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去过某某人（说出几个著名姓氏）的家啊，还有某某（又说了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的版本说是他杀！我不相信。好像传说有目击者……有物证……说是不可能用那根细细的绳子，只能是被闷死的，钥匙被丢在办公室外面……各种版本……人们喜欢听“宫廷秘史”。我告诉您另一件事吧：证人也是可操控的。他们不是机器人，电视就可以操控他们，还有报纸和朋友，大家都有共同的利益，谁说的是真相？所以我认为（应该由）专业人员——法官、学者、牧师等，寻找真相。其余所有人都陷入权力野心……感情用事……（停顿）我读过您的书，您不该这么相信人类，相信人的真相……历史，才是思想的生命，不是人在写，而是时间在写。关于人的真相，就像是一个挂钩，每个人都可以去挂自己的帽子。

应该从戈尔巴乔夫开始说……要是没有他，我们可能仍然生活在苏联。叶利钦，现在也不过是斯维尔德洛夫州的党委第一书记，而盖达尔，也就是《真理报》经济版的主编，坚信社会主义。而索布恰克，充其量就能在列宁格勒大学当个讲师吧……（停顿）苏联还能够延续很长时间。泥足巨人？一派胡言！我们是强大的超级大国，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很多国家。这正是美国人害怕的。女紧身衣和牛仔裤不够？要赢得原子战争，需要的不是紧身衣，而是现代导弹和轰炸机。这些我们都有，世界一流。任何战争都可以打赢。俄罗斯士兵是不怕死的。现在我们成了亚洲人了……（停顿）斯大林创建的国家是不能朝下走的，是不会被打败的，可惜的是顶层脆弱而无助。没有人想到，国家会从顶层开始崩溃，国家最高领导人会走上背叛的道路。第一书记都变种了！坐在克里姆林宫的总书记原来就是主要革命者，从上面毁灭国家很容易。严格的党纪和等级结构，反倒是起到了毁掉党的作用。历史上的偶然反常……就像是……恺撒本人开始摧毁罗马帝国……不，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俾格米人，也不是被形势掌控的玩物，当然也不是中情局特工……但他到底是谁？

“共产主义掘墓人”和“祖国叛徒”，“诺贝尔奖得主”和“苏联破产者”，“六十年代精英群领军人物”和“最佳德国人”，“先知”和“犹大”，“伟大改革者”和“伟大艺术家”，“伟大的老戈”和“戈尔巴契”[9]，“世纪伟人”和“背叛者”……都说的是同一个人。

阿赫罗梅耶夫自杀前几天就开始做准备。有两份遗书写于22日，一份写于23日，最后一份是8月24日。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就是8月24日那一天，广播电视播出了戈尔巴乔夫关于放弃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权力的声明，呼吁苏共自动解散：“必须做出这个艰难但诚实的决定。”总书记不战而退，不去关照人民和千百万共产党员……这就是背叛。他出卖了所有人。我可以猜到阿赫罗梅耶夫在这一刻的痛苦。不排除他在上班路上看见政府机构降旗，看到克里姆林宫钟楼降下红旗的可能。他情何以堪啊？一个共产党员，前线老兵，他整个生命都失去意义了……我不能想象他会过我们今天这种生活。没有苏联了，在主席台上的是俄罗斯三色旗而不再是红色的旗帜，不再有列宁画像而是换上沙皇双头鹰。他不适合任何新的装饰。这是一位苏联元帅……您明白吗……他是苏——维——埃——人！所以只能是这样的结果，没有别的。这是唯一的结局……

他在克里姆林宫很不舒服。人们叫他“白乌鸦”……“大兵狂”……这让他很不习惯，他说：“真诚无私的同志情往往只存在于军队中。”所以，他整个的生命都是在军中度过的，他十七岁穿上军装，和军人们在一起生活了半个世纪。这么长的时间！几乎是一辈子！从总参谋长职位上退休，搬到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是他自己写报告要求的。一方面，他认为到时间了（似乎都看到灵车了），应该给年轻人让路；另一方面，他开始与戈尔巴乔夫产生矛盾。戈尔巴乔夫与赫鲁晓夫很像，不喜欢军队。赫鲁晓夫曾经说，将军们如果不打仗，就好像寄生虫。但我们国家是个军事国家，有70%的经济学家都以各种方式为军队服务。最好的大脑也用于军工——物理学家、数学家……都在坦克和炸弹研究领域工作。思想体系也是军事化的。而戈尔巴乔夫是纯粹的文官。以前的总书记都有战争背景，只有他是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毕业的。他曾经问过军方：“你们一直想打仗吗？我可不想。”要知道，仅仅莫斯科这一个地方的陆军将领和海军上将就比全世界其他地方加起来的还多。以前没有人这样同军人说话，他们都是重要人物。在政治局会议上，不是经济部长而是国防部长先报告工作：出了多少新军事武器，而不是多少录像机。所以我们这里一部录像机价格相当于一套公寓。现在一切都改变了……军人们当然就要站出来了。我们需要更大更强的军队，我们的领土太大了！——我们的边境线长度相当于世界各国总长度的一半。我们认为，我们只能有力量，要是我们软弱的话，任何“新思维”都不能战胜任何人。

