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2年我第一次以理查·桑德斯这个名字出版了我的历书，并陆陆续续出版了约有25年之久，通常被称为《穷理查德年鉴》。我努力使它既有趣又实用，后来它果然符合此要求，每年的销售量达一万册，我因此书获利不少。此书的读者很普遍，周围诸州几乎都有，我把它看成对普通民众进行指导的合适的工具——普通民众几乎不买其他书。因此我把历书中重要的日子中间的空白处写满了谚语式的句子，主要是一些灌输勤奋和节俭是获得财富、美德的途径的句子。对于不勤奋、不节俭的人，要一直很诚实是很困难的，就像一句谚语中说的，“口袋空，腰难直”。
这些谚语包含了多国多年的智慧，我把它们组成了一篇连贯的文章，并作为了1757年版历书的前言，就像是一位智慧的老人对参加拍卖的人的演说。把这些散句都组合到一起，可以使得它们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这篇组合起来的文章被普遍赞赏，所有美洲的报纸都再版了这篇文章。在英国，人们用巨幅纸张翻印，以备贴在家里；它有两个法语的翻译版本，传教士和贵族们大量订购，免费送予贫穷的教徒和承租人。在宾夕法尼亚州，那里不赞成在外来奢侈品上花费过多，在它出现的几年后，人们发现它对于促进市场上货币的增长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也把我的报纸当成一种交流指导思想的工具，为此，我常在报纸上再版一些从《旁观者》及其他道德类作家作品中的节选。有时会出版一些我自己写的最初是要在我们的“密社”中阅读的小品文。其包括苏格拉底的对话，意在证明一个邪恶的人不能被称为一个理智的人，不管他是何角色，能力如何。还有一篇关于克己的文章，表明美德只有在成为习惯之后，而且不受与之相反的癖好干扰时才算是牢靠的。这些在1735年年初的笔记中可以找到。
在我发行报纸期间，我谨慎地避免带有诽谤和人身攻击的文章，诽谤和人身攻击近年来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莫大的耻辱。当我被怂恿插入一些那类的内容时，其作者也恳求我（他们通常那样）说，他们有出版自由，报纸就像是一辆公共马车，在公共马车上，只要付款，人人都有坐一个座位的权利。我回答说，如果他非出版不可的话，我就给他单独印制，他得有足够多的份数，因为得他自己分发，我可不会把自己搭进去给他宣传一些诋毁性的文章。我既然与我的用户订制了合同，就得向他们提供一些有用的或者有趣的内容，我不会让他们订的报纸充满与他们无关的私人争吵，如果这样做了，显然对他们不公平。现在，报纸发行人当中有不少人毫无顾忌地满足个人怨恨，胡乱指责我们当中一些人品最好的人，加强敌意，甚至引起决斗。更甚的是，他们轻率地发表一些对邻近的州政府，或者我们最好的盟国的举措进行粗俗批判的文章，这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这些是我对年轻的印刷商的警告，他们万万不可以这样的举动来玷污他们的报刊以及他们的职业，而是要坚定地拒绝，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我的例子明白：拒绝某些生意总体来看并不会影响他们的利益。
1733年，我把我的学徒期满的熟练工查尔斯登送到了南卡罗来纳州，那里需要一个印刷工。按照师徒契约上的内容，我给他配备了一台印刷机还有一套铅字，我将收取他的收益的三分之一，出的也是三分之一的费用。他是个有学问的人，诚实守信，但是他不懂记账目。尽管他有时候会汇钱给我，但我不能从他那里得到账目单，在他生前我都没得到过一份满意的合作账目单。他死后，他的寡妇继续了他的生意，她在荷兰出生，也在那里长大。我听说会计是女性教育的一部分，她不仅找到过去的交易账目，尽可能清楚地陈述并寄给我，而且之后每一季度都会按时寄来相当明确的账目单，而且把生意管理得很成功。她名声颇好，不仅养育大了一家子的孩子，而且在期限满时，她还能够从我手中买下那家印刷铺，让他的儿子经营。
我提这件事情的原因，主要是说明年轻女性的学科，比起音乐或者舞蹈，在她们是遗孀的时候，对她们自己和她们的孩子更有实用性。它使得她们不致受到欺骗而蒙受损失，而且或许会让她们能够通过自己建立起来的通信关系继续经营一家盈利的商铺，直到她的一个儿子长得足够大能够接替并继续经营，最终对家庭既有益又有利。
大约在1734年，我们中间来了一位年轻的爱尔兰长老会传教士，名叫亨普希尔，他天生就嗓音洪亮，而且未经准备也能讲得很好。他的布道把许多不同教派的人都吸引到了一起，并一同赞赏他。我和其他人一样，后来常去听他讲道，他的布道很少有说教色彩，却慢慢灌输要实践美德的思想，或者以宗教的话说就是积德。但是我们当中有一些自认为属于正统长老会的人不同意他的教义，而且还连同一些年长的牧师，向长老会的总交易会提出控告，指责他是异端，想使他不能传教。我成为了这位教士狂热的支持者，尽量协助他把他的拥护者都组织起来，我们怀着成功的希望奋斗了一段时间。就此事有许多表示赞同和反对的文章。尽管他是一个干练的传教者，写作水平却很低，我代他写了两三本小册子以及1735年四月发表在《公报》上的那篇论文。那些小册子，一般都是有争议的文章，尽管当时读者很多，但是不久就过时了，我怀疑是否还存有其中的一份。
在争论当中，有一件事大大损毁了他的事业：与我们对立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听说亨普希尔的布道的拥护者很多，他想起在哪里读到过亨普希尔的布道，至少有一部分。他调查了一下，发现布道至少引用了一本英国评论中的一部分，是浮士德博士的讲道中的一部分。这次调查使得我们当中许多人都开始厌恶他，放弃了支持他的事业，也使得我们在宗教争辩中很快失败。而我一直支持他，因为我很赞赏他能够运用他人的作品给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讲道，这总比用他自己写的很糟糕的讲义来得好。他后来向我坦诚说所有的讲义都不是他自己原创的。况且，他的记忆力好得只要读一遍讲义他就能记住。我们失败后，亨普希尔离开我们去了别处寻找更好的出路，我也退出了那个宗教团体，尽管我支持其牧师很多年，也再没回去了。
从1733年起，我开始学习外国语言了。我很快就掌握了法语，可以轻而易举地阅读法语书籍了，然后我开始学意大利语。我的一个也在学意大利语的朋友，曾常常唆使我和他下棋。我发现下棋花了我太多本来用于学习的时间，最后我提议，除非每一盘棋的赢家下达一个任务，无论是熟记语法点还是翻译等，输家要在下一次见面前完成任务，不然我就拒绝和他下棋了。由于我们棋艺相当，这样我们就能相互使对方掌握意大利语了。后来我还很吃力地掌握了足够阅读西班牙书籍的西班牙语。
我之前提到过我小时候曾在拉丁学校上过一年学，后来我完全忘了那种语言。但当我掌握了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之后，在翻阅一本拉丁文《圣经》时发现自己能理解的内容比我想象的要多很多，这激励我再次学习拉丁语，学习起来也更加得心应手了，因为之前那些语言为我铺平了学习语言的道路。
