，给他刮胡子，做任何事，而他所要的就是性。性、性、性，那就是他要的全部。她姐姐因此疲惫不堪。

坐在教室后面的主任用警告的语气说：海伦！可她对着全班同学说：哎，那是真的。你怎么会要一个得给他洗澡、喂他吃饭，然后一天和他上三次床的人呢！一些男孩在窃笑，但很快止住了，因为海伦说：对不起，我为姐姐和罗杰而难过，因为她说她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要离开他，而他就得到老兵医院。他说如果那样，他就自杀。她转过身，对着教室后面的主任说：对不起，我说了些关于性的话，但那是真实发生的事，我不是有意要失礼。

因为海伦的成熟、勇气以及她那好看的胸脯，我是如此钦佩她，以至于我几乎无法继续上课。如果她能整天围着我，给我洗澡、擦身子、做日常按摩，我想我不介意当一个截肢者。当然，老师不应该这么想，但是，当你正值二十七岁，又有一个人像海伦这样坐在你面前，提出性之类的话题并像她那样看着你时，你又会做些什么呢？

一个男孩不依不饶。他说海伦的姐姐不该担心她丈夫会自杀，因为当你没胳膊时，你不可能自杀。没胳膊，你就没法死。

两个男孩说：当你只有二十一岁时，你不应该不得不面对没有脸或没有腿的生活。噢，当然了，你可以装个假腿，但你绝不可能戴张假脸，那又有谁肯和你约会呢？那不就结了，你永远不会有孩子或任何东西。你的母亲会不愿意见到你，你所有的食物都得通过一根吸管。想到你会因担心可能看到或看不到那张失去了的脸，而永远不想再看浴室里的镜子，真的很令人伤心。想象一下，当一个可怜的妈妈在知道儿子永远不会再用剃须刀和剃须膏后，不得不决定将它们扔掉时，她该有多难。永远不会再用了。她不会真的走进他的房间，说：儿子，你永远不会再用这些剃须工具了。好多东西堆在这儿，我要把它们扔了。他坐在那儿，没有脸，而他的母亲告诉他一切都结束了，你能想象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吗？你只能对你不喜欢的人那样做，很难想象一个母亲会不喜欢自己的儿子，即便是他没有脸了。不论你境况如何，你的母亲都应该会喜欢你、支持你。如果她不喜欢你、不支持你，你能到哪儿去呢？活着又有什么用呢？

班上的一些男孩子希望能有自己的战争，这样他们就可以到那儿进行报复。一个男孩说：哦，胡说，你永远不能进行报复。他们向他喝倒彩，他们的喊叫声淹没了他。他叫理查德。他们说全校都知道他是共产党。主任做着笔记，也许是关于我如何允许教室里出现不止一个声音，从而失去了对班级的控制。我绝望了，提高了嗓门：有没有人看过一部关于德国士兵的电影《西线无战事》？没有，他们从没看过。在德国人对我们做了那么多坏事后，为什么他们应该掏钱看关于德国人的电影？该死的德国佬！

你们有多少人是意大利人？半个班。

这是不是说在意大利和美国开战后，你们就再没看过意大利电影？

不，这和战争没有关系。他们只是不想看那些带有愚蠢字幕的电影。字幕走得很快，你永远无法跟上故事的发展。当电影出现雪景而字幕又是白色时，你到底应该怎样才能看清楚呢？许多意大利电影都有雪景和对着墙角撒尿的狗，它们很令人沮丧，而人们却只是干站在街上等着一些事情发生。

地方教育委员会规定，每堂课必须有一个归纳所有内容、引出家庭作业、强化或得出某种结论的总结，但是我忘了。下课铃响起时，两个男孩正在争论。一个支持约翰·韦恩，另一个说他是个从未上过战场的大骗子。我试图用一个大总结归纳所有内容，但讨论却仍在零零星星地进行。我对他们说谢谢你们，但是没有人在听，而主任挠了挠额头，并做了笔记。

我走向地铁站，一路责骂自己。有什么用呢？老师，天哪！我应该和狗一起待在军队里。我应该在船坞和仓库里抬东西、拖东西、骂人、吃大个三明治、喝啤酒、追逐港口附近的妓女，那样生活要自在得多。至少我和自己的同类、同一阶层的人在一起，而不是变得自高自大，远离心爱的人。我应该听从爱尔兰的神甫和正派人士的话。他们告诉我要提防虚荣心，要接受我们的命运。那些性情温顺、心灵谦逊的人在天堂里有一席之地。

迈考特先生，迈考特先生，等等。

主任隔着半个街区叫我：等等。我转身朝他走去。他有一张善良的脸。我想他来是要安慰我：很不幸，年轻人。

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唉，我本不应该和你说话，但我只是想说几星期后你会收到考试成绩。你具有当一名好老师的潜能。我是说，看在上帝的分上，你的确了解沙逊和欧文。我的意思是，走在这儿的人有一半分不清爱默生和米基·斯皮兰。所以，当你拿到成绩并开始找工作时，给我打电话，好吗？

哦，好的，当然，好的，我会的。谢谢。

我在街头跳舞，在空中漫步。鸟儿在高架地铁站台上喳喳地叫，人们微笑着、尊敬地看着我。他们能够看出我是个从事教学工作的人。我毕竟不是那么傻。哦，主啊！哦，上帝啊！我的家人会说些什么呢？老师！这个词会传遍利默里克。你听说过弗兰克·迈考特吗？耶稣啊！他在美国那儿当老师了！他走的时候是啥样？什么也不是。他那会儿就是那样。可怜又悲惨的家伙，看上去活像一个被猫叼进来的东西。我要给琼打电话，告诉她我已经获得了一份教学工作，是在一所高中。虽然不像诺姆教授那样高高在上，但仍然……我往投币口里塞了十美分钢镚。它掉了下去，但我又放下了听筒。给她打电话意味着我需要给她打电话，但我不需要这个需要。没有她在浴缸里，没有扁鲨和白葡萄酒，我照样可以活。地铁列车轰隆隆地进站了。我想告诉那些不管坐着还是站着的人：我获得了一份教学工作。他们会从报纸上抬起头，冲我微笑。不，不给琼打电话。让她跟那个毁了扁鲨、对葡萄酒一窍不通的诺姆，那个道德败坏、不能忍受琼这个人的诺姆待在一起吧。不，我会径直走到码头仓库，准备干活直到我的教师资格证书到来。我的教师资格证书。我真想在帝国大厦的顶端挥舞它。

当我打电话询问那份教学工作时，学校说对不起，那个和蔼的主任去世了。对不起，没位子了，还祝我找工作顺利。每个人都说只要我拿到证书，找份工作不成问题。到底有谁愿意要一份那么糟糕的工作？工作时间长，收入低，和美国乳臭小儿打交道，你得到哪些感激了？这就是这个国家迫切需要老师的原因。

一所接一所的学校告诉我：对不起，你的口音是个问题。你知道，孩子们喜欢模仿，校园里将充斥着爱尔兰方言口音。当孩子们回到家，口音却变得像——你知道——像巴里·菲兹杰拉德时，家长会怎么说呢？你明白我们的处境吗？校长助理不明白，操着那么一口方言口音的我是怎么拿到教师资格证书的。难道地方教育委员会还有别的标准吗？

我很灰心。伟大的美国梦中没有我的一席之地。我回到港口附近地区，在那儿我觉得舒服多了。

<hr/>

[1]犹太男子常戴的一种无边圆顶小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