阿赫罗梅耶夫本人多次向戈尔巴乔夫报告他的想法，但他们之间有着重要的分歧……关于冲突细节，我现在就不回忆了。在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中，每个苏联人都耳熟能详的话语已经消失了：“国际帝国主义阴谋”“报复性打击”“海外大亨”……都被他删除了。他只提“公开化的敌人”和“改革的敌人”。阿赫罗梅耶夫在自己的办公室破口大骂（他可是老手！），说戈尔巴乔夫的演讲都是“浑蛋话”，（停顿）老戈是“外行”“俄罗斯甘地”……克里姆林宫走廊里的遭遇还不是最令人难过的。让“老顽固”们吃惊而越发强烈地预感到的巨大灾难是：戈尔巴乔夫不仅会淹死自己，还会毁灭所有人。我们被美国视为“邪恶帝国”，他们威胁要对我们“十字军远征”……发动“星球大战”……可是我们的总司令却像佛教僧侣一样大谈“世界是一个共同家园”“没有暴力和流血的改革”“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等等，阿赫罗梅耶夫斗争了很久，但是他精疲力竭。起初他以为这是有人向高层谎报实情，后来才明白这是一种背叛。于是他提交辞职报告，戈尔巴乔夫接受了，但是没有让他离开，任命他做了军事顾问。

……触动权力结构是危险的，斯大林的架构、苏联的架构……您怎么说都行……从第一天起，我们的国家就一直存在于一个动员体系内，这个体系不是为和平生活设计的。一直如此……想想看，我们难道真的不能模压出那种时尚女靴和美丽胸罩，真的造不出磁带录像机吗？这是两笔账。我们是有其他目标……可是人民呢？（停顿）人民只是盼望有普通生活物品，有充足的面包糕饼就够了。人们还需要沙皇！戈尔巴乔夫没有想做沙皇。他拒绝了，于是皇位给了叶利钦……1993年，当叶利钦感到总统的位子不稳时，他没有选择自杀，而是下令向国会开炮。连共产党在1991年都不敢开枪……戈尔巴乔夫交出权力的时候没有流血，叶利钦的坦克却开炮了。就是因为……有民众支持他。我们国家在心态、潜意识和基因方面都是个沙皇国家，所有人都需要沙皇。伊凡雷帝[10]（欧洲称他为“恐怖沙皇”）使很多俄罗斯城市血流成河，又在利沃尼亚战争中遭到失败，但人民对他只有恐惧和崇拜，像对彼得大帝和斯大林那样。可是那位赋予俄罗斯自由的“解放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1]，却被刺杀了……在捷克人那边可以有哈维尔[12]，但是我们俄国人需要的不是萨哈罗夫，而是沙皇。大主教一样的沙皇，或者总书记和总统，在我们的国家里，他们就是沙皇。（稍微停顿）

他给我看他的笔记本，上面抄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语录。我为自己抄写下来一段列宁语录：“只要那里是苏维埃政权，哪怕是猪圈我都愿意在其中生活。”我承认我没有读过列宁的书。

嗯，这是另一方面了……换个话题吧……放松一下……我们谈话，就像人们常说的，在狭窄的空间里，在餐桌旁。克里姆林宫有自己的厨师，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向他预订小鲱鱼、腊肠、鱼子酱等，戈尔巴乔夫常点粥和沙拉。他要求厨师不要给他鱼子酱：“鱼子酱配伏特加酒是最好的，但我不喝酒。”和赖莎一起进餐，是他一天中最放松的时间。他和以前的总书记都不一样，完全没有苏联体制的味道，他对自己妻子爱得很温柔，总是手牵手散步。而叶利钦呢，他大早上就要来一小杯，加上酸黄瓜，这就是俄罗斯男人的风格。（停顿）克里姆林宫就是个水晶球。我会详细说给您听……只是不要打上我的姓名……是的，要匿名……反正我已经退休了……叶利钦打造自己的团队时，搜罗了“戈尔巴乔夫分子”，不管什么人，统统收编。今天我和你坐在一起，是因为我出局了，本应该像游击队员一样沉默吧。我不怕录音机，但是它会妨碍我说话。这是习惯，你懂的。他们就像用X光一样监视我们……（停顿）似乎很多都是琐细的小事，但是这反映出人的个性……阿赫罗梅耶夫搬到克里姆林宫后，几次拒绝提高薪水，只是请求保留他原来的水准，他一直说：“我够用了。”我们当中可以有堂吉诃德吗？谁把堂吉诃德视为正常人？开展反特权斗争后，苏共中央和政府发布命令，要求必须把高于五百卢布的外国礼品上缴国库，阿赫罗梅耶夫是为数不多的最早执行这一命令的人之一。克里姆林宫有一种趋炎附势的风气……在那里工作，要很谦卑；知道该对谁呵斥，同时对谁憨笑；跟谁打招呼，跟谁微微点头。一切都要预先精打细算，你的办公室安排在哪里？离总统近吗？在同一层楼吗？如果没有，你就不算是人物，这样子……就是小角色……你的电话是什么样的？有“直升机”（直线）吗？要是你的电话上印有“总统”字样的按键，表示你有直线。还有，你有没有克里姆林宫车队提供的专车？……