从这种情况来看，我认为我们外语教授的普遍模式有些不合理。都说先学拉丁语，在掌握了拉丁语的基础上，掌握由它衍生来的现代语言更加容易。然而我们并未从希腊语开始，以使学习拉丁语更加容易。确实，如果你能够不用阶梯而到达梯子顶端，这样下来时就更容易了；但如果你从最低的一级阶梯开始爬，当然就更容易攀上顶点了。因此我想到许多人小时候学过拉丁文，但是学了几年后，还未学到什么成果就丢掉了，他们所学到的也毫无用处，这样他们的时间就白白浪费了。最好以法语开始学习，然后学习意大利语，等等，因为，尽管花了相同的时间以后他们也同样丢掉（或许他们放弃外语的学习，也就达不到学习拉丁语的那一步），然而，他们掌握了另外一两种现代外语，或许在他们的人生中有用途。
离开波士顿十年后，我的境况也相对较好了，我回了那里一趟去拜访亲友，之前我是付不起这笔费用的。回来时，我去纽波特看望了我的哥哥，那时他已经把他的印刷行搬到那里去了。之前的冲突早已被淡忘，我们的见面相当亲热、诚挚。他的健康状况日渐糟糕，他请求我说，要是他死了，我就把他那时10岁的儿子带回家，让他也从事印刷业。我照做了，在让他进入这个行业之前，我送他去读了几年书。他的母亲继续经营他们家的生意，直到他长大。我赞助了他一套新铅字，他父亲留下的那一套已经磨损了。这样，我充分弥补了由于我的提前离开给我哥哥带来的损失。
1736年我失去了一子，一个4岁的好孩子，他由于染了天花夭折了。我因此痛悔了好些时日，懊悔没有早些带他去接种疫苗。我提这件事情是为了提醒那些还未给孩子接种疫苗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如果因为未接种疫苗而死的话，他们将难以原谅自己。我的例子表明不接种疫苗也同样有危险，他们肯定应该选择更安全的方式。
我们的“密社”非常有用，让其成员很满意，有好几个成员急切地想把他们的朋友介绍进来。但如果这样做了，我们就会超过之前决定的适当的名额，即十二个。最开始我们立志要对社团的存在保密，大家都遵守得很好。其目的就是避免不够格的人申请加入，其中难免有些人我们是很难拒绝的。我是反对增加社团成员的人之一，但为了不增加名额，我写了一份书面建议，建议每个成员建立一个附属社团，订立相同的规章制度，而且不告诉他们附属社团与“密社”的关系。这一建议的优势是：许多更年轻的人能通过我们的社团得到提升。这样我们可以随时了解普遍居民的意见，因为“密社”成员可以在分社中提出我们讨论的问题，然后向“密社”汇报他的那一分社讨论的经过。通过更广泛的推荐，我们可以推进我们在生意上的特殊利益。我们通过把“密社”的主张和观点传播到分社中去，还会增加我们对公共事务的影响和为民服务的力度。
这一提议通过了，每一个成员都开始组建自己的俱乐部，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成功了。只有五六个人成功完成了任务，他们组建的分社有不同的名字：“藤蔓社”“联合社”“群社”等。这些社团不仅对其社员有益，而且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乐趣、信息，以及指导意义，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满足了我们最初的期望。我们的观点就某些具体的事件，影响了公众的看法，我将以时间顺序举一些例子。
我的第一次晋升是在1736年，我被选为州议会秘书。那年我的选举倒是一致通过了，但是次年，当我再次提名时（就像成员的选举，每年一次），一个新成员发表了一番很长的针对我的演说，他是要支持其他候选人。然而，我还是当选了，这对我更加有利，因为，除了秘书本身的薪酬以外，这个职位还给了我与议员联系的很好的机会。这时的我有了印制选票、律令、纸币，还有其他零星的公务印务，总的来说是很赚钱的。
因此我不喜欢这位新成员对我的反对态度，但他是个富裕、有学识的人，他很有才干，很有可能过一段时间他就会成为议会中很有势力的人，后来证明果然是这样的。然而，我并没有对他表现出卑躬屈膝的崇敬，以讨他喜欢，一段时间以后，我采取了另一种办法。听说他的图书室里有一本珍奇的书，我便给他写了一张纸条，说我想看看那本书，希望他能借我几天，他立即给我送来了。我一周后还给了他，写了另外一张纸条，表达我的强烈的感激之情。在议会的下一次会议上，他和我说话了（之前未曾有过），而且相当有礼貌。自那以后，他随时愿意帮我的忙，我们成了好朋友，友谊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终止。这是我所学到的一句箴言的又一个例子，那句箴言是：“假如一个人曾经帮过你一次忙，那么他会比你帮过一次的人更乐意帮助你。”这件事情也表明：与其怨恨、报复、把仇恨继续，还不如精明地把不快消除来得更有利。
1737年，维吉尼亚州的前任州长，当时担任邮务总局局长的斯波伍德上校，在处理费城邮务的账目时疏忽大意导致账目不明，被革了职，官方让我去接任那个职务。我欣然接受了，发现那样做对我非常有利。因为，尽管工资很低，但能促使我提升报纸质量的建议性的信件的往来数量明显增加，报纸的需求量以及想要插入广告的商家大大增加，这样一来，我的收入也很不错了。我多年来的劲敌发行的那家报纸却相应衰败了，我对当年他担任邮务代办期间禁止骑师递送我的报纸的行为既往不咎了，因为我已经很满足。他因为不懂得合理的记账方法而受累无穷。我提这件事情是要提醒将被雇用，帮别人管理账目的年轻人，他们通常得把账记得清清楚楚，把资金按时按额上交。能够做到这样是找新工作时的最好推荐信，还会增加生意。
现在我开始把思想转移到公共事务上去了，但是，是以一些次要的事务开始的。我认为想让费城整座城市安宁，巡夜制度是首要任务之一。巡夜原来由各区的警官轮流执行，警官预先通知若干住户随他去巡夜，那些被选到而不愿意去巡夜的人每年出资六先令，就可以免去这一项差事了。这些钱本来是用于雇用替代者的，但事实上，为此付的钱远比这个数目多，这使得治安官这一职务成为了一个利润丰厚的职务。治安官通常会收留一些乞丐，给他们喝一些酒，然后让他们一起跟着巡夜，然而，稍有地位的户主是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巡夜的。四处巡夜的工作不久后被忽略了，大多夜晚他们都花去酗酒去了。我即刻写了一封信，准备在“密社”宣读，指出了这些不合规矩的现象，尤其指出治安官不问缴费人的情况，一律征收六先令，因而造成了不公平现象，由于同样需要被巡夜保护，如果户主是一个贫苦的寡妇人家，所有财产或许不及五十英镑，而她却要付和仓库存有价值成千上万英镑货物的最富有的商人一样多的钱。
纵观全局，我提出了一个更有效的巡夜制度：雇用适合的人长期从事巡夜工作。还有，作为更为公平的分摊巡夜费用的方法，每户人家出的费用按财产比例来出。“密社”成员一致赞成这个想法，还与分社交流过，作为各分社自己想出的解决办法。尽管这一计划没有立即实施，然而，通过先让居民有面对这一变化的心理准备，使它为几年后通过的法律铺平了道路，到那时，我们“密社”成员的影响更加深远了。
大约此时我写了一篇论文（起初打算在“密社”里读出来，但后来发表了），是关于造成火灾的各种疏忽大意，提醒人们杜绝火患，还有防火须知。这被认为是很有用的一篇文章，还促使后来一个项目的形成，就是成立一个灭火团队，为了迅速灭火和在危险时刻相互协助搬运并保管财物。很快就有三十人表示愿意参加这一组织。我们组织规定，每一个成员都必须做事有条不紊，准备一定数量的适用的皮水桶，还有结实的袋子和箩筐（用于包装和运输物品），每一次救火都必须带上这些东西。大家赞成每个月召开一次会议，并一起度过一个联欢之夜，用于讨论和交流关于防火救火的想法，这或许在救火时有帮助。
