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命令下达至李堡之后，三重镍的官兵们都兴奋不已。在90年代，这种实战任务很少见，而且本次任务的规模和影响力是任何一位排长之前所执行任务的两倍大。这项人人梦寐以求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肩上。

我们的期望很高——可等我们到了沙特阿拉伯，这些期望瞬间就瓦解了。我们一到那里就被划归给了“任务管理办公室-沙特阿拉伯国民警卫队（OPM-SANG）”。这是一个有三十多年历史的美国军队部门，负责培训并指导拥有10万名士兵左右且独立于沙特武装部队的国内安全部队——沙特阿拉伯国民警卫队。OPM-SANG这个高级别的指挥部门将在这次任务中成为我们的监管部门。

我们50人的团队被分成了四拨儿，然后被分散派往这个面积有整个美国西部那么大的国家的各个地方。战士们执行的任务也不过是商场安保这一类的，与保护美籍家庭安全根本就毫无关系。就算是50只德国牧羊犬也能完成那样的任务。

OPM-SANG中90%的人员都是陆军少将或陆军中将，这就在年龄、经验以及期望上面与我的战士们形成强烈的对比。这就意味着我们双方之间必然会有冲突，而这场冲突是自上而下被点燃的。

我们一些年轻的战士们因为穿着短裤和拖鞋去社区泳池而遭到高级将领们的训斥。上级政策要求所有的战士都要尊重当地的文化习俗，在去泳池来回的路上都要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的，因为驻地周围有沙特阿拉伯当地人在工作。这项政策和战士们受到的训斥都是合理的，但是有一点却不合理，那就是这些高级将领们自己却经常违反这项政策。

要不要当面向一个资历比我老25年，级别也远在我之上的将官提出这个问题？更何况当年在尼科莱特公立学校与布斯对峙的场面至今还历历在目。然而，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我还是决定挺身而出，做这件正确的事情。

“只要别再当面叫人家懦夫，就没事。”我心想。

为了给自己增加点儿底气，我找来一位资历比我老16年的陆军中将从旁支持我，然后就去见将军了。

一开始见到陆军准将拉里·史密斯的时候，我们先是愉快地闲聊了一会儿。然后他就问我的来意。

“将军，我需要您的帮助，”我说道，“我的战士们违反了军队规定，我得处理这个问题——这个我可以处理。我想请您帮忙，让军队高级将领们能给我们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

史密斯向后倚靠在椅子上，用几乎是从鼻子中发出的声音来跟我说话，那种屈尊俯就的口气甚至比当年布斯的还要严重。

“仔细听好了，韦伯中校，”他小声地说道，“我们不要在这里对两边的战士进行比较，这个问题不归我这个级别的人管。”（事实上，应该由他管，因为问题已经摆在他面前了。）“你就只管管好你那个排的战士。他们干得不错，你就让他们继续保持下去就可以了。”然后他根本就没有停顿，就改用一种高兴的语气，转入了更轻松的话题，“这边的设施是不是很不错啊？对了，你家人都还好吧？”

多聪明，多有手段，多么狡猾啊。

我看了看我拉来的帮手，可是那位中将就像只温驯的羊，默默地站在那里，根本没打算插话。

（四年之后，我看见史密斯将军因为被指控性骚扰而登上了《美国陆军时代》的封面。史密斯否认了该项指控，但是随后陆军调查人员认为这项指控属实，并撤回了之前对他的升职任命。于是，史密斯提前退休，就此结束了他的事业。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自己当年就认清了他的本质。）

被史密斯这种级别的将领所打击的确是一件糟糕的事情，但是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接下来，我竟然被一个有身份的下属打击。

尽管到了沙特阿拉伯之后，我们之前对此次任务的所有期望都被击得粉碎，我还是决定努力做好任何情况下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保护战士及其家人的福祉。

我就工作环境与歇班之后的时间安排与战士和低级将领们一一谈话。我还给国内的军人家属们写了一封新闻邮件，描述我们这边的生活情况，告诉他们我们每月能多拿好几百美元的生活津贴。

大家都很欢迎我的这种做法，除了陆军上士艾弗里·詹姆斯。他是我新任的副排长，也正是大约三年以前我梦寐以求的那种军士下属。但是对于我写新闻邮件这件事情，他认为我干预过多，透露太多信息了。

“这是私人的事情。”他坚称，意指关于生活津贴的事情，“一些战士不想在节日快要到来的时候让他们的妻子知道额外津贴的事情。”而且他还认为，士兵福利的问题应该完全由军士来处理。