……我在读托洛茨基的《我的生活》，这本书出色地展示了革命的厨房。现在所有人都在认真研究布哈林。他的口号是：“丰富自己吧，积累自己吧。”家喻户晓，真是恰逢其时。这位“布哈林奇客”（斯大林这样称呼他）提出“扎根社会主义”，把斯大林称为成吉思汗，但有些语焉不详……布哈林和所有人一样，准备不假思索地把人扔进革命的火炉。在杀人中培养人才，所以这并不是斯大林的首创……可以说他们都是军人，经过革命战争和国内战争，经历过血腥的搏杀……（停顿）列宁有句名言，革命是它自己想来就来到的，而不是什么人想让它来的。是的，就是如此……改革、公开化……所有都是我们从手中放出来的……为什么？最高权力层其实不乏智慧者，他们都读过布热津斯基……但是当时的认识是这样：自己修补一下，加点润滑油，我们就可以继续走下去。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的人民对于苏联的一切厌恶到什么程度。他们自己也很少相信“光明的未来”，却以为人民是相信的……（停顿）不是的，阿赫罗梅耶夫不是他杀。我们抛弃了阴谋论……自杀就是他最后的力争。离开人世之前，他毕竟说出了要害：我们正在坠向无底深渊。一个强大的国家，赢得过最严酷的战争，就这样崩溃了。中国没有崩溃，朝鲜也没有崩溃，古巴依旧屹立，但我们消失了。不是敌人用坦克和导弹干掉的，他们摧毁的是我们最强的一点，我们的精神。因为制度腐烂了，党腐烂了。也许，这应该才是症结所在，这也是阿赫罗梅耶夫离开的原因之一……

他出生在莫尔多瓦一个偏僻的乡村，早年失去父母。他是作为海军军校学员参加战争的，一个志愿者。他在医院迎来了胜利日——那时他重度神经衰弱，体重只有三十八公斤。（停顿）一个备受折磨、伤病累累的军队打胜了。我记得这支军队，深陷于疲顿、咳嗽、坐骨神经痛、关节炎、消化器官溃疡、胃病……我和他是同一代人——都是战争人。（停顿）他从学员一路升到军队金字塔的最顶端。苏维埃政权给了他一切：元帅最高军衔、金星英雄、列宁勋章……他不是世家王储，只是一个从农民家庭出来的男孩，来自穷乡僻壤。是苏维埃政权把机会给了成千上万和他一样的人，给了穷人、小人物……他热爱苏维埃政权。

门铃响了，来了一位熟人。他和来人讨论一件事，谈了很长时间。N回来的时候，我看到他有些沮丧，不是那么愿意说话了。幸运的是，后来他又谈得起劲了。

我们（N与来人）在一起工作，我打电话叫他来的……但是他拒绝了，说这是党的机密，不能泄露出去，不让外人接触机密。（停顿）我不是阿赫罗梅耶夫的朋友，但我认识他多年。没有人为了拯救国家而去殉难，他是唯一一个。而我们却都开始为个人养老金和保住我们的公家别墅而忙碌奔波，所以我不能保持沉默……

……在戈尔巴乔夫以前，人民只能看到列宁墓观礼台上的国家领导人，看到的只是貂皮帽子和石头一样刻板的面孔。有政治笑话说：“为什么市面上不见貂皮帽子？因为官员的繁殖速度超过了貂鼠。”（笑）其实什么地方的政治笑话都没有克里姆林宫里面的多。政治笑话，就是反苏笑话……（停顿）改革……我记不太清了，好像第一次是在国外从外国记者那儿听到这个词的。以前我们最常说的是“加快速度”和“列宁道路”。国外则开始刮起戈尔巴乔夫旋风，整个世界都患上“戈尔比热病”，国外把我国发生的所有事情、所有变化都叫作“改革”。戈尔巴乔夫的车队从大街上经过，数千人夹道观看，有人哭有人笑。我记得那一切……人民曾经热爱过我们党！克格勃恐惧消失了，主要是宣布结束疯狂的核竞赛……全世界都为此感激我们。几十年来人们害怕核战争，就连孩子也是。人们已经习惯于从战壕里通过瞄准镜互相看对方……（停顿）欧洲国家的人们开始学习俄语……餐馆里开始卖俄罗斯菜肴，红菜汤、饺子……（停顿）我在美国和加拿大工作了十年，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回国……看见很多人——诚实热情的人们，希望全身心参与到改革中去。我上次看见人们这样兴奋，还是加加林飞上太空那个时候……有很多与戈尔巴乔夫志同道合的人，但是在官员当中最少，在苏共中央和各州党委中都很少。他有个外号叫“度假区书记”，因为他是从斯塔夫罗波尔州调到莫斯科的，斯塔夫罗波尔是以前历届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都喜欢去度假的地方。他还因为推行禁酒运动而被称为“矿泉水总书记”“果汁之子”。有人在搜集戈尔巴乔夫的黑材料：他到伦敦访问，不去拜谒马克思墓……这可不寻常！他访问加拿大回来，见谁都夸加拿大好，这也好那也好……而我们呢，大家都明白我们的情况。有人不支持他：“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一百年后我们也将是那样的。”“哈，你过于乐观了。”顺便说一句，他刺激了所有人……（停顿）我在一个“民主派”媒体上读到了这样的称呼：战争的一代……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抓住权力不放。战争胜利了，重建国家，我们就应该离开，因为除了军事标准，我们没有其他的生活观念。因此我们是如此落后于世界……（恶狠狠地）“芝加哥男孩”[13]……“粉红裤子”[14]……伟大国家又在何处？如果是打仗，我们就会胜利。如果打仗的话……（久久沉默）