这一组织的效用不久就体现出来了。愿意加入这一组织的人员远远超过了我们认为一个消防队合适的名额，我们建议他们另外再组建一个队，他们照办了。如此这样，新的队伍一个接着一个地成立起来，直至后来数目众多，大多有房产的人都加入进来。直到现在我写到这里，我最初成立时称之为“联合消防队”的组织——尽管自从成立已有五十多年，第一批成员中，除了我和另一位比我长一岁的老人，其他全部逝世了——现在依旧存在并且发展得很好。那些在每月一次的联欢晚会上缺席的成员缴纳的小额罚款，被用于购置消防车、云梯、火钩，以及每队需要的其他有用的工具。这样一来，我料想没有哪个城市能比费城更迅速地扑灭刚燃起的大火了。自从这些组织成立以后，费城就从未有过烧毁一两间住房的大火灾，基本都是在着火的房屋烧掉一半之前就扑灭了。
1739年我们中间来了一位从爱尔兰来的牧师怀特·菲尔德先生，他自称在英格兰是一位非凡而有作为的巡回传教士。最初他被允许在一些教堂中布道，但是，那些牧师不喜欢他，不让他使用他们的讲坛，他被迫在田野上讲道。各种教派的很多人去听他布道，我也去了。他的演说对他的听众具有非常巨大的影响，尽管他常常辱骂听者说他们原本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妖魔，他们却非常地赞赏和尊敬他。为什么会这样？这真是一个值得我思考的问题。但我也很欣慰地看到我们的居民的习性因为他的布道改善了很多。从对宗教毫无感觉，认为宗教可有可无，到现在似乎整个世界都快成宗教迷了，以至于夜晚走在街上，会听到每个家庭都在唱圣歌。
人们发现在野外集会布道不太方便，因为要受天气影响。不久就有人提议修建一座教堂，接受捐款的人一旦被指定，很快就筹集了足够的钱来作为购置地皮和修建教堂的费用。这座教堂有一百英尺长，七十英尺宽，和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大小相当。它的建造是在热忱的氛围中进行的，所花的时间远比预期的短。教堂和地皮都由托管财产的管理人管理，特意留给对费城的民众有话要说的任何宗教的传教士使用。因为那本来就不是专门给某一特定的教派，而是给普通民众使用的；这样，即使是君士坦丁堡的穆夫提派遣一位传教士来向我们传布伊斯兰教，他也能找到一个随时可以使用的讲坛。
怀特·菲尔德先生离开了我们，他沿途布道去了佐治亚州。那里的殖民地刚开始不久，但是，那里的人不是勤劳刻苦、惯于劳作的庄稼汉，而是一些破产的商人及其家人和其他一些破产的债务人。那里的许多人都有懒散的习性，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定居在森林里，不会开垦田地，也忍受不了刚定居时的困难，大批大批地死去，留下许多无人照看的无助的孩子。看到他们悲惨的遭遇，怀特·菲尔德先生的慈悲心肠被触动，他有了在那里建一所孤儿院的想法。在孤儿院里，那些孩子能够填饱肚子，并受到教育。在回到北方的路上，他大力宣传那一慈善事业，凭借他雄辩的口才，对他的听众的心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就是其中之一。就这样，他筹集到了许多捐款。
我非常赞成这个想法，但是那时佐治亚州非常缺乏材料和工匠，有人提议以大量的成本把材料和工匠运送到那里去，但我认为那样还不如就在这里修建孤儿院，把孤儿领到这里来。我就这样建议了，但他执意要实施他的第一个计划，拒绝了我的建议，因此我拒绝了捐款。过了不久，我碰巧参与了他的一次布道，在他的布道过程中，我观察到他想以募捐结束他的布道，而我暗下决心：他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一分钱。当时我的口袋里有一把铜币，三四块银元，还有五块金币。随着他的布道的进行，我的心慢慢软了下来，决定把铜币捐献出去；他的布道再次打动我，使我感到只捐献铜币会很惭愧，就决定捐献银币；最后我看到他的布道结束得如此成功，而且令人钦佩，就把我的口袋里的钱全部倒入捐盘中去了，包括金币什么的。在这次布道现场，还有另一位我们社团的成员，他在佐治亚州修建孤儿院一事上赞成我的观点。他猜想此次布道要募捐，为了预防起见，从家里出来之前把口袋掏空了。然而，布道快结束的时候，他感觉自己非常愿意捐献，为此，他特地请求站在他旁边的邻居借一些钱给他。而那人恰好是人群中唯一一个没有被打动的。那人回答道：“我的朋友霍普金森，其他时候要多少我都可以借给你，但不是此时，因为你现在似乎有些不理智。”
一些反对怀特·菲尔德先生的人猜想他要把这些捐款用作自己的薪酬，但我非常了解他（他曾雇我印刷布道内容和日志等），从不怀疑他的诚实正直，我至今一直认为他是个十足的诚实之人。据我看，要是我为他做证应该比较有用，因为我们不属于同一教派。他确实曾为我皈依的宗教祈祷过，但他从未因为他的祷告已蒙垂听而感到宽慰。我们的友谊世俗而诚挚，持续到他去世。
下面的事例多少能说明我们之间的交情。有一次他从英国抵达波士顿时，写信告诉我说他很快要来费城，但是由于他的老朋友兼房主贝内泽先生已经搬去了日耳曼镇，这样他到了那里时就不知住哪里了。我回信说：“你知道我家在哪里。如果你能适应我家简陋的居住环境的话，我们真心欢迎你住我家。”他又回信说，如果我能那样招待他的话，基督一定会赐福于我的。我再次回信说：“不要误会，我不是看在基督的份儿上，而是看在你的份儿上。”我们的一个熟人开玩笑说，那些圣徒都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当接受了别人的款待时，总是把人情记在天上，而不说是自己领了情，而我却偏把人情记在了人世间。
我最后一次看到怀特·菲尔德先生是在伦敦，他向我请教关于他的孤儿院房屋的事宜，以及他想利用这些房子来开办一所大学的想法。
他的声音洪亮清楚，而且遣词造句非常了得，就算距离很远，也能够听得到他说的话，特别是不管他的听众有多少，他们都安静聆听。有一晚他在法院的一个阶梯上布道时（法院在市场街中间，第二街的西边，这两条街是直角相交的），两条街上相当远的距离全部站着他的听众。我站在市场街最远的地方，我想知道他的声音究竟可以传播多远，我就慢慢向后退到河边，发现直到我靠近前街的地方，他的声音还清晰可辨，到了前街，街上的声音才掩盖了他的声音。想象一下，那时一个以我所在的距离为半径的半圆，中间全部都是听众，我计算了一下，假定每个人占两平方英尺，那么三万以上的人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直到看见报纸上说他曾经在田野上给二万五千个人讲过道时，我彻底信了。古代历史上也有关于将军给全军士兵大声疾呼地演说的记载，我曾经质疑过，但现在我相信了。
我经常听他讲道，到后来我都能辨别出哪些是他新写的布道内容，哪些是他在沿途讲过多次的内容了。多次重复以后，他的布道内容中的每一个重音、强调、声音的语调都十分恰当，即使一个人对他布道的内容不感兴趣，也会因为听到他的演说而很愉悦，那种情绪就如听了优美的音乐而引起的快感。这是巡游的传教士比起相对静止的传教士在讲道上的一个优势，因为后者不能够通过这么多次的预演来提升他的讲道水平。
他不时发表的作品却大大地帮助了他的敌人。倘若是在布道时不小心说错了话，或者直接提出错误的意见，后面还可以加以解释，或者利用上下文关系加以限制，甚至可以直接否认。但是文字证据是不可磨灭的，批判家对他的作品猛烈抨击，他们的理由看似十分有道理，因此他的信徒越来越少了。于是我想他要是什么也没写、没发表，或许跟随他的教徒会更多，他的教派会更庞大，而且他的名声或许会愈加远扬，即使在他去世后。由于他写了一些东西，使得他什么也不是了，还降低了他的人格。如果没有写，他的信徒们可以想象他的一连串美德，由于他们对他热忱崇拜，因此他们会期望他具有这些品质。