但是，他对我意见最大的事情竟然是我根本就掌控不了的事情。我们没有汽车或其他设备需要保养，也几乎没有时间进行个人训练或枪法训练。我们不需要协调后勤物资，而且战士们都被分散派遣到沙特全国各地去了。

这就意味着，詹姆斯作为军士，他90%的工作都不用干了，更加让他郁闷的是，这里军官和军士的人数比例是50∶1。我知道他心里不高兴，但是对此我无能为力，而且他也知道。

我和史密斯将军之间的摩擦更是激怒了詹姆斯。他把对所处环境的憎恶转化为对我的憎恶，有一次竟然在几个战士面前对我大发脾气。我想都没想，就命令他跟我出去谈谈。我先是指出我知道他对当时的状况心存不满，接着就痛斥了他一顿。

“你觉得我们到底是来这儿干什么的，来策反吗？”我问他，“难道我要因为这些问题，把我的军衔扔在桌子上，以辞职相威胁吗？”

尽管我们真的不喜欢这次任务，但同时又真的没有理由抱怨。我们拿到的是战时危险性任务的津贴，而实际上我所处的环境根本就不危险。是我们自己没有调整好自己的心理期望值。我告诉他，他需要帮助我们的战士熄灭他们心中的愤懑之火，而不是火上浇油。

詹姆斯在战士面前顶撞上级，这犯了军队里的大忌。考虑到他到目前为止还算优秀的工作表现，我接着对他说：“有意见的话可以私下来找我谈，但是如果再像这次一样在公开场合顶撞我的话，我就会动用我的一切力量，保证你坐着离开这个国家的最早一班飞机，调回美国。”

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仍然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看我的。但是从职业的角度上来说，我唯一在乎的就是他能收起那种不满的态度。说实话，最后他真的做到了。

当你说了算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觉得他们会比你干得好。陆军少尉迈克尔·伯恩斯也是如此。我们这次任务只需要一个军官，但是伯恩斯还是被派遣随行而来，所以从一开始他的存在就是多余且不受欢迎的。

伯恩斯对军队生活了解不深，更不用说担任军官要了解的了，所以他的职业态度非常不成熟。

“你对这些家伙们还不够强硬。”他常常会随意地挥舞着手臂说道。他不愿意和高级将领们一起工作，还能说出些看似很合理的理由，但这实际上却暴露了他对这份职业存在一种理解上的偏差。

“溜须拍马可不是我的作风，”他常常会说，“只有对方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才会回应。”他觉得管理层的会议太无聊了，我承认，的确很无聊，但是他好像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类会议本就应如此。

伯恩斯轻率的态度并不是装出来的，因为他大部分工作的时间都是在晚上，见不到那些高级将领们。但是当他因为与詹姆斯一样的问题而在战士们面前苛责我的时候，我对他的态度也很明确。

我的级别只比伯恩斯高那么一点点儿，所以应付他就得动点儿脑子了。我告诉他，我要交付给他新的任务。他得在白天到总部和我一起当班，实地学习一点高级军官的工作作风以及职业操守。

我本以为他会非常失望，但我没想到他竟然会那么生气。他极力跟我辩解，甚至还为冒犯了我而道歉，但是我并不想让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不行，你早就该找个机会向我证明一下你的能力了。”

他反对的态度更加坚决了：“我不用亲身体验，也知道该怎么做。如果你做对了，那你就是对的，就这么简单。”

我想起了自己与布斯的冲突，以及最近与史密斯的交锋，然后我回答说：“如果你的上级不想听你的想法，也不关心你是怎么想的，那你还有什么办法坚持下去呢？总之，没有人教过我。”

“这儿不是你说了算！”他喊道，“你又不是指挥官！”然后立刻就把电话打回了美国，但是通话很快就结束了。第二天早上，他就来执行我给他安排的新任务，同时（我认为）他也对坚强的意志和易怒倾向有了新的理解吧。

*　*　*

大约在沙特阿拉伯的任务结束两年之后，我被派往了新的岗位。这次的任职似乎再一次印证了麦克阿瑟将军所说的那句话：要勇于承担失败和失误的风险。事实上，面对下属与上司，“坚韧的意志”虽然有时会激化矛盾，但有时候同样也能够感化他们。

1998年，在我被晋升为陆军上尉的那周，我的上司告诉我，约翰·戴拉·亚克诺上校想让我竞选成为他的高级后勤主管。我并没有因此感到荣幸，反而觉得很害怕。这种职务应该由陆军少校来担任，而不是陆军上尉——更不是刚刚晋升的陆军上尉。而且我是宪兵出身，干不了后勤主管。