但越往后戈尔巴乔夫就越像个传教士，而不像总书记了，成了电视明星。大家很快听厌了他讲道：“回归列宁”啦，“跃入发达的社会主义”啦……问题是，那当时我们建设的是什么？“不够发达的社会主义”吗？我们有的是什么？……（停顿）我记得，在国外我们看到过另一个戈尔巴乔夫，与我们在国内认识的戈尔巴乔夫判若两人。他在国外感到自由，能自在地开玩笑，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在国内，他是迂回而隐晦的，看上去似乎软弱，语言空泛。但他并不软弱，也不是懦夫。那都不是真的。其实他是一个冷静而世故的政治家。为什么有两个戈尔巴乔夫？因为如果他在国内也像在域外那样坦诚，他可能随时会被“老人帮”抓起来吃掉。还有一个原因，我是这样想的，他或许早已不再是共产党，已经不相信共产主义……不论是秘密的还是下意识的，他都成了社会民主党人。虽然没有张扬，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在莫斯科大学读书时，是和“布拉格之春”的捷克领导人杜布切克及其战友姆雷纳什在一起的，他们成了朋友。姆雷纳什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他们在大学党委的闭门会议中听了赫鲁晓夫的二十大报告，受到强烈震撼，通宵漫游莫斯科。次日早上，他们在列宁山，就如同当年赫尔岑和奥加辽夫一样，发誓毕生与斯大林主义斗争。（停顿）整个改革，就是从那儿来的，来自于赫鲁晓夫的“解冻”……

我们已经说到这个话题……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国家领导人都是打过仗的，经历过恐怖时代。他们的心理是在暴力条件中形成的，他们经历了长期不断的恐惧。他们不能忘记1941年，苏联军队可耻地退却到莫斯科。他们记得那时是如何用言辞鼓动士兵上战场：夺取武器去战斗。那时候不计算人头，只计算子弹头。很正常……从逻辑上说，保存这种记忆的人们都相信，为了战胜敌人就必须制造出坦克和飞机，多多益善。所以世界上积累了这么多的军力，以至于苏联和美国可以互相毁灭对方一千次。但是武器还要继续抓紧。新一代人就是这时登台的……戈尔巴乔夫的整个团队在战争时期都还是儿童……他们的意识中只有欢乐世界的印象……骑着白骏马检阅胜利日游行的朱可夫……已经是另一代人，另一个世界了。第一代人不相信西方，视西方为敌人；第二代人要过西方人一样的生活。当然，“老人党”们很害怕戈尔巴乔夫，害怕他关于“建立无核世界”的谈话——害怕他告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恐怖平衡”学说。戈尔巴乔夫说的是“核战之中不可能有赢家”，意思是我们应该减少国防工业和裁军，让第一流的军工厂改去制作生产钢锅和榨汁机……这样怎么行？军方将领们与政治领导层、与总书记进入了战争状态。将军们不能够原谅总书记失去了东欧板块，不能原谅我们从欧洲撤出，特别是东德。就连科尔总理也对戈尔巴乔夫的慷慨感到惊讶，他们提出给予我们大笔金钱，协助我们从欧洲撤军，但是戈尔巴乔夫拒绝了。这种天真令科尔惊讶。这是俄罗斯式的憨厚。戈尔巴乔夫是那么希望西方人喜欢他……为了法国嬉皮士穿印有他照片的T恤……却平庸而可耻地放弃国家利益。军队撤回到森林中，撤回到俄罗斯原野上。军官和士兵住在帐篷和地下掩体里。改革……如同一场战争，但这并不像是复兴国家……

在苏美裁军谈判中，美国人总是得到他们正好想要的。阿赫罗梅耶夫在《元帅和外交官的眼睛》一书中描述了“奥卡”导弹（西方称为CC-23）的谈判过程。这种新导弹除了苏联谁都没有，美方的目标是销毁它。但它并不在苏美谈判条件中：建议销毁的只是1000至5500公里中程导弹，最少也是500到1000公里射程。“奥卡”的作战半径是400公里。苏联总参谋部对美国建议说：那么，我们可以表达一下诚意，我们可以不从500公里射程起，而是从400公里射程起，禁止400到1000公里范围的导弹，这样美国人就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现代化导弹，射程在450至470公里的“兰斯-2”。漫长的幕后斗争……可是戈尔巴乔夫却背着军方，自己做出了销毁“奥卡”的决定。正如当时阿赫罗梅耶夫所说的那段名言：“不如我们干脆在中立国瑞典申请政治庇护，别回国了？”他不能参与瓦解自己贡献了一生的事业……（停顿）世界成了单极，强权现在属于美国。我们变得软弱，立刻被推向边缘。我们变成了三流国家，成了失败者。我们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却输掉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停顿）所以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他不能忍受……

……1989年12月14日，萨哈罗夫葬礼。成千上万人走上莫斯科街头。根据警方的资料，大概有七万到十万人。守灵的有叶利钦、索布恰克、斯塔罗沃伊托娃……美国驻苏联大使杰克·马特洛克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些人物出席“俄罗斯革命的象征”“国家级持不同政见领袖”的葬礼，是合乎逻辑的。可是当他瞥见稍远些的阿赫罗梅耶夫元帅的身影，这位美国大使感到惊讶了。萨哈罗夫生前与阿赫罗梅耶夫是敌人，双方是不可妥协的对手。（停顿）但是阿赫罗梅耶夫却来道别，除他而外，克里姆林宫没有人来，总参谋部也没有别人来……