我的生意越来越好，我的报纸后来利润丰厚，因为有好长一段时间它是这个州和邻近的州唯一的报纸，我的境况也越来越优裕。此外，我还悟出了这句话的真理：“第一次挣得一百英镑后，再去赚取一百英镑就更容易了。”钱本身是可以再生钱的。
在卡罗来纳州的合作成功了，我深受鼓励，提拔了一些表现良好的职工，在不同的殖民地以和在卡罗来纳州同样的条件给他们开设印刷行。他们当中大多数都干得不错，在我们的合同期限（六年）结束时，能够从我手中购买走铅字，继续自己经营，那样他们就可以抚养各自的家庭。一般说来，合伙常常会以争吵结束，但在这点上我很高兴，因为我和他们的合伙都是和谐地结束的，我想这大部分要归于我预先防止了误会的发生。在合同中，我明确写出合作双方应尽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利，因此不可能发生什么争执。在此我提醒所有要与人合作的人，要预先避免发生不愉快，因为不管是多么德高望重的合作伙伴，也不管订立合同时多么信任对方，日后都可能会因为对生意的照看和负责不平等而发生小小的猜忌和埋怨，最后以友情破裂还有合作关系结束而告终，更甚会有诉诸法律的情况，或者其他不愉快的后果。
总的来说，我对在宾夕法尼亚州开业这一点很满意。然而，有两件事让我深感遗憾：宾夕法尼亚州没有防卫队，没有一所教育青年的高等院校。换而言之，没有民兵，没有一所大学。因此，我于1743年提议建立一所高等院校。那时深受尊敬的彼得斯先生，一位牧师，正好失业，我认为他非常适合管理这所学校，便对他讲了这件事情。但由于一心想着为领主服务——那样可以赚大钱，而且已经成功找到一个职位——他拒绝了我的邀请。一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我就让这个计划暂时搁置。第二年，即1744年，我顺利提议并成立了一个“哲学研究会”。日后我的文集出版时，你们可以在其间看到我为成立那一学社而写的论文。
至于防卫问题，西班牙已经陷入与大不列颠的战争好几年了，最后法国也加入了战争，使得我们也处于危险境地。我们的州长汤姆斯曾长期致力于说服教友会控制的州议会通过一部民兵法，以及采取保证本州安全的措施，结果他的努力毫无结果。我试图在民众中间征募自愿的人成立民兵团。为促进人们加入，我首先写了并发表了一本题目为《平凡的真理》的小册子，在文中我强烈指出了我们处于毫无防备的境况，并说明，为了国防我们得组织和训练军队，并且保证，几天后将提议组织义勇军团队，广泛征募成员来加强国防。小册子立即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有人前来问我要填写志愿书，我和几位朋友商定后拟定了志愿书样本，然后我召集市民在之前提及的大会堂开了一个会。会堂挤满了人。我准备了很多志愿书，在整间屋子里都放有钢笔和墨水。我就此对他们做了宣传，都是关于国防的，然后给他们宣读了入队志愿书，再向他们做了解释，并把志愿书分发出去，大家都积极参加，毫无异议。
群众解散后，我们把志愿书收集到一起，发现大概有一千两百份。我们在全国分发志愿书，最后志愿加入的人达到一万人。这些人都尽可能快地自己配备好了武器，自己组成连或团，自行选出了他们的长官，每周集合一次，进行体力训练，还有其他军事训练。妇女们自己筹资买了绸制军旗，送给部队，旗帜上画着我提供的各种图案和箴言。
组成费城军团的各连军官在见面时推举我为他们的长官，但我自知不适合，拒绝了那个请求，并推荐了劳伦斯先生——一位品格高尚的、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随即被任命了。后来我又提议发行奖券，集资在城南修建一座炮台，并装上大炮。资金很快筹集足了，炮台迅速建成，城堞以圆木为边，中间填上泥土。我们从波士顿购置了一些旧大炮，但是这些还不够，我们给英国写信，要购置更多的大炮，同时，我们向我们的领主求救，尽管我们清楚获得的希望很渺茫。
与此同时，部队派遣我和劳伦斯上校、威廉·艾伦、亚伯兰·泰勒先生去纽约向克林顿州长借几尊大炮。起初他断然拒绝，但是后来我们与他的行政班子共进晚餐时，为适应那里当时的习俗，他们都喝了大量的马德拉白葡萄酒，他慢慢心软了，答应借六尊大炮给我们。接着他又喝了满满的几杯，把数量增加到了十，最后他仁慈地答应愿意让给我们十八尊。他借给我们的都是质量很好的大炮，连同十八座炮架，很快我们就运了回去，并装在了我们的炮台上。在战争持续期间，我随同军队中的其他士兵在夜间轮流在炮台处值班放哨。
我的这些举动受到了州政府和理事会的赞赏，他们把我当成密友，总是向我请教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有利于兵团发展的措施。为了获得宗教的支持，我向他们提议宣布择一日设为吃斋日，以便改进我们的军团，并祈求上帝对我们的事业的祝福。他们很赞成这一建议，但是由于宾夕法尼亚州以前没有斋日，所以州议会秘书找不到之前的参照文献，不知道应该如何起草这一文献。我在新英格兰（那里每年宣布一个斋日）所受的教育再次使我有了一定优势：我按照传统的格式起草文件，并被译成德文，两种语言都有印制，在整个州散布。这给了不同教派的教士影响他们的信徒加入军团的机会，如果不是因为战争很快就结束了，可能除了贵格会外的各派成员都已经大量加入。
我的朋友认为，我的这些举措可能会冒犯贵格会，我会在州议会里失利，因为州议会里大多数都是贵格会的人。有一位年轻绅士，他在州议会里也有这一类朋友，他想战胜我，自己做州议会秘书，就告诉我说他们决定在下一次选举时把我除名，而他，出于好意劝我辞职，他认为我保持声誉地辞职比免职要更体面些。我的回答是：我读到过或听说过，一位公务员从不会问谁要一个职位。当有人给他提供职位时，他也不会拒绝，这是他的原则。我说：“我赞同他的原则，而且我会更进一步。我绝不会主动要求一个职位，但也绝不会拒绝，更不会辞职。如果他们要把我的职位给另一个人，他们尽管来夺走，我是不会主动放弃的，那样就等于放弃了在适当时候报复我的对手的机会。”然而，在下一次选举中我又一致通过，依旧当选了。历任州长与他的理事会就军事准备问题上总是和州议会的意见相左，而州议会对这些问题很烦恼。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我近来与那些州议会成员走得很近，如果我自愿离他们远一点，他们会很满意。但是他们不能因为我热心于军团工作而把我除名，他们找不到其他理由。
我的确有理由相信即使不请求他们协助，他们也会支持国防建设的。我发现很多人——数量比我想象的还要多——尽管不赞成主动攻击，却很赞成自我防卫。就这一问题双方发表了许多赞成和反对的小册子，有些表示赞成的小册子是一些精明的贵格会会友写的，我相信他们所写的东西会说服大多数年轻的贵格会成员。
有一件关于我们的消防队的事，使我了解了贵格会中间普遍的观点。有人提议，我们应该支持建设炮台的计划，我们可以动用消防队的约六十英镑来购买奖券。我们的制度是，关于动用资金的提议只有在下一次会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消防队有三十名队员，其中二十二名是贵格会会友，只有八人是其他教派的。我们八个人准时出席了会议，尽管我们认为总有一些贵格会成员会支持我们，但是仍不能确定可以胜出。只有一位贵格会成员，詹姆士·莫里斯先生出席，他持反对意见，对这一提议的提出深表遗憾，因为据他所说，贵格会教友全部反对这一提议，这将引起争端，甚至可能导致消防队解散。我们告诉他说解散倒是不至于，因为我们是少数人，如果他们反对，投票时胜出我们，按照规定我们就要少数服从多数。讨论议案的时刻到了，有人提议进行表决。他允许我们按照规定走一遍过程，但是，因为他确信地告诉我们，好些成员都打算出席投反对票的，为公平起见，我们应该给他们一点点时间。