这个职位的职责包括负责五个营800名指导员和1800名战士的后勤管理，监管120万美元的年预算和武器采购及餐饮设施方面价值450万美元的合同义务。

光是这些工作职责已经让人望而生畏了，但实际上要做的工作还不只这些。由于麦克莱伦堡将在15个月之后彻底关闭，新上任的后勤主管要负责将这个庞大机构的所有资产一一报账——成千上万套的家具、设备以及其他财产——或者上交，或者搬至本旅在密苏里州伦纳德伍德堡的新驻地。换句话说，也就是又增加了一倍的工作量。谢谢，我可不干！

但是我很快就被通知去面试。亚克诺坐在我面前，说话很亲切，但是也很直接。“好了，告诉我，我为什么要选你作为我的后勤主管？”他问道。

“这个，长官，我觉得这其中有些误会，”我回答说，“我没有要竞选后勤主管的意思。说实话，我觉得我在资历和级别上都没有资格担任这项工作。”我并不是在故作谦虚，我只是很有自知之明而已。我知道，在这里级别和权威是很重要的。一旦成为后勤主管，我周围大部分的同事都会是老资历的陆军少校或中校。

之后亚克诺就转移了话题，我们谈了很多跟后勤根本就没有关系的事情。当我离开他的办公室的时候，我想他肯定会在另外三名竞选者（一名上尉，两名少校，而且其中一位还是专业的后勤管理人员）中挑选一人担任此职务。

面试之后大约过了一周，我收到了后勤主管的任职通知，即刻生效。亚克诺后来跟我说，他知道我的级别和资历会给我的工作带来一些不小的挑战，但是他欣赏我的个性。他认为我知道如何努力工作，而且直言不讳。他说面对前方的困难，这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重要。

我被气得发狂，心想亚诺克的决定简直目光短浅，愚蠢至极。我仿佛又回到了在杰克森维尔州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的历史课上，感觉晕头转向。我和克莉丝汀刚刚被迫从租住的房子里搬出来，还没在驻地这边安顿好。在这种时候让我担任超出我的级别和资历的职务，简直就像是捆住我的一条胳膊，然后生生地把我推到拳击场上一样。如果我不能胜任，会是我的错吗？

结果证明，在接下来的15个月里，亚诺克所说的那些优点的确在各个细节上弥补了我在级别和资历上的不足。亚诺克甚至还交给我很多职责范围之外的工作。当他看了我做的会议陈述和书面报告之后，就让我为安装总指挥准备工作简报，还让我给他准备在旅遣散仪式上的发言稿。

一方面，能得到如此重用，我感觉很高兴。但是另一方面，我知道自己之所以会做额外的工作，是因为其他人不愿意干或者干得不好，这让我感到很气愤——这就跟小时候一样，由于我很“擅长做家务”，所以父母就把大部分的家务活儿都“奖励”给我做。

我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一种积极的态度和新鲜的视角的确很重要，但是由于级别不够，也没接受过相关的正式培训，我就像一个孩子，挣扎着要套上父亲的西服。每当大家在做重要决定产生意见分歧时，我就特别被动。旁人往往会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分明在说：“你觉得自己几斤几两重，上尉？”即使是亚诺克也不例外，他希望我能替他挺身而出，但是如果我擅自站了出来，他也会嘲弄我。

其间有一件事就能证明这一点。

在伦纳德伍德堡接替了亚诺克职位的军官是罗德·约翰逊。他为人随和，脾气温顺，刚刚被晋升为陆军上校。（8年之后，他成为了宪兵司令。）他与亚诺克完全是两种人，后者是第82空降师的老兵出身，脾气火暴，喜怒无常。

有一次，我和约翰逊在伦纳德伍德堡开策划会，他问我能不能为他们这个刚成立的指挥部支援一些资金。他拿到的预算很少，所以希望我们能支援大约4000美元。与这次转移所需要的费用相比，4000美元就只不过是点零头而已。但是出于对上司的尊重，我并没有告诉他，我们的预算里还余出85000美元，而且这些钱在麦克莱伦堡也用不上。

我回到亚拉巴马将这个请求告诉了亚诺克，他当场断然拒绝，一点儿都没有商量的余地。“你知道他们要拿钱来干什么吗？买家具。全新的家具，天哪！”他怒气冲冲地说。他认为这笔钱要么花在战备武装上，要么就不花。在他看来，将领们坐在轻便小桌前也没有问题。

亚诺克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家具问题确实是约翰逊面临的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军队不会花10000美元把那些破旧磨损、70年代制造的钢制桌椅从亚拉巴马州搬去密苏里州。但问题是，约翰逊的团队需要桌椅来工作啊。

