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盖·费多罗维奇·阿赫罗梅耶夫（1923—1991），苏联元帅，苏联英雄（1982），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1984—1988），列宁奖章获得者（1980），自1990年起担任苏联总统军事顾问。

<h4>红场实地采访（1991年12月）</h4>

——我当时是个女大学生……一切发生得那么快，三天后革命就结束了。电视新闻报道：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被捕，内政部长普戈自杀，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自缢。我们家里对此讨论了很久。记得爸爸说过：“这些人是战争罪犯。他们应该遭到德国的赫斯和施佩尔将军的命运。”所有人都等待“纽伦堡审判”……

——我们那时还年轻……革命了！当人们走上街头抵抗坦克时，我开始为自己的国家骄傲。之前在维尔纽斯、里加和第比利斯都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在维尔纽斯，立陶宛人保护自己的电视中心，我们都从电视上看到了，而我们是什么，是白痴吗？早先哪儿都不会去，只会坐在厨房里愤怒的人们，现在走上了街头，他们终于走出去了……我和好朋友带着雨伞，既是为了挡雨，也是为了打架。（笑）当叶利钦站在坦克上时，我很为他自豪，我明白了：这就是我的总统！我的！真正的总统！那里有很多的年轻人，大学生。我们都是读《星火》杂志上维塔利·科罗季奇的文章，还有《六十年代》杂志成长起来的。形势在朝着军事镇压发展……扩音器中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用请求的口吻喊道：“姑娘们请走开。他们将会开枪，将会有很多尸体。”我旁边的一个小伙子把怀孕的妻子送回家了，她哭着说：“那你为什么留下来？”“我必须这么做。”

我错过了很重要的时刻。这一天是如何开始的？那天早上我是被妈妈的哭声惊醒的。妈妈问爸爸：“这个紧急状态是怎么回事啊？你觉得他们会对戈尔巴乔夫做什么？”外婆从电视前跑到厨房听广播：“谁都没有被捕吗？没有开枪吗？”外婆生于1922年，她一辈子看够了杀人、被杀和抓人捕人。一辈子就是这样过来的。外婆不在了以后，妈妈才给我讲述家庭的秘密，幕布这才揭开……1956年，他们把外公从劳改营释放，带回来交给外婆和妈妈时，他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了。他是从哈萨克斯坦劳改营出来的，有人陪同他回家，他病得很严重。她们都不敢承认这是父亲、这是丈夫，因为害怕……她们对外只说，他只是个远亲，和我们家没什么关系。一起生活了几个月后，她们把外公送到医院。在那里，他上吊自杀了。得知这些家史后，我需要……现在我需要的是在这些往事的伴随下生活下去，带着这些知识生活下去，我必须理解这些……（重复）要和这些历史一起活下去。我们的外婆最害怕出现新的斯大林和战争，她一生都在为应付逮捕和饥荒做准备。她在窗台上摆上盒子，在里面种大葱；她总是熬一大锅白菜，买很多糖和油储备起来。我们的阁楼上堆满了货品和粮食。她总是教训我：“你别说话！闭上嘴巴！”我在中学从来不说话，在大学也不说话……我就这样长大的，在这样的人群中。我们没有理由喜欢苏维埃政权。我们全家都拥护叶利钦。可是我女友的妈妈不放她离开家门：“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你难道不知道一切都会变成原样吗？”我们在卢蒙巴人民友谊大学学习。那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他们中许多人学习，只是带着这样的认识：苏联是巴拉莱卡琴和原子弹的国家。我们却为此感到难堪。我们还想生活在另一个国家呢……