在我们就此争执时，一位服务员过来告诉我说下面有两位绅士想和我说话。我下去了，发现是我们的两位贵格会会友。他们告诉我有八位贵格会会友刚刚在附近的一个小酒馆里。他们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一定会出席会议，并投赞成票，但是他们请求我们最好不要叫他们来协助，因为如果他们投了赞成票，他们的长者和贵格会会友会责难他们。这样一来，我确定了这次投票我们会胜出，就上了楼，假装犹豫了一会儿，然后答应延迟一个小时。莫里斯先生认为这样做十分公平。不过和他一样持反对意见的人一个也没出现，他非常惊讶。一个小时结束后，我们进行了表决，结果是八比一，而且，二十二位贵格会教友，有八位都准备和我们一样，投赞成票，还有十三位缺席，很明显，他们不是要反对这一措施。后来我估计反对与赞成的比例应该是一比二十一，因为这些人全部都是贵格会的忠实信徒，在其中的声誉也很好，而且也清楚此次会议的议程。
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洛根先生，他一向是贵格会教友，他给其他教友写了一封信，表明他赞成防御性战争，而且有强烈的论据支持自己的观点。他给了我六十英镑用于购买修建炮台的奖券，而且指示说中奖了的话，要把全部的奖金投入那一事业。他告诉了我一个他以前的雇主威廉·佩恩的关于防御性战事的故事。他年轻时候，作为威廉·佩恩的秘书，跟着领主威廉·佩恩从英国过来。那时正值战争时期，他们的船只被一艘配有武器的船只追赶，估计是敌人的船。他们的船长准备防卫，但却告诉威廉·佩恩以及和他一起的贵格会教友，说他不需要帮忙，他们只要躲进船舱就好。除了詹姆士·洛根，他选择留在甲板上，船长命令他看守一尊炮。最后，由于料想中的敌人被发现是朋友，因此战斗没能打起来。当秘书到下面去报告消息时，威廉·佩恩严厉指责他，说他不应该留在甲板上，还参加保卫船只的工作，这与贵格会的会规相违背，特别是船长都没有要求出动之时。被当众责备后，这位秘书很是恼怒，回答道：“我是你的仆人，为何您没有命令我下来，但是在有危险之时您又愿意我留在上面帮忙保卫船只了？”
州议会里大多是贵格会会员，我在其中待了多年，常看到由于他们原则上就反对战争，所以当国王要他们批准发放军事补助金时，就出现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不愿直接抗拒而冒犯政府；另一方面，他们不愿违反他们的原则而顺从君王的旨意，因而触犯他们的朋友——贵格会大多会友。因此他们尽量找借口避免遵守这一类指令，而每当无可推脱不得不顺从时，他们又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假装顺从的办法。最终他们形成了一个惯常办法：把钱的用途标上“供国王使用”，但从不过问款项的具体用途。
但是如果不是国王直接要用，那么这个短语就不适合了，还需要其他的标注。比如，新英格兰政府需要火药（我想是为防守路易斯堡用的），就请求宾夕法尼亚州援助，汤姆斯州长极力主张援助火药，但是由于火药具有战事性质，州议会无法划拨资金买火药，但是他们表决出划拨三千英镑来援助新英格兰，款项由州长管理，用于购买面包、面粉、小麦及“其他粒状物”。有些参事想让议会更加为难，建议州长不要接受这一笔款项，因为它不符合他的要求。但是州长回答道：“我要接受这笔款项，因为我很清楚它的意义，‘其他粒状物’就是火药。”他相应地购买了火药后，他们再也不反对了。
在我们的消防队里，每当害怕我们提议购买奖券不能通过时，我就想到这件事情。我对我们的一位成员辛格先生说：“假如我们的提议不能通过，我们就把这一款项用于购买一辆消防车，贵格会会友不会反对那样做的。到那个时候，我们相互提名任命对方为购买消防车的监督人，再买一尊大炮，那当然也是一架‘火机’咯。”“我明白了，”他说，“你在州议会中这段时间以来，进步很大。你的双关语可以和他们的‘小麦和其他粒状物’媲美了。”
贵格会会友所承受的困境都是由于他们的一项原则：所有战事都是不合法的。一旦宣扬开这一原则，即使日后他们改变主意，也不能轻易将它解除。这使我想起另一个在这一方面更加谨慎的教派，那就是德美浸礼会。德美浸礼会成立后不久，我就认识了其创始人之一，迈克尔·福利。他向我埋怨道，有其他教派的信徒无端污蔑他们，说他们有令人厌恶的信条和惯例，而事实上根本没有此事。我告诉他说，新成立的教派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为停止这类污蔑，我想最好把他们的信条还有原则公之于众。他说他们当中也有人这么提议，但是没有通过，他说，有如下原因：“当我们首次作为一个教团聚集到一起，上帝启示我们，使我们看到了一些当初我们视为真理的教条其实是谬误，而其他一些我们认为是错误的教义，反而是正确的。上帝会不时指引，我们进一步改进了我们的教义，我们的错误慢慢减少。现在我们也不敢断言我们的进展已经达到极好的地步，或者我们的精神、神学知识已经很完善了。我们惧怕如果一旦公布我们的教义的话，就会感觉是被其束缚着，或许就不愿意继续改善；而我们的后继者更会如此，因为他们会把继承他们的长者的所作所为当成神圣的事情，绝不偏离。”
这样谦逊的教派恐怕是史上绝无仅有的，其他任何一个教派都认为自己的教派拥有所有真理，与之不一致的都是错误的。就像一个在雾中行进的人，他前面一段距离之外被雾包裹，后面一段距离以外和两边田野中的人们也是如此，然而靠近他的地方很清楚，而事实上他和其他人一样被迷雾包裹。为避免这种进退两难的事情发生，近些年，贵格会的成员渐渐拒绝州议会议员和地方行政官的公务性职务，宁愿选择放弃权利以保全他们的教义。
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说的话，我早就应该提这一件事。我于1742年发明了一种更好的给屋子取暖用的开放式火炉，又能节能：空气进来的同时就已经被加热了。我给我的一位老朋友罗伯特·格雷斯先生看了模型，他有一个翻砂厂，发现随着需求量的增大，浇铸这些炉子的铁盘可以赚很多钱。为了推广销路，我编写并发表了一本小册子，题为《就宾夕法尼亚州新发明的火炉的说明》：如何制造和操作这种炉子；比起现有的任何给屋子取暖的方法，这种炉子的优势所在；驳斥一切反对使用这种炉子的论证等。小册子的效果很好。汤姆斯州长非常喜欢小册子中介绍的火炉的结构，他提出要给我几年的专卖权。但是我拒绝了，因为我不想要专卖权，因为就这件事情我有一个原则，即由于我们从别人的发明中获得了许多便利，倘若我们能有一次机会以我们自己的发明来为他人服务，那将会是很愉悦的，并且我们应该无偿慷慨地把我们的发明与他人分享。
然而，伦敦的一位铁器商人从我写的小册子中僭取了许多内容，把它改装成了他自己的东西，把火炉做了一些反而影响操作的小小改变，在伦敦获得了专利，据我所知，他还因此富裕了起来。这不是唯一的一个别人从我的发明中获得专利的例子，虽然并非总是成功。我从不与他们争夺专利，因为我不愿意通过获得专利而赚钱，也不喜欢争端。在本州和邻近诸州，许多人家都使用了这种炉子，这为居民节约了不少木材。
和平到来了，因此军队的事情告一段落，我把注意力又集中于成立一所大学上。第一步是汇聚一些积极的朋友的想法，这些朋友中，“密社”中的朋友占很大一部分；下一步是撰写并发表一本小册子，题为《关于宾夕法尼亚州的青年教育的提议》。我在常住居民当中免费分发这些小册子，一旦我认为他们已经阅读过这个提议，并对此有了心理准备后，我就开始为开办和运转一所高等院校进行募捐活动。捐献的款项在五年内分五次支付，这样一来，我料想募捐数额会更大。而结果也确实是这样的，如果我没记错，数额达到了五千英镑。