……只要稍微给他们一点儿自由，小市民的嘴脸就无处不在。对于阿赫罗梅耶夫这位苦行者和无私者来说，这是巨大打击。在内心里，他不能相信我们真的会搞资本主义，我们有苏维埃人和苏联历史……（停顿）我的眼前至今仍然有这样的画面：在阿赫罗梅耶夫那个住着八口之家的国家别墅外，一个金发女郎边跑边尖叫：“看看吧，两个冰箱和两个电视！这是谁？这就是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为什么让他拥有两个电视和两个冰箱？”大家今天都沉默了，一声不吭……以前关于别墅、公寓、汽车和其他待遇的具体记录，现在早已刷新。什么豪华汽车、办公室的西方家具，不是去克里米亚而是去意大利度假……在我们当时的办公室，家具都是苏联货，我们开的车也都是苏联造，我们穿的西装和皮鞋也全是苏联产品。赫鲁晓夫来自一个矿工家庭，柯西金[15]出身农民……就像我所说的，他们都是从战争中过来的，生活经验当然受到局限。不仅人民，就连领导人那时候也是住在“铁幕”后面，所有人都好像住在鱼缸里……（停顿）还有一件事……也许这是局部的问题，说是战后朱可夫元帅失宠，不仅与斯大林嫉妒他的名声有关系，也和他别墅里大量从德国运回来的地毯、家具、猎枪有关。虽然这充其量也就是装载了两辆汽车，但是布尔什维克是不能够有这些破烂的……这些在今天听起来都很可笑……（停顿）戈尔巴乔夫喜爱奢华，在福罗斯为他建造了别墅……大理石来自意大利、瓷砖来自德国……沙子来自保加利亚海滩……其实没有一个西方领袖不是这样。如果把斯大林的克里米亚别墅与戈尔巴乔夫的比较，那就只算是个宿舍了。毕竟，总书记变了……尤其是他们的妻子变了……

谁来捍卫我们的共产主义？不是教授，也不是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而是列宁格勒的一个化学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她挺身捍卫共产主义……她的文章《我不能放弃原则》造成了轰动效应。阿赫罗梅耶夫也写作和演讲。他对我说过：“应该回击了。”有人打电话威胁他，说他是阿富汗的“战犯”。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反对阿富汗战争的。他从来没有从喀布尔运出钻石或其他宝石，也没有像其他将军那样从国家博物馆带走名画。他不断遭到中伤……是因为他阻拦所谓“新历史学家派”要证明我们一事无成，身后一片空白，连胜利也不是我们的，只是开上去小股分队和部队。战争是罪犯们打胜的，是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到达柏林的。那是什么胜利啊？通往欧洲的路上铺满了尸体……（停顿）如此贬损和侮辱我们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在1991年莫非还能取胜？（停顿）难道这个军队的元帅能够忍受这些吗？

阿赫罗梅耶夫的葬礼，只有家人和少数朋友参加，没有军人致敬，没有礼炮。《真理报》都不愿意刊登一个指挥过四百万军人的前总参谋长的讣告。前国防部长亚佐夫和其他“政变分子”一起被关进了监狱，新任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当时好像因为搬进亚佐夫的公寓并且急于赶走亚佐夫的妻子而备受关注。只顾自己的私利了……但是，我要说一下，这很重要：就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可以因为相关事情而被判罪，但他们绝不是追逐个人目标和私人利益……（停顿）在克里姆林宫的走廊里又出现了关于阿赫罗梅耶夫的窃窃私语：“不就是那个内向老实的人吗。”官员们都转而投向叶利钦……（反问道）有谁明白什么是尊严？不要问幼稚的问题了，正常的人都不时兴了……结果，美国《时代》倒是发表了周刊讣告文章了，文章作者是海军上将威廉·克劳福，里根时代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相当于我们的总参谋长）。他多次在军事谈判中会见过阿赫罗梅耶夫。他尊重阿赫罗梅耶夫，是因为他的信念，虽然对于他来说，这信念完全是陌生的。敌人也向他致敬……（停顿）

只有苏维埃人可以理解苏联人。其他那些人，我不会对他们说……

<h4>生命之后的生命</h4>

9月1日，在莫斯科的特洛耶库罗夫斯基名人墓地（莫斯科新处女公墓的分支）举行了苏联元帅阿赫罗梅耶夫的葬礼。

当天夜里，不明人士挖开了阿赫罗梅耶夫的墓穴和旁边一周前下葬的斯雷德涅夫中将的墓穴。调查表明，斯雷德涅夫墓穴是先被挖开的，显然是误挖……盗墓者偷走了阿赫罗梅耶夫镶有金色边饰的元帅礼服、按照军事传统钉入棺木的元帅军帽，还有很多勋章奖章。

调查员确信，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墓地被盗案，没有政治目的，纯粹出于商业动机。高级将领的制服特别受古董经营商的青睐。元帅制服更是抢手……

——《生意人报》，1991年9月

<h4>红场采访摘录（1997年12月）</h4>

——我是设计师。1991年8月之前，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8月之后变成了另一个国家。8月前我的国家叫苏联……