——我那时在工厂当技师……我是在沃罗涅日州得知政变的，我去那儿看望姑姑。那里的人们都声嘶力竭地大声歌颂伟大的俄罗斯，丰盛的疆土。人人都是乔装的爱国者，都坐在电视旁边，每天看动画片。驶离莫斯科五十公里开外，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些房子，看到那里的人们如何生活，看到他们那里过节日是如何一醉方休……村里几乎没有男人，都死掉了。就是往死里喝，人的意识都降到了畜生的层面，就是喝到死。只要没有倒下就一直喝。能够点燃的东西他们都喝：从蔬菜洗洁剂到汽油。喝完酒就打架。每家都有人进过监狱，或者正在蹲监狱。警察根本不管。女人也什么都不问，就知道闷头在菜园子里挖地。如果还有几个不喝酒的男人，那也早已经去莫斯科找工作了。（我开车去的那个村庄）只剩一个农民，他三次被人放了“红公鸡”[1]，直到下了地狱！眼红！自然的嫉妒、生理上嫉妒……

莫斯科的坦克、路障，在农村没有人因此而特别紧张，都不太介意。人们更担心的还是地里的科罗拉多甲虫和小菜蛾。科罗拉多甲虫存活力很强……而在年轻小伙子脑子里，只有嗑瓜子和姑娘，只关心晚上去哪儿泡妞。但是人民毕竟还是更多地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我明白这个，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都支持伟大的国家。大家都害怕改变，因为每一次改变之后，农民都是被愚弄的对象。我还记得我们的爷爷说过：“以前我们的生活还马马虎虎，之后就越来越糟。”从战前到战后，这里的人们都没有护照。上边不给乡下人身份证，不许他们进城。简直就是奴隶，就是囚犯。打完仗回来，挂满了勋章，征战了半个欧洲，却没有身份证！

在莫斯科，我知道朋友们全都站到了街垒上，好像在参加大派对。（笑）而我只得到一个小纪念章……

——我是工程师……他是谁，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吗？狂热的“苏联分子”。我以前也是“苏联分子”，但是我不想再做“苏联分子”了。这个狂热分子，是真心忠诚于共产主义理想的。他是我的敌人。他的讲话在我心里激发了仇恨。我明白：这个人会战斗到最后。他是自杀的吗？显然这是一种非凡的举动，他唤起了尊重。死亡应该得到尊重。但是我问自己：如果他们胜利了呢？您可以看看随便哪本教科书……历史上没有一次政变能避免恐怖，一定会以流血结束。在中世纪要割下舌头，剜去眼睛。这都不必让历史学家说……

我一早就在电视上听到“戈尔巴乔夫由于严重疾病而没有能力控制国家”……看到窗口下都是坦克。我打电话给朋友，大家都支持叶利钦，反对军政权。我们要去保卫叶利钦！我打开冰箱——拿出一块奶酪放进口袋，抓起桌上放着的面包圈。武器呢？必须带点儿什么……桌子上放着一把菜刀，我把它拿在手上，又放回原处。（思索）担心要是……要是他们赢了呢？

现在的电视上放的都是这些画面：指挥大师罗斯特罗波维奇从巴黎飞来，座位边放着一把枪，女孩子们用冰激凌安抚士兵……画面上还有坦克上的花束……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些画面……莫斯科的老奶奶们给士兵们送来三明治和水，并且让他们给家里写信。他们把一个坦克师开进首都，却既没有干粮也没有厕所。从坦克舱口探出头来的都是长着细嫩脖子的男孩，就是这样子！——他们睁着胆怯的大眼睛，一脸茫然。到了第三天，他们还坐在装甲车上，饿得面露凶相，都睡不着觉。女人们把他们团团围住：“乖孩子，就你们，还会向我们开枪？”士兵们不说话，一个军官大喊了一声：“上面下命令时，我们就会开枪。”士兵们马上就不见了，都躲进舱口里了。就是这样！我记忆中的画面与你们的不一样……我们站在人链中，等待进攻。传言纷纷：快要放瓦斯了，狙击手就在屋顶上……一个妇女走向我们，上衣满是勋章：“你们要保护谁？保护资本家吗？”“是的，老太太你来干什么？我们在这儿是支持自由的。”“我曾经为苏维埃政权作战，为工人和农民作战。不是为了商人和公司。要是上级现在给我一把自动步枪的话……”