在这一系列计划的序言中，我把这次募捐当做了诸多爱国绅士的计划，而非我一个人的。我一般不会把自己当做公益事业的发起人展现给公众。
为了尽快实现这一计划，捐款人自己从他们当中选出了二十四人作为财产受托人，并且任命那时的检查总长弗兰西斯先生，还有我，来拟定这一院校的管理章程。拟定好后，租了校舍，请了教师，我记得学校就在那一年（1749年）开始上课了。
随着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多，教室很快便不够用了。我们正在寻找一块位置适中的地皮，准备修建校舍。正当此时，上帝赐给了我们一所现成的大房子，只要稍加修改，便会很合我们的意。房子就是之前提到的由怀特·菲尔德先生的听众们修建的，我们是这样得到这所房子的使用权的。
需要注意的是，对这幢建筑捐款的是各个教派的人。提名这幢建筑和其地面的托管财产管理人时大家十分谨慎，避免任何教派占优势，因为害怕到时候有人会利用这种优势，罔顾最初的用意，把整所房屋留给某一教派使用。因此，每一教派都任命了一个人，即英国国教、长老会、浸礼会、摩拉维亚教等教会各任命一人。这些人当中倘若有人去世，就会再从信徒当中选举一个人来接替。碰巧摩拉维亚教的理事与其他教派的理事不和，因此他死后，大家决定不再选举摩拉维亚教的教徒做理事了。当时的问题是，以这种方法，如何在选举新理事时避免其他某一教派选举两个理事。
有好几个人被提名，但由于上述原因都未通过。最后有人提到了我，因为他通过观察得出我是个十分正直的人，不属于任何教派，以此说服了其他理事。当年修建这座会堂时的热情早就不见了，理事会无法找到新的捐款来支付地皮租金，以及其他与会堂有关的债务，这使得他们相当为难。此时我是两方面的理事（会堂和学院的）了，我有很好的机会与两个理事会商谈，最终使其达成了合约。会堂理事会把会堂托付给学院理事会，后者负责还债，遵照修建会堂的原意在大厅里空出一定空间供要布道的牧师使用，还要开办免费教育贫困青年的学校。双方订立合同，学院方要偿还债务，因此拥有房屋连同地基。我们把高大的会堂分成两层，每层又隔成若干间屋子作为教室，又另外买了一些地。整块场地不久就非常合我们的意了，学生都搬了进来。与工人订立合同、购买材料、监督等工作都落在了我的肩上。我很愉悦地进行着这些工作，因为那时这还并不干扰我个人的生意——我一年前和一位十分能干、勤勉、诚实的伙伴，戴维·霍尔先生合伙了，他已经为我工作了四个年头，我非常了解他的为人。他从我手中接过印刷铺的所有工作，按时付给我应得的利润。后来我与他合作长达十八年之久，对双方来说都十分成功。
不久，学院理事会从州长那里领到一张执照，组成了一个团体。来自大不列颠的捐款，还有领主们捐献的土地，使得他们的资金增长了，州议会迄今也捐献了不少。就这样，费城大学成立了。我一直是它的理事会成员之一，至今快四十年了。看到大量的青年在那所大学受到教育，由于他们提升了的才能而出众，在公共事业上是有为之人，为国增光，我十分欣慰。
如我前面所述，我从私人事业退出时，对我挣得的不多却足够的财富比较满意。我确保了我余生有足够的资金来满足哲学研究，还有消遣。我购买了从英国来这里演讲的斯宾塞博士的所有装置，较容易地完成了我的电实验。但是大众却以为我很闲了，抓住我要我为公众服务，政府的各部门几乎同时要我效劳：州长要我加入和平委员会；市政府选我做市议会议员，不久又选我做市政委员会委员；最后市民选举我为州议会议员，在议会中做他们的代表。我比较愿意担任后面那一职位，因为我已经厌倦了坐在那儿听别人辩论了——作为州议会的一个秘书，我根本就没有机会参与进去，有时这些辩论无聊得使得我在纸上画一些数字矩阵、圆圈，或者其他任何东西来自己取乐。同时我认为当州议员后，我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并不是说我对于这一职位的提升毫无感觉，当然那是很荣幸的事，因为考虑到我卑微的出身，对于我来说，那可是了不得的事情。让我特别高兴的是获得这种职位表明这是由于公众对我的自发的赞赏，全然不是我靠恳求得来的。
我试图做过一些和平委员会的事务，出了几次庭，也开庭听人诉讼过。我发现以我的这点法律知识，要做好治安推理的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慢慢脱离了这一职务，推托说我还得担任在州议会中的更重要的职务。每年我都当选州议员，连续十年之久，我从未请求哪位选举人投我的票，也从不直接或者间接表达任何我希望当选的愿望。在我当州议员时，我的儿子当了州议会的秘书。
第二年，我们将与印第安人在卡莱尔就一个协约谈判，州长给州议会送信提议说，议会得提名一些成员，与参事会中的部分参事一同组成谈判委员会。州议会指派了州议会议长（诺里斯先生）和我。我们奉命前去卡莱尔，与印第安人会了面。
由于这些人有酗酒的癖好，每当此时，就喜爱争吵，场面非常混乱，我们就严厉禁止向他们出售任何酒。当他们抱怨这一限制时，我们告诉他们假如在谈判期间他们能够保持清醒，我们会在谈判结束后给他们大量的糖酒。他们答应了，而且很守信，因为他们弄不到酒喝。谈判有序地进行了，最终达到了双方满意的结果。谈判结束后，我们如他们所愿给了他们糖酒。那是一个下午，他们男女老少有接近一百号人，就住在城外的一座临时搭建的方形木屋里面。晚上，听到他们当中发出了一阵巨响，委员们就走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我们看到他们在四方形木屋中间燃起了篝火，他们男男女女都喝醉了，争吵着，厮打着。仅借着昏暗的篝火的光，我看到他们黑糊糊的身体半裸着，手持火把相互追逐、打斗着，还伴随着可怕的叫喊声，这种场景像极了我们想象中的地狱。吵闹丝毫没有要减弱的迹象，我们就回去就寝了。半夜里，他们中好些人跑来擂我们的门，要更多的糖酒，我们没有理会他们。
第二天，他们意识到他们不应该打扰我们，于是派了三个酋长来向我们道歉。发言的人承认他们错了，但把错误推卸到糖酒的身上，接着又尽力宽恕糖酒，说道：“创造万物的神灵使得万物各有用途，不管他指定某物具有何种用途，那种东西都必须有那种用途。既然如此，当他创造出糖酒的时候，神说道‘让这东西给印第安人喝醉用吧’，我们就照做了。”确实，假如上帝的旨意是要肃清这类野蛮人，使他们让位于地球上的垦殖者，那么糖酒很可能就是上天注定的手段了。它已经使以前住在沿海区域的部落消失了。
1751年，我的一位好友，托马斯·邦德医生，想在费城开办一所医院（一个用意良好的想法，有人认为这计划是我想出来的，但是最初的确是他想到的），用于接治贫穷的病人，不管是不是本州的居民。他热心积极地努力为此搞募捐，但是这一提议在美洲是件新鲜事，最开始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就没怎么成功。
最后他来找我，恭维我说，他发现要成功实行公益事业的计划，没有我参与是不行的。“因为，”他说，“我去进行募捐活动的时候，人们时常问我：‘关于这件事情你有询问过富兰克林吗？他认为怎么样？’当我告诉他们我还没有向你咨询过（因为觉得那和你的职业不太相关），他们就委婉地拒绝了捐款，说他们会考虑的。”我询问了他的计划的性质和可能的用途，他给了我一个令我满意的回答，所以最后不仅我自己给这个计划捐了款，还热心地动员别人也募捐。并且，在进行募捐之前，我通过在报纸上发表于此有关的文章，努力使人们的思想对此有所准备。在这类事情方面，我常这样做，而这恰恰是他没有做的。
