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他们，在部队待了两年后，《美国军人法案》帮助我在纽约大学过了浑浑噩噩的四年。我在晚上打工以弥补政府补助的不足。我其实可以在业余时间打工，只是我急于毕业，想用我的学位和大学知识给这个世界和女孩们留下深刻印象。我在为迟交论文和错过考试找借口这方面经验丰富。我支支吾吾、喃喃地向耐心的教授们讲述自己的不幸人生，暗示巨大的悲痛。我那爱尔兰口音帮了大忙。我生活在信任和老天爷作证的边缘。

当我在一摞图书后面打呼噜时，大学的图书管理员们戳醒了我。其中一位告诉我，图书馆内严禁打盹睡觉。她善意地建议，外面华盛顿广场公园里有无尽的长椅，我可以躺在那儿直到警察到来。我对她表示感谢，并告诉她一直以来我是多么崇拜图书管理员，不仅因为他们懂得杜威十进分类法，还因为他们也提供其他日常生活方面的帮助。

纽约大学的教育学教授提醒我们小心日后的教学生活。他说第一印象很关键。他说：你们和第一个班级见面、打招呼的方式可能会决定你们的整个职业进程。你们的整个职业生涯。他们在观察你们。你们在观察他们。你们是在和美国青少年——一个危险物种打交道。他们不会对你们仁慈。他们会估量你们的能力，会决定对你们采取什么对策。你们以为你们控制着局面吗？再想想吧。他们就像寻热导弹，在跟踪你们时，他们依靠原始的本能。这是年轻人摆脱他们的长辈、在这星球上立足的机能。你们知道这个，是不是？希腊人知道这个。研究一下希腊人吧。

教授说在学生进入教室之前，你们必须决定自己将站在哪儿——“姿势和布局”，以及自己将成为怎样的人——“身份和形象”。我从不知道教学会那么复杂。他说：你们不能简单地讲课，除非你们知道该把自己放置在什么地方。教室要么是你们的战场，要么是你们的操场。你们得清楚自己是谁。记住教皇的话：“了解自己，不要认为上帝会审视你。正确的人类研究就是人类自己。”教课第一天，你们要站在教室门口，让学生知道你们很高兴见到他们。我说的是，站着。任何一位剧作家都会告诉你们：当演员坐下时，演出将停滞不前。最好的方法就是确立自己的风度，并在教室外的楼道里展示这种风度。我说的是，教室外。那是你们的领地。当你们走出教室时，你们会被认为是个坚强的老师，无所畏惧，随时准备面对一群蜜蜂。一个班级就是一群蜜蜂，而你们就是战斗的老师。这是人们并不认可的东西。你们的领地就像你们身上的气味，你们走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楼道里，楼梯上，当然，还有教室里。千万别让这些蜜蜂侵犯你们的领地。绝不。记住：坐着或甚至站在讲台后的老师实质上缺乏自信，他们该换份工作。

我喜欢他说“实质上”一词的方式。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用在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之外的场合。我期待自己当老师后也能用这个词。它有个重要的言外之意，能让人们坐直身子并集中注意力。

你站在那个小小的讲台上，一讲就是一个小时，而你面前的每个人都在做笔记。我认为那感觉真是棒极了。如果你再有好的长相或性格，女孩子们就会在课后蜂拥到办公室或其他地方看你。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教授说他作过一项关于高中学生行为的非正式研究。如果我们敏感并善于观察，就会在上课铃响之前注意到某些不寻常的瞬间。我们会注意到青少年的体温如何上升，血液如何流动，如何产生足够为一艘战舰提供动力的肾上腺素。他笑了，而你会发现他对自己的这些观点是多么得意。我们也对着他笑，因为教授有这个权利。他说老师必须观察学生如何展示自我。他说：很多东西——我说的是很多东西——取决于他们如何进教室。观察他们的入场式。他们漫步走，他们神气十足地走，他们拖着脚走，他们彼此碰撞，他们开玩笑，他们炫耀。你们，你们可能没想过进教室这件事，但是对一个十来岁的少年来说，这可能是全部的全部。进教室就是从一个环境转移到另一个环境。对于那个少年来说，那令人不快。那儿会有恶人，会有从粉刺到丘疹等日常令人讨厌的东西。