我是谁？我是捍卫过叶利钦的白痴之一。我曾站在白宫前准备躺到坦克下面。那时人们潮水般走上街头，群情汹涌。但是他们是愿意为自由而死，而不是为资本主义。我觉得自己被欺骗了。我不需要资本主义，我是被带进去的……是硬塞给我们的……它既不是美国的模式，也不是瑞典的模式，不伦不类。我不是为了别人的金钱赌博干革命的。我们以高呼“俄罗斯”取代了高呼“苏联”。我现在真遗憾他们没有用水炮把我们驱散，他们也没有在广场上架起几挺机关枪。应该抓他两三百人，其他人就会躲到角落里去了。（停顿）那些当年召唤我们到广场上去“打倒克里姆林宫黑手党”的人，许诺我们“明天必将自由”的家伙们，今天都在哪儿呢？他们完全没有交代，早就跑到西方去了，现在在那边咒骂社会主义。他们坐在芝加哥实验室里继续骂，而我们，还在这里……

俄罗斯……人们都在洗脚时谈论她，每个人都可以打她耳光。把她像用过的抹布和过期药品一样扔进西方垃圾场，废品收购站！（骂娘）她成了提供原材料的附庸国，天然气的开关……苏维埃政权怎么了？它并不理想，可是它好过现在这些东西，更公正。总之，是社会主义培养了我，那里没有超级富豪，但也没有乞丐……没有无家可归者和流浪儿，老人能靠退休金生活，不用在外面捡瓶子拾破烂，吃残羹剩饭。不必看别人的眼色，不必伸出双手乞求……改革杀死了多少人——还得计算一下呢。（停顿）我们以前的生活被彻底夺走了，一块石头都不留。很快我就会和儿子没什么话说了。“爸爸，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是个蠢货，马拉特·卡泽伊是个怪胎。”[16]我儿子从学校回来对我说，“都是你教我的……”我把我学到的东西教给他，很正确地教育他。但他说这是“可怕的苏联式教育”，而正是这个“可怕的苏联教育”教会我，不仅要考虑自己，还要想到他人，要关心弱者，关心穷人。对我来说，卡斯特罗是英雄，而不是那些穿着深红色夹克的家伙……他们的人生哲学是“自己的衬衫最贴身，自己的脂肪最温暖，自己的金钱最美好”。“爸爸，你别扔掉烤箱……”“人文主义面包渣”……这都是从哪儿学的？这里的人们都是异类……都是资本主义的人，您明白！他都吸收了，他才十二岁。我已经不是他的榜样了。

为什么我要捍卫叶利钦？仅仅因为一个演讲，他说应该剥夺官僚的特权，这就给他带来数百万支持者。我都准备拿起自动步枪向苏联共产党开枪了。是他们说动了我……我们不明白他们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替代品。他们在偷换概念，是极大的骗局！叶利钦站出来反对“红军”并宣称自己是“白军”。这是个大灾难……问题是：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温和社会主义？人道社会主义？我们得到了什么？野蛮资本主义横行街头，杀人越货，厮杀火并，纷纷在混战——从小商贩到工厂主。匪帮爬到了最上面，倒爷和换汇掮客把持权力……周围环绕着敌人和掠夺者，豺狼当道！（停顿）我不会忘记……不能忘记我们站在白宫外面……我们为谁火中取栗？（骂娘）我父亲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货真价实，在一家大工厂党委工作，参加过战争。我对他说：“自由了！我们要做正常人了，做文明国家……”他对我说：“你的孩子将来要去伺候贵族。你想要这个吗？”那时候我们都年轻，很傻……我还嘲笑父亲呢，我们真是傻透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切就这样发生了？不知道。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想的是其他东西。改革，这当然是伟大的事情……（停顿）一年后，我们的项目设计室关闭了，我和妻子流浪街头。怎么生活下去？我们把能卖出钱的东西都拿到市场上：水晶、苏联黄金，以及最宝贵的，我们的藏书。一连几个星期都只能吃土豆泥。于是我做起了“生意”，销售一种半成品“公牛牌”烟草，有一升一罐的，有三升一罐的。妻子的父母（都是大学教师）把货送到街市，我负责叫卖。很多人买。大家都抽烟，我也抽烟。妻子做清洁办公室的工作。有一段时间她还给一个塔吉克人卖饺子。我们为天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所有人……现在我和妻子做分销，她总是哭个不停。要是一切都回到过去就好了，不要向我扔鞋子……这并不是对两卢布二十戈比的干香肠的怀旧……

——我是商人……我诅咒共产党和克格勃……我痛恨苏联共产党。苏联的历史就是内务部、古拉格和死亡营的历史。我讨厌红色，讨厌红康乃馨……妻子买回一件红衬衫，我就说：“你疯了！”

我们周围仍然到处是五角星。布尔什维克的偶像今天和过去一样竖立在广场上。我带着宝宝上街，她问我：“这是谁？”那是罗莎·谢姆利亚齐卡[17]的纪念碑，她曾经血洗克里米亚，她喜欢枪杀年轻的白卫军军官……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孩子的问题。

——我是糕饼师。我丈夫可以给你讲讲——他去哪里了？（四周看看）——我是做什么的？做点心馅饼的。

你问1991年？我们那时候可好了，年轻漂亮……没有聚众闹事。我看见有人跳舞，一边舞蹈一边尖叫：“军政府滚蛋！军政府滚蛋！”（用手捂住了脸）哦，不要录像……哎呀哎呀！那些歌里的一些话不必抹去，但有些话是不能刊登出来的。我记得有一个中年男人，舞跳得可棒了……我们战胜了他们，兴高采烈。听说他们已经准备了暗杀名单，第一个就是叶利钦……不久前我在电视上还看到他们……这个军政府……老朽而愚蠢。那三天严酷到绝望：难道改革就这么完了吗？有一种生理上的恐惧。这就是自由精神……我们全都感受到自由……真害怕再次失去。戈尔巴乔夫是个伟人……他打开了禁区，大家那时候都爱他，但他很快又让我们不快了：他怎样说话，他说什么话，他说话的姿态，都让我们生气，特别是他的妻子。（笑）那时候全俄罗斯到处都流传三个卡：赖卡、米什卡、改革卡[18]。于是我们就去喜欢叶利钦的妻子纳伊娜了。人们更喜欢她，因为她总是站在丈夫的后面。而赖莎总是站在戈尔巴乔夫旁边，有时候还要走在前面。我们那儿有句话说：要么你自己当女王，要么你别打扰沙皇。