捐款后来更加积极踊跃了，但是后来又开始减少了，我发现如果州议会不帮忙的话，这些资金是不够的，因此我打算提议申请州议会补贴，并照此做了。代表乡村的议员开始并不赞成这个计划。他们反对说这所医院都是为市区中的人们服务的，因此市民应该承担此费用，而且他们疑惑市民本身是否一致同意此计划了。我的看法与他们相反，认为这一计划普遍受到市民的赞同，毫无疑问能够从市民当中集到两千英镑的捐款，他们认为我的想法是过高的期望，完全不能实现。
我的计划是建立在这样的情况之上的，我请求提出一个议案：将捐款人按照意愿分成若干组，并给予每个组一定的津贴，这一请求得到公认了。州议会考虑到，如果他们不喜欢，可以随时否决这一议案。我把重要的条款作为条件提了出来，即“经议会决定，将捐款人分成若干组，选定他们的理事和财务主管，通过他们的募捐筹集一定数额的资金（这些资金的年利息就将用于支付之前提到的医院里的穷苦病人的伙食、看护、治疗和药剂费用），也将再次给现任州议会议长证明，议长当依法签署并通知州斯库给该医院的财务管理员两千英镑，分两年付清，每年付一次，用于支付创办、修建等费用”。
此议案在这一条件下通过，因为之前反对州议会出钱的那些议员现在得知他们可以毫无花费便能换得慈善家的美名，就同意了此议案。在募捐之时，我们强调了该议案中有条件的许诺作为促进捐款的动机，由此每个人的捐款数额将会加倍，这样，这个附属条件在两方面都起了作用。捐款很快就达到了所需的数额，我们提议并获得了政府补助，这使得我们能够执行我们的计划。一座便捷美观的建筑很快就建成了。长期以来的使用证明了这一机构非常实用，并且至今还开办得很成功。在我的记忆里，没有任何政治策略的成功实施给我带来过这样的快感，或是在事后想起之时，我能很快原谅自己使用了一些策略。
大概此时，另外一位计划发起人，牧师吉尔伯特·坦南特，来请求我帮助他获得修建一座新教堂的捐款。这座教堂拟归他手下的长老会教友使用，那些人曾经是怀特·菲尔德先生的信徒。我不愿由于经常要求我的民众捐款而使他们不喜欢我，便果断拒绝了。然后他请求我列出一张名单，上面是凭我的经验认为慷慨和热衷公益事业的人。当别人在我的请求之下捐款后，又让其他需要钱的人对他们垂涎，我认为那不太合适，因此也拒绝那样做了。然后他请求我说至少给他一些建议吧。“那我倒愿意，”我说，“首先，我建议你对所有你认识的可能捐款的人说这个计划。然后，给那些你不确定他们是否会捐款的人说明此计划，并给他们看已经捐款的名单。最后，别忽略那些你确信不会捐款的人，因为有些人并不是你想的那样。”他笑了，并谢过我，还说他会听取我的建议的。他这样做了，他向每一个人募捐，结果捐款数额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他用这笔钱在拱门街修建了一座宽敞典雅的教堂。
尽管我们的城市规划得整齐美观，街道宽阔而笔直，并以直角相互交错，但是却因为长期未整修而不妙：下雨天，沉重的马车的轮子使路面成为泥潭，很难前进；天气干燥时，尘土又漫天飞扬。我曾住在泽西市场附近，每当看到居民们蹚着泥水购买食物时，就备感心酸。后来终于有人在市场中间的一长条地方铺上了砖块，这样，一旦他们进入了市场，脚下的路就是稳固的，但是去市场时他们的鞋面上全是泥。我就此跟人讨论过，还就此写了文章，最后我终于看到，在市场和居民住宅之间的人行道铺上了石板。在一段时间里，这石板路面使人们很容易就去市场了。但是街道的其他地方没有铺，每当马车经过时，车轮扬起的尘土又落在石板上并堆积起来，不久石板路面又满是泥土，又没人清理，因为当时城市里还没有清洁工。
几经询问过后，我找到一个贫穷但勤劳的人，他愿意通过每周清扫两次，并把每户人家门前的垃圾清理走，这样负责保持路面清洁，每户每个月付给他六便士。然后我就印刷了一张纸给邻近的居民，说明出一点资就可以获得的巨大的益处：更轻松地保持房屋清洁，人的脚不会再把泥土到处带起；商店也会由于顾客更容易走进商店而客流更多；而且在刮风的天气，不会有灰尘吹到他们的货物上面，等等。我把这种宣传纸各家发了一份，一两天之后四处看了看有哪些人家愿意出这六便士。结果他们全部都签了，不久就很好地实行了。城市中的所有居民都对市场周围路面的整洁很满意，这给大家都带来了方便，而且这使得大家普遍期望所有路面都铺上一层材料，大家更加愿意为此出资。
不久我拟了一个把整个城市的路面都铺一遍的议案，并在州议会中提了出来。那是在我去英国之前（1757年），直到我离开后才通过，当时估定数额的方法有所改变，我认为那不太好。但是除了铺路以外，还有关于路灯的条款，这是很大的改进。是一位已故的普通百姓，约翰·克利夫顿先生，他在家门外放了一盏灯，给了人们用路灯照明这一想法的启示。有人认为路灯的提出者是我，但那的确属于那位先生。我仅仅按照他的例子，只是在灯的形状方面做了改进，改造后的灯与起初我在伦敦买的球状灯有所差别。伦敦提供的球状灯在以下方面不是很方便，空气不能从下面进去，因此烟不能很快出去，而仅仅在球状灯泡内旋转，很快就黏附在灯壁上，不久就会挡住灯泡发出的光。此外，假如每天都要把灯泡擦拭干净的话很麻烦，一不小心就会把它们碰碎，使得它们毫无用处。因此，我建议用四块平整的玻璃围在灯泡周围，上面带有长烟囱来排走烟雾，下面有缝隙可以让空气进入，填充排走的烟雾的空间。这样，灯就可以保持洁净了，不会像伦敦的灯泡在几个小时内就变得灰暗，而是一直保持明亮直到天明。即使一不小心擦坏也仅仅是一块玻璃，很容易修理好。
我有时就想，福克斯克花园里的球形灯能利用下面的小孔来保持干净，为何伦敦人不从中得到启发，也学着在他们的路灯灯泡下面造一些孔。他们确实这样做了，但是，他们路灯下面的孔是别有用途的，即用亚麻线穿过这些孔，这样就能很快把火焰引到灯芯。而另一用途，引进空气，似乎他们没有想到。因此，每当路灯亮起几个小时以后，灯光就变得暗淡起来，伦敦街道的照明情况就很糟糕了。
说起这些改进，我想起我在伦敦向福瑟吉尔博士（他是我认识的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也是公益事业的伟大推动者）提出的一个建议。我看到晴天人们从不打扫街道，尘土被带得到处都是。但是一下雨，尘土就变成了泥土，深深地陷在人行道上，除了穷人用扫帚开出的一条小道，根本就过不了。后来人们费力地把泥土收集起来扔进上头敞开的马车里，但是车子上下颠簸，道路两旁还是会撒上泥土，这让行人很是烦恼。人们不扫道路上的灰尘的原因是，扫起的灰尘会飞进商店和房屋内。
一个偶然事件使我知道，打扫街道其实花不了多少时间。一日早晨，我在我位于克雷文街道的家门口，看见一位穷苦的妇女拿着一把白桦枝做的扫帚，在扫我门前的人行道。她看上去苍白虚弱，像是大病初愈的样子。我问她是谁雇用她去扫那里的，她说：“没人雇用我，但是我很穷，就去扫有教养的人家门前的地，希望他们能给我一点钱。”我请她把整条街都打扫干净，许诺然后我就会给她一先令。当时是九点，而十二点时她就来领这一先令了。看她开始时很缓慢，我很难想到她那么快就打扫好了。我叫我的仆人去检查扫得怎么样，他回来说整条街都扫得非常干净，所有尘土都放在中间的街沟当中，一下雨泥土就会被冲走，这样，人行道，甚至阴沟都会变得很干净。
这样我就明白了，既然如此虚弱的一位妇女能够在三个小时内扫完这么一条街，那么一个强壮的男子很可能只需要一半的时间。我在此要提出，在狭窄的街道上，如果只有街道中间一条排水沟，会比人行道旁一边一条更加方便，因为当整条街上面的雨水从两边向中间汇合时，水流的力度足够强，可把所有遇到的泥土都冲走。但是如果分成两条排水沟，水流的力度很弱，一条也清理不干净，只会使泥土遇到水后，在马车车轮和马蹄下飞溅到人行道上，使得人行道路面泥泞不堪，有时还会溅在行人的身上。我与那位善心的博士交流的提议如下：