虽然我无法理解教授讲的东西，但对此印象深刻。我从没想过步入教室会牵扯到那么多事。我认为讲课就是件简单的事，就是将你知道的东西告诉班上的学生，然后考他们，给他们成绩。现在，我知道了作为老师的生活竟然如此复杂。因为了解了有关老师的一切，我对这个教授很是钦佩。

一起上教授的课、坐在我旁边的学生悄悄地说：这家伙在胡说八道，他这辈子从没教过高中生。这个学生叫西摩。他戴着一顶亚莫克便帽[1]，因此他时不时说些很有学问的话也就不足为奇，或者他就是为了吸引坐在他前面的那个红发姑娘而卖弄学问。当她因西摩的话语而转过头来微笑时，你会发现她很漂亮。我希望自己也能卖弄一把，可不知该说些什么，而西摩对任何事都有独到的见解。红发姑娘告诉西摩如果他真那么想，就应该大声说出来。

该死，不，西摩说，我会被踢出去。

她对他笑了笑。当她对着我笑时，我觉得自己飘飘欲仙。她说她叫琼，然后她举起手以引起教授的注意。

什么事？

教授，你教过多少个高中班级？

哦，几年来，我听过几十个班的课。

但是你真的在高中教过课吗？

你叫什么名字，年轻的女士？

琼·萨默斯。

难道我没告诉你，我听过、辅导过几十个实习老师的课吗？

我父亲是个高中老师，教授。他说只有亲自教过，你才会了解高中教学。

他说他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她这是在浪费整个班级的时间。如果她想继续这个讨论，可以和他的秘书预约。他们可以在他的办公室见面。

她站着把背包带往肩上一甩。不，她不会预约和他见面，她觉得他没理由不坦白地回答她关于教学经历的问题。

够了，萨默斯小姐。

她转过身，看了看西摩，瞥了我一眼，向门口走去。教授瞪着眼，手里的粉笔掉了下来。等他捡回粉笔，她已经不见了。

现在他会怎么处置琼·萨默斯小姐呢？

他什么都没做。他说快下课了，下周见，然后拿起包走了出去。西摩说琼·萨默斯极其漂亮地毁了自己，极其漂亮。他说：告诉你一件事。不要招惹教授。你不会赢，不管在任何时候。

下一个星期，他说：你看见了吗？耶稣！

我认为一个戴着亚莫克便帽的人不应该那样说耶稣。如果“耶和华”或“他妈的”是骂人的话，而我用这些话骂他，他又会怎样？但是我什么都没说，因为害怕他嘲笑我。

他说：他们在约会。我看见他们在麦克杜格尔街的咖啡馆里情意绵绵地喝咖啡。他们手拉着手，眼对着眼。他妈的。我猜她在他办公室和他聊了一会儿，然后就这样了。

我口干舌燥。我梦想着有朝一日能碰到琼，并开口说话。我们会一起去看电影。我会选择一些带字幕的外国电影，以显示我是多么老于世故，而她将崇拜我，让我在黑暗中亲吻她，以至于错过很多字幕和故事线索。那不要紧，因为我们会在一家烛光摇曳、舒适温暖的意大利餐厅谈天说地。她那红色的头发在烛光中闪烁。天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因为我的梦就到此为止。我以为我是谁？是什么让我认为她会看我哪怕一秒钟呢？

我在麦克杜格尔街的咖啡馆里徘徊，希望她能见到我并对我笑一笑，而我会还以微笑。我那么随意地抿了口咖啡，而她就会印象深刻，接着又看我一眼。我会确保她能看到我那本书的封面——尼采或叔本华的作品，而她会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在本可以和那个沉迷于德国哲学、敏感的爱尔兰人相处时，却浪费时间和教授在一起。她会说声“请原谅”，然后离开。在去厕所的路上，她会在我的桌子上放下一张写有她电话号码的纸条。

我在菲戈罗咖啡馆见到她的那天，她真这么做了。她离开餐桌时，教授以那种占有和骄傲的神情看着她。我真想一脚把他从椅子上踢开。接着，他瞥了我一眼。我知道他甚至没认出我在他班上。