一切都命悬一线。我闻到了血腥味，我可不记得那是节日……

——我，只是个爱国者。请让我也说几句。（这个穿着敞开的羊皮外套，胸前挂着大十字架的男人走过来。）

我们生活在国家历史上最可耻的时代。我们是懦夫和叛徒的一代人。我们的孩子以后会这样说：“我们的父母出卖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去换牛仔裤、万宝路和口香糖。”我们没有能捍卫我们的祖国苏联。这是可怕的罪行。我们出卖了一切！！我永远都不会适应俄罗斯三色旗，在我们的眼前将永远飘扬着红旗。伟大国家的红旗！那是伟大胜利的旗帜！我们总应该做些什么吧，苏联人民要做些什么吧……难道就让我们闭上眼睛跑进这个恶心透顶的资本主义天堂？用花里胡哨的图片，用货架上的香肠，花里胡哨的包装，就把我们给收买了。盲目，欺骗。我们把一切都拿去换汽车和服装了。连故事都不用编……说中情局就这样毁掉了苏联，说这是布热津斯基[2]的阴谋……为什么克格勃没有干掉美国？不是愚笨的布尔什维克糟蹋了国家，也不是浑蛋知识分子们为了出国和阅读《古拉格群岛》而消灭了国家……更不要去搜集证据说这是犹太人共济会的阴谋，是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摧毁了一切。我们异想天开，只要让他们来开麦当劳，出售热汉堡包，我们每个人就都可以买奔驰车，买磁带录像机了，在报亭里就可以出售色情影片了……

俄罗斯需要一只强壮的手，铁腕，需要一个提着棍子的监工。能做到的，只有伟大的斯大林！乌拉！乌拉！阿赫罗梅耶夫可以成为我们的皮诺切特，可以成为雅鲁泽尔斯基大将……巨大的损失啊……

——我是共产党员。我是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支持苏联的。我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坚定支持者，因为我喜欢生活在帝国。“辽阔的国家，我的乡土……”1989年我出差去维尔纽斯。出发之前，工厂的总工程师（他已经在那边了）打电话警告我说：“你不要跟他们说俄语啊。如果你说俄语，在商店里连一盒火柴都买不到。你还没有忘记乌克兰语吧？就说乌克兰语吧。”我当时还不相信，怎么可能啊？他说：“在食堂都要小心可能被下毒啊，或者饭里面有玻璃碴子啊。你在那里现在是占领者，明白吗？”我还满脑子的各民族友谊呢，和苏联兄弟情谊什么的呢。一直到抵达维尔纽斯火车站，我都还不相信。结果，我刚刚下车踏上月台……没过几分钟，他们一听到我说俄语，就让我明白，我已经来到了外国。我就是个占领者。从肮脏落后的俄罗斯来的占领者。一个俄罗斯的伊万，野蛮人。

电视上只是跳着小天鹅舞……总之，我是早上在商店听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消息的。我赶紧跑回家，打开电视机：他们干掉了叶利钦没有？电视台在谁手里？谁在指挥军队？一个熟人来电话说：“嗯，这帮狗日的，现在又拧紧螺丝了。我们又成了齿轮和螺丝钉。”我一听就冒火了：“我双手赞成，我支持苏联！”他的态度一瞬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脸上有胎记的那个米哈伊尔[3]完了！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您明白吗？应该和人民对话，说服他们。要有动作，首先应该拿下康斯坦丁诺电视中心，昼夜广播：我们要拯救国家！苏维埃祖国在危机中！尽快处理那些走狗，阿法纳西耶夫们[4]和其他叛徒。人民一定会赞成的！

我不相信阿赫罗梅耶夫是自杀的。一个军官不可能用绳子上吊……死在一条蛋糕盒子的丝带上……像犯人一样。在监狱牢房里才这么上吊呢，坐着，腿弯曲着。孤独一人。这不是军人的传统，军人讨厌绞索。所以这不是自杀，肯定是他杀。是那些扼杀了苏联的人杀害了他。他们害怕阿赫罗梅耶夫在军中的崇高威望，害怕他组织抵抗运动。人民那时还没有被分化，只是不知所措，像现在一样。很多人还像往常一样生活，只在家读报纸。而现实状况是：一批人在喝稀粥，另一些人喝珍珠粉。