共产主义作为一个纯粹的定律，理想很美好，但没有奏效。我丈夫这样说，红色神圣是有过的……读一下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就行，那时候多么神圣！但是热血都白白空淌了。俄罗斯在战争和革命中流尽了鲜血，对于新鲜血液已经没有任何力量或狂热。人们已经吃尽了苦头，饱经风霜。现在人们就是逛逛市场，挑选一下百叶窗、窗帘和壁纸，还有各式各样的锅碗瓢盆。我们喜欢一切有色彩的东西，因为之前我们都是灰色的。有一台十七制式的洗衣机，我们就开心得像孩子一样。我的父母已经不在了，妈妈是七年前去世的，爸爸是八年前，但我现在还在使用妈妈囤积的火柴、米面和食盐。妈妈是什么都买（那时候不说买东西，而是说弄到东西），一天忙到黑，现在我们去市场和商店，就像参观展览一样，边看边选，想好好宠宠自己，怜惜自己。这叫心理治疗……我们都有病……（沉思）那时候吃了多少苦啊，都到了囤积火柴的地步。在我的语言中，那不叫世俗，不是拜物主义，那叫治疗……（沉默）时间越长，关于政变的回忆就越少。我们变得羞于启齿，早就没有了胜利的感觉。因为……我不希望苏联毁灭。我们怎么就毁掉了她啊！欢天喜地！我的半生都是在苏联度过的……这可不是拿起来就能放弃的东西……您同意吧！在我的脑子里，现在做什么都是按照苏联思维。要改个习惯还要很长时间呢。现在人们很少去回忆糟糕的事情了，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为我们首次飞往太空而骄傲。商店空空荡荡的时代，已经被忘记了……甚至不相信还有过这种情景……

政变刚刚结束后，我就去了乡下的爷爷家。收音机是绝不离手的。早上我去菜园子翻地，每过五至十分钟就把铲子放下：爷爷，你来听听，叶利钦发表讲话了……过了一会儿又喊：爷爷，你来啊……爷爷耐心地听着，后来终于忍不住了：“你挖深些吧，不要听他们的胡说八道了。我们的救星就是土地，就是看土豆收成好不好。”爷爷是个很有智慧的老头。晚上邻居来串门，我悄悄对他们说起斯大林的话题。邻居说：“倒是个好人，就是活得太久了。”我爷爷说：“这个歹人，他让我吃尽了苦头。”我还是拿着收音机走来走去，听得兴奋而激动。最大的痛苦就是莫斯科现场的代表们要去吃午饭，活动中断。

我有什么东西，靠什么活下来？我有巨大的书库和录音资料库啊。我妈妈是化学博士，她也有很多书籍和稀有矿物标本。有一次，一个小偷进到了她家……夜里她醒来发现单间公寓中站着一个年轻壮汉。他打开壁橱从里面拿出所有东西，又都扔在地上：“倒霉的知识分子，连一件体面的大衣都没有……”然后他就从容地打开门走了，什么都没有拿走。我们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就这样活了下来。周围有人又是建别墅，又是买豪车。我从来没见过钻石……

生活在俄罗斯，就像生活在小说中；但我就想生活在这里，和苏联人在一起，看苏联电影。哪怕这是个谎言，哪怕做什么都要循规蹈矩，但我还是爱他们。（笑）上帝可不要让我丈夫在电视上看到我哟……

——我是一名军官。我现在……请准许我发言。（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小伙子）请录下来吧：我是一个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爱国者。我是神的仆人，通过祈祷，用满腔热忱为神服务……是谁出卖了俄罗斯？是犹太人。那些断子绝孙的。因为犹太人，上帝哭了很多次。

现在有一个世界大阴谋……我们正在与这个反俄罗斯的阴谋打交道。这是中情局的计划……不要告诉我这是假的，我不想听！安静！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的计划是“制造混乱，把他们的珍品悄悄地换成赝品。我们将在俄罗斯内部寻找自己志同道合的盟友……我们会从年轻人中培养愤世嫉俗、庸俗堕落的都市达人”。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明白了吗？我们的敌人，是犹太人和美国人。那些个愚笨的美国佬。克林顿总统在美国政治高层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说：“我们已经得到了杜鲁门总统曾经想用原子弹得到的东西……我们兵不血刃地从世界霸权争夺战中赶走了美国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难道我们的敌人要在我们的头顶上崛起吗？耶稣说：不要害怕，不要恐惧，要坚定和勇敢。主是爱俄罗斯的，将把俄罗斯通过苦难道路引向伟大的荣耀……