他示意结账。当女招待站在桌子旁挡住了他的视线时，琼乘机把那张纸条放在我的桌上。他们离开后，我打开纸条：“弗兰克，明天给我打电话。”电话号码用口红潦草写成。

上帝！她注意到了我，一个摸索着想成为老师的码头工人，而那个教授，天哪，是一个教授！可她却知道我的名字。我被幸福冲昏了头。餐巾纸上用口红写着我的名字，而那口红曾经碰过她的芳唇。我知道我会永远珍藏那张纸条，直到把它带进坟墓。

我给她打电话。她问我是否知道我们可以在哪儿安静地喝一杯。

查姆莱咖啡馆？

好的。

我该做些什么？该怎么坐？该说些什么？我将和曼哈顿最漂亮的姑娘一起喝一杯。她或许每晚都和那个教授上床。想到她和他在一起，我就痛苦万分。查姆莱咖啡馆的男人们满怀妒火地看着我。我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和那个漂亮姑娘、那个令人倾倒的尤物、那个绝色佳人在一起的那个邋遢家伙是谁？哦，也许我是她的兄弟或表兄弟。不，不可能是那种关系。我不够好看，说是她的远房表亲也没人相信。

她要了杯饮料。诺姆外出了，她说，他每周在佛蒙特教两天课。我猜大嘴西摩把所有事都跟你说了。

没有。

那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你……你邀请我来。

你怎么看自己？

什么？

很简单的问题。你怎么看自己？

我不知道。我……

她看上去不以为然。让你打电话你就打电话，让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你不知道你怎么看自己。看在上帝的分上，说说你的优点吧。来吧。

我觉得鲜血涌上脸庞。我得说点什么，要不然她会起身离开。

一位码头平台领班曾经说过，我是个强壮的小爱尔兰人。

哦，那么，凭那句话和十美分硬币，你就能将地铁开出两站地。你是个迷失的灵魂。这很容易就能看出来。诺姆喜欢迷失的灵魂。

从我嘴里冒出了这么句话：我不在意诺姆喜欢什么。

哦，上帝。她要起身离开了。她没有。她笑了，笑得那么起劲，以至于几乎被酒呛着。之后，一切都变了。她冲着我笑，笑了又笑。我感到很幸福，几乎要欢呼雀跃。

她从桌子那边伸过手来，握住我的手。我的心疯狂乱跳。我们走吧，她说。

我们来到巴罗街她的公寓。进门后，她转过身吻我。她旋转着脑袋，她的舌头按顺时针方向在我嘴里游动。我却在想：主啊，我不值得她这样。为什么上帝没在我二十六岁之前告诉我这些？

她说我是个身体健康的农民，明显地渴望爱抚。我不喜欢被称为农民。天哪，我没读过书吗？没看过E. 劳里·朗、P.G. 沃德豪斯、马克·吐温、E. 菲利普斯·奥本海姆、埃德加·华莱士和又老又好的狄更斯的书吗？我认为我们在这儿要做的不仅仅是表达情感。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她问我是否喜欢扁鲨，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以前从未听说过。她说一切取决于你如何烹调它。她的秘诀是冬葱。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这么做，她说，但这对她很有效。美味的白鲑最好用上好的白葡萄酒烹制，普通的料酒可不成，得用好酒。诺姆曾经做过一次鱼，但弄得一团糟。他用了些加州啤酒，结果做成了一只旧鞋的味道。那个可怜的心肝只知道他的文学和讲座，对葡萄酒和鱼一窍不通。

和一个手捧你的脸、告诉你要对自己有信心的女人相处，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她说：我父亲来自利物浦，他酗酒而死，因为他害怕这个世界。他说希望自己是个天主教徒，这样就可以出家，可以永远不用再见到人。是我母亲努力让他说出自己的优点，可他做不到，因此他酗酒而死。你喝酒吗？

不多。

小心点。你是个爱尔兰人。

你父亲不是爱尔兰人。

不是，但他可能是。利物浦的每一个人都是爱尔兰人。我们来做那条扁鲨吧。

她递给我一件和服。好了，到卧室里换衣服。如果武士能穿，那么一个不那么强壮的“强壮的小爱尔兰人”也可以穿。

她换上一件丝质晨衣。那晨衣好像是活的，一会儿粘在她身上，一会儿悬着好让她在里面自由活动。我喜欢衣料粘在她身上的样子，那使身穿和服的我充满活力。

她问我是否喜欢白葡萄酒，我说是的，因为我发现“是的”是任何问题的最佳答案，至少对琼是这样。我对着桌上的扁鲨、芦笋和两根摇曳的蜡烛说“是的”。我对着她举起酒杯、和我的酒杯碰了一下、发出砰的一声的样子说“是的”。我告诉她这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饭。我想接下来对她说我开心极了，但那听起来可能会不自然，而她可能会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我，这会毁了整个夜晚和我以后的生活。