就是这样，我亲眼看到的……在老广场上，一帮年轻人把梯子架上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那儿已经没人保护了。长长的消防梯子，他们就钻了上去……用铲子和凿子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金色字母敲下来。另一批人在下面，把字母锯开，把碎片分发给人们留念。路障拆除了。铁丝网也成了纪念品。

我对苏联共产主义倒台的记忆就是这样的……

<h4>调查材料摘要</h4>

1991年8月24日21时50分，警卫值班军官克罗捷耶夫，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一号楼19号A办公室发现了苏联元帅谢尔盖·费多罗维奇·阿赫罗梅耶夫（1923年出生）的尸体。他生前任苏联总统顾问。

遗体呈坐姿，位于办公室窗台位置，背靠隔开暖气的木制栅栏。死者身着苏联元帅军服，服装没有损坏。脖子上有双股合成麻线勒过的痕迹，环绕整个颈项。绳子上端固定在窗框的手柄上，手柄贴有苏格兰牌胶带。除了与上吊有关的线索，尸体没有发现任何受伤痕迹……

对写字台表面的调查发现，在写字台明显的位置有五张便条，都是手写。便条摆放整齐。按照摆放位置，可以清点书写的顺序……

第一张便条，阿赫罗梅耶夫希望转交给家人，内容是他宣布决定自杀：“对我来说，主要职责永远是战士和公民。你们是在次要位置。今天我在你们之前首先履行第一责任。请你们勇敢度过这些日子，互相支持，不要给敌人以幸灾乐祸的理由……”

第二张便条是写给苏联元帅索科洛夫[5]的。内容是请索科洛夫和陆军将军留波夫帮助安葬，不要让家人沉重度日。

第三张便条的内容是，请求代他偿还所欠克里姆林宫食堂的50卢布代金券。

第四张便条没有收件人：“当我的祖国即将灭亡，当我视为生命意义的一切都在毁灭，我已经无法继续活下去。年龄和过去的生活赋予了我放弃生命的权利。我已经斗争到底。”

最后一张便条是单独放置的：“选择自杀工具时，我真是个糟糕的专家。第一次尝试（9时40分）失败了，绳子断了。我努力再重复一遍……”

笔迹专家认定：便条上所有手迹都出自阿赫罗梅耶夫本人……

……阿赫罗梅耶夫的最后一夜是和小女儿纳塔莉亚一家度过的，她告诉我们：“8月之前我们就曾多次问父亲：我们国家会发生政变吗？很多人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满，对于他的夸夸其谈、软弱、在苏美裁军谈判中的单方面让步，还有经济状况的恶化不满。但是父亲不喜欢这些对话，他肯定地说不会政变：国家政变绝对不会发生。如果军队想政变，只需两小时。但在俄罗斯动用武力不会成功。拿下领导人并不是最大的问题。问题是接下来怎么办。”

8月23日那天阿赫罗梅耶夫下班回家挺早。家人在一起吃饭，还买了一个大西瓜，大家在桌旁谈了很久。女儿说，爸爸很坦率，承认自己在等着被捕。在克里姆林宫没有人接近他。他说：“我明白你们会很难，现在这么多污水抛向我们家。但是我不能不这样做。”女儿问他：“你不后悔飞回莫斯科吗？”阿赫罗梅耶夫回答说：“如果我不这样做，我会诅咒自己一生。”

睡觉之前阿赫罗梅耶夫还答应明天带孙女去公园荡秋千，还担心明天谁去机场接妻子，妻子原定第二天早上从索契飞回莫斯科。他还要求妻子抵达后立即通知他，他为她预订了克里姆林宫车队的车……女儿上午9时35分给爸爸打过电话。他的声音很正常，女儿知道父亲的性格，不相信父亲会自杀……