为了更有效地打扫和保持伦敦与威斯敏斯特的街道，我提议与几个值夜人签订合同，让他们在晴天时扫除尘土，在雨天里把泥土耙干净，每个人负责巡视他的区域里的几条街道和巷子。他们得配备扫帚等清洁用具，由他们自行保管，放在一定的位置，以便他们雇用穷人扫街使用。晴天就在商店和窗户打开之前，把灰尘扫成距离合适的堆，并用有盖子的车子把所有尘土运走。
泥土耙来不能堆积在路上，以免再次被车轮和马蹄带起来。清扫工配备有若干车辆，其车身不是高高地装在车轮上，而是低低地装在滑盘上，下面是格子底，这样盖上稻草，泥土就会一直在里面，而且还能够让水（水占据大部分重量）从中渗漏下来。这些车子放在适当的距离处，泥土将用手推车运到车子那里，车子将停在原地等水排干，然后再用马匹把泥土运走。
后来我还怀疑过提议后面的部分的可行性，由于有些道路非常窄，放置泥车可能会占去大部分通道。但是我还是赞成前一个，就是要求在商店开门之前把泥土扫起来运走，这对于白日较长的夏天是非常可行的。因为，有时早晨七点走过河滨街和舰队街，看到虽然天已经亮了，太阳已经升起三个小时，我却看不到哪怕一家店铺开门。伦敦的居民宁愿选择过烛光照亮的生活，白天睡觉，却常常抱怨烛税和蜡的价格过高，真是好笑啊。
有人认为这些小事不值得注意或插手，而且他们认为尘土仅仅会吹入某一个人的眼睛，或者某一家店，这没有什么要紧的。但是这在人口集中的城市当中是非常常见的。这种事情经常发生，这就会造成一定的后果，使得这件事就不再是小事了，或许那时他们就不会严厉地非难那些注意到看似细微的事情的人了。人类的福运并不是那些极少发生的幸运带来的，而是那些日常生活中的便利带来的。因此，如果你教会一个贫穷的年轻人自己修面，并把自己的剃刀保养好，这些给他的生活带来的福运胜于你给他一千几尼。钱很快就会用光，只剩下愚蠢地花掉了钱的懊悔。而如果教会他自己修面，可以免去等待理发师修面的烦恼，和有时不干净的手、理发师烦人的口腔异味以及钝刀可能带来的痛楚。他可以选择在最方便的时间自己修面，而且整天可以因为使用卫生的工具修的面而心情愉悦。带着这样的想法，我写出了前面几页，虽然可能有点冒昧，但我希望它的内容能有一些启发性的东西，有时候或许对这座我喜爱的城市（我已经在这座城市里快乐地生活了好几年了）有点用处，而且，对我们美洲的某些城镇可能也有用。
一段时间以来，我被美洲的邮务总长委任为他的会计检查员，职责是管理几个邮局并监督邮局的职员。1753年他去世了，我和威廉·亨特先生继承了他的职位，一同被英国邮政总长任命为美洲邮政总长。迄今为止，美洲的邮局从未向英国的邮局缴纳过什么。如果能够从邮局的盈余中获得足够数额的钱，我们的年薪将有六百英镑。要想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做一些改进。其中有一些最开始难免很费钱，以至于在开始的四年，邮局欠我们的年薪超过了九百英镑，但是不久邮局就开始偿还我们了。直到我被英国政府的大臣们莫名其妙地免职（后面我还会讲述）时，我们使得邮局给国王的供奉比爱尔兰邮局的高出三倍有余。自从把我免职后，他们一分钱也没有得到过。
邮局的事务使我去了一趟新英格兰，那里的剑桥大学主动授予了我文学硕士学位。康涅狄格州的耶鲁大学之前也给过我这样的荣誉。这样，我没有在任何大学学习，却获得了来自这些学校的荣誉。他们赠予我学位是由于我在自然哲学中电方面的改进和发现。
1754年，与法国的战争风云再起，各殖民地委员在贸易委员会的命令下在阿尔巴尼集会，与印第安人“六个民族”的酋长商讨如何防御彼此国境的问题。汉密尔顿州长收到此命令后，就告知了议会，要求他们准备适当的礼品，好在开会时赠予印第安人，并且提名议长（诺里斯先生）以及我，连同汤姆森·佩恩先生，还有州议会秘书彼得斯先生作为代表宾夕法尼亚州的委员。尽管议员们不愿意在宾夕法尼亚州以外进行谈判，议会还是通过了此提名，也提供了礼品。我们大约在六月中旬与其他代表会面了。
在我们去那里的途中，我提出并拟订了一个把所有殖民地都团结在一个政府之下，以便防卫和实现其他重要共同事业的计划。经过纽约时，我把我的计划给詹姆士·亚历山大先生还有肯尼迪先生（两位在政事方面学识渊博的绅士）看了，他们的赞同使得我在会议上冒险提出此计划的决心更加坚定。结果好些委员们都有类似的计划。我们首先讨论了一个前提问题：该不该成立一个联邦。这一点在会上被一致肯定。然后，我们任命一个委员会（由每一个殖民地各派一位代表组成）商讨关于联邦的各种计划并做出报告。我的计划碰巧比较受欢迎，被采纳，并做出了一些修改。
根据这一计划，联邦将由总统一人管辖，总统由英王任命并听任其指挥。内阁会议的会员由各殖民地州议会中的代表选举。这样的讨论每天都在与印第安人的事宜同时进行。克服重重困难与反对意见之后，计划终于一致通过了，并把抄本送至贸易委员会和各州的州议会。这一计划的结局很奇特：各地州议会不赞成这一计划，因为他们都认为联邦政府的特权太大了；但是在英国，人们又认为这个联邦政府太民主了。
因此贸易委员会也不赞成这个计划，也没有提请英王批准。但有人提出更好的计划，说那个计划更适合。按照此计划，由各州州长和其各自的参政会的部分成员商量练兵和修筑炮台等事宜，所需的费用由大不列颠的国库先垫付，后由议会向美洲征税来偿还。我的计划及其理由可以在已经发表的政治论文集中找到。
那年冬天我在波士顿，和雪莱州长就这两个计划谈论了许多。我们之间的部分谈话内容也可以在这些政治论文中找到。人们用不同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理由来反对我的计划，使得我都开始怀疑那是否真是个好办法。时至今日，我依旧认为如果当时采用了我的计划，对大西洋两岸都是好事。那些殖民地足够团结，能够保卫自己，就不再需要英国的军队了。当然，后来的向美洲征税，还有因此引发的血腥争斗，都可以避免了。但是这一类错误不是第一次了，历史上有许多由国家和君王造成的错误。
环视这适合居住的世界，
知其利益或知道去追求的人是多么少！
那些执政的人，手中的权力很大，考虑和实施新的计划一般都嫌麻烦。因此优秀的公众议案很少是经过深思熟虑而被采用的，反而大多是被时事逼迫才采纳的。
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把我的计划交给了州议会，还表达了他对此计划的赞同：“在我眼里，此计划判断明了，有理有据，因此推荐州议会仔细严谨地考虑。”然而，在我缺席之时，议会在某位成员的操纵之下讨论了这一计划，而且不加考虑，草率地否决了该计划，我认为很不公平，而且很伤我的感情。
那年在去波士顿的途中，我在纽约遇到了我们的新州长莫里斯先生，他刚从英国回来，我和他之前很熟。他听从委任来接替汉密尔顿先生，后者厌倦了领主对他的束缚，辞了职。莫里斯先生问我，是否他也会像之前那位州长那样遇到不愉快的行政任职生涯。我说：“你不会，相反，如果小心别与州议会发生争执，你将会有很顺利的任职生涯。”“我亲爱的朋友，”他说，“对于避免争端，你有何建议呢？你知道我好争论，那是我的乐事之一。然而，为了表明我对你的建议的重视，我会尽量避免的。”他喜欢争辩倒是情有可原的，他口才好，是个机灵的诡辩家，因此在争论性的对话中他一般会获胜。他在这方面从小就受过训练，据我所知，他的父亲常常饭后坐在桌旁，让他的孩子相互争辩作为消遣。但是我认为那样的训练是不明智的，因为，据我观察，那些好争辩、抗辩和辩驳的人通常在事业中都会倒霉。虽然有时也会获胜，但是他们从不招人喜欢；人们的喜爱对他们其实更有益处。后来我们分开了，他去了费城，而我去了波士顿。