扁鲨之夜后的六个晚上，我们都没有提到诺姆，除了她卧室花瓶里那十二朵新鲜的玫瑰（上面有张卡片，写着“诺姆的爱”）。我多喝了点儿酒，以便能鼓足勇气问她：你究竟如何做到当着诺姆送的新鲜玫瑰的面和我一起躺在这床上？但我从来没这么问过。我买不起玫瑰，因此我送她康乃馨（她把它们插在玫瑰旁边的大玻璃瓶里）。没有竞争。在诺姆的玫瑰旁边，我的康乃馨看起来很令人伤心，以至于我用仅剩的几美元给她买了一打玫瑰。她闻了闻，说：哦，它们真漂亮。我不知道该对此说些什么，因为这些玫瑰不是我种的，而是我买的。花瓶里，诺姆的玫瑰干瘪了。想到我的玫瑰将会代替诺姆的玫瑰，我很开心。但是，她接下来的举动在我心上留下了我曾受过的最大的伤痛。

我坐在厨房的椅子上，看见了她在卧室里所做的一切：她一支一支拿起我的玫瑰，小心地把它们插到诺姆的玫瑰的中间和周围，后退几步，看了看，用我的新鲜玫瑰撑起诺姆那些无精打采的玫瑰，轻轻抚摸它们（他的和我的），笑了，好像两组玫瑰一样好。

她一定知道我在注视着她。她转过身，冲着在厨房里忍受煎熬、几乎要放声痛哭的我笑了笑。它们真漂亮，她又说了一遍。我知道她说的是二十四朵玫瑰，而不单单是我那一打。我真想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冲她嚷嚷几句，然后怒气冲冲地离开。

我没有这么做。我留下了。她做了八宝猪排配苹果酱和捣碎的土豆，味道像卡纸板。我们上了床，可我满脑子都是和那个佛蒙特狗杂种的玫瑰混在一起的我的玫瑰。她说我似乎干劲不足，而我想告诉她我情愿自己死了。没关系，她说，人就是要彼此习惯，你得保持精力充沛才行。

这就是她保持精力充沛的方式？同时应付我们两个人，用不同男人的玫瑰插满自己的花瓶？

那个春季学期快结束时，我在华盛顿广场遇到西摩。进展如何？他笑着说，好像他知道一切，大美人琼好吗？

我结巴了，重心从这只脚换到那只。他说：别担心。她也和我干过，但是她只得到我两礼拜。我一弄清她要搞些什么名堂，就让她见鬼去了。

搞什么名堂？

那都是为了老诺姆。她请我做客，请你做客，天知道还请了谁，而她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了诺姆。

但是他去了佛蒙特。

佛蒙特，你这个傻瓜。你一离开她的住所，他就在那儿探听细节了。

你怎么知道？

他告诉我的。他喜欢我。他跟她说我的事，她跟他说你的事，他们也知道我在跟你说他们的事，他们有的是时间。他们谈论你，谈你如何傻到什么都不知道。

我走开了。他在我后面喊：任何时候，嘿，任何时候。

我勉强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所有事情我都是勉强过关。教师资格考试的及格分是六十五，我考了六十九。我认为我得以及格是由于布鲁克林东区高中的一个英语部主任（他给我的示范课作过鉴定）的好心以及自己有幸粗略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纽约大学一位嗜酒如命的教授曾经友善地对我说，我是个蠢学生。我当时被惹恼了，后来想了想，发现他是对的。我在各方面都很蠢。但我发誓有朝一日会振作起来，集中思想，聚精会神，有所作为，摆脱一切束缚，整合自己的行为，一切都按照传统的美国方式进行。

我们坐在布鲁克林技术高中楼道里的椅子上，等待面试，填表，签字声明效忠美国，向全世界保证我们现在不是、过去也未曾是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