<h4>摘自最后的笔记：</h4>

“我发过誓，毕生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服务……现在我应该做什么？我要为谁效力？但是，只要我还活着，只要我一息尚存，就将为苏联奋斗……”

——电视专题片《观点》，1990年

现在所有人都变得很颓废……否定十月革命后国家发生的一切……是的，当时是有斯大林，有斯大林主义。当时是有镇压，虐待了人民，我都不否认。所有这些都发生过。然而，这需要客观研究，公正评价。攻其一点，并没有说服力，我就是那个年代出生的，我亲眼看到过人们怎么工作，怀着怎样的信念……任务不在于要抹平或隐瞒什么。什么都不可能隐藏和遮盖。在那个背景下发生在这个国家的事情，每个人都知道，有可能捉迷藏吗？但是我们确实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我们没有打输。我们有胜利日。

我记得三十年代……有几千万人和我一样，都是这样长大的。我们是有觉悟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愿意做出任何牺牲。我不同意沃尔科戈诺夫将军[6]所写的，在战前只有斯大林主义存在。他是反对共产党的，而今天在我们国家“反共”已经不是骂人的话。我是共产党员，他是反共分子。我是反资本主义分子，他是不是资本主义的辩护者？我不知道。这并不是通常的事实查证。这是思想争端。我不只是被批评，还受到公开谩骂，因为我说他是“变节分子”，直到不久前沃尔科戈诺夫还和我一起捍卫苏联捍卫共产主义理想呢，但他就突然转向了。要让他说说为什么改变了军人的誓言……

今天很多人丧失信仰。我首先要点的名字是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这位俄罗斯总统，曾经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现在他公开说不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认为共产党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成了反共斗士。还有其他人，就是说这类人并不是少数。但你们听听我的看法……我原则上不同意……我注意到国家面临生存危机，这是真的。现在的危机就和1941年一样……

——Н. 泽恩科维奇：《二十世纪动荡年代的高级将军们》，

奥尔马出版社，2005年

七十年代苏联生产的坦克比美国多二十倍。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八十年代）的顾问沙尔纳扎罗夫提问：“为什么需要生产这么多武器？”

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回答：“因为我们付出了巨大牺牲才建起第一流的工厂，绝不比美国人差。难道您要命令他们停止工作，去生产电饭锅？”

——伊戈尔·盖达尔：《帝国的灭亡》，

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

第一次全苏人民代表大会第九天，会场大厅出现了传单，说是萨哈罗夫在接受加拿大一家报纸采访时指出，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苏联直升机向陷入包围圈的本国士兵开火，为的是防止他们投降被俘……

切尔卡斯共青团市委第一书记切尔沃诺比斯基登台演讲，他是阿富汗战争老兵，失去了双腿，在别人帮助下登上讲台。他宣读了阿富汗战争老兵的声明：“萨哈罗夫先生声称，有证据显示苏联直升机枪杀苏联士兵……大众媒体对苏联军队前所未有的中伤令我们严重不安。而一位著名科学家发表这种不负责任的公开煽动使我们内心深处受到伤害，这是对我军的恶意攻击，对军队荣誉和尊严的亵渎，是又一次企图分裂党、人民和军队的神圣统一……（掌声）与会者有80%以上都是苏共党员，但是包括戈尔巴乔夫同志在内，没有人说出过这样几个字眼——共产主义。可是有三个词汇，我认为是我们全世界都要为之战斗的，今天再次喊出来：大国，祖国，共产主义……”

除了民主派和阿列克谢大牧首外，全场代表起立热烈鼓掌。

一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女教师发言：“院士同志！您的一个行为抹杀了您全部的业绩。您侮辱了我们所有的军队，侮辱了我们所有的烈士。我鄙视您……”

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萨哈罗夫院士说的全是谎言。阿富汗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类事。我负完全责任说明此事。首先，我在阿富汗服务两年半；第二，作为第一副总参谋长，之后作为总参谋长，每天都研究阿富汗战况，了解每一道指令，了解每天的作战行动。完全没有此事！”