我向亚诺克请求道：“长官，我们不需要这笔钱，而且在总数当中，这笔钱根本就算不了什么。”这场谈话持续了足足15分钟，最后他开始不耐烦了，我也只好作罢。然后，我就去找在麦克莱伦堡管理财务的军官，看看能不能有其他的办法筹到这笔钱。

“你为什么不直接把钱给他？”这个军官非常疑惑地看着我，“这种转账是合法的，而且你的钱又有剩余。何必要来找我呢？”当然，我并没有告诉他亚诺克不同意。

我仔细权衡了一下当时的情况，也仰仗着亚诺克对我一直以来的器重（他任用我的时候曾说很欣赏我敢作敢为的个性），然后就把钱汇了过去。

一周之后，亚诺克把我叫去了他的办公室，确认我的确把钱汇过去了之后，他就给了我人生当中最严厉的一顿痛斥。“你只是上尉！我才是上校！韦伯，你难道不明白这一点吗？”这句还算是其中最客气的一句话。

我的任何解释都毫无作用。他一直在冲着我咆哮，周围办公室所有人都能听得到。我知道他会反对，但我没想到他会气成这样，毕竟我们一起共事了这么久。

然而，尽管亚诺克的决定是目光短浅的，但是禁止我汇钱的命令却是合法的。我违反了命令，就是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我昏昏沉沉又有些木然地走出他的办公室，来到楼下一间空教室里，平静了好一会儿。

在这之前，我以为自己总是能处理好一些棘手的问题，但是这件事让我开始怀疑自己。还有两周，就要对我进行年度评定了，我知道自己已经在一系列职业问题上做出了严重的错误判断。

虽然我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前程就这样被断送了（军队将领们有时候在这种问题上往往过于夸张），但是我想，因为这件事，我过去一年的努力付出肯定白费了。

当我最终坐下来接受年度评定时，亚诺克展现出的那种高尚的职业精神，让我至今都受益匪浅。他抛开了个人情感，给我做出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一周之后，他亲手将军功奖章戴在了我的胸前，这个奖章通常来说只会授予他的指挥官。

几天之后，在一次高尔夫聚会上，我和亚诺克一边喝着啤酒，一边闲聊。当时他那些坦诚的话语至今仍让我感觉很温暖。他情绪有些激动地说，他为我过去一年的工作表现感到非常骄傲，我的努力最终证明他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当然，他当初也有些拿不准。

10年之后，我在五角大楼与另一位上司产生了类似的摩擦。在任职结束后不久，我和他也像当年与亚诺克一样坦诚地谈了一次。而他的话也有力地证明了，无畏、果敢、创新都是一把“双刃剑”：

你很难缠，但是我倒宁愿让你来推进工作进程。你有一种别人打不倒的气魄。你一旦打定主意，上司基本就没办法让你改变主意，但是你似乎总能认准目标，完成任务。我们需要一个过程来适应你这种独特的创造力、内驱力和决断力，虽然这个过程会有点让人感觉不安。不过，我还是很欣赏你。我们特别希望能继续和你共事……我们真想利用你那神奇的力量帮我们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然，坚韧的意志、合理的想象以及适当的冒险精神在推动整个团队解决问题，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肯定会激怒某些人或者犯下某些错误。

要付出多少努力才算努力？要做到什么程度才不算过火？究竟要多强硬，多温顺，多么难琢磨或易怒？要有多大的冒险精神？我只能给出像上文那些的个人经历和个人看法，而无法给出标准的答案。

当我写下“性情”这个词儿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平衡”、“谦虚”以及“妥协”——柔中带刚，又不会刚愎自用。说到底，就是存在一个临界点，过了这个界限，坚韧的意志就会变成自杀式的狂妄，果敢的气质就会变成轻率鲁莽。经过无数次教训之后，我意识到，保持理智与清醒的头脑在处理工作、政治、宗教、金钱以及爱情问题中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尽管寻求共识与实际的解决办法是一种永恒的美德，但有太多人依然觉得这种思维会让他们看起来软弱且缺乏信念。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我的实际经历证明并不是这样的。事实上，这也不是大多数美国人的经历。

当别人告诉你们要停下来的时候，我建议你们再向前迈出一步，这样你们就会自己找到问题的答案。保持你们的好奇心，多问问题。坚持不懈，永远比别人多想一步。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不断尝试。

永远要像厄尔曼那样（麦克阿瑟将军很可能不会这样），以孩童般的心态去面对现实，抛开所有先入为主的观点，谦逊地跟随自己内心的指引。

当不可避免的失败降临的时候，你们就会更加坚强、更加睿智地去面对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