我无法让他停下来。

1991年，我从军事学院毕业，获得两个小五星，少尉军衔。我为此骄傲，也不想脱下军装。苏联军官啊！祖国卫士！可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失败后，把我改成了文职，换了服装。任何一个老大爷在公共汽车站都可以走过来质问我：“你怎么没有保卫住祖国？小王八蛋！你发过誓的啊。”军官也是饿着肚子服役，军官工资只够买一公斤廉价香肠。所以我就退出了军队。曾经有段时间，我的活计是在夜晚保护妓女。在一家公司做保安。犹太人！所有灾难都来自于他们……俄罗斯人却无路可走。就是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递给我一张传单）读读吧，不管是警察还是军队，都不能保护索布恰克、丘拜斯或者涅姆佐夫[19]们逃避正义人民的愤怒。“哈依姆，你听说没有，很快就会有大屠杀？”“我不害怕。我有俄罗斯护照。”“傻瓜，他们要痛殴你的脸，是不会先看护照的。”（画十字）

俄罗斯大地——需要俄罗斯秩序！阿赫罗梅耶夫的名字，马卡绍夫[20]的名字，和其他英雄的名字，飘扬在我们的旗帜上！主不会遗弃我们……

——我是大学生……阿赫罗梅耶夫？这是谁？什么人？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八月革命……

——对不起，不了解。

——你多大了？

——十九岁。我对政治不感兴趣，远离政治秀。但我喜欢斯大林。把今天的统治者与穿军大衣的领袖比较一下，这很有意思。这种比较有什么用？这个这个……我不需要伟大的俄罗斯。我不会穿笨重的大皮靴，也不会在脖子上挂冲锋枪。我不想死！（沉默）俄罗斯的梦想就是：手上拎着箱子，离开他娘的俄罗斯，飞到美国去！但是我可不想一辈子离开俄罗斯，更不会在美国做一辈子服务生。

[1] 放红公鸡，俚语，意为放火。——编者注

[2]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1928— ），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国际关系学者。美国政府重要智囊，曾任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以极端反苏著称。著有《大失败》《大棋局》《大抉择》等。——编者注

[3] 米哈伊尔指戈尔巴乔夫。——译者注

[4] 尤里·尼古拉耶维奇·阿法纳西耶夫（1934—2015），苏联和俄罗斯政治与历史学家，苏联解体前五年担任莫斯科国家历史档案馆馆长，自由主义理论家。——译者注

[5] 谢尔盖·列昂尼德维奇·索科洛夫（1911—2012），苏联元帅，1984—1987年任苏联国防部长，因红场事件辞职。苏联解体后任俄罗斯国防部部长的特别顾问。——编者注

[6] 季米特里·安东诺维奇·沃尔科戈诺夫（1928—1995），苏联和俄罗斯将军，历史学哲学博士，著有许多研究苏共领导人的专著，包括研究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领袖三部曲》。——译者注

[7] 鲍里斯，指鲍里斯·叶利钦。——编者注

[8]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原为沙俄波罗的海舰队的一艘巡洋舰，经历了三次革命和四场战争，以打响十月革命第一炮而闻名。——编者注

[9] 戈尔巴契，对戈尔巴乔夫的蔑称。——译者注

[10] 伊凡四世·瓦西里耶维奇（1530—1584），俄国沙皇，性格冷酷无情，严厉镇压大贵族，被称为“雷帝”“恐怖伊凡”。在位期间强化中央集权；完善军事指挥体系，建立常备军；向东大幅扩张领土，吞并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西伯利亚汗国、克里米亚汗国，但对利沃尼亚的战争以失败告终。——编者注

[11] 瓦茨拉夫·哈维尔（1936—2011），捷克作家及剧作家，捷克斯洛伐克统一工人党政权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曾任捷克共和国首任总统。——编者注

[12] 亚历山大二世·尼古拉耶维奇（1818—1881），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长子。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着手国内改革，主要实行解放农奴政策、设立地方自治议会、修订司法制度、充实初等教育、改革军制等，以谋求俄国的近代化革命。1881年在圣彼得堡被民意党成员刺杀。——编者注

[13] “芝加哥男孩”，指在美国受教育后回到第三世界国家，推行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编者注

[14] 1991年11月，俄罗斯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对年轻、缺乏经验的总理盖达尔及其内阁成员发表批评，嘲笑他们是“穿粉红短裤黄靴子的毛孩子”。——编者注

[15]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1904—1980），1964年至198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是苏联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理，也是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任内最重要的副手之一。——译者注

[16] 均为苏联著名少年英雄。——编者注

[17] 萝莎莉亚·萨莫伊洛夫娜·谢姆利亚齐卡（1876—1947），俄罗斯女革命家，苏联共产党著名活动家。——译者注

[18] 在俄语中，赖莎和米哈伊尔的昵称后面都有КА，“改革”（Перестройка）的后面也是КА。——译者注

[19] 鲍里斯·叶菲莫维奇·涅姆佐夫（1959—2015），曾任俄罗斯政府第一副总理、国家杜马副主席，右翼力量联盟创始人之一。反普京阵营的主要人物之一，2015年2月28日凌晨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附近遇刺身亡。——编者注

[20] 阿尔贝特·米哈伊洛维奇·马卡绍夫（1938— ），苏联上将，曾任普里伏尔日斯克－乌拉尔军区司令员，1991年9月因积极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而被撤职。1993年在俄罗斯宪法危机中参与武装保卫白宫，事后被逮捕，1994年2月根据国家杜马决议获大赦。后加入俄共，1995年当选国家杜马成员。——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