——B.柯列索夫：《改革纪事1985—1991》，现代文学网站Lib.ru

元帅同志，当您得知自己因为阿富汗战争而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时候，有何感想？萨哈罗夫院士说了一个数字：阿富汗人民战争中死亡了一百万人……

您以为我得到金星英雄荣誉很幸福吗？我在恪守职责，但是那里只有血迹和泥土……我反复说过，军队领导层是反对这场战争的。我们深知自己是在艰苦陌生的条件中卷入战争的。东方伊斯兰的崛起是针对苏联的。我们正失去在欧洲的存在。有人严厉地对我们说：“从什么时代开始，我国的将军开始参与政治了？”我们输掉了支援阿富汗人民的战争……但这不是我们军队的罪过……

——电视采访，1990年

……在此报告我参与所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犯罪行为的程度……

今年8月6日，按照您的指令我前往索契军人疗养院休假，一直住到8月19日。出发之前，以及在疗养院期间，直到8月19日早上，我都完全不知道密谋的准备情况，甚至没有人对我暗示过它的筹备和组织者是谁，我也没有参与其组织与行动。8月19日早上，我从电视上听到“委员会”的文件，自行决定飞往莫斯科。当晚8点，我和亚纳耶夫见面，告诉他我同意“委员会”在《告人民书》中提出的计划，并提议与他一起工作，我开始担任苏联代理总统的顾问。亚纳耶夫表示同意，但是他说他当时很忙，于是确定了下次会面的时间，大概在8月20日12点。他说，“委员会”还没有组织收集与形势有关的信息资料，如果我能做这项工作会很好……

8月20日上午，我会见了巴克兰诺夫，他也得到了同样的任务。我们决定就这些问题一起工作，召集一个来自政府部门的工作小组，组织收集信息和分析形势。这个工作小组实际上编写了两份报告，分别于8月20日晚上9点和8月21日上午在“委员会”会议上审议。

此外，8月21日，我为亚纳耶夫起草了他将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上的报告。8月20日晚上和8月21日早上我参加了“委员会”会议，准确地说，这是“委员会”的一个分会，只有受邀才能出席。8月20日和21日，我的工作就是这样。此外，20日下午3点我应亚佐夫的请求到国防部见了他。他说，形势很复杂，他对成功表示怀疑。谈话后他要我跟他一起去见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将军，那里的工作是策划占领俄罗斯联邦的最高苏维埃。亚佐夫只听了三分钟阿恰洛夫关于军力组成和行动时段的报告。我没有提任何问题……

为什么我自行来到莫斯科——从来没有任何人召唤我从索契回来——又为什么开始为“委员会”工作？其实我确信此次冒险会失败，来到莫斯科，再次确信这一点。事实上，从1990年开始，我已经如同今天一样，确信我们国家在走向灭亡，不久将分崩离析。我是想找到一个大声疾呼的方法。我认为，参与“委员会”的保障工作和后续与此相关的审查，提供了让我得以直抒胸臆的可能性。听起来也许牵强和天真，但这是真的。在我的决定中没有任何自私动机……

——致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信，1991年8月22日

……戈尔巴乔夫珍贵，但祖国更珍贵！我们为了不使如此伟大的国家走向灭亡做了抗争，就让历史中哪怕留下一点点的痕迹吧。而历史已经在评判孰是孰非了……

——摘自一个笔记本，1991年8月

<h4>N的故事摘要</h4>

他请求不要透露他的姓名以及他在克里姆林宫机关内的职位。

这是一位罕见的证人。他来自圣地中的圣地：苏联共产主义的头号城堡克里姆林宫。他见证了从来都对我们屏蔽的那种生活，这种生活受到严密保护，就像古代中国帝王的生活那样，人间天堂的生活。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说服了他。

我们通过电话交谈：

……这里有没有故事？给您一个爆炸性的事实，一些刺激的消息吧？人人都好像蚊蝇争血，追逐快感。死亡也是商品，什么东西都有市场。庸人也将乐不可支地给自己喷洒肾上腺素……帝国不是一天崩塌的。人人嘴巴中都满是污秽和鲜血！也不是每天都有帝国的元帅以自杀结束生命，在克里姆林宫的暖气栅栏上自缢……

……他为什么离去？因为他的国家离去了，他也就和她一起去了，因为在这里他再也找不到自己。我想，他一定会想象到一切将会怎样，社会主义如何被砸烂，空谈如何以流血结束，盗贼如何横行；想象到纪念碑纷纷倒塌，苏联诸神变成一堆废铁，人们开始以“纽伦堡审判”威胁共产党……可法官又是谁？不过是一批共产党审判另一批共产党，星期三退党的审判星期四退党的。他也一定想象到列宁格勒——这个革命的摇篮将如何改名……咒骂共产党如何成为时尚，全民开骂。他还会想象到大街上到处招摇的标语：“消灭共产党！”“权力归鲍里斯[7]！”成千上万的示威者，个个脸上欢天喜地！国家灭亡了，他们幸灾乐祸。打烂一切！推倒一切！对俄国人来说，造反永远是个节日，可爱的节日！只要下令“进攻！”袭击就马上开始；“把犹太人和政委们推到墙边！”人民就等待这一天，欢天喜地。他们甚至想去猎杀已经领了退休金的老人们。我在街上找到了一份传单，上面是党中央决策者的姓名、家庭住址、房屋、公寓，他们的照片贴得到处都是。他们很清楚，就是为了那种情况的发生。党政干部们都夹着一个塑料袋或者网兜就从办公室逃出来。很多人不敢在家过夜，躲到了亲戚家。我们已经得到消息，知道发生在罗马尼亚的一切……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安全人员和党内精英被一批一批抓走枪毙，扔在深坑中……（停顿良久）而他（阿赫罗梅耶夫）……他是个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共产党员。他相信“光明的共产主义之巅”（一字一顿），坚定不移，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这种认识今天看来很盲目……白痴一样可笑……（停顿）当时正在发生的一切，他就是不接受。看到那些年轻的大鳄胡作非为……那些资本主义的先锋，脑袋里已经不是马克思和列宁，只有美元……

……连枪都没开，算什么政变？军队狼狈地逃离了莫斯科。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被捕后，他预料到他们很快会追捕他，给他戴上手铐。在总统所有的助手和顾问中，只有他一人支持“政变”——公开支持。其他人都在等待、观望。官僚机构是一部有操纵能力和生存能力的机器。哪里有原则？官僚们从来没有信仰、没有原则，这是所有官僚机构的灰色形而上学。重要的是坐稳位子，长袖善舞，左右逢源，白纸里包着羊肉，小狗就跑得欢。官僚主义是我们的坐骑。列宁说过，官僚主义比邓尼金还可怕。官僚主义的衡量标准就是对个人忠诚，不要忘记谁是你的主人、喂你的手是谁的手。（停顿）“委员会”的真相没有人知道。每个人都在撒谎。如此而已……其实是玩了一个大把戏，它的秘密动机和所有参与者，我们全都不知道。……戈尔巴乔夫是谜一般的角色。当他从福罗斯回到莫斯科时对记者说了什么？他说：“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你事情的全部。”他绝不会说！（停顿）也许这也是他下台的原因之一。（停顿）数十万人的示威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已经很难保持正常状态……他从来没有为自己而感到害怕……他不能接受，很快发生的一切——苏维埃制度，伟大的工业化、伟大的胜利……全都被踩平，浇灌上混凝土。最终“阿芙乐尔”号[8]并没有开炮，冬天的狂飙没有出现……

……大家都痛骂时代，现在的时代卑鄙、下流、空虚，填满了抹布和录像机。伟大国家又在哪里？事情的结果是，我们今天没有战胜任何人，加加林并没有飞上太空。

完全出乎意料的是，最后我终于听到一句话：“好吧，来我这儿吧。”我们约定第二天在他家见面。第二天，虽然天气很热，但他穿着黑色西装，打着领带，这是克里姆林